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言语行为理论分析《围城》的反讽艺术

周 迪，张 红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呼和浩特 010080)

基于言语行为理论分析《围城》的反讽艺术

周 迪，张 红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呼和浩特 010080)

以约翰·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为指导, 以钱钟书《围城》为分析文本, 从朱小舟学者提出的宏观言语行为和微观言语行为两个视角分析小说中独特的语言艺术——反讽。这样分析的目的是丰富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揭示小说的主题，挖掘作者进行反讽言语行为的真实意图，从而读者既可以从言语行为理论对《围城》中独特的反讽艺术进行赏析,又能够从一个新颖的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深入的解读。

言语行为理论；《围城》；反讽

近年来，随着学者对跨学科领域的深入研究，大量的语用学理论运用于赏析文学作品中，从而产生了一门新的研究领域——文学语用学。其中，约翰·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语用学领域的主要理论，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其应用于赏析文学作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钱钟书先生的著作《围城》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其语言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特色。因此，小说受到了许多学者的青睐，但对其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的修辞方面，如对小说中比喻、讽刺、幽默、象征等艺术手法的研究，而从语用学角度，尤其是从言语行为理论对小说《围城》的语言特色进行解析的研究相对较少。《围城》运用了大量的反讽艺术手法，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由于言语行为理论发挥着透过字面看实质，以此揭示出言语隐含意义的作用，这和反讽艺术手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在约翰·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框架下对《围城》的反讽艺术手法进行解析能够对小说中言语的隐含意义进行深入地探究。因此，本文将在约翰·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框架下对钱钟书的著作《围城》进行反讽言语行为剖析，这样分析的目的是探究小说中的反讽言语行为的隐含意义。这种探究不仅加深了读者对《围城》中反讽言语行为的理解，而且可以挖掘作者进行反讽言语行为的真正意图，从而深化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引起读者的共鸣。[1]60

一、言语行为理论与反讽

20 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在《如何以言行事》[2]一书中，约翰·奥斯汀指出语言不仅仅发挥着“陈述”“说明”“描写”事情的作用，而且发挥着通过语言做事情的作用。于是，他将句子划分为两种类型：表述句(constatives) 和施为句(performatives )。后来，由于这两种分类不够全面，约翰·奥斯汀在此基础上对其分类进行完善，把言语行为划分为三种类型：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而约翰·塞尔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根据语言的功能不同，将言语行为划分为五种类型：阐述性言语行为(assertives)、表达性言语行为(expressives)、指令性言语行为(directives)、承诺性言语行为(commissives)和宣告性言语行为(declaratives)。[3]同时，约翰·塞尔指出，说话人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才能成功实施其言语行为:第一，基本条件(essential conditions)，即说话人能够承担起实施其言语行为的能力；第二，命题内容条件(prepositional content conditions)，即说话人通过言语表达自己将要实施的行为；第三，准备条件(preparatory ditions)，即说话人认为自己将实施的行为不仅与听话人的利益相符合，而且听话人愿意说话人实施其行为，但这一行为并不是说话人经常实施的行为；第四，诚意条件(sincerity conditions),即说话人真正愿意实施的行为。其中，说话人实施任何一种言语行为的必要条件是诚意条件。Henk Haverkate 提出:说话人只要对诚意条件进行反讽性操作，其言语行为就可以达到反讽性言语行为。[4]100如果说话人实施的言语行为没有遵守诚意条件，那么其言语行为就可能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其言语意义就不能仅仅理解为说话人言语的字面意义，而是与其字面意义相反的意义。[5]118

“反讽”(Irony)作为一种文学常用的艺术手法，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代表作《理想国》中，含有“伪装、欺骗”之意。后来，随着对其研究的不断深入，“反讽”才具有文体学和美学的价值，相应地其研究范围也随之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用于文学作品的赏析中。近年来，不少学者从语用学领域对反讽的艺术手法进行了研究。其中，国内外一些学者深入地研究了用言语行为理论分析文学作品的可行性，如：荷兰学者 Teun A.van Dijk从宏观言语行为(macro-speech acts)和微观言语行为(micro-speech acts)两个视角深入地对文学作品进行剖析；中国学者朱小舟进一步细致地探究了用宏观言语行为与微观言语行为两种角度赏析文学作品，她指出宏观言语行为是作者在文学作品中通过文字与读者进行交流的言语行为，而微观言语行为是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与人物之间交流的言语行为。[1]60这些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起到了指导性作用。总之，将言语行为理论用于文学作品赏析时，宏观言语行为决定了整部文学作品的基调，而微观言语行为决定了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间的社会关系。由此，从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反讽艺术手法往往是说话人通过言语的字面意思来传达与其相反的意思，而听话人需要透过言语的字面意思来推测其暗含的意思，说话人借此达到反讽的目的。

二、《围城》中的反讽言语行为研究

从言语行为理论的框架下对文学作品的反讽艺术手法进行赏析，不仅需要从宏观的角度对文学作品的反讽艺术手法进行言语行为研究，而且需要从微观的角度对其进行言语行为探究。因此，本文将在约翰·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框架的指导下，从宏观言语行为和微观言语行为两种视角对钱钟书《围城》中的反讽艺术手法进行细致地剖析。

(一)宏观反讽言语行为

宏观反讽言语行为是指作者在文学作品中通过文字与读者进行交流的言语行为，即作者通过文字的字面意思来传达与其相反的隐含意思，而读者需要透过作者的字面意思来推测其暗含意思，借此达到反讽的目的。本文的宏观反讽言语行为将从小说中作者的审视视角、主题表达、语言组织以及人物塑造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深入地探究。

1.审视视角

《围城》中,作者钱钟书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审视着“围城”内外所发生的一切。作者避开小说中的人物,用文字直接和读者对话，向读者传递自己的看法、态度和情感，这种外在式的写作视角使小说文本中出现大量的反讽艺术手法。因此，作者以自己的口吻从侧面向读者描述“围城”中所涉及的人物及事件，间接地对其进行讽刺，使小说语言委婉含蓄、蕴意深刻、富有哲理。例如，文中作者描述方鸿渐购买假文凭时写到：“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够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6]9作者表面看似在叙述文凭的作用，实际是借用“遮羞的树叶”等言语向读者传递出对男主人公方鸿渐伪造文凭这件丑事的讽刺。主人公方鸿渐并没有对自己伪造文凭这一行为进行正面评价，而是作者以一个旁观者的态度通过文字向读者描述主人公方鸿渐伪造文凭这件事，透过文字的字面意思向读者传递对伪造文凭这种丑陋行为的讽刺。这种外在式的审视视角使作者站在围城之巅,欣然笑看世间丑态百相、人事浮华，从而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

2.主题表达

《围城》这部经典著作是以描述旧中国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的生活为对象，全文围绕着一个主题“人生百态就像一座座围城, 城外的人渴望冲进来, 而冲进城内的人却急切地想逃出去”。作者主要通过描写小说中不同知识青年的教育、爱情、事业和婚姻状况四个方面，从侧面向读者揭示出主人公们所遭遇的困境就像一座座围城,引诱着城外面的人冲进去,而冲进城内的人却又急切地想逃出来,逃出城外的人却又不知不觉地陷入另一个围城,如此循环，永远逃不出围城的束缚的现象。作者在文中看似是在叙述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教育、爱情、事业和婚姻状况，实际上是用这种循环往复困于围城的现象从侧面嘲讽人性的虚荣、懦弱、丑恶等本性，同时也讽刺当时旧中国残酷的社会现实。因此，作品主题的反讽为整部小说奠定了反讽的基调。

3.语言组织

小说语言诙谐幽默、寓意深刻、妙趣横生、富有哲理，其中最独特的艺术特色是作者通过运用多种艺术手法达到讽刺的艺术效果。因此，本文将从内敛性反讽、漫画式反讽和戏谑性反讽三个方面对《围城》中最具特色的反讽言语行为进行解读。

(1)内敛性反讽

内敛性反讽即作者通过叙述自己的看法、态度等，从侧面对掩藏在语言背后的事物进行揭露，以此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例如文中描述县里人们的就业情况时，写到：“他们那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打铁，磨豆腐，抬轿子。土产中的艺术品以泥娃娃为最出名；年轻人进大学，以学习土木工程为最多。”[6]7作者看似是在向读者介绍旧中国百姓所从事的三种职业，实际上则是通过对现实的描写，从侧面向读者传递当时中国贫穷的社会状态，以及对人们传统职业观的讽刺。因此，作者借用内敛性反讽艺术手法与读者进行交流，传递出自己的真实意图，使读者感受旧中国的窘迫处境及人们思想的腐朽，从而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

(2)漫画式反讽

漫画式反讽即作者用漫画的笔法夸大小说中人物的形象，使之生动传神、栩栩如生，展示出作者对笔下的人物的态度和看法，从而勾勒出对小说中塑造的人物的性格特点的讽刺，以此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例如，文中刻画法国巡捕时，描写到：“法国巡警本来苍白的脸色现在红得像生牛肉，两眼里新织满红丝，肚子肥凸得像青蛙在鼓气，法国人在国际上的‘绰号蛤蟆’，真正名副其实，可惊的是添了一团凶横的兽相。上海这地方比得上希腊神话里的魔女岛，好好一个人来了就会变成畜生。”[6]129作者连用多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手法对法国巡捕的面部进行夸张性地描写，使人物形象惟妙惟肖、形神俱佳。瞬间，一幅栩栩如生的凶神恶煞般的漫画浮现在读者脑海里。作者通过一种奇特的人物面部形象描写看似是在勾勒法国巡捕的形象，实际上是通过诙谐幽默、夸张的描述表达出对法国巡捕的厌恶，同时也反映出旧上海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人性的摧残，从而也对旧中国的社会现状进行抨击。

(3)戏谑性反讽

戏谑性反讽即作者将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融于一体，看似是以开玩笑的口吻戏谑众生，创造出一种富有智慧、谐趣的审美境界，实际上作者是从侧面对小说中的对象进行讽刺，以此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例如，“鸿渐一眼瞧见李先生他的大铁箱，衬了狭小的船首，仿佛大鼻子阔嘴生在小脸上，使人起局部大于全体的惊奇，似乎推翻了几何学上的原则。那大箱子能够从大船上运下，更是物理学的奇迹”[6]139。作者看似是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对李先生的外貌及行李进行描写，实际上是用局部大于整体、几何学原则、物理学等科学的隐含意思来讽刺李梅亭可恶的嘴脸和一堆繁重的行李，从而从侧面向读者传递出李梅亭占便宜、想赚钱的丑恶嘴脸。因此，作者用戏谑性反讽的艺术手法既对李梅亭的丑恶嘴脸进行了讽刺，又揭露了当时人们生活苦不堪言的社会现状，进而从侧面对旧中国当时贫穷的社会状态进行讽刺，这种艺术手法使得语言蕴意丰富。

4.人物塑造

小说通过大量的反讽性描写成功地塑造了不同知识青年的人物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男主人公方鸿渐，他作为小说中当时封建社会下的牺牲品，留学归来，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入人生的“围城”，逃不掉爱情与婚姻的“围城”，摆脱不了事业的“围城”、最后又沦陷于社会的“围城”。作者向读者展示方鸿渐所遭遇的不同“围城”，更能体现出他的生活状况。在爱情与婚姻中，他意志薄弱，优柔寡断，被鲍小姐引诱后，又遭其抛弃；继而被苏文纨羁绊，随之遭她报复；最后又陷入孙柔嘉的诓骗中，方鸿渐可谓是饱尝感情上的折磨。因此，才有流传至今的婚姻观：婚姻仿佛一个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迫切地想飞进去，而困于笼内的鸟想飞出来。在事业中，方鸿渐屡遭同事暗算，莫名地卷入到同事之间纷繁复杂的恩怨纠葛，使他在事业上遭受痛苦。在社会磨练中，方鸿渐，一名留洋回国打算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回国后地位依然低下，四处求职，却屡遭碰壁，使他无所适从，似乎他的一切都被一只冷漠的大手所束缚，最终，使得本就无能想靠买假文凭工作的他只能屈服于这只隐形掌控的大手，一回国就逆来顺受地接受亲戚和朋友的施舍，随之又屡次踏入爱情的陷阱，进入事业的低谷。作者通过文字对方鸿渐婚姻、爱情、事业等方面的失败进行描写，从侧面向读者传递出对社会的炎凉、爱情与婚姻的欺骗及事业的无奈。

(二)微观反讽言语行为

朱小舟学者认为微观言语行为是指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之间进行交流的言语行为。约翰·塞尔 将言语行为理论划分为五种类型，但 Henk Haverkate 指出：由于说话人的宣告性言语行为缺乏诚意条件，因此宣告性言语行为不具有反讽艺术。[4]94因此，本文将从约翰·塞尔的阐述性言语行为、指令性言语行为、承诺性言语行为和表达性言语行为四个方面对《围城》中最具特色的反讽艺术手法进行探究。

1.阐述性反讽

阐述性言语行为即说话人的言语具有真实性。阐述性反讽是说话人从反面描述事情，即所描述的事情不具有真实性，说话人可以通过赞扬来表达批评，也可以通过批评来表达赞扬，目的是使听话人推测其话语的暗含意思，并相信话语的真实性。以《围城》中唐小姐和曹元朗的对话为例：

唐小姐也把那诗看了，说：“曹先生，你对我们这种没有学问的读者太残忍了。诗中的外国字，我一个都不认识。”曹元朗道：“我这首诗的风格，不认识外国字的人愈能欣赏。题目是杂拌儿、十八扯，你只要看忽而用这个人的诗句，忽而用那个人的诗句，中文里夹了西文，自然有一种杂凑乌合的印象。唐小姐，你领略到这个拉杂错综的印象，是不是？”唐小姐只好点头。曹元朗脸上一圈圈的笑痕，像投了石子的水面，说：“那就是捉摸到这诗的精华了，不必去求诗的意义。诗有意义是诗的不幸！”[6]74

曹元朗表面上看似是在为不理解复杂诗风的唐小姐解围，赞扬唐小姐读懂了诗的精华，而实际上他的话语违背了合作原则中的质量原则，话语不具有真实性。因为如果看不懂诗，又怎么能够捕捉到诗的精华？所以他是在奉承唐小姐，没有诚意地赞赏唐小姐。作者通过运用阐述性反讽手法对人物间的对话进行描写，看似是在描述人物间的对话，实际上是从侧面对曹元朗乐于奉承的人物形象进行刻画，以此使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2.指令性反讽

指令性言语行为即说话人要求听话人做某件事情的言语行为，包括命令、建议、请求等。指令性反讽是说话人的言语表达出与自己所说的言语的字面意思不同或者相反的隐含意义。当说话人的言语并不是真正要求听话人做某件事情或者是一件听话人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时，其言语行为就达到了反讽的艺术效果。

例如，当谈到苏小姐结婚时，方鸿渐调侃赵辛楣： “应当是杏花，表示你爱她，她不爱你；还有水仙花，表示她心肠太硬；外加艾草，表示你为了她终身痛苦。另外要配上一束石竹花来加重这种涵意的力量。”[6]134

赵辛楣喜欢苏小姐很多年，而在苏小姐即将和别人结婚之际，方鸿渐却建议赵辛楣送花给苏小姐。赵辛楣，作为多年的爱恋者，并不是苏小姐的结婚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是绝对不会送花给苏小姐祝福的，但方鸿渐给赵辛楣推荐各种花，建议他送花给苏小姐。方鸿渐并不是真正地要求赵辛楣给苏小姐送花，双方都知道给苏小姐送花这件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方鸿渐的指令性言语一方面是在描述要求赵辛楣送花给苏小姐这件事，另一方面从反面透露出赵辛楣对苏小姐的放不下，进而从侧面对爱情进行了讽刺。由此，指令性反讽言语行为巧妙的运用语言技巧，使得小说中塑造的人物之间的话语蕴意丰富。

3.承诺性反讽

承诺性言语行为即说话人通过言语使自己承担起实现承诺的义务，主要有发誓、保证等。即说话人能够完成自己所承诺的言语行为。若谈话双方都知道说话人并不能完成自己的承诺却主动承担时，其承诺便有了反讽的意味。因此，承诺性反讽是说话人通过言语承诺了一件自己根本完成不了的事件。以《围城》中方鸿渐的父亲为例：

方鸿渐父亲：“既然如此，你辞了就好。咱们这种人，千万不能够为了贪图小便宜而忘记大义。我宁愿你逃出来做个难民。不回乡，你不过也是为了一点点民族气节，当初你进报馆工作，我就不赞成，觉得还不如教书。明天你过来，咱们爷俩再讨论讨论，我替你找一条出路。”[6]116

方鸿渐的父亲在方鸿渐辞职时，承诺帮他寻找一条出路。但是，以他父亲的能力是不能帮助他找到工作的，更不可能实现他自己的承诺。他父亲为了在媳妇和儿子面前维护自己的形象，才做出了一件自己实际上实现不了的承诺。同时，当初方鸿渐去报社工作，他父亲巴不得他在那里工作，现在，却说出如此违心的言语。因此，方鸿渐父亲的言语是一个典型的承诺性反讽的言语行为，从对其言语的隐含意义的解读，可以看出这种手法从侧面对他父亲死要面子的穷酸文人的形象进行讽刺，从而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

4.表达性反讽

表达性言语行为即说话人真诚地表达自己对某事件的态度、看法或情感，如：表达感谢、祝贺、问候、赞美；表示抱怨、道歉等等。表达性反讽是说话人的言语与其内心的真实想法相反，以达到称赞或贬低听话人的目的。[1]64

例如：顾尔谦的兴致倒没有减低，嚷成一片道：“今天好运气，真是死里逃生哪！那时候就想不到还会跟你们两位相见。我想今天全船的人都靠李先生的福——李先生，有你在船上，所以飞机没光顾。这话并不荒谬，我相信命运的。曾文正公说：‘不信天，信运气。’”[6]140

顾尔谦表面上看似在赞扬李梅亭，而实际上是李梅亭带的行李太多，携带不方便，在遇到紧急逃命情况时，拖了大家后腿，他还心里怨恨别人，一脸不高兴。这种情况下，顾尔谦的言语并不是真诚地赞赏李梅亭是他们的福气，隐含的话语是在讽刺李梅亭行李累赘，拖后腿，从而表达出对李梅亭的不满，但是因为不好意思直接表达出来，所以只能够用这种隐含话语的方式来表达。顾尔谦使用表达性言语行为从侧面讽刺了李梅亭的丑恶嘴脸。

三、结语

综上所述, 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语用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不仅仅为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而且对文学作品的赏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在言语行为理论框架的指导下,从宏观言语行为和微观言语行为两个角度分析《围城》的语言艺术——反讽，既使得小说中的反讽艺术手法在言语行为理论的框架中得到细致地剖析,也使读者深入地理解作者进行反讽言语行为的意图，从而进一步验证了用言语行为理论赏析文学作品的可行性。因此，这样有助于读者更为深入地从一个新颖的角度理解文学的艺术性，为以后的研究创造崭新的思路和视角。

[1]朱小舟.言语行为理论与《傲慢与偏见》中的反讽[J].外语与外语教学:社会科学版，2002(8)．

[2]Austin J L．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3]John R S.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phy of Language[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4]Haverkate H A.Speech Act Analysis of Irony[J]．Journal of Pragmatics，1990(14).

[5]彭辉，戈玲玲.《傲慢与偏见》中的反讽[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6]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谢春红)

AStudyofIronyinFortressBesiegedBasedonSpeechActTheory

ZHOU Di ,ZHANG H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hhot 010080, China)

This paper will be based on the speech act theory of John Austin to investigate the sarcasm ofFortressBesieged, a typical work of Qian Zhongshu.It will thoroughly analyze the sarcasm ofFortressBesiegedfrom two angles, macro-speech act and micro-speech act, in detail.Therefore, the analysis of the novel based on the speech act theory will enrich the characters of figures inFortressBesieged，reveal the theme of the novel and dig out the implied meaning of the sarcasm that the author used in the novel.At the same time, analyzingFortressBesiegedfrom the speech act theory angle will facilitate readers’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entral ideas and appreciate the excellent expression of language inFortressBesieged.What is more, the paper will prove that it is a certainly appropriate way to thoroughly analyze literature from the speech act theory in a new angle.

speech act theory;FortressBesieged; irony

2017-08-15

周迪(1992—)，女，河南南阳人，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文学。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21

I207.425

A

1008-3715(2017)05-009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