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患者、精神生活以及厌倦和羞耻

→弋舟



青年患者、精神生活以及厌倦和羞耻

→弋舟

一、从阅读而来的一则序言

“星期日下午他们在莱斯特广场碰头。他们上次差不多说好了去看电影，但是作为诗人，他们有责任最充分地生活，因此他们回到她在高尔街的房间，在那儿她允许他给她脱衣服。他对她赤裸的身体的匀称的线条和象牙般白皙的皮肤感到十分惊异。他心里在想，所有的英国女人脱去衣服都这么美丽吗？

他们赤裸着拥抱在一起，但是他们之间没有热情；而且很明显，热情也不会再增加了。最后女孩退缩了，两臂交叉抱在胸前，推开了他的手，默默地摇了摇头。

他可以努力说服她，诱惑她；甚至还可能成功。但是他缺乏这样做的勇气。毕竟，她不只是一个具有女人的直觉的女子，而且还是一个艺术家。他要把她吸引进去的不是真货——她肯定知道这一点。”

库切在他的小说《青春》里，写下了以上这个片段。

《青春》并不是一本“好读”的小说，我读了一个多月，才读到一半不到。它实在不怎么吸引人，散漫的独语式的叙述，似乎也只适合随手拾起，漫不经心地读上三两页。然而今夜，当我发誓将它速读掉（这完全出自我根深蒂固的读书劣习——只要开读，怎么厌倦，也得读完方可了事。况且，对于库切这样的作家，既往对之建立起来的信任，也会敦促我至少读完他的每一个字），却遇到了这个片段。它让我从床上爬了起来，开始弄另一件同样勉为其难的事。

这件事就是写序。应承下这件事，本来就愚蠢至极——我居然答应给人写序！看来不是老得可以，就是病得不浅。

即便我将这个差事视为“老态与病情”，但收到这套书的电子稿，还是被它的总标题吓到了——兰州“青年患者”系列丛书诗集。怎么个意思呢？我第一个反应便是，打电话过去，给丛书的策划者以“委婉的建议”和“善意的暗示”：斟酌下，用这么个名儿，你们确定吗？嗯？真的确定吗？对方答复得毫不含糊：确定，就它了。

这个被冠以“兰州‘青年患者’系列丛书诗集”的文件夹便撂在了我电脑的桌面上。它挺困扰我的，一撂月余，每次打开电脑，就会令我有那么一点儿不忿。不忿什么呢？也说不出，总之就是有点儿不高兴，甚至还有点儿厌倦。

让我们来看看《青春》的这个片段。概括一下：男主人公结识了新的女伴，原本要去看电影，结果去了房间，最终，什么也没发生。需要交代的是，这位男主人公是一位自诩为诗人的青年。而让原本“看电影”这个计划改弦更张的根本原因，便是“作为诗人，他们有责任最充分地生活”。那么，什么才是“作为诗人有责任充分地生活”的那种生活？那种生活如何“充分”？诗人又何来如此之责任？在这儿，我不辨析，也不企图和没兴趣辨析。我只知道，令我从勉为其难地阅读，辗转到勉为其难地“作序”，只是因为了小说中“诗人”这个词的出现。这两个“勉为其难”被“诗人”捆绑到了一块儿，意味也就出来了那么一点儿。

“他们赤裸着拥抱在一起，但是他们之间没有热情；而且很明显，热情也不会再增加了。”这都是什么事儿？两个青年，赤裸着拥抱在一起，但是彼此之间并无热情，而且——很明显，热情也不会再增加。这不对啊，到底哪儿出了问题，水到渠成的事情，怎么却弄成了难以为继？如此情景，对这样一对儿青年，你当然尽可以武断地将之称为“青年患者”。没错，就是两个病人。令我更加着迷、并最终促使我翻身而起的，是最后的这个句子：

他要把她吸引进去的不是真货——她肯定知道这一点。

这挺让人伤感的。青年男诗人止步于自己的虚弱，他知道，而且也知道她知道，自己用来引诱对方去过“充分生活”的那个口实，“不是真货”。作为一个诗人，他没本钱，或者起码本钱不够。

我觉得，这个小说的片段，几可用来反射“兰州‘青年患者’系列丛书诗集”这个名堂。如果你从这对儿镜像中读出了反讽，我希望你还读出了忧愁；如果你从这对儿镜像中读出了病象，我希望你还读出了健康。重要的是，其实我只想让你读出青春之无辜，诗人之彷徨。

名堂归名堂，诗歌归诗歌。十二位年轻的兰州诗人，以“青年患者”自居，看看他们如何自述病情：

每周去黄河船上酒吧聚会，搂着的姑娘都面孔陌生

吃大肉，喝大酒。日落而居

当然也听不到夜里的灯红酒绿

我喝下的是，喝醉我的酒

嗜酒如命还要抽大量的烟

几十度的烧酒

那一天我和朋友喝酒喝得一塌糊涂

今夜，我取下酒中的佳酿

在酒吧的橱窗下兴奋地谈论着那些绅士们的私生活

它们不过是吞食生命的咖啡红酒

这十句，出自十位患者的自述，病症整齐划一—“酒”（兄弟们各自认领自己的金句吧）。没跟酒扯上关系的那二位，恭喜你们，还病得不重，或者得安慰你们——你们还不够“诗人”。

病得如此雷同，简直是对万千病象的侮辱；而病得如此默契，谁又能说不是团伙的温暖？病便病吧，酒便酒，患者们就别琢磨怎么患了个流行性感冒。因为，这只能归咎于——空气，传统，青春，乃至某一部分“诗歌病”的规律性的本质。

十二位兄弟，贸然给你们作序，算是诸位对我的抬爱，也算是诸位对我的陷害。既然青春，既然患者，那便也无妨姑且用酒来“最充分地生活”，那个“货真价实”的明天，没准就在今夜的宿醉之后。我跟你们同在。在兰州，在“不充分的生活里”，在“非货真价实”的自我怀疑中。我也是个患者。你们谁又能说，得病只是青年的专属？

而——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犹未病也。

二、面向“读者”和“作者”的小说

由于促发我写出了一则序言，对于《青春》的阅读，便陡然变得饶有兴味了。

这也是阅读能够带给我们诸般可能的又一个例证——每一次阅读，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暗线”将你与文本维系到一起。你从一己的心境、动机、甚或“功利”的目的出发，阅读就成为了一件为我所用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本身，可能就成为了一次“创作”。

作为一个小说家，库切基本上能算作纳博科夫式的那类“文体家”，他的每一部作品，在形式上都有着显明的意图，他不重复自己，至少，不在形式上重复自己。

《青春》大约可以算作一部自传体小说。如果库切完全用第一人称来写这部作品，那么，它是否可以被称为“小说”，都是值得商榷的。作品里的主人公，年龄、履历，都与库切本人高度吻合。好在，他至少还给主人公取了一个名字，这令《青春》起码披上了“虚构”的外衣。除了片段式地记录了一个文学青年的“边缘人生”（在这一点上，它是有主旨的），作品几无贯穿性的情节。当然，是否必须有一个贯穿性的情节，这一点，并不足以成为判断“小说”的准则，但是，基于大部分读者在阅读“小说”时的潜在诉求，有没有一个贯穿性的情节作为阅读时的驱动，我认为还是有些必要的。

这就有关我们写作时的动机和自我期许了。我们必须承认，至少有这样两种“小说”的存在：一种朝向“读者”，一种朝向“作者”。这种划分，当然会失之片面。面对作品，除了作者本人，谁又能不是“读者”呢？但是且慢，如果我们稍微深入一些去辨析，或者，即便作者本人，也是自己作品的“读者”；如果还要推演下去，将每一个“读者”都视为“作者”，也不是完全说不过去。但我不想将事情搞得太过复杂。

我想，我在此划分出的小说面向的“读者”，大约可以这样来描述——他们读一部小说，首先怀有一份对于故事的盼望，情节的连贯与逻辑性，能够部分地满足他们的阅读期待，他们需要被故事本身说服和打动，需要某种物理性的“真实”来映照自己“生活性”的感受；而小说面向的“作者”，则是这样一部分人——他们读一部小说，很难归纳出某种盼望，有时候，毋宁说他们对于阅读这个行为本身几无盼望，他们就像一个人无意中瞥了一眼镜子，那镜子中呈现出的物象，以一种幻觉式的“真实”，照亮了他们“存在性”的感受。

这两者当然不会那么泾渭分明，但有时候如果不“简单粗暴”一些，我们可能便难以说事。

对于小说艺术的体认，至少我在目前这个阶段是不赞成过度驱散“读者”的。那样，未免会令这门艺术显得过于傲慢，而傲慢会带来什么后果，谁都会猜测出个八九不离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大愿意将《青春》视为一部好小说。

可是作为一个读者，我的自我判断是，我是这部小说所朝向的那部分“作者”之一。这并不完全是在说我本人便是一个小说家，而是在说：当我阅读这样的小说时，有一种内在的、感同身受的、仿佛是在自我沉吟般的“创作”之感。从形式上，库切本来就是在描述一个文学青年的苦闷，主人公的气质似乎也与曾经的我暗合——都是那种举棋不定与优柔寡断，在各种微妙的扯动中一天天过着“春梦了无痕”的青春人生。但仅限于此，还并不足以完全令我生出“作者”之情，证据是，我极有可能也会从《红楼梦》中的焦大和《水浒传》中的李逵身上，读出某种近似的况味。

显然，作为“作者”的我，在阅读小说时，绝非是在照搬和复制小说中的生活经验，我并不想、起码并不十分想从小说中找到自己的肉身翻版；小说中的青年诗人与焦大、李逵在我而言，可能并无二致，因为，他们投注在我阅读中的、给我形成某种阅读趣味的，差强人意，或者可以被称之为——精神生活。

关于精神生活，《青春》中有这么一个片段：

“他猜想阅读室还有别的和他一样孤独的常客，比如一个脸上有麻点的印度男人，身上发出疖子和长时间未换的绷带的气味。每次他去卫生间，那个印度人似乎都跟着他，几乎就要说话，但还是没能开口。

终于有一天，当他们并排站在洗脸池前的时候，那个男人开口了。他是国王大学的吗？他拘谨地问道。不是，他答道，是开普敦大学的。那人问他，愿意去喝茶吗？

他们一起在茶室坐了下来，那人开始大谈自己的研究，是关于寰球剧院观众的社会成分结构的。尽管他并不特别感兴趣，还是在尽力注意听。

精神生活，他暗自想道，我们为之献身的是否就是这个？我以及在大英博物馆深处的这些孤独的流浪者，有一天我们会得到报答吗？我们的孤独感会消失吗，还是说精神生活就是它本身的报答？”

这是身在大英博物馆阅读室里时，青年诗人对于自己的诘问。我猜，在没有和这位大谈剧院中观众社会成分结构的印度老兄交谈之前，对于“精神生活”，青年诗人还是颇为珍重的，并且，他还暗中希望吾道不孤，必定会有与自己怀有同样趣味的人。然而，事实不大不小地教育了他，库切甚至“恶意”地给出了这样一个“同类”的形象：身上发出疖子和长时间未换的绷带的气味。这个同类所敝帚自珍的“精神生活”，青年诗人“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想，当他“还是在尽力注意听”的时候，某种“厌倦”之情已经难以觉察地笼罩了他。

毋宁说，这种“厌倦”之情，已经开始挫伤他。一场精神上的“事故”由此发生了，否则，他不会暗自质疑自己的“精神生活”。这种生活必定让他感到自己付出了代价，可能那就是“孤独”，所以，他才会想象一个所谓的报答；实质上，他是渴望摆脱孤独的，所以他才想象有一天这孤独的消失；但当这样的憧憬在“同类”面前受挫时，他开始再一次给自己寻找意义，将这孤独的代价本身，猜测为一份褒赏。

回到小说本身。当小说过度驱散“读者”之时，会不会像一个“大谈剧院中观众社会成分结构”的印度老兄？当一种“精神生活”除了以“孤独”作为自己的报答之时，小说还能不能在朝向“作者”的那一面，站稳自己矜重的脚跟？

我想，“读者”或许并不需要纠结这样的问题，他们只需将手里的小说扔掉，就像遇到一个“身上发出疖子和长时间未换的绷带的气味”的人时，绕行即可；而“作者”，却要在这样尴尬甚至严峻的对峙中，展开自我的怀疑，解决那种多少有些令人恶心的、自我的——厌倦。

三、厌倦之情和羞耻之心

没错，就是厌倦。

阅读《青春》时，正是因为捕捉到了这种情绪，才促发我写出了那个勉为其难的序言。当我开列出以“患者”自居的青年诗人们的“病症”时，我很难说得清楚，自己是否也怀有了某种“恶意”。沉溺酒精跟游荡在大英博物馆阅读室，差不多就是同一种“病症”，这都被患者们冠以了“精神生活”。可是，面对“精神生活”以外的世界，除了将“孤独”上升为一个自我的奖励，患者们也极为可能要面对如此严厉的遭际——你甚至没法指望享用一个唾手可得的姑娘，因为一个青春的肉体，便能令你感到自己“不是真货”。

怎么办？不知道。

我断非是在贬斥“青年患者”与“精神生活”，当我也将自己视为小说朝向的那部分“作者”之时，实际上我已经认领了自己作为一个“患者”的病历。我只是想唤起自己的某种警惕，因为我不想止步在一个年轻姑娘的面前。

在《青春》中，年轻诗人如此憧憬：

“他的希望是，从他活动于其中的没有特点的人群中会出现一个回应他眼神的女人，一句话不说地悄然来到他的身旁，和他一起回到他的卧室兼起居室（仍然一句话不说——他们说的第一个字能够是什么呢？——无法想象），和他做爱，消失在黑夜之中，第二天夜晚重又出现（他会坐在那儿看书，会传来一声敲门声），再次拥抱他，在钟敲十二点的时候再次消失，如此等等，从而改变他的生活，释放出涌泉般的禁锢在心的、按里尔克的《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的模式创作的诗歌。”

我想，这番《聊斋》式的、千古“精神生活”者的美梦，必定也是我为之作序的那十二位兄弟的心声。可是，稍微客观一些，稍微自知一些，你就会明白，凭什么，那个女人就会“一句话不说”地光顾你，在你那简陋的“卧室兼起居室”的环境下鬼狐一般地抚慰你——而你热衷地还是什么以此释放出自己写出诗歌的灵感。

这不但欺人，更是自欺。于是，也难免自认“不是真货”。

《青春》中的主人公想象自己在申领一个“难民”身份时，将会面对的困局：

“他不是难民；更确切地说，他就是声称自己是难民，在民政部那里也不会有一点用处。谁在迫害你？民政部会问。你要逃离的是什么？逃离厌倦，他会回答。逃离庸俗的市侩作风。逃离道德生活的萎缩。逃离耻辱。这样的辩护对他会起什么作用？”

那么，“患者”们不妨一同先来回答这些问题：谁在迫害你？你要逃离的是什么？当大家都做着《聊斋》之梦时，最终怎么会不导向“厌倦”呢？你做的这个梦，本身不就充满了市侩作风吗？你之憧憬，本身不就是有违“道德生活”的吗（或者，你自有你的一套道德生活的准则——这实在难以令人启齿）？好在，你还知道——耻辱。这样的辩护当然起不到什么作用，“民政部”的老爷们要是被你说服，那就实在是失职。

当我们以“患者”自认时，民政部原来并不会法外施恩，给予你一个“难民”的身份。于是“优待”无从谈起，那就像《聊斋》中的鬼狐一般，差不多只能是一桩春梦。

挺残酷的。

好在对于这一切，库切冠以了“青春”之名，我的那十二位兄弟，也是在“青年患者”的名堂下展开了自己的诗句。于是一切便堪可原谅——起码堪可自我饶恕。青春无疑是一面挡箭牌，是庇护所和防弹背心，以青春之名，过一种无力的、矫饰的、连“难民”待遇都无可谋求的生活，恰是一桩美事。享有青春，你便可以允许自己投身的运动，是一个“害怕第一流球队的运动，是失败者的运动”。

在这个意义上，《青春》当然又是一部好小说了。至少，库切在这部小说中，敏锐地将自己笔下的人物卡在了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他宁愿是个坏人而不愿做个乏味的人，但他不敬重一个宁愿是个坏人而不愿做个乏味之人的人，也不敬重能够把他的两难境地用语言利落地表达出来的那种聪明。”这种自觉，有一种内在的、深沉的羞耻之心，有了这颗羞耻之心，或可让我们抵御青春那令人厌倦的一面，或可令我们最终生出与“一流球队”角逐的雄心，或可当我们面对一个姑娘时，觉得自己货真价实，或可能够令我们骄傲地自我授予“难民”。

反正，青春之后的库切写出了《耻》。

好在，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犹未病也。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