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发展提升政府绩效吗？

王浩林，董黎明, 2



非营利组织发展提升政府绩效吗？

王浩林1，董黎明1, 2

（1.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蚌埠安徽233030；2.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北京100836）

利用约翰•霍普金斯非营利部门国际比较项目小样本数据和偏最小二乘回归技术，加入了国内研究中对政府绩效影响显著的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和城市化五个变量，检验非营利组织发展对政府绩效的影响。研究构建了两个模型，模型一检验反映非营利组织发展8个指标的政府绩效效应，然而过多发展变量的引入可能放大非营利组织政府绩效效应。因此，用非营利组织能力和非营利组织影响力两个包含8个发展指标信息的变量构建模型二，检验模型稳健性。两模型得出了近似一致的检验结果，研究表明：（1）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政府绩效影响跨越了国家间体制、文化的差异，通过市场和社会资本两大机制发挥作用，提升了政府绩效；（2）非营利组织发展众多指标中志愿者规模、附加值和表达类组织规模对政府绩效贡献最大；（3）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同样具有忽视国家体制和文化差异的绩效影响力，而财政分权、对外开放程度和城市化的绩效作用并不稳定。

非营利组织；政府绩效；偏最小二乘回归

一、引言

2013年全国共有非营利组织（NPO）54.7万个，突破50万关口，比2012年增长9.6%，连续两年NPO增长率超过GDP增长速度。截至2013年底，全国社会团体共有28.9万个，年增长6.6%；基金会共有3549个，年增长高达17.2%；民办非企业单位共有25.5万个，年增长达13.1%，具体如图1所示。

图1：非营利组织发展情况①

NPO较快发展速度反映了2013年初中央对改革非营利组织管理制度做出改革部署的成效，也验证了制度创新对NPO发展的重要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分别通过的两个《决定》共同为非营利组织发展做出了顶层制度设计和搭建了法治框架，破除了制约发展的制度障碍，提供了NPO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对中国NPO而言具有里程碑性的重大历史意义[1]。因此，有理由相信非营利组织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恰是各界学者长期所期待的。社会学家哈贝马斯，高丙中、袁瑞军希望发展NPO实现公民社会[2,3]，公共管理学者彼得斯、冯尼斯潘、王名和丁晶晶尝试借助NPO共同治理社会[4,5]，部分经济学家Webster和Harding，坚持NPO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私有化的重要载体能够改善政府绩效[6]。学者对于前两项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且多有共识，而NPO与政府绩效问题研究成果不多且存有较多争议。

目前，对非营利组织发展提升政府绩效的证据多来自对NPO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研究。政府依靠NPO承接其出资的社会服务是世界各国一种普遍且日益通行的做法[7]。非营利组织参与提供对政府绩效的提升是支持引入该种供给模式的重要依据，但是目前的研究结果却无法给予有力支持。Devereaux等学者统计了比较非营利组织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绩效的研究结果，发现前者只以微弱优势胜出[8]。我国学者钱海燕和沈飞发现一些非营利组织承接养老服务提升了财政支出绩效，有些则出现了绩效下降情况[9]。NPO绩效能力证明乏力的事实与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数量和范围扩张现象并存[10]。目前，该方面研究存在两方面的不足。第一，NPO绩效研究以其成本为评价基础，使用微观数据和DEA技术分析NPO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绩效。这种评价模式局限于微观层面考察NPO提供公共服务的绩效，看重其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低人力成本等方面可能具有的成本优势，将成本控制能力寄希望于NPO“纯洁道德的神话”。实际上，NPO成本优势未能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学者Malloy和Agarwal甚至担心NPO的参与会带来高昂的监督成本[11]。第二，当前研究只反映了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供给替代品对政府绩效的影响，而忽视非营利机构通过其它间接途径对政府绩效的作用。学者萨拉蒙和索可洛斯基的NPO五功能理论明确指出非营利组织具有社会资本功能[12]，而社会资本能够润滑社会关系，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进政府与社会各类组织的合作，从而改善政府绩效。

因此，从微观层面比较政府与NPO绩效无法全面地反映非营利组织对政府的绩效效应，NPO既能起到“鲶鱼效应”，又具有社会资本的政府绩效作用。基于研究现状，本文对现有的政府绩效研究有两点贡献。第一，研究尝试完整地剖析NPO的政府绩效作用机制，并从宏观层面回答非营利组织发展对政府绩效影响的问题。第二，基于多国数据的研究可以检验影响各国政府绩效的一般性因素，为改善政府绩效提供普适性建议。

二、理论分析框架

非营利组织发展能够从两大方面影响政府绩效：一方面NPO参与提供公共服务能提高市场竞争性，从而促进创新、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新的绩效标杆[13]。另一方面NPO社会资本功能间接影响政府的绩效。对NPO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绩效的比较评价基本反映了前者的作用结果，对于后者，学者Putnam开创性地研究了社会资本与政府绩效间的关系[14]，研究结果表明意大利南北地区间社会资本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绩效。学者Rice沿用了Putnam社会资本分析方法将研究范围具体到乡村社区上[15]，同样发现了高社会资本同政府高责任性和高效率间的显著关系。那么，社会资本如何提升政府绩效呢？传统博弈理论将社会资本看作合作的润滑剂，进而增进政府的绩效，但是该理论并没有解释合作通过什么机制影响绩效。学者Boix和Posner试图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构建了社会资本与政府绩效关系的五种解释模型[16]。

第一，理性选民和精英竞争执政。假定存在一个富有竞争性的民主政治，选民信息充分，流动自由，能够以脚投票惩罚表现不佳的代表。认识到这一点，代表急于讨好选民，根据他们的意愿进行社会管理，努力落实多数选民所偏好的政策，督促政府尽可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正如模型所假定的，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公民选举出高治理水平代表的能力。社会资本会带来良好的治理，能使公民成为“老练的政治消费者”。公民积极参与社区NPO，这提供给他们讨论公共事务的机会，锻炼了他们的参政能力。当选的政治精英知道选民正在监测和讨论他们的行为，会朝有效治理加倍努力以免落选。社会资本提升政府绩效途径除了让公民更好地获取信息以及做出合理判断之外，还有表达公民需求。正如集体行动文献所强调的，社会各方利益难以自组织，只有少部分人结成利益组织。因此，政治秀场无法平等地反映公民的偏好。在这种不对称的利益组织化情况下，有组织的少数公民能够将他们偏好的政策成本转嫁给多数人，出现了帕累托低效。相反，在市民社会中，公民能够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向政府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政府对市民意愿了解的越多，政策反映他们需求的可能性越大。

第二，规则遵从。联系社会资本和政府绩效的第二个机制是社会资本减少了政府执行政策和规则的成本。规则遵从模式强调社会资本在减少政府和公民间交易费用的作用。政府征税去支付学校、警察、道路和其他公共服务，制定昂贵的规则以保证提供安全工作场所、清洁环境以及安全食品和药品。这些都属于公共产品，人们具有普遍的“搭便车”动机去逃避责任。虽然他们想获得公共产品福利，但没人愿成为唯一的负担者。为了确保人们遵守规则，政府必须创造复杂和昂贵的规则执行机制。社会资本通过塑造公民对他人行为的信任减少了对这类规则的需求。如果人们预期其他纳税人或污染制造者能够照章纳税或遵守环保法规，那么这些成本更容易自愿的分担，强制执行成本低。相反，执行成本将是高昂的。社会资本通过给予公民关于他们同胞行为更多乐观的预期，减轻政府执行法规的负担，释放资源用于提高效率或扩大政府服务范围。

第三，公民道德。社会资本会影响公民的偏好，能够培育具有公民美德的市民，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看到的。社会资本将社区偏好从个人利益转向公共问题，从而提升政府绩效。通过提升公民对集体利益的偏好，用普特南的话就是从“我”发展到“我们”。社会资本鼓励向政府表达公共诉求，但不能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去帮助社会中的某些成员。出于同样的原因，社区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可能淡化公民短期消费型支出需求，鼓励他们支持大大改善社区居民未来生活条件的长期投资。

第四，官僚效率。社会资本能够通过两个途径影响决策制定者和执政精英行为，提升制度效率。一是锻炼官员同他人合作履行责任的能力。某种程度上，政治精英和立法官员都是拥有丰富社会资本的更大社会网络的成员，他们能够相互妥协，高效地协同工作和抵制工作懈怠或是推诿困难任务的诱惑，政府绩效将因此上升。二是增强政府管理公共机构的能力。现代组织需要委托人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从生产任务转向非生产性的绩效监控。某种意义上，只要委托人能够最小化他们为此必须花费的时间和资源，他们的组织将更具有绩效。委托人降低监督成本的传统方法是发展正式的制度（如绩效工资或严格的劳动规定）去约束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而组织成员间高水平社会资本构成了一个附加的、非正式的制度，可以通过影响代理人对于他们同事和上司行为的预期而产生更高的绩效。如果社区（或公共机构）社会资本丰富，那么代理人将假定他们的上司和同事都会为企业的成功而努力工作，他们也会如此行为。代理人可以抵制机会主义的诱惑，用于监控代理人绩效的资源将以更有效的方式重新配置。相反，处于社会资本贫乏社区的公共代理人将陷入次优均衡中。委托人不信任他们的员工，被迫将资源投入昂贵的监测设备和制裁措施以防范机会主义行为。一旦认识到他们不被信任，员工只会努力做他们必须做的以避免出错和受罚。

第五，政治精英妥协。社会资本能够培育对立执政精英妥协艺术的能力从而提升政府绩效。该模型适用于解释在公民被分成对立的种族、宗教和阶级的社会中如何实现善治。在社会对立板块化情况下，首选解决方案是结盟，但是结果却差异很大。结盟成功或失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传统的非制度安排：派系领导致力于全局性工作的决心，以及他们在不失去社团成员支持条件下达成必要妥协的能力。成功的关键要素依赖于所处环境社会资本的作用。在断裂型社会中，社团生活网络往往呈碎片化，该类型网络下的社会资本往往难以促进跨网络边界的合作。这是因为互惠原则可以降低网络成员间合作行为的风险，但相比较而言就增大了同网络外成员合作的风险。积累社会资本将会强化分隔，降低领导妥协的动力。但当社会资本存量达到很高的水平时，这种效应可能逆转。网络间的互动使得跨网络合作呈现较高风险，但也能降低网络内合作者的风险厌恶程度，风险厌恶效应和风险比较效应同时发生。在高水平的社会资本中，前者将战胜后者，从而使网络间合作成为可能。就像有剩余的农民愿意做风险或长期投资，处于高社会资本网络中的成员也愿意冒同外部成员合作的风险，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外部合作被拒绝，他们也还有一个非常安全、可靠的合作网络可以提供支持。因此，中低水平的社会资本很可能成为群体间合作的障碍。在某种程度上，社会资本使得分裂社会中通过结盟实现民主成为可能。

在传统的政府绩效影响分析中，财政分权问题备受学者关注。学者Tiebout首次引入竞争性市场概念分析地方政府行为[17]，认为地方政府间不断攀升的竞争压力会实现公共服务帕累托有效供给，削减财政支出，预防权力滥用，提升政府绩效。学者Oates和Rowland都认为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匹配公共服务供给与居民的需求和偏好[18,19]，使地方政府变得更加有效和民主。前者的研究强调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而后者重视地方政府在选择和运用公共资源提供服务方面的积极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倾向于建立多样化基础设施，降低财政支出水平，最终提升政府绩效[20]。在对中国转轨经验的研究中，不少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改革促进了市场化进程和政府绩效改善[21,22]，发现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权力转移产生了类似于联邦制的地区分权制度，地方政府为引进私人资本而展开的激烈竞争会提高资金使用的成本，从而硬化预算约束。

有不少学者对财政分权的政府绩效效应持相反观点。学者Gordon发现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和公共品竞争会产生外部成本[23]，需要适当集权以发挥政府规模经济优势，提升政府绩效。学者Schwab和Oates认为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绩效还有赖于居民构成等其它因素[24]，分权未必导致政府绩效改进。学者Niskanen和Conyers强调少数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绩效的负面影响[25,26]，可能由此出现漠视普通居民需求、滋生腐败、高财政支出等现象。学者Bardhan和Mookheijee同样认为过高的财政分权易增加地方政府腐败，进而导致政府效率下降[27]。实证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导致了市场分割，不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效率的改善[28]。

参考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在政府绩效影响因素分析中还常常将开放程度、城市化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因此，这里可以将政府绩效表述为：

政府绩效=f（非营利组织发展，财政分权，开放程度，城市化水平，受教育程度，经济发展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度量指标及数据来源

非营利组织发展需要用多项指标来表示，如受薪雇员比重、志愿者比重、从业人员多元分布指数、私人捐赠占GDP比重、附加值占GDP比重、服务类NPO雇员占就业总数比重、表达类领域从业人员占成人总人口比重、机构成员指数等。不少指标数据在国内统计中没有单独反映，或是历史资料不全，因此难以开展国内研究。在国际方面，NPO相关数据在国际非政府组织（如IMF和ILO）和学术机构数据库中也甚少涉及。所幸的是，1991年正式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非营利部门比较项目为本研究提供了可能。Salamon领导的该项目在第一阶段研究了13个国家，从1997年开始的第二阶段扩展到40多个国家，截止2000年最终获得36个国家的数据。NPO比较项目在数据收集阶段遇到了国内研究相似的困难，为了解决该问题，项目组采用了变通的“超级网络取样法”和“滚雪球”取样法。NPO发展指标数量众多，约翰·霍普金斯比较项目从能力和影响力两个维度对8个发展指标进行简单的算术平均降维处理。能力维度包括受薪雇员比重、志愿者比重、从业人员多元分布指数和私人捐赠占GDP比重，影响力维度包括附加值占GDP比重、服务类NPO雇员占就业总数比重、表达类领域从业人员占成人总人口比重和机构成员指数等。能力维度多反映NPO的市场竞争能力，而影响力维度更侧重于NPO的社会资本功能。各国NPO相关数据如表1所示。

表1：非营利组织发展情况表②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只有27个国家截面数据，样本容量小，同时模型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一般的回归分析难以精确估计绩效影响模型。偏最小二乘回归（PLSR）被弗耐尔教授称为第二代回归分析技术，最初由伍德和阿巴诺于1983年提出，近三十年来在理论、方法和应用方面得到发展迅速。PLSR结合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典型相关分析和主成份分析，可以很好地解决普通多元回归遭遇的难题。对于多重共线性和样本量小的问题，PLSR利用对系统数据信息进行分解和筛选的方式，提取对因变量解释性最强的综合变量，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从而达到减小估计误差提升模型精度目标。

PLSR建模中选取合适成份的数量可以通过考察增加一个新成份后能否明显改善模型的预测功能来考量，采用交叉有效性进行判别。把所有n个样本点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除去某个样本点的所有样本点集合(共含n-1个样本点)，用这部分样本点并使用h个成份拟合一个回归方程；第二部分是把刚才被排除的样本点代入前面拟合的回归方程，得到在样本点上的拟合值。对于每一个=1，2，…，n，重复上述测试，则可以定义的预测误差平方和为，有：

显然，如果回归方程的稳健性不好，误差就很大，它对样本点的变动就会十分敏感，这种扰动误差的作用，就会加大的值。另外，再采用所有的样本点，拟合含h个成份的回归方程。这时，记第个样本点的预测值为，则可以记的误差平方和为，有：

另有一种等价的定义为：

四、实证研究

构建模型一考察受薪雇员比重（x3）、志愿者比重（x4）、从业人员多元分布指数（x5）、私人捐赠占GDP比重（x6）、附加值占GDP比重（x7）、服务类NPO雇员占就业总数比重（x8）、表达类领域从业人员占成人总人口比重（x9）、机构成员指数（x10）、地方支出与全国支出比（x11）、人均GDP（x12）、受教育程度（x13）、进出口总值占GDP比重（x14）、城市化（x15）对政府绩效（y）的影响。模型一将8个NPO发展变量放入模型分析，由此会产生一大问题：过多NPO变量的引入可能放大NPO发展的政府绩效效应，模型稳健性受到质疑。因此，用NPO能力（x1）和NPO影响力（x2）包含8个NPO发展指标信息的两个变量和其它5个影响因素构建模型二，进一步验证NPO对政府绩效的影响。相关统计性描述见表2。

表2：变量统计性描述

利用SIMCA-P11.5软件对模型一进行PLSR分析。经过PLSR处理后得到两个主成份，R2Y（cum）＝0.867，Q2（cum）＝0.792，拟合模型可以解释86.7%的y变量并拥有79.2%的预测能力。通过做主成份1和2的得分散点图检验特异点，结果没有发现异常值，如图2所示。

图2：模型-主成份得分散点图

对模型二做PLSR分析，亦得到两个主成份，R2Y（cum）＝0.853，Q2（cum）＝0.813，拟合模型可以解释85.3%的y变量并拥有81.3%的预测能力。做模型主成份1和2的得分散点图识别特异点，结果没有发现异常值，如图3所示。

图3：模型二主成份得分散点图

做模型一载荷图，观察各变量对主成份影响程度。从图4可以看出。财政分权、城市化、受教育程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非NPO因素对主成份2影响最大。NPO附加值占GDP比重、志愿者人口比重、表达类领域从业人数占成人总人口比重、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主成份1影响最大，其对NPO能力（x3、x4）和NPO影响力（x7、x9）的作用均有所反映。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两个主成份均构成重要影响。

图4：模型一载荷图

图5：模型二载荷图

做模型二载荷图，结果如图5所示。我们发现，同模型一类似，模型二中财政分权、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等非NPO因素对主成份2有重大影响，主成份1受到NPO因素和非NPO因素的共同作用，NPO能力和影响力对主成份1作用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在模型一和模型二中对两主成份均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而受教育程度在模型二中的影响要弱于模型一。

PLSR分析中指标的重要性程度可以用变量投影重要性指标（VIP）来量化。从图6可以看出，模型一中的城市化、私人捐赠占GDP比重、开放水平、财政分权、从业人员多元分布指数VIP值均小于0.8，根据Wold的建议，VIP小于0.8的变量可以认为对因变量的贡献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对政府绩效影响最大，依次是NPO附加值占GDP比重、志愿者人口比重、受教育程度、表达类领域从业人数占成人总人口比重、受薪雇员占经济活动人口比重、服务类NPO雇员占就业总数比重和机构会员指数。NPO能力（x4、x3）和NPO影响力（x7、x9、x8、x10）均对政府绩效产生重要影响。

图6：模型一变量VIP

模型二各变量VIP值如图7所示。我们发现，结果同模型一极其相似，开放水平、财政分权和城市化对政府绩效水平影响不大，经济发展水平、NPO影响力、NPO能力和受教育程度依次对政府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国内政府绩效影响因素分析中，财政分权往往被视为影响政府绩效的重要因素[29]。但本研究样本选取了文化迥异的27个国家，财政分权政府绩效的正效应和负效应在不同国家间表现差异较大，其作用相互抵消，最终没有对政府绩效表现出显著影响。城市化能够产生公共服务的规模效应，提升政府支出绩效水平，但同时对政府城市管理水平也提出了要求。因此，城市化对政府绩效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原有的治理水平或绩效。

图7：模型二变量VIP

最后，模型一和模型二的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模型一中私人捐赠占GDP比重对政府绩效有负面影响。在27个样本国家中不少取自不发达国家，这些低绩效政府往往需要高水平的国外私人捐赠和国内捐赠去弥补国家财力的不足。模型一和模型二中对外开放程度对政府绩效均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对外开放程度对政府的引致间接效应是否大于存在的直接溢出效应，受东道国家资源禀赋、政府适应性和经济水平影响[30]。显然，不少国家的对外开放并没有倒逼政府提升绩效，反而由于政府原本低下的治理水平扩大了寻租空间。两个模型均反映出NPO对政府绩效产生了积极而显著的影响，非营利组织的社会资本功能和市场竞争能力都发挥出了正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受教育程度对各国政府绩效亦有显著的正面作用。

表3：模型一和模型二相关系数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研究非营利组织发展对政府绩效的影响，并加入了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对外开放程度和城市化等变量。模型一和模型二的政府绩效影响因素分析得出了极为相似的结果，预测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健性。通过对两个模型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并以此为依据提出相应建议。

第一，非营利组织发展提升了政府绩效。NPO政府绩效影响跨越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以及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体制、文化的差异，通过市场和社会资本两大机制稳定地发挥作用，后者的绩效贡献不低于前者。NPO绩效效应既嵌入原有的文化和制度框架发挥作用，同时也直接作用于原有的文化和制度，从根本上改善政府的绩效土壤。NPO众多发展指标中附加值占GDP比重、志愿者人口比重和表达类领域从业人数占成人总人口比重三项指标政府绩效贡献最大。我国近几年NPO获得快速发展，如果希望最大化由此带来的政府绩效收益，需要从上述三大指标着手，采取更具指向性的政策提升NPO发展的质量。一是要区分NPO商业经营和非营利行为，既能规范NPO行为又能够消除其商业经营制度和认识上的障碍，增加NPO附加值。二是社会各界积极开展志愿宣传活动，对接志愿者和各类非营利组织，建立统一的志愿者信息登记管理制度，扩大志愿者队伍并充分挖掘其社会价值。三是有步骤地放松表达类NPO的管制，充分发挥其社会监督功能。第二，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被证明是各国影响绩效的有效因素，而财政分权、对外开放和城市化等因素发挥作用需要一定严苛的条件。这三项因素绩效作用的发挥严重依赖于原有的文化和制度框架，它们的作用更多是嵌入式的，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往往是社会文化和制度变革的直接推手。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应该将其作为深入改革社会制度的契机，提升社会发展质量，改善政府支出绩效。我们建议继续加大国民教育的投入，同时深入教育制度改革，改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将公民教育融入日常教育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偏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检验了NPO发展对政府绩效的重要影响，但由于该方法的局限性无法衡量NPO发展的边际效应。因此，本研究对所提出问题只回答了一部分，完整答案有赖于国际非营利组织数据库的建立和约翰·霍普金斯国际比较项目的进一步推进。

[注释]

① 参见：民政部“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网址：http://www.mca.gov.cn/article/ zwgk/mzyw/201406/ 20140600654488.shtml，2014-6-17/2015-4-25。

② 参见：《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国际指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87-101页。由于某些指标数据不全，本研究只使用27个国家数据。各国绩效数据同样源自约翰·霍普金斯国际比较项目数据；财政分权因素用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支出比重表示，数据源自《世界财政统计年鉴》；对外开放程度用进出口总值占GDP比重表示，数据来自格罗宁根大学的PWT项目；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数据都源自联合国数据库；受教育程度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的教育指数表示。

③ 具体数学推导公式详见：《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及其应用》一书，王惠文著，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9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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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Development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mprove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WANG HAOLIN1, DONG LI MING1,2

The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NPOs on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by using the simple sample data from the John-Hopkins NPO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ject and PLSR, including other five variable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education,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urbanization. Two models are constructed. Model 1 reflects the effect of 8 NPO development indicators on the performance, which may enlarge the effect by introducing too many NPO variables. Therefore,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Model 2 with the variables of NPO capacity and NPO influence to further verify the effect. The test results of two models are similar. We find that: (1) The development of NPO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market and social capital, despite the econom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ountries; (2) the scales of volunteers, advocacy organization, and NPO added value play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on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3)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performance, nevertheless the impact of other three variables is instabl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 performance; partial least-squares regression

D63

A

1008-472X(2016)06-0001-12

2016-09-21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安徽省私立非营利医疗机构发展问题研究（AHSKQ2014D12）

王浩林（1979-），男，福建沙县人，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与非营利组织；

董黎明（1981-），男，安徽贵池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医疗与财政制度。

本文推荐专家：

高玉强，男，青岛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地方政府管理。

汪国华，男，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保障与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