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现实中召唤先锋的能量
——评墨白的“谋杀与终结”系列中篇小说

吕东亮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在新的现实中召唤先锋的能量
——评墨白的“谋杀与终结”系列中篇小说

吕东亮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墨白的系列小说“谋杀与终结”以“颍河镇”为共同的叙事背景，集中展现了墨白在先锋小说方面的探索。这些小说受到新历史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也继承了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对存在的关注和勘探，展现出墨白在中国底层困窘生活情境中对于生存的发现和思考。这使得墨白的先锋小说写作走出因袭和拘泥，从而拥有了鲜明的中国气质和强烈的时代呼应能力。

先锋小说;新历史主义;存在;中国气质

作家墨白将他的“颍河镇”系列中篇小说命名为“谋杀与终结”。这一系列小说包括《霍乱》《三兄弟》《奇死》《谋杀者》《弑父者》《终结者》和《幽灵》。七个中篇讲述了七个结实饱满、相对独立的故事，七个故事有一个相同的发生地——颍河镇，这是连接七个故事的唯一链条。以小镇作为文学故乡，作为情节和情绪的源生地，在当下的写作中并不少见。但“谋杀与终结”所建构的颍河镇，并不是一个格局完整、人物毕现的质实真切的小镇。

在这个中篇系列小说的书写中，颍河镇虽然有河流、有码头和仓库、有医院和光荣院、有酱菜场和药铺，但这些景观并没有呈现出一种结构性，只是作为虚化的背景参与了故事的生成。如此处理，和作者的创作抱负以及相应的小说艺术品质有关系。作者致力于精神空间的探询，实存的物质空间自然不用着意描绘，只需赋予其感觉气息即可。七个故事时间跨度60年，在作者看来是一个轮回，“轮回”的观念是作者压在纸背的东西，这也使“谋杀与终结”迥异于惯常的史诗性写作。在小说中，也有一般小镇叙事中所屡现的仇杀、阴谋、疯狂、倾轧、情欲甚至乱伦，但弥漫在文本中令人挥之不去的是对存在的复杂莫名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使颍河镇如无物之阵，围困着我们的灵魂。

整体来看，“谋杀与终结”的先锋小说的气质是浓郁的，这缘于作者长期以来对于先锋写作的坚守。先锋小说异军突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趋于衰落。当年的代表性作家马原、余华、格非等或者长期辍笔，或者转向“与现实和解”的常态写作。这一转向是深刻的，有着多重的意识形态背景和纷纭的文化逻辑。但先锋小说的衰落是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衰落，先锋的气质和精神则已注入到这些作家的写作中，也改造了并继续改造着文坛的写作生态。在一时显得浩浩荡荡的转型潮流中，墨白以坚守先锋的姿态而显得格格不入。墨白的坚守有其刻骨铭心的生存经验作底，在创作上也表现得自立不俗、风骨凛然。这一坚守不是没有代价的，先锋小说所面临的困顿也一样会在墨白小说的创作中表现出来。比如先锋小说叙事形式在80年代所携带的革新能量已经耗尽，先锋小说在80年代所崇尚的理解现实、历史的方式也渐趋固化，并因此而丧失解释现实的效力。也就是说，先锋小说初生时所面临的他者、所攻击的敌人已经不见踪影了，先锋小说的持续成长就成为一个尴尬的话题。在关于墨白的许多访谈中，我感到这些问题事实上对墨白的写作也构成了压迫。这使得墨白的坚守以及坚守中的写作显得艰苦卓绝，他需要克服先锋意义的弥散，需要在新的现实文化语境中激活先锋的能量。“谋杀与终结”反映了墨白克服这种文化窘境的努力，也显示出为先锋写作寻找新的契机的旨趣。应该说，这种努力和寻找是有成效的。

一、新历史主义风潮下的书写

作为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作家群体中的晚来者，墨白最初的先锋小说写作，不可避免地带有模仿的痕迹，一些情节的设置和叙事手法的运用不难看出其中的因袭的意味，这也使得他早期的小说给人以拘泥之感，缺乏自有的气象和独特的文化关怀。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谋杀与终结”中的《霍乱》和《三兄弟》是典型的新历史小说，故事中那种糜烂、颓废、阴霉的南方气息也是先锋小说所特有的。尤其是《霍乱》，让人想起格非的先锋小说名作《迷舟》。孱弱的知识者回到颓败的故家，本想获得片刻的喘息，却被异样的气氛和病态的人物包围着，陷入亲戚纷争与战事阴谋相交织的危险境地而不自知，最终成为强者欲望的牺牲品。权力、阴谋、情欲既存在于微末的家族的历史中，也存在于略显宏大的战事中，既遥远又迫近，构成了小说内在的张力。《三兄弟》也是如此，小说中那个妖娆的女性荷花成为叙事的聚焦点，左右着三兄弟的归去来，归来的老二、老三在寻找疑惑答案的过程中逐渐揭示了家庭内部的隐秘和腐恶，却最终无法改变占有财产的阴险毒辣的老大获胜的结果。

《霍乱》和《三兄弟》中的小说元素是相似的，作者处理这些元素时就像一个贪玩的孩子在乐此不疲地玩弄手中的魔方，翻来覆去的编码确认了胸有成竹的历史观，即历史由欲望而推动，人是欲望的囚徒并因此而挣扎，最终在历史的不可把握中陷入悲剧性的徒劳。这是新历史小说通行的史识，在其盛行的年代，对于瓦解宣扬历史确定性的宏大叙事确有摧枯拉朽的能量。《霍乱》和《三兄弟》也可以放在新历史小说的脉络中去考量。但这样的写作显然是难以为继的，因为以欲望来解释历史的史识是可以穿透一切历史过程的，这就必然造成书写的重复。事实上，很多新历史小说陷入了严重的自我复制，历史背景的更换也流于换汤不换药的俗套。如此的史识和书写到了今天则已被大众文化所转包，在一些宫廷剧及悬疑、仇杀等类型小说中被泛滥性地消费。墨白先生显然及时洞悉了先锋写作在文化场域中被裹挟、被污名化的境遇，他把先锋的注意力投入到普通人日常生存情境的荒谬性发现上。于是有了“谋杀与终结”中的《奇死》和《谋杀者》。

二、生存荒诞性的聚焦式呈现

与《霍乱》《三兄弟》相比，《奇死》和《谋杀者》的现实气息明显浓郁一些，这里的现实更多指的是实存、实在方面的意义。《霍乱》《三兄弟》中的历史时空也是现实之一种，但稍显苦心经营的滞涩，也多多少少带有和先锋小说趣味相异的典型化特征——典型的病态人物和典型的阴郁环境。《奇死》和《谋杀者》的实在感和人物的生命体验是浑然一体的。《奇死》中的陈坤，其振兴酱菜场的生命意志，原本也积极向上，但在被利益异化的亲情的啮咬和自我情欲的沉沦中无法遏止地走向萎顿。小说中，环绕着陈坤的空气是沉闷的，相应的情感也是压迫性的，混乱中的躁动、溃败中的挣扎以及由此而来的恍惚之感是陈坤生存的常态，他找不到意义感的稳定来源，也无法获得抗争的力量。小说还有一条副线是关于谭万振的复仇叙事，这一叙事为小说增添了神秘感；但综合地看，并没有为小说增强张力，相反还使得小说有堕入俗套的危险，一些旁逸斜出的细节也因此显得故弄玄虚。

《谋杀者》的故事发生在病院，这是现代主义文学偏爱的文学场景。故事的主人公苏警己是一个适宜做精神分析的样本形象。苏警己的童年是充满压抑的，母亲因偷情而被游街带给自己挥之不去的羞耻感，同伴的欺凌则带给自己刻骨铭心的创伤性记忆，这使得苏警己在通往成功的途中内心隐匿着一种攻击性的元素。这样一种元素在苏警己满足于现状时是被压制的，偶尔的显现也不足为患——比如凭借医生的权威和技术手段对于姜仲季的制服。一旦他内心的平衡状态被不公正地打破时，这种攻击性就演变为谋杀。小说中，苏警己对于白冰雪母亲的医治是有成效的，但遭遇的却是白冰雪对于感情的背叛。这种现实无疑是残酷的、荒诞的，一度恢复自信的苏警己不能接受，也唤醒了苏警己的耻感记忆，进而激起他报复攻击的冲动。

小说中的另一场谋杀的真相是被悬置的，被谋杀者秋霞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是苏警己和姜仲季共同的同学，也是共同的欲望对象。两人对秋霞的争夺从少年时代一直延续着，当苏警己同样凭借医生的权威和技术手段在争夺中获得绝对优势时，作为病人的姜仲季采取决绝的方法消解了苏警己的优势——这是小说的暗示，真相一直是被作者处理为空缺的。苏警己和姜仲季作为谋杀者，畸形的欲望和生命状态是谋杀的动力。但以欲望作为动力阐释显然是较为宽泛的、不精准的。小说显然没有停留于此，小说中写到的院长、卫生局长以及拥有城市背景的俘获白冰雪的郑楠，都显示了权力以及与权力相关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谋杀者，权力不仅压抑人、摧毁人，而且可以书写事实，篡改或诠释一个人的死亡——比如苏警己稍微明智些，秋霞的死就可以被处理成医疗中的正常死亡。苏警己无论生命意志如何强盛，在权力体制中，最终也不可避免地沦落为和姜仲季一样怪诞的病人。《谋杀者》这篇小说中，可展开的东西还有一些，可能是作者感到暗示、空缺的效果可能更有助于凸显现实的复杂荒诞吧，小说才没有充分铺陈，留下一些存在的可能性作为小说的余味，这样的处理自然也是好的。

三、底层叙事中的“先锋性”探索

与《奇死》和《谋杀者》的探索向度一致，《弑父者》《终结者》和《幽灵》中的先锋锐角刺进更广博、更深层的现实。三篇小说中的现实图景是庸常的，但正因为庸常，存在的本相才呈露无遗。《弑父者》的信息量极大，架构也可以扩展成长篇家族小说，但作者着意书写的显然不是那种被高度附魅化的文化形态，因而所谓家族也是底层的家庭形态，家庭的黏合没有任何的文化元素；相反家庭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处所，家庭生活也是暴戾恣睢的生活。家庭的起源是不洁的，衍传过程就更加不堪。乱伦、偷情、殴斗、阴谋、灾祸，构成了小说的全部细节，生活的重压以及重压下的愤恨、仇怨最终推进到弑父这一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看似汇集而来、甚至有堆砌感的黑暗情景并没有任何虚张，处处都有现实的苦难作底，历史的逻辑作支撑。

《弑父者》可以视为典型的民间书写或底层书写。和文坛一度流行的民间书写相比，它没有张扬民间的那种自由欢乐的生活精神；和新世纪以来的底层书写相比，它也没有刻意申说底层苦难中所蕴含的对非公平非正义的承受以及由此而来的道德优势；它甚至也不好被阐释为鲁迅式的揭示愚昧麻木国民性的书写。这些书写都太过于知识分子化了，投注的都是知识者出于自身生活乏味或是知识学意义上的义愤因而显得一厢情愿的目光。作者与这些书写划清界限，选择直面生存景象的惨淡和生存意义的虚无，呈现了真实的民间生态和底层处境。如此的书写不能不说是独树一帜的。

《终结者》讲的是颍河镇光荣院里的故事。光荣院住的都是立下战功的革命前辈，但时光的变换逐渐消解了“光荣”所依凭的意义体系，养老院仓库里并列停放的棺材象征着并催促着意义的溃散。在溃散中，养老院里的老军人都在利用残剩的价值去谋求或交换一点可怜的现实利益；掌控权力的院长以及背后的民政局长则乐于看到这种溃散并从中攫取利益；身处底层的虾米——名字揭示了他的被损害的底层境遇——则不断地被折磨、被伤害以至于丧失梦想的权利。小说的隐喻意味是深长的，光荣院里居住的老军人曾经是为被侮辱的、被损害的底层人民利益揭竿而起的革命者，但革命成功之后似乎并没有改变什么。具体到光荣院里，虾米依然被欺凌，欺凌者中就包括这些乖张变态的曾经的革命者。小说给人的轮回之感和无意义之感是强烈的。故事的题目“终结者”则点出了小说的“寓言性”。“寓言”是本雅明所推崇的小说形式，墨白也娴于此道，这里则以颍河镇的光荣院“寓言”了曾经固有的宏大象征体系的坍塌。

象征的坍塌之时也是存在真相的裸露之时。这种裸露在《幽灵》中表现得最为彻底。在“谋杀与终结”中，《幽灵》的叙述最为素净，也最为沉实有力，削减了其他作品中过多的以至于令读者有充斥和粘贴之感的梦境、幻象和记忆，素面朝天、单刀直入，在墨白小说中和《父亲的黄昏》的气质相类似，可能是墨白最值得推重的作品。小说写的是颍河镇农村的生活，乡土的贫瘠、生存的局促是昭然的，纷至沓来的生活重压，以及重压之下的心灵的积愤沉郁被作者书写得淋漓尽致。小说呈现于表面的情节感并不强，为故事注入张力的是人物心灵的强度。作者叙述的控制力很强，小说的节奏感亦把握得很好，在从容的叙述中，人物内心随着细节的呈现而逐渐积蓄力量，直到最后随着现实的爆炸而毁灭性地爆发。

《幽灵》当然也有它的现实背景，比如90年代初农民负担的急剧增加，改善生活的途径日趋狭窄，以至于冒着生命危险和触犯法规的风险去赚钱养家。当时以及此后，此类叙述是较多的。但像墨白《幽灵》式的重压之下的心灵书写是不多见的，而写出看似平静的生活细流之下累积而成的触目惊心的生活内爆，则更加罕有人匹。这得益于作者犀利的剖析灵魂的先锋视角和营造感觉氛围的先锋艺术。作为“警世通言”来看，《幽灵》自然是有震撼力的，但显然无法道尽小说的涵蕴。还是小说的题目“幽灵”一语道破，“幽灵”这一不在场的在场，这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所道出的存在，深刻地影响着甚至雕刻着我们的生活。“幽灵”现身于《幽灵》中，是最后的那场爆炸。爆炸写得实在是好，写出了人物不堪围困、不堪逼压而内心涌现的与生活彻底决裂，进而毁灭生活、毁灭自己的冲动。这冲动存在于每一个对生存之逼仄挤压有切身体验的人心中，只不过在小说中发生的那场爆炸更多地发生在我们的白日梦中而已。

长久以来，墨白作为一名守持先锋的作家是孤独的。这既是文坛的风向所致，也缘于他个人先锋探索的偏执。在我看来，他的一部分作品确实存在遗世独立的倾向，这显然不是先锋小说的品质所在。尤其是一些书写个人经验的作品，存在明显的伦理脱身术与美学易容术相交织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先锋写作的现实批判和存在勘探的锐气。有关这些耿占春、李丹梦等批评家都曾经指出过，我也深表赞同。墨白先生理论修养深厚，也是自我阐释能力较强的作家。这是难得的优势，但有时会妨碍对自己创作的审视。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任何艺术处理都可以获得一套严密的解释，从而具备自足性，但也很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虚无中。“怎么都行”是后现代主义标榜的品质，但作为一种反叛精神尚可，行诸于创作，还是无法令人苟同。因而，先锋作为一种值得珍视的品质，首先在于激活自身的能量，去刺破现实，去洞穿现实，虽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正面强攻，但一定要寸铁杀人、一招毙命。生活永不止息，存在博大无垠。对于思考型的创作，生活同样重要。贾平凹就直言：“生活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细节。细节的丰腴和典型可以消除观念化带给作品的虚张，使作品柔软而鲜活。”[1]即便是强调作品的超越性，也不能使之与作品的现实指向对立起来，这正如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所说：“为一切时代而写作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通过最好的形式，以最大的真诚和绝对的真实描写现在。”[2]84在墨白的《谋杀与终结》中，“最大的真诚和绝对的真实”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而“最好的形式”于先锋写作已经炉火纯青的作者而言，显然不是问题。

岁月不居。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的发生已经30年了。中国的这30年，于文学而言是充满沧桑感的30年。30年之后的今天，墨白的颍河镇也一定有了新的变化。变迁中的颍河镇也一定有了新的故事和经验，也一定会给墨白的小说带来新的存在发现和先锋体验。因而执着于先锋探索的墨白，也一定会在新的现实中重新召唤出先锋的能量，写出属于他自己也属于中国文学的新先锋、新新先锋的作品来。

[1]贾平凹.生活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细节[J].当代作家评论，2006(1).

[2]刘保端.美国作家论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4.

(责任编辑刘海燕)

SummonthePowerofthePioneerintheNewReality——A Judgement of Mo Bai’s Series NovelMurderandtheEnd

LV Dong-li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464000, China)

Mo Bai’s series novelMurderandtheEndhas a common narrative background with “Yinghe Town”, it focuses on the exploration in the avant-garde novels.These novels are influenced by the neo-historicist literary view, and also inherit the atten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estern modernist novels. They show the discovery and reflection of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 in bottom society in China.These novels make Mo Bai’s vanguard fictions out of the attack and stick, so as to obtain a clear Chinese temperament and a strong ability to echo the times.

avant-garde novels; neo-historicist literary; existence; Chinese temperament

2017-08-12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ZW011);2014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2015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项目；2017年度河南省高校社科优秀学者支持项目(2017-YXXZ-18)；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青年计划支持项目

吕东亮(1980—)，男，河南新郑人，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05

I206

A

1008-3715(2017)05-0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