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国际合作与竞争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周黎妮 朱启超

太空国际合作与竞争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周黎妮 朱启超

人类近60年的国际太空活动曾出现过三次竞争与合作交替的历史，近10年来，在激烈的竞争中交织着深度合作成为太空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特征。由于太空的脆弱性、太空武器昂贵、对太空冲突升级的担心以及太空合作带来的优势，迄今为止太空冲突并未发生。但是，随着太空国际合作逐步陷入困境、国家核战略和核威慑战略的调整、太空技术和太空武器的发展以及太空威慑和跨域威慑理论研究的进步，国际太空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将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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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周黎妮，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太空安全战略与政策；朱启超，国防科技大学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战略、网络安全战略与政策等。

自1957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入轨以来，人类展开太空活动已近60年。太空是获取信息资源、提供信息互联、夺取信息优势的战略领域，与国家安全和国际民生息息相关，因而成为各国积极竞争的“高边疆”；同时由于受到经济、技术、民意等的影响，主要国家也展开了广泛的太空国际合作。本文试图梳理国际太空合作与竞争的现状，探讨太空国际活动并未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并分析国际太空合作与竞争的未来走向。

一、太空国际合作与竞争现状

人类60年的太空活动历史是竞争与合作交替的历史，激烈的太空竞争曾经出现过三次极为紧张的局面，但是太空竞争并没有导致太空冲突或太空战争的爆发，竞争的结果反而是通过合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关系，通过具体合作项目或军备控制在太空领域构建了基本互信。苏联1957年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后，美苏交替开展导弹与核技术试验，尤其是1958～1962年美苏分别进行了5次和4次高空核爆试验，标志着国际太空竞争第一次走向白热化，但是美苏均认识到外层空间大型核爆试验的危害性，两国于1963年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等相关条约，第一次国际太空竞争紧张局势和平结束。1983年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标志着国际太空竞争局势第二次走向白热化。但随着苏联解体，美国和俄罗斯在载人航天尤其是和平号空间站和国际空间站项目上开展合作，第二次国际太空竞争紧张局势基本结束。太空武器在美国和全球沉寂了10多年后，“9·11事件”促使美国调整导弹防御预算，布什政府提出雄心勃勃的天基防御计划，并于2002年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标志着国际太空竞争局势第三次趋于紧张。近10年来，随着太空技术的进步以及太空军事力量的逐渐强大，太空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太空合作逐渐转变为航天大国的一种政治和外交手段，为航天国家的竞争提供了一种重要博弈工具，国际太空活动呈现出激烈的太空竞争与深度的太空合作相互交织的局面。

首先，航天国家纷纷调整国家航天发展战略与计划，在提升国家太空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将国际太空合作作为重要的太空政策，开展有政治和外交目的的国际合作。美国先后于2006年和2010年出台两部《国家太空战略》，继续强调要保持太空领域的领导地位。2010年版战略打破了原来美国太空政策中的单边主义论调，寻求加强国际太空合作，通过改革太空技术出口管制政策、放开卫星及其相关产品的出口限制(但对中国继续保持严格限制)鼓励美国太空企业“走出去”，通过扩大技术优势、增强制造能力提升美国航天产业的竞争力。*Eligar Sadeh, “Reforming Export Controls of Space Technolog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tropolitics, Vol.10, Issue 2, 2012, pp.93-109.俄罗斯2013年批准《2030年前及未来俄罗斯航天发展战略》，力图恢复俄航天强国地位，其近期重点完成格洛纳斯系统、航天发射场等专项发展计划。法国2012年发布《航天战略》，提出了法国航天未来发展原则和7个应用领域。英国航天局发布《民用航天战略2012～2016》促进航天经济增长，为英国开展国际合作提供指引，并提出2030年占全球航天市场10%的目标。*吴文：“英国航天局发布2012-2016年民用航天战略”，《中国航天》，2012年 第14期，第39～40页。日本于2008年通过《宇宙基本法》，突破了二战后军事利用太空的禁令，为日本自卫队开发太空军用项目提供了法律依据。*吴勤：“《宇宙基本法》打开日本军事航天之门”，《现代军事》，2008年 第10期，第18～21页。日本还通过公布发展与利用外太空基本方针，在扩大军队权力范围、推动太空军事化道路上迈出实质性一步。*铁钧：“警惕日本推动太空军事化”，《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8月30日。在各国航天政策的促进下，世界航天产业继续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其中美国依然是航天预算最多的国家，继续保持航天优势地位。世界航天产业产值2006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2014年达到3300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9.1%，其中政府航天预算791.69亿美元(比2013年增加7%)。*Space Foundation, The Space Report, 2015, p.14.在2014年的全球政府航天预算中，美国为429.56亿美元(占美政府预算的1.2%、全球政府航天预算的54.3%)，欧洲太空局(European Space Agency)56.15亿美元，俄罗斯48.8亿美元，中国42.82亿美元，日本30.42亿美元，法国12.78亿美元，印度12.05亿美元，朝鲜5.04亿美元，加拿大4.33亿美元。*Space Foundation, The Space Report, 2015, pp.22-38.

美国虽然在国家太空政策中提出要开展国际太空合作，但其凭借强大的太空技术实力，在开展国际太空合作过程中带有强烈的政治和外交目的，并企图主导国际太空合作秩序。美国认为，太空国际合作首先要保障美国的战略利益和技术优势，它希望在保证本国最小程度地受到合作协议限制的同时，能对参与合作的国家加以控制，确保参与合作的国家为美太空探索框架提供能力支持等。同时，美国将中国排除在国际主流太空合作项目之外。以美俄为首建设的国际空间站为例，目前该项目参与国共16个，虽然中国在近地载人航天活动方面具有技术等多方面优势，且中国也多次表示要参与该项目，但美国却一直以敏感技术转移为由将中国排除在国际空间站项目之外。美国虽然放宽了对商业卫星的出口管制，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继续保持严格控制。近期内，美国不仅不会放宽对中国卫星的出口限制，还可能会采取更加严厉的管制措施，这无疑将进一步阻碍中国参与国际市场的商业发射和卫星出口活动。

其次，商用民用太空活动迅速兴起，打破了各国政府在太空制造、发射和服务等方面的垄断，太空活动和太空技术进一步深入影响世界经济和社会民生。美国仍然在商业太空领域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俄罗斯重点抢占发射市场，欧洲大力提升商业卫星制造能力。2004～2013年全球卫星产业收入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1%。2013年全球发射的卫星之中，由美国公司制造的卫星数量约占27%，其收入约占全球卫星制造总收入的70%，欧洲位列第二，占17%。2013年全球共签订了32颗商业卫星的发射订单，比2012年的25颗有所增长，其中美国的发射服务收入占全球的45%，*Satellite Industry Associate, “State of the Satellite Industry Report”, May 2014, http://www.sia.org/wp-content/uploads/2010/ 11/2014 _SSIR_Snapshot.pdf.(上网时间：2014年10月20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法国阿丽亚娜航天公司等成为世界著名的航天发射服务商。目前全球地面设备94%由商业航天产业支持，2013年全球地面设备收入555亿美元，其中美国相关收入占全球份额的43%。2014年全球卫星直播电视收入(DTH)960亿美元，美国DIRECTV和Dish两家公司占据了全球43%的市场份额(也有市场调查结果为44%*Murray, Simon, “Press Release: Satellite TV revenues to overtake cable in 2015”, https://www.digitaltvresearch. com/urg/press/122.pdf.(上网时间：2014年10月20日))，预计2020年这一数据将提升到46%。2014年全球卫星通信收入217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7%，其中卢森堡欧洲卫星公司、国际通信卫星、欧洲卫星通信公司和加拿大电信卫星公司共达80亿美元，占全球固定卫星服务的59%。*Rohan, “Fixed Satellite Service (FSS) Market World $17.21 Billion in 2019”, http://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 /fixed-satellite-services-fss-market-world-1721-billion-in-2019-284855421.html. (上网时间：2015年10月10日)美国进一步加大对商业太空公司的开放力度，尤其是在载人航天、商业图像等领域率先打破政府垄断行为，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授权商业合同的形式引入商业竞争机制，2014年美国波音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分别获得NASA商业成员计划资助48.2亿和31.44亿美元。

商用和民用航天虽然竞争激烈，但却无法抵挡公众共同参与太空活动的积极性。2014年，一群志愿者获得NASA和欧空局授权后，在互联网上为国际日地探险者卫星3号(ISEE-3)项目筹集重启资金15.9万美元，卫星操作团队使用开源软件生成无线电指令，通过波多黎各的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发送接收遥测信号，并成功与ISEE-3建立联系。*Space Foundation, The Space Report 2015, p.12.

再次，在军事太空领域，美国依旧拥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同时主导构建“多国太空联盟”，与北约盟友在联合太空作战方面开展深入合作，与亚太盟友的军事太空体系也初见雏形。美军发展了丰富的太空作战理论，空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了《美国空军太空作战条令》*Space Operations, Air Force Doctrine Document 2-2, http://www.dtic.mil/doctrine/jel/service_pubs/ afdd2_2_1.pdf. http://www.dtic.mil/doctrine/new_pubs/jp3_14.pdf.(上网时间：2012年5月)、《太空作战条令》*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Doctrine for Space Operations, Joint Publication 3-14, http://www.dtic.mil/doctrine/jel/new_pubs/jp3_14.pdf. (上网时间：2012年5月)等多部条令。同时美理顺了太空部队的指挥体制建设和作战人才职业化培训体系，继2002年美军将太空司令部和战略司令部合并成新的战略司令部后，2010年9月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AFGSC)已形成完全作战能力，到2010年初美军太空作战人才已基本满足部队需要。美军拥有种类齐全、技术先进的太空装备，2007年美国宙斯盾驱逐舰使用标准-3导弹成功进行反卫星试验，进一步证实了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太空进攻能力，美军还大力发展“作战响应空间”、“快速全球打击”等能力。另外，美军在实战和军事演习中注重运用太空力量，提升军事太空力量的作战能力，通过8次“施里弗”系列太空演习验证太空军事作战理论体系。

在军事太空合作方面，美国努力构建“多国太空联盟”，并将重点放在联合研发天基信息系统、共享太空态势感知信息和共同研究探讨太空对抗作战形式方面，同时进一步推动导弹防御系统在全球的部署。近年来，加拿大、英国、荷兰与美国合作研发美军的“先进极高频”(AEHF-3)卫星，2014年已建立通信链路，并开展相关能力测试工作。截至2014年底，美国已与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韩国等签署太空态势感知数据共享协议，允许合作政府简化从范登堡空军基地联合空间运行中心申请数据的流程。*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marks by Secretaries Clinton and Panetta in San Francisco, Calif., for the Celebration of 60 Years of the US-Australia Alliance”, http://www.defense.gov/transcripts /transcript.aspx?transcriptid=4885；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Joint Statement from the Second Meeting of Japan-US Comprehensive Dialogue on Space”,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4/05/225990.htm；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Agree to Share Space Data with South Korea”,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article.aspx?id=123097. (上网时间：2015年11月6日)自2012年开始，美国盟友开始深度参与美军“施里弗”系列太空战模拟演习，最近两次演习中盟国人员则作为参演人员直接参加演习活动，并签署了一系列“盟国太空作战”文件。*HQ SACT Report, Schriever Wargame 2012 International, http://www.act.nato.int/images/stories/events/2012/sw12i/sw12i_report.pdf. (上网时间：2013年8月30日).美国还积极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2009年9月,美国提出欧洲分阶段适应性方案(European phased adaptive approach,EPAA),分四个阶段在欧洲部署分阶段适应性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已于2012年初步形成了反导能力。*周黎妮、王姝、李坡、张煌：“美国的欧洲分阶段适应性导弹防御系统发展浅析”，《装备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第69～73页。在亚太地区，美国试图构建亚洲一体化导弹防御系统，与日本、韩国共享美国侦察预警卫星、空中预警机等预警情报，始终把日本视为第一合作伙伴，帮助日本完善导弹防御海基平台，*Richard A. Bitzinger, “Asia-Pacific Missile Defense Coopera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04-2005”, http://www.apcss.org/Publications/SAS/APandtheUS/BitzingerMissile1.pdf. (上网时间：2015年11月3日)并与日本共同研发升级改造“标准-3”导弹。*Tucson A.Z., “Raytheon Awarded $175 Million for Standard Missile-3 Block IIA”, http://business.highbeam.com/435147/article-1G1-238243183/ratheon-awarded-contract-standard-missile3-block-iia. (上网时间：2015年11月3日)同时美国还扶持韩国和澳大利亚的“海基导弹防御系统”建设，在亚太地区兜售“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Bill Gertz, “Kerry: US Still Advanced Missile Defenses in Korea”, http://freebeacon.com/national-security/kerry-u-s-still-wants-advanced-missile-defenses-in-korea/； Frank A. Rose, “Missile Defense and the US Response to the North Korea Ballistic Missile and WMD Threat”, http://www.state.gov/t/avc/rls/2015/242610.htm；Frank A. Rose, “State’s Rose on Enhancing Regional Missile Defense Cooperation”,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sttrans/2015/04/20150408314585.html#axzz3eoiEb0vU. (上网时间：2015年12月20日)

俄罗斯则在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独立建制的航天兵部队后，积极采取措施制止在轨军用卫星数量锐减的势头，研制新型航天运载火箭、建设新的航天发射场，并于2011年成立“空天防御兵”。2014年12月26日普京签署批准新版《俄罗斯军事学说》，首次提出了正在组建的空天军的具体任务，2015年8月1日，俄空天军正式开始战斗值班，并于9月30日开始协同叙利亚军方对叙境内的极端组织目标实施空袭。*郭衍莹：“俄罗斯为何成立空天军：西方威胁到俄安全底线”，http://mil.huanqiu.com/world/2015-10/7755019.html.(上网时间：2015年10月15日)

最后，制定太空活动行为准则、成立太空合作机构成为新兴的太空合作领域和太空合作方式，但不论是太空活动行为准则的制定还是太空合作机构的新建，都无法摆脱政治和外交目的，成为太空外交中新的竞争手段。联合国虽然就有关国际太空合作提出了相关原则，但《外空条约》的规定较为原则化，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外空国际合作宣言》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近年来，欧空局和美国大力呼吁建立太空活动行为准则，试图主导国际太空活动主权，确立自身的国际太空活动话语权。美国主张通过控制全球公域实现其治理下的“和平”，欧空局则主张集体安全，更加强调通过共同合作确保全球公域的安全。虽然联合国偏向推行欧空局的国际太空活动准则，但由于太空技术的敏感性，国际太空活动行为准则几乎不可能真正体现和保障平等互利原则。2006年1月，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发布一份报告，提出“有限太空战”的概念及实施“有限太空战”的五大原则，在太空作战规则制定上再次抢占国际话语权。

太空合作机构和组织在推动太空科学与技术合作的同时，也渐渐成为太空合作联盟相互抗衡的重要手段。2005年，中国、巴基斯坦、泰国倡导设立了亚太空间合作组织(Asia-Pacific Space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美国担心该多边太空合作组织会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便加紧与其亚太盟友开展太空合作，并于同年推动日本在亚太地区太空机构论坛(Asia-Pacific Regional Space Agency Forum)组织框架下以“灾难管理支持系统”的方式开展太空合作，形成新的太空联盟。*Zhao Haifeng,“Current Legal Statu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of APSCO and Its Relevance to Pacific Rim Space Law and Activities”, Journal of Space Law, Vol.35, Issue.2, 2009, pp.561-580.

二、太空冲突并未发生的原因

从目前国际太空竞争与合作的现状来看，国际太空活动进入了第三次紧张局势后的平复期。世界主要航天国家在有重点地参与国际太空竞争的同时，积极推进国际太空合作。从历史上看，前三次世界太空竞争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引发太空战争，反而是通过合作避免了太空冲突的发生，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太空资产遭受攻击产生的碎片将严重影响太空环境，各国不愿冒险承担破坏太空环境的国际谴责。太空技术正被广泛用于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社会、气象、交通、通讯、金融等领域，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甚至是引擎，是国家军事实力的倍增器、国家军事战略和安全战略的赋能器。目前有60多个行为体进入太空，*Bharath Gopalaswamy, “Space Governance: A Modest but Important Start”, http://spacenews.com/37989space-governance-a-modest-but-important-start/.(上网时间：2015年11月20日)总共拥有1305颗卫星。*UCS Satellite Database, September 1, 2015, http://www.ucsusa.org/nuclear-weapons/space-weapons/satellite-database.html#.VnEo_vRAXX4. (上网时间：2015年12月10日)随着航天发射次数和在轨航天器数量的增加，太空碎片增多，环境日益恶化。美国国防部太空监视网络跟踪编目的直径约10厘米的太空物体超过1.6万个，跟踪但未编目的同样尺寸的太空物体约为2.3万个，直径大于1厘米的太空碎片约为50万个。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趋于紧张，卫星无线电相互干扰的事故逐渐增多。面对日益复杂的太空环境和日益紧张的太空资源，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认为，美国目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也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依赖太空系统保卫国家安全，而太空系统却越来越容易受到攻击。*Morgan F.E., Deterrence and First-Strike Stability in Space: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RAND,2010.军事冲突和对抗一旦在太空领域爆发，就将以摧毁敌方卫星或航天器为重要手段。卫星和航天器遭到破坏所产生的碎片会覆盖周围轨道，威胁穿过该区域的所有在轨航天器的安全，且根据轨道动力学原理，轨道碎片要坠入大气层销毁，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以2009年2月11日美国铱卫星公司的铱33号商用通信卫星和俄罗斯宇宙2251号军用通讯卫星在太空相撞引发的碎片为例，到5月31日，这些碎片共计达1081个，集中分布在600～900公里高度的轨道上，在5月20日到30日共11天的时间里，这些碎片对中国近地卫星的安全造成了6次威胁。*王秀红、高彦平：“美俄卫星相撞事件论证分析”，《宇航动力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121～125页.据估算，如果在近地轨道发生12次爆炸，就将产生约42万个太空碎片，会导致近地轨道在几十年内无法继续使用。*James Clay Moltz, “Protecting Safe Access to Space: Lessons from the First 50 Years of Space Security”, Space Policy, Vol.23, Issue 4, November 2007, pp.199-205.总之，太空军事冲突产生的轨道碎片会严重威胁全球在轨航天器的安全，从而使发动太空攻击的国家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二是太空武器价格昂贵，各国难以承担使用太空武器的经济成本。里根政府中导谈判首席专家保罗·尼采在评价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时指出，如果美国能以低于苏联的代价部署太空防御系统，则意味着该计划是有效的。*James Clay Moltz, “Protecting Safe Access to Space Lessons from the First 50 Years of Space Security”, Space Policy, Vol.23, Issue 4, November 2007, pp.199-205.这一论述表明，太空武器的价格是发展或部署太空系统的重要衡量指标。将武器送入太空的成本很高，轨道空间环境对武器在防辐射等方面的性能要求提升，也会增加太空武器的成本。同时由于受到轨道动力学的限制，航天器的轨道机动能力有限且代价高昂，通常为了达到军事行动的时间和覆盖的要求，需要采用星座的方式对太空武器进行组网，因此还会使太空武器的成本成倍或数十倍地增加。据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估计，使用通用航空飞行器(Common Aero Vehicle)在30分钟内从近地轨道对地面目标实施打击，其费用超过使用弹道导弹的100倍。*Laura Grego, Space-Based Force Application: A Technical View, October 29, 2003,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三是冷战形成了以核报复方式回击太空冲突的思维，各国无力承担引发核战争的风险。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在大量部署核武器的同时，加紧抢占太空这一新的“高边疆”，只要美俄其中一方在太空领域取得成绩，另一方必定会予以回应。太空技术特别是推进技术的发展使核武器成为真正可以投掷的武器，加上卫星具有强大的侦察监视、通信等优势，大大提升了核武器的战略威慑。*周黎妮、傅中力、王姝：“太空威慑与核威慑比较研究”，《国防科技》， 2015年第3期, 第51～54页。.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威慑原则下，美俄都将核反击作为太空遭受攻击后实施打击报复的首选方式，由于担心核战争的爆发，即使在政治关系最紧张时期，两国也都克制首先在太空发生战争的冲动。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经济急剧衰落，美俄已不再互视为敌人。*夏立平：“论俄罗斯核政策与核战略——兼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分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9年第3期，第67～74页。在国际太空领域，美国独大，俄罗斯出现了资金、人才等多方面困难，不仅不能与美国在太空领域抗衡，而且必须通过太空国际合作才能保持原有技术。因此，迄今为止太空战争并没有发生。

四是太空合作有利于降低本国太空活动成本、增加技术透明度和提升政治影响力，各国尤其是航天大国更愿以和平方式保持太空绝对优势并获得联盟支持。近年来，太空领域呈现出多极化趋势，国际合作成为太空活动的重要主题。在当前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势背景下，太空国际合作有利于减少费用提高效益；面对航天技术的敏感性，太空国际合作有利于保持技术领先；从政治外交角度考虑，太空国际合作有利于展现大国姿态、巩固政治联盟。首先，太空合作能降低成本。太空活动费用非常昂贵，投资回报是遭受质疑最多的问题之一。例如，奥巴马政府迫于财政赤字的压力不得不终止了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星座”计划及重返月球等一系列载人航天项目，转而提出小行星探测和载人登火星计划。*Seeking a Human Spaceflight Program Worthy of a Great Nation, U.S. Human Spaceflight Plans Committee, 2009.许多国家都意识到太空活动已经成为一项全球性事业，国际合作能降低投资成本、分摊投资风险、提高消费比，美国、俄罗斯、中国、欧空局、日本等都主动参与或邀请其他国家参与国际太空合作，例如美国和日本就参与了欧空局的相关项目。*“Flighting Inflation, ESA Science Candidates Pushing the Cost Curve Could Be Saved by U.S. and Japanese Roles”, Aviation Week and Space Technology, December 7, 2009, p.46.美国还认为，与国际太空工业界的合作将会为政府节省更多资金，避免了政府技术研发耗时长、应用慢、花费大的缺点，因此放宽了对商业卫星出口和相关技术转移的严格管制(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继续保持严格控制)。*Clark S., “Obama Signs Law Easing Satellite Export Controls”, http://spaceflightnow.com/news/n1301/03exportconrol/(上网时间：2015年11月20日)； Eligar Sadeh, “Reforming Export Controls of Space Technolog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tropolitics, Vol.10， No.2, 2012, pp.93-109.其次，太空合作有助于保持相关技术的领先性。美国非常重视维持其太空领导地位，认为太空合作不仅可以缓解本国太空项目的资金紧张问题，还有助于维持美技术优势。1975年阿波罗飞船与联盟号飞船对接、1995年航天飞机与和平号空间站对接，其合作的背后原因虽然非常复杂，但正如詹姆士·D·兰德尔曼(James D. Rendleman)所说，苏联主要是因为项目停滞不前才同意进行对接，美国则是出于如果不能成为世界第一就要成为新的世界第一中的平等的合作伙伴这一考虑而作出的退让。*Rendleman J.D., Faulconer J.W，“Improving International Space Cooperation: Considerations for the USA”, Space Policy, Vol.26, Issue 3, August 2010, pp.143-151.最后，太空合作能提高相关国家政治影响力。在国际空间站的合作过程中，美国认为太空合作可以作为杠杆和外交手段控制俄罗斯。*Abelman JM, Challenges to U.S.-Russian Cooperation in the Manned Space Program, Air war college, Air University,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abama, April 1996, p.14.近年来，美国加强与盟国在太空态势感知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不仅缓解了太空碎片带来的危害，也在协调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巩固了美国的太空领导地位，从而构建有利于美国的太空秩序。正如美2011版《国家太空安全战略》中所强调的，美国是太空态势感知的领导者，能够利用其技术促进太空态势感知的国际合作，并为美国及其盟国的太空能力和太空行动提供保护。*US Department Defense,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2011, p.5.同时美国还能因此更大限度地掌握其他航天国家和组织的太空实力，主导国际太空行为。

三、太空国际合作与竞争未来走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太空活动以合作为主，但是由于太空的军事敏感性，其竞争的本色是不可能消褪的。现有的太空合作或者成为政治联盟的手段，或者成为外交斗争的棋子，再或者成为牵制对手的砝码，其合作未来将陷入一定的困境。太空合作本质上也是一种联盟，借鉴格伦·施耐德(Glenn Snyder)关于联盟困境的分析，太空合作将存在两层含义的困境：一是就合作内部而言，一国加强合作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卷入不必要的联盟斗争中，而弱化合作却又有可能遭到联盟的抛弃；二是就合作外部而言，一国若是为了避免被盟友抛弃而强化合作，就有可能刺激敌国，加剧紧张局势，但若是弱化合作，则又有可能助长敌国的气势和信心。*高杨予兮：“美国与亚太盟国的太空合作研究——基于新现实主义联盟理论的视角”，国防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12月。

在新的安全形势和战略环境下，国际太空竞争将愈演愈烈，发生太空冲突的可能性将增大。

一是相关国家核战略和核威慑战略的调整，降低了核武器在国家威慑体系中的作用，使核武器不再是太空遭到威胁和攻击后的唯一反击手段，从而为太空冲突的发生创造了常规作战空间。美国提出新的三位一体的核战略，将威慑力量扩大为非核与核进攻性打击系统、主动与被动防御系统和快速反应的国防基础设施，并提出“可信威慑”的概念，*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6.使常规打击成为可选择的威慑方案。由此，即使太空遭到威胁和攻击，也不会导致核战争的爆发。

二是太空技术及太空武器的发展，降低了太空武器的成本，减少了对太空环境的破坏，也为太空冲突提供了多种可用手段。干扰器、致盲器、网络攻击等攻击手段避免了动能杀伤产生太空碎片的危险，有效降低了太空对抗的成本。例如，2009年由伊朗支持的军事人员在伊拉克利用一种名为“天空攫取”的廉价软件(仅约25美元)，轻易地从美国“捕食者”无人机上截获了完整的视频数据。常规快速全球打击武器具有飞行速度快、射程远、精度高的优点，可在威慑的同时实施有效精确打击。

三是太空威慑和跨域威慑理论研究的发展，丰富了太空竞争和太空博弈的手段，通过模拟仿真和太空演习的方式可推演太空冲突的过程，为太空冲突在升级为核战争前提供了多种有效的对抗方式。例如，杰弗里·福登(Geoffrey Forden)推演中国利用反卫星武器攻击美国的导航卫星、通信卫星、预警卫星和侦察卫星四种假设，认为中国在太空冲突中并不能摧毁美国的太空能力。*Forden G., “Viewpoint: China and Space War”, Astropolitics, No.2, May 2008, pp.138-153.斯科特·A·韦斯顿(Scott A. Weston)推演美国与中国、朝鲜及伊朗发生包括太空军事对抗在内的假想冲突，分析认为太空冲突的范围极为有限。*Scott A. Weston, “Examining Space Warfare: Scenarios, Risks, and US Policy Implications”, Air & Space Power Journal, Spring, 2009.此外，毗湿奴·阿南塔穆拉(Vishnu Anantatmula)从海权论、制空权论和近地轨道资源的角度分析，认为全球性太空冲突必将发生。*Anantatmula V., “U.S. Initiative to Place Weapons in Space: The Catalyst for a Space-Based Arms Race with China and Russia”, Astropolitics, 2013, pp.132-155.2013年8月，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发布《弹性与分散空间体系》白皮书，提出为了应对潜在对手太空控制手段的威胁，应该以结构分离、功能分解、多轨道分散等多种方式，将现有的卫星星座和太空系统体系结构改造成具有“弹性”的“分散式太空系统”，以具有更强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美军扬言决不放弃发展反卫星武器，若美国的卫星受到攻击，将利用一切手段进行报复。据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报》2014年12月的报道，奥巴马政府已经“冻结”了有关禁止所有摧毁性反卫星武器试验的提案，其原因是担心这一提案可能会限制美国的太空行动，并会被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利用来限制美导弹防御系统。2020年之前太空领域国际态势将越来越紧张，太空战活动到2025年可能达到顶峰，*Matthew Hoey, “Global Space Warfare Technologies: Influences, Trends, and the Road Ahead” , http://cryptome.org/0001/space-war-tech.htm.(上网时间：2015年10月30日)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因而提出“有限太空战”战略，从防御和威慑角度提出要制定有限度的太空作战战略。*Elbridge Colby, From Sanctuary to Battlefield: A Framework for a U.S. Defense and Deterrence Strategy for Spac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January 2016.

总而言之，随着太空技术和威慑理论的发展，太空国际合作的政治色彩正越来越浓，太空竞争将愈演愈烈，爆发太空冲突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增大。可以说，太空安全问题将再次成为影响国际安全和战略稳定的重要因素。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作为第三个独立载人飞入太空的国家，近年来太空技术正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和发展。面对日渐复杂的太空国际合作与竞争形势，中国决不可仅仅关注太空技术的进步，还必须高度重视太空外交战略，并做好应对可能发生太空冲突的准备。中国除了与俄罗斯继续夯实在《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方面取得的成绩外，还应重点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协作，尤其是在美国对中俄太空安全及利益构成共同威胁和损害的领域加强战略合作，例如在反对美国鼓吹中国太空威胁论、美日反导合作、美日战略扩张并加剧亚太紧张局势、日本抛弃“和平主义”路线并军事利用太空等方面协调立场，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责任编辑：黄丽梅)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太空冲突机理研究”(项目编号15GJ003-27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跨域安全与跨域威慑机理研究”(项目编号14BGJ028)和国防科技大学科研计划项目(项目编号JC15-10-01)的阶段性联合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