顺治时期的制钱生产与流通

秦慧颖（中国钱币博物馆）

顺治时期的制钱生产与流通

秦慧颖（中国钱币博物馆）

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以前就铸有钱文以资民用。努尔哈赤于公元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称汗登位，建立“大金”，建元天命，铸有满文的天命汗钱和汉文的天命通宝。公元1626年（明天启六年）皇太极继后金汗位，次年改元天聪，铸有满文的天聪汗钱。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当年十月福临继皇帝位，纪元顺治，同年“置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铸顺治通宝钱”，每文重一钱，宝泉局所铸之钱“解交户部库，配银给发兵饷”，宝源局所铸之钱“解交工部节慎库，以备给发各工之用”。在福临登基之前，宝泉局就已利用“库贮铜铅铜器”于顺治元年五月开铸顺治通宝。

户工二部的宝泉宝源局在文献记载中也常被称为京局。除京局鼓铸之外，户部还将顺治通宝的样钱颁发各省、镇，“有应需鼓铸者令定议开局”，鼓铸制钱。顺治元年共铸制钱71 663 900余文。

一京局与江南钱局鼓铸并重

1.顺治年间铸局的分布

清代铸钱，钱局的分布前后有比较大的变化，顺治年间钱局的设置，无省城之限；从康熙朝开始，除云南、贵州、回部外，各省如若铸钱，都只在省城开设钱局。

这一是因为清初沿袭明代旧制，二是因为战争的需要。顺治初年沿袭明代旧制，除京局铸钱外，省、镇也都设局铸钱。“国初尚沿明旧制，其蓟、宣府、大同、延绥四镇，明代在九边之列”，宣府、大同、延绥、密云、蓟与临清“并为重镇，故特置钱局”。京局之外的铸钱，从顺治二年二月大同、密云二镇鼓铸开始，当时清朝的统治还在长江以北，所以最初开铸的外省多集中于北方，顺治二年山西、陕西两省先行鼓铸。之后随着清军的铁蹄南下，清朝统治的版图也由北向南逐渐推进，钱局的设置也遍及全国，据《清会典事例》记载，顺治年间开设的钱局有大同、密云，宣府、延绥、蓟州、荆州、盛京、山西、陕西江南、广东、河南、湖广、江西、甘肃、福建、浙江、山东、云南、临清、常德、阳和、武昌、襄阳、郧阳、莱州这些钱局时开时停，其中以江南钱局最为重要。

2.京局与江南钱局鼓铸并重

综观顺治一朝，除北京的宝泉局、宝源局鼓铸外，最为重要的就是江南省的鼓铸。

江南作为当时最富庶的地区，是清朝最为重要的钱粮来源地，兵部右侍郎金之俊有言“西北粒食全取给于东南”顺治二年五月，清军开进南京城，弘光小朝廷宣告覆灭，南京的攻克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意义非凡。六月“以南京平定上御殿，摄政王多尔衮率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群臣，上表，行庆贺礼。是日遣户部尚书英俄尔岱，告祭圜丘，礼部尚书郎球，告祭方泽，吏部尚书巩阿岱告祭太庙，内大臣何洛会，告祭社稷圜丘。……南方遂定，此皆上天默佑之所致也。”

清朝统治者对南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认识清醒，“南京为江南根本之地，绾毂十省”，“江南既入版图，天下一统”因此在南京的职官设置与别省不同，相应的其钱局设置也不同于他省。顺治二年闰六月“南京著改为江南省，设官事宜，照各省例行，但向来久称都会，地广事繁，诸司职掌，作何分任，听总督大学士洪承畴到时妥酌奏闻。”三日后，下令“改应天府为江宁府，府尹为知府”

明代南京就设有宝源局鼓铸铜钱，顺治时由于江南省的重要地位，江南钱局在江宁于“顺治叁年陆月开铸”与他省一地只开设一局不同，清政府在江宁开设了三局厂，“江宁省向设宝源、开通、广铸叁局厂”，“各设贰百炉”共设炉600座。除京城宝源、宝泉局外，江宁所属钱局是顺治一朝鼓铸规模最大的。

江南钱局除了局厂数，设炉数大大高于其他省、镇，其获得的铸息也大大超出他省，与京中宝泉局不相上下。宝泉局，顺治元年五月开铸，顺治元年至顺治七年终止，获息银壹佰壹万贰仟陆佰柒拾壹两玖钱，顺治八年获息银捌万玖千贰百捌拾陆两捌钱。江南钱局，顺治三年六月开铸，顺治三年至顺治七年终止，获息银玖拾叁万捌佰柒两陆钱，顺治八年获息银柒万贰千壹百叁两壹钱从顺治元年到八年的情况来看，江宁钱局每年鼓铸所获铸息与宝泉局在伯仲之间，可推断出二者的铸钱量相差无几，其数量大大高于其他钱局。

3.江南钱局的管理模式

江南钱局不仅是在规模、铸钱量、铸息数上与京中宝泉局分庭抗礼，在管理模式上也与他省不同，一是最初由户部官员直接管理，二是节制数省鼓铸。

由户部直接管理。顺治三年二月“吏部议覆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疏言，江南改京为省，一应设官自当与各省一例。应如所议。……其部院等衙门，俱应裁去。惟户兵工三部，以军务方殷，兵马钱粮船艘为重，应于北京三部中，差满汉侍郎各一员，驻劄江南省城，协同经理。户部设司官六员，兵工二部，设司官各四员，皆隶衔北部、分理其事。从之。”因此，江宁钱局开铸之初其管理就与别省不同，他省鼓铸自行管理，江宁钱局则由驻扎江宁、总督江南各省粮储、兼理钱法的户部侍郎，“奉敕专理”，即江南鼓铸由中央直接管理。

顺治八年三月，江宁的户部侍郎奉命裁撤，江宁钱局的鼓铸事宜才“事归督抚”。但江宁钱局的鼓铸规模仍突出于他省，具有特殊地位。顺治八年十月，因铸钱亏本，中央减撤各地钱局，只有江南各省获得了与京城宝泉局相同的对待，户部议定“宝泉局与江南各省各设炉壹百，其各省于布政司各设壹局，每处设炉多不过伍拾座，其临清、蓟、密、宣府、阳和、郧、襄、荆州、常德、南赣等处，悉行停止，意谓可无壅塞之虞矣。”直到康熙初年，整个江南省的鼓铸还是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如康熙元年只保留京局和江宁钱局的鼓铸，“停各省镇鼓铸，止留江宁府局，时以铸局既多，钱价过贱，户部议准停止各省镇鼓铸，唯听宝泉宝源两局制钱流通行使，江宁为驻防重地，其局仍令暂留。”康熙七年九月，又命江南苏州府开炉一百座鼓铸制钱。

节制数省鼓铸。由于总督江南各省粮储兼理钱法的户部侍郎驻扎江宁，除专门管理江宁钱局外，周围数省鼓铸也归其节制，形成了以江宁钱局为核心的鼓铸模式。有清一代，各省鼓铸的样钱都来源于京城宝泉局，只有顺治一朝有所例外。由于江宁钱局的特殊地位，它也铸造样钱向周围数省颁发。顺治三年户部右侍郎马鸣珮就“将江宁府开通厂铸出制钱颁发湖广布政司，督令委官料理，照式鼓铸”。

户部侍郎对江南各省铸钱有督催、监管之责。顺治三年，户部右侍郎三月之内五次督催湖广布政司鼓铸制钱，但未能有效，于是据实上奏，请议处负责铸务的湖广布政司左布政南洙源，以儆效尤。南洙源因此被降两级调用。

监管之责，除专管的江宁鼓铸外，江南各省如湖广、浙江等省的铸务，包括用过铜料、炭罐、炉匠工食，并铸出制钱、获过铸息数目，都要先行报到户部侍郎处，再由户部侍郎开送户部查考。

总之由于统一全国的需要，顺治一朝钱局的设置与后代不同，除京师、各省城外，多个镇、府、州，设有钱局开炉鼓铸。同时由于江南所具有的重要政治、经济、军事地位，江南省的鼓铸突出于他省，尤其是顺治八年以前，江南省江宁府的鼓铸不管是从设炉规模、铸钱数量、获息数目，以及节制他省来看，实际上形成了与京城宝泉宝源局遥相呼应的、一北一南两个全国的鼓铸中心。

二顺治朝鼓铸对于军费的补充

清军入关后，虽定都北京，但仍然面临大顺军、大西军、南明三股势力的挑战，为了统一全国，顺治一朝，战火连绵不断，当时的江宁巡抚张中元就说到“自我兴朝开国以来，东征西讨，无日不用兵无处不需饷”。军费开支成为国家最主要的财政支出，顺治九年，时任户部左侍郎的王永吉在上奏中提到，今查六省十五镇，军费“总算本折约共用银八百五十余万”，同年，礼科给事中刘余谟在《敬陈开垦方略》一疏中，也谈到全国“钱粮每岁入数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九千余两，出数一千五百七十三万四千余两，现在不敷银八十七万五千余两，其中各省兵饷一年该银一千三百余万，各项经费不过二百余万，是国家财赋大半尽于用兵”。

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军费来源成为清政府的当务之急，“方今事之最急者，莫大于兵饷”。而顺治中期以前的鼓铸，从京局到地方钱局都能获得较高的铸息（即铸币收益或利润），鼓铸制钱所获利润成为军饷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补充。在这一背景下，当时的政府官员，从中央到地方，在谈到有关设局铸钱的问题时，其核心思想就是“鼓铸生息，以裕军需”，而“便民利用，流通贸易”则不是其关注的焦点。

京局和各省、镇钱局节年鼓铸所获钱息，都要按年奏销，以资兵饷。如江南钱局从设立之初，就按照户部要求“清报铸局本息，以佐军需”，“当此国家开创之初，军务繁兴，各省财赋全赖藩司清理”。官员鼓铸不力，则会受到惩处，湖广左布政使南洙源，就因鼓铸不力，被降两级调用。当时总督江南各省粮饷兼理钱法的户部右侍郎马鸣珮认为，“惟裕国之道首先理财，臣谬承江南各省钱法之责，以生息为急务，期足国用，宽恤民力，日夜匪懈，尚不能报圣主于万一也”

当时的官员在上报本地铸钱情况时，谈得最多的就是“恭报钱息，以资军饷”。如顺治四年，陕西巡抚雷兴所奏鼓铸题本就是“为恭报钱息，以资军饷事”。河南巡抚吴景道在请开鼓铸的题本中提到，“看得鼓铸制钱，不惟泉货流通，有便于民，而计本生息，实有益于国”。高斗光在驻防荆州时，就经理荆州鼓铸，升任偏沅巡抚后，又亟请开湖南鼓铸，目的就是为了“以济军饷，以纾民力”。他认为在历经战乱，地方萧条，钱粮半未开征的情况下，要想足国裕民，舍鼓铸别无长策，政府有壹分生息，便可宽纾壹分民力，有壹镇之兵，便开壹镇之局，各就其所铸制钱，以佐粮饷之不时。

“今臣至长沙，所历郡县，颓垣坏壁，萧条不堪，有司半未开征，臣展转思维，足国裕民，舍鼓铸别无长策已。何也？泰平之时，国有常赋，民有余财，不烦督责，所入自足以供所出，何必谆谆言鼓铸乎！惟兹兵寇残破之后，百姓逃亡殆尽，所存孑遗，物力几何，能当旁午之征输乎！有壹分生息在官，便有壹分宽纾在民，此总理钱法我朝特隆其任，意盖深远已。况湖南今岁大水，衡阳壹带尽属淹没，新入版图之区，可不筹所以苏息之乎！故鼓铸壹节，在往时尤可缓，而在今日则必不可缓也。在今日为急务，而在湖南之今日尤为急务也。且行之有数善焉。近产铜之地，铜铅稍贱，出息必多，壹善业。山僻之民，不习私铸，财源益浚，贰善也。有壹镇之兵，便有壹镇之局，各就其所铸，以佐粮饷之不时，既免挹彼注此之劳，又无偏枯底滞之病，叁善也。”

即使一些地方钱局所获铸息不多，但时任长官仍是肯定鼓铸对军需有所裨益。山西巡抚祝世昌在奏报顺治五年山西鼓铸所获铸息时说“虽亦获利不多，当此军兴孔棘之时，得一分有一分之用，留以接济兵饷，亦可少佐万一耳。”接任的山西巡抚刘弘遇在谈到铸息时也说“但此兵荒之际，需饷维艰，虽涓滴无济河海，亦可少资急用耳。”四川自顺治三年十月至八年三月，共出钱息九万余两，总督山陕四川等处粮饷兼理钱法的王来用认为，钱息“虽涓滴无济于沧海，亦系军需之一助也。”顺治后期，云南初服，开局鼓铸后，省城之炉获息不过一万余两。但因云南“兵饷以千万计”，户部尚书王弘祚，建议云南“炉座之宜多设也”，他认为“官山煮海天地自然之利，从古善理财者，不外屯田鼓铸盐法三事”，云南已获铸息虽不多，但“鼓铸之裨益军需，已有成效矣。况铜产于滇省，自当招商开采，广设炉座。如每年获息二十万两，即可省外解协饷二十万两，以本地自有之利，养见在驻防之兵，为力不劳，而收效甚捷，上有裨于国用，下无病于民生，此今日生财之要道，请敕平西王该督抚诸臣，速为，讲求用助军兴之急著也”

顺治中期以前从中央到地方，各地铸钱都能获得较高的利润率。

宝泉局：

顺治元年五月开铸，至顺治七年，共获息1 012 671两；

顺治八年，获息89 286两；

九年，获息83 667两；

十一年，获息54 285两；

十二年，获息45 125两；

十七年，获息8 982两。

江南钱局：

三年，获息140 600余两；

四年，获息333 000余两；

五年，获息188 000余两；

六年，获息151 000余两；

七年，获息116 625两1钱1分4厘，共铸出制钱308 170 464文，值银308 170两4钱6分4厘，共用过本银191 545两3钱5分；

八年，获息72 103两1钱7厘，四月至年终，铸出制钱198 133 147文，值银198 133两1钱4分7厘，共用过本银126 030两4分；

十年，获息25 073两3钱3分7厘，共铸制钱77 062 587文，值银77 062两5钱8分7厘，共用过本银51 989两2钱5分；

十一年，获息14 352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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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京局、江南钱局常年开铸外，其他省、镇和地方钱局时开时停，但在顺治中期以前都能获得较高的铸息。

陕西顺治三年，铸钱利润高达百分之四十多，三年七月至九月，共铸铜钱32 101 800文，值银45 859两7钱1分4厘2毫，内除所用铜铅料物、匠役工食银25 322两4钱，又支过钱局吏快等役共食并该道纸红银，共335两6钱1分9厘6毫，实在出息银20 201两6钱9分4厘6毫利润可观。

山西顺治五年，获息4 972两；七年，获息7 307两；十年，获息12 809两。

四川，顺治三年十月至八年三月，获息91530两。八年正月至三月，铸铜钱21984200文，值银21984两2钱，用过工本等项银17488两5钱9分2厘8毫，出息银4495两6钱7厘2毫。

福建，顺治六年，冬季第一铸起，至今九年夏季第二十铸止，获息34 621两。

临清，顺治二年五月开铸，至七年，获息55705两；八年，获息13832两，十月停炉。

密镇钱局，顺治二年五月开铸，至七年十一月移铸蓟州止，获息19 497两；七年十二月至八年十月停炉，获息2 042两。

蓟镇钱局，顺治七年十二月开铸，至八年十月停炉，获息1 991两。

阳和钱局，七年二月开铸，至年底，获息5 612两；八年十月停炉，获息8 083两。

宣府钱局，顺治元年十一月开铸，至七年，获息72 100两；八年十月停炉，获息6 945两。

郧襄钱局，顺治五年十月开铸，至六年十一月止，获息11 453两；七年十一月至八年十一月停炉止，获息9 962两。

荆州钱局，顺治五年四月开铸，至七年六月，获息10 740两；七年十二月至八年七月，获息6 080两。

延绥钱局，顺治三年六月开铸，至四年四月，获息2 648两。

大同钱局，顺治元年十月开铸，至五年六月，获息118 326两。

甘肃钱局，顺治四年六月开铸，至九月，获息1 641两。

云南（顺治十七年左右），省城，一年获息12 896两，大理府下一年获息银19 491两。

从以上各省鼓铸的获息数目可以看出，顺治中期以前，京局及各地钱局鼓铸数量和利润率都较高，因此所获铸息可观，尤其是京局和江南钱局，这些铸息收入成为军需之重要补充来源。顺治中期以后由于诸多原因，中央和地方，铸钱数量减少，利润率降低，各钱局减炉或停炉，致使铸息大大降低，对于军需的补充也就杯水车薪了。

三顺治朝铸钱所面临的问题

1.前代废钱之搀杂行使

明代虽是白银盛行的朝代，但多数皇帝都有铸造铜钱，其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就铸有崇祯通宝，且版式复杂，明末诸王也都曾铸钱。清军入关后，南明数个政权都铸有铜钱，福王铸弘光通宝，唐王铸隆武通宝，永明王铸永历通宝。此外李自成铸永昌通宝，张献忠铸大顺通宝。虽然有官铸铜钱，但实际上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尤其是宋钱。

因为前朝旧钱以及南明及农民军铜钱的存在，顺治一朝，直至康熙前期，旧钱的搀杂行使始终是制钱流通所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当时的中央政府对于前朝废钱的态度，是逐渐收紧，先是顺治三年户部议定禁用前代旧钱，但崇祯钱可暂行，“户部奏言制钱渐广，旧钱日贱，应概革不用。惟崇祯钱暂许行使，其余旧钱悉令送部，每觔给价八分以资鼓铸”顺治八年“以明季旧钱流行日久，未能遽革，复申其禁，以三月为限，过三月仍行使者罪之。”“违者犯人枷责，地方官参处”。政府将禁止前朝废钱行使的禁令，刊刻告示，晓谕全国，不啻三令五申，但收效甚微，废钱依然在全国各地流通，搀杂如故。如广东“民用钱币皆为旧币，甚为紊乱”，就连京城也不能幸免，“都城辇毂之下，天威咫尺之地，公然行使，毫无顾忌”。

2.私铸小钱

在金属铸币的时代，民间私铸是政府难以回避的问题。清代仍是采用传统的翻砂工艺铸造制钱，工艺简单，易于掌握。虽然铜钱自身价值小，其铸造工费所占比重远高于西方古代金银币，但私铸者仍可以通过销毁铜器或官铸铜钱来铸造相较制钱含铜量低58○、质量差、体积小的私钱以达到牟利的目的。历史上大规模的私铸多发生在政府发行虚值大钱，或是政府统治薄弱，对私铸控制、打击不力时。

顺治一朝，统治者的主要精力是与大顺军、大西军、南明三股势力征战，并应付全国此起彼伏的零星抗清活动。因此，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和控制力度较弱，对私铸的打击和相关法律的制定就不如后朝有力和完善了。

顺治朝初年就有私铸的相关记载。顺治三年十二月间，在荆州府城内，有在承天寺旁居住的数人出资一百两，伙同寺僧，买铜置具，私铸铜钱，其左邻右舍也知情不举。直到第二年四月，有皂吏在寺旁听到炉火声声，当即进入，才将出资人拿获，但其人随即被同伙夺回，之后又在私铸处所的厕所内“起获碎铜佛、铜盆并毛钱沙闸等项”。

除了民间私铸，顺治时由于官府对于钱局管理不严，局私即官炉私铸问题颇为突出。顺治十二年，就有宣镇钱局工匠因炉头短少工价，愤然告发炉头私买制钱入局改造，自顺治十一年九月起至十二月止，一炉私铸569，000余文，经查属实。局私用公家之工匠，公家之物力，朋铸朋分，大坏钱法。虽然此案并未爆出钱局官员牵涉其中，但用官炉私铸，多至五十多万文，相关官员亦难脱关系，“明系官役通同分肥”。

宣镇钱局私铸一案，没有官员涉案的明确证据。阳和钱局私铸一案，则是铸局委官盛应征，串通局内炉头带铸私钱。此案所以被揭，也是因局中工匠被克扣匠役工食，愤而告发钱局私铸一事。该案六个月内私铸钱文多达500余万文。

“应征于顺治拾壹年拾贰月委官阳和铸局，至拾贰年正月内乘阳和道公出，及叁月以后本道又赴大同督工，应征遂商串炉头胡世贞、王显明、郭大印、张应敖等贰拾家，自正月起至陆月止，每月每炉除正铸贰拾包外，各那用管铜带铸私钱叁包，每包铸钱壹万肆千文，计陆个月，共私铸铜叁百陆拾包，计钱伍百零肆万文，陆续在应给工食钱内带出分肥”。61○

此案借官炉以资私铸，数量巨大，“玩法悞公，莫此为甚，向非觉发之蚤，不几以朝廷之泉府，为各蠹渔利之谿径耶？”“至阳和道臣刘兴汉既司鼓铸，不预为之严防密察，以致应征等朋比作奸，亦难辞疏忽之咎”，也被议处。

虽然民间私铸各地都有，但局私一旦成行，其私铸的便利程度、铸造数量、不法所得都是民间私铸无法比拟的，“向来官炉夹带私铸，尤为病国”。顺治帝认为“钱法难行，皆因设炉太多，铸造不精所致”这些铸造不精的制钱，应该有不少是局私的产物。

3.废钱和私铸小钱行使的影响及政府的应对措施

由于前朝废钱的大量搀和行使以及私铸小钱的猖獗，致使顺治一朝的市场钱价很难维持国家规定的“每十文准银一分”即每银一两只许兑换制钱一千文的价格。尤其是到了顺治中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今钱价日贱，制钱日壅”“今日之钱，每两以千陆百余买，废弛极矣。然非炉多铸广之故，由于明季废钱得而搀和也。”

钱价低廉对于军队影响最大，因宝泉局及各省所鼓铸的制钱最主要的用处就是“给发兵饷”，官发兵饷以一千文为一两，市场上的钱价则远低于这个价格。京中的八旗兵“在盛京无饷而富，今至京师有饷而穷”，原因之一就是“日用非钱不行，物价腾贵，数倍所得，月饷有限”。再如浙江，“支发兵粮，十两之内银得其七，钱得其三，官发则以一千为一两，民间则以一千数百为一两，军恃其钱贵，欲强买而不能，民视其钱少，欲贱鬻而不肯，每一交易辄成聚讼。”

因钱价低廉，有钱局铸钱亏本，户部于顺治八年十月，酌减炉座，“酌定宝泉局与江南各省各设炉壹百，其各省于布政司各设壹局，每处设炉多不过伍拾座，其临清、蓟、密、宣府、阳和、郧、襄、荆州、常德、南赣等处，悉行停止，意谓可无壅塞之虞矣。”69○炉座既减，制钱投放数量减少，但钱价确愈贱，“此皆废钱搀和行使之故也”70○。于是户部“再请敕下五城并各省御史，严行禁革，如有奸民仍前搀和行使者，即严拿究治。”71○这一请求得到了批准。

虽然政府严厉打击废钱的使用，但情况并未好转，“废钱愈禁愈多，法纪愈饬愈驰”72○。于是顺治九年有官员建议“每废钱贰文，当制钱壹文”。这一建议遭到了户部的批驳，户部认为虽然“钱法之壅滞，全由于废钱之混行”，“但明季废钱岂可并行”。可行的办法是“相应再行严饬五城御史司坊各官，多方缉拿搀杂铺户及行使之人，遵照前旨究治，务在杜其搀和之弊可也。”

政府虽然一再禁革私铸插和废钱，并且州县存留钱粮俱收制钱，在官收放，俱照十文作银一分定制，但民间并不遵行，废钱私钱仍大行其道。顺治十年闰六月，户部针对废钱私钱的行使制定了一系列措施：

“今后有私铸之家，或被人告首审实，依律分别首从拟罪，两邻不举，事发连坐。至各省镇鼓铸制钱，经营各官，加工铸造，每文定重壹钱贰分伍厘，务要轮廓圆明，字画端楷。如有铸不合式，低薄粗暗者，在内臣部工部，在外各该督抚，即行指名纠参。其所铸制钱如再有不遵拾文壹分定制，多与多索者，及明知私钱通同买卖者，插和废钱行使者，在内臣部工部，并五城御史，在外该督抚及各州县并关津官员，委人不时访拿，将犯人分别处治外。或委人拿获，或被人首告，将私钱废钱入官，制钱并货物尽给，拿首之人仍将稽查过缘由按季报部，其道府州县亦按季呈报督抚，以凭查考，分别劝惩。”

同年七月，户部就疏通钱法一事会同九卿议奏，顺治帝就官铸务要精工，严打私铸下旨：

“钱法难行皆因设炉太多，铸造不精所致。见今官铸，该部酌减炉座，务要精工如式。背面添一厘二字，上下通行，有不遵者依律治罪。已行制钱、姑从民便。各省责成右布政使专理，设法稽察。闻向来官炉夹带私铸，尤为病国。再犯者，照枉法赃坐罪。其私铸奸民，不时严缉。若仍前违犯，事发并该地方官根究重处。”

虽然改铸了厘钱，并严打私铸，但私铸越来越多，导致私钱公行、官钱壅滞。顺治十四年，顺治帝不得不下旨停各省鼓铸，只留宝泉局鼓铸：

“谕户部，鼓铸之法，原以裕国便民。今在京宝泉局外，各省开炉太多，铸钱不精，以致奸民乘机盗铸，钱愈多愈贱。私钱公行，官钱壅滞，官民两受其病。欲使钱法无弊，再四思维，莫若鼓铸归一，各省铸炉当一概停止，独令宝泉局鼓铸。务比旧钱体质稍加阔厚，磨鑢精工。仍兼用满汉字，俾私铸难于伪作。其见行之钱姑准暂用，三年以后止用新铸制钱，旧钱尽行销毁。”

并且命简亲王济度等议定了私铸，行使私钱及官员失察之定罪：

“和硕简亲王济度等，遵旨议奏。私铸钱文之为首及匠人处斩。为从及知情买使者，拟绞监候。其卖钱经纪铺户，兴贩搀和私钱者，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总甲、十家长，知情不首者，俱照为首律处斩。不知者，坐失察，责四十板，徒一年。告捕者，赏银五十两。该管地方知情者，亦照为首律处斩。不知者，照失察例处分。不能觉察者，在内五城坊官，在外州县卫所官，每起降职一级。掌印兵马司，并直省知府，直隶州知州，每二起降职一级。司道，每三起降职一级。捕盗同知、通判、州县吏目、典史、有捕盗责任者，照各掌印官例。运盐使司运使，照司道例。分司，照知府例。盐场大使，照典史例。千总、守备、都司，照州县例。参将、游击、副将，照司道例。从之。”

4.铜料采买不定对鼓铸的影响

顺治一朝鼓铸，其铜料来源有采买商铜，有各省用矿铜，虽采买固定，但铜料始终没有稳定的来源。

在立国之初，所开各处钱局开铸多用前朝所留旧铜鼓铸制钱。宝泉局顺治元年五月至二年五月，用库贮铜铅、铜器共3 233 000余斤，以及前朝旧钱1 617 789文铸顺治通宝。自顺治二年五月后，用部买及各关州县买解铜斤，共21 131 433斤，各价不等。江南钱局开铸之初，也是用库贮红铜废钱等项作为铜料。临清钱局顺治二年五月开铸，用旧遗铜铅共15万余斤作为铸本。密镇钱局，顺治二年五月开铸，用旧遗铜铅。宣府钱局顺治元年十一月开铸，所用也是旧遗红铜及旧钱各处钱局旧遗铜料很快用尽之后，就开始采买商铜及矿铜。宝泉局自顺治二年五月后，用部买及各关州县买解铜斤。议令“崇文门及天津临清淮安三关各动支税银一万两办铜解宝泉局。又定工部差司官一人专督办买商铜解宝源局”。这之后宝泉局的铜料基本都由各关采买，但负责采买各关及各关所动支税银数额有所变化。工部则一直是差司官一人专督办买商铜。各地方钱局则是自行采买铜斤。

顺治时由于征战不断，各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的铜矿并未有效开采，尤其是云南铜矿；而对日本洋铜的采买也还未形成日后的规模。因此，顺治一朝除宝泉、宝源局的铜料来源还能保证外，各地钱局的铜料采办都颇为困难，顺治中期以后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如延绥钱局，顺治三年六月开铸，四年四月以后就乏铜未铸了，五年闰四月，正式题准停铸。盛京钱局，也因采买铜斤不易，于顺治五年停铸。甘肃钱局，顺治四年六月开铸，八年因鼓铸乏铜，停炉。福建钱局，顺治九年，闽铜罄竭，采买维艰，其春、夏两季应铸四铸，只完两铸河南鼓铸，钱局设于怀庆，顺治十三年因买铜困难，怀庆知府周继芳有缺铜停炉之请。

地方鼓铸最为重要的江宁钱局也难逃缺铜之虞，顺治八年，总督江南各省粮储兼理钱法的户部右侍郎马鸣珮就谈到，“江南鼓铸所需铜料，原出于川广云贵等处，目今商贾未通，日愈稀少，铸厂员役采办维艰，臣加意督催，远近收买，接济鼓铸，颇费拮据。”顺治十年江宁钱局开炉一百座，获息25 073两。顺治十一年虽开炉三百座，却只获息14 352两，主要原因就是铜斤不能足数采买。十一年，该局已无存铜，搜买又竭，经管铸务的同知只能给发本银，择差前往山东、河南等处收买，往返数千里，历经数月，即使如此也不能买到足额铜斤。是以一岁之间，半歇半铸，炉虽多而铜实少，故而生息短少。

正是由于没有稳定的铜料来源，越到后期，地方钱局的鼓铸不能如数，鼓铸量减少，所获铸息也就相应减少了。

四顺治时期制钱生产的开国特征和战时特性

综观顺治一朝，其制钱生产具有明显的开国特征和战时特点。其钱局的设置不若后代，除京中设有宝泉宝源局，及开铸各省于省城设局外，在宣府、大同等镇以及临清、荆州、常德等多处设有钱局。顺治朝征伐不断，国家财政太半用于军费，且建国之初经济凋敝，赋税征收困难，各处钱局生产所获的可观铸息便成了军费的重要补充，当时鼓铸制钱，补充军费的意义大于维持钱法。当时的江南省不仅是政府最为重要的钱粮来源地，同时也是清军南下征讨的节点，“南京为江南根本之地，绾毂十省”，兵马云集，因此江宁钱局设有宝源、开通、广铸三局厂，开炉600座，在规模、铸钱量、获息数等方面都与京中宝泉局不相上下。且顺治八年以前，江宁钱局由户部派出的户部侍郎直接管理，同时该管官员坐镇江宁，节制周围数省鼓铸。由于战争的需要，顺治中期以前，实际形成了京师与江宁，一北一南两个全国鼓铸中心。

由于顺治时新朝初立，朝廷的重心在于击溃大顺军、大西军、南明三股势力，统一全国，对钱法存在的问题自顾不暇，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前朝废钱插和行使，民间私铸小钱图利，一直都没得到有效的控制，“官炉夹带私铸”频发大案，更是说明了政府对于制钱生产还不能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制度。废钱、私钱的大量行使使得钱价低廉，部分军饷配给制钱的军队颇受影响，并因钱价低廉，有钱局铸钱亏本，政府一度被迫减炉、甚至停炉。由于连年征战，矿铜的开采，洋铜的进口都还没形成规模，因此各省鼓铸所需铜料没有稳定的来源，多是就近收买铜斤鼓铸制钱，顺治中期以后不少钱局因铜斤采买困难，鼓铸不能如数，甚至停炉，铸息也相应减少。有时战争对于钱局还造成了直接的破坏，如顺治八年，大同钱局的铸本文卷就被焚劫，甘肃钱局所剩铸本也在回部叛乱时被劫走三千两。由于鼓铸规模的减小，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十五、十六、十七年所铸厘钱，其数量已从之前的每年200万串左右，降至10多万至20多万串。

注释：

⑤《清世祖实录》卷十二，顺治元年十二月，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

⑥据彭信威研究，朱元璋在称帝之前于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设立宝源局，铸造大中通宝，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在江西设置宝泉局铸造大中通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除京师南京的宝源局外，各省设宝泉局，铸造洪武通宝。永乐起，应是南北两京都由宝源局铸钱。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

⑧《清世祖实录》卷十四，顺治二年二月壬午。

⑨开局铸钱之省，钱局设于省城。

（责任编辑刘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