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

郑秋月

(哈尔滨商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150028)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专题·

试论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

郑秋月

(哈尔滨商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150028)

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到成立，不仅担负着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更担负着整个民族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近代中国国难深重，早期共产党人将寻找救亡图存之理论武器、彻底革命以求民族独立作为头等大事。在民族忧患意识极具高涨、“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历史时刻，中西思想文化激荡与碰撞不可阻挡，西方文明逐渐成为非西方文明效仿的样板。在面临国家灾难与西方文化冲击与挑战之时，在挺立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之时，早期共产党人在艰难探索中开启了对中西文明优劣的理性反思与文化自觉，在历史使命下逐渐找寻解决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思想指明灯，初步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的共同关切。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虽不成熟亦不完整，但足以体现他们对民族精神的关注和对国家由弱变强的强烈渴望，代表了寻求中国文化新发展与新创造的一种努力。

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文化自觉

近代中国国难深重，早期共产党人将寻找救亡图存之理论武器、彻底革命以求民族独立作为头等大事。在民族忧患意识极具高涨、“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历史时刻，中西思想文化激荡与碰撞不可阻挡，西方文明逐渐成为非西方文明效仿的样板。早期共产党人在面临国家灾难与西方文化冲击与挑战之时，在挺立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之时，绝不意味着非理性的盲从，恰恰开启了对中西文明优劣的理性反思与文化自觉，在革命探索中逐渐探寻解决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道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的共同关切，为之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这盏革命指明灯逐渐点亮，将肃清封建思想遗毒、评判传统文化价值以求民族精神视为变革之必须。

一、认同与接受：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空前的国家危机，这一交织着世界列强点燃军事战火，以贪婪攫取态势瓜分中国领土的民族危机，迫使中国签订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以及西方文化强势渗透的文化危机在内的总体性危机，激发了国人强烈的民族救亡意识。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支信仰坚定且组织纪律性极强的新生政治力量，首要任务就是通过生死决战来推翻三座大山，挽救危亡之中的中华民族。而这一支主要由中国最先觉醒的一部分人组成的新生政治力量，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道路上努力求索，当务之急是要找寻到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思想的指明灯，照亮了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的道路。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背景之下，具有强烈批判精神、内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严整科学理论学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涌入中国大地。早在共产党成立前，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就已经对这一从内到外透着崭新气质与革命光辉的异域“西学”产生了懵懂的好奇与迫切的期盼。在将探寻救亡图存之理论武器、彻底革命以求民族独立视为头等大事之时，这一好奇与期盼逐渐激发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一探究竟的想法。随后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是俄国无产阶级掌握马克思主义取得的革命胜利，这无疑是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之时，让早期共产党人看到了医治中国疾病、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剂良药。十月革命既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伟大胜利。李大钊曾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中，把十月革命比作一叶惊秋的梧桐叶、势不可当的革命潮流，认为其结果必是赤旗的世界、布尔什维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李大钊的思想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分子对世界新形势的认识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认同。

十月革命后，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一批初具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为主干、以思想上真正觉醒的广大群众为主体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全国爆发，标志着中国人民思想领域的进步，预示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时代即将到来。在“五四运动”之后，这些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真正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逐渐开始了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异域文化的内在价值和基本观点，努力探索和自觉反思以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方案。

从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中国国门之日起，“救亡图存”便已成为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自觉担负起的沉重历史使命，无论从武力革命还是从思想变革的角度，对指导革命胜利的理论武器的探索都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让具有无产阶级解放思想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文化的灵魂，越来越坚信对这一异域思想文化的认同，逐渐在自身的文化自觉下引导更多的革命者认清并举起这一有利的思想武器。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逐渐发展壮大，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为中国革命指明道路与方向的愿望。可以说，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革命，要实现这个任务应从指导思想的选择上来看，必须选择能够解决社会形态革命、改变国民思想、凝聚无产阶级力量的思想武器，而马克思主义正是一种能颠覆近代中国的旧文化，为早期共产党人提供内蕴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新文化，是能为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指明出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早期共产党人毕竟是在总体性民族危机之下潜藏的急迫心理状态下，在一边革命一边学习的过程中把握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最初的认识也不是全面的和整体的。从政治革命的角度出发，早期共产党人较为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由于在十月革命后，整个世界已经进入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最后的阶级竞争”时代。而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整个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是解决阶级斗争、鼓舞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进而使早期共产党人将其视为变革世界、拯救中国的思想指南。李大钊称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导星”[1]377。辩证地看，早期共产党人对革命必然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忽视，同时对阶级斗争不乏片面强调。但正是基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早期共产党人相信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更是革命的历史重任迫使他们急于打破旧制度、创造新社会，使早期共产党人相信充分的阶级觉悟和满腔激情能够弥补经济发展水平的不足。

作为最先对马克思主义这一适应中国理论与现实需要有所觉悟的早期共产党人，他们从内在精神实质与理论价值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是在自身不断成熟和对理论的不断深入了解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李达1926年在《社会之变革》中强调：“吾人不能以当时之社会意识判断当时之社会变革”[2]269“假如一定社会组织内之生产力尚有发展之余地,而人类必欲以一己意志企图颠搜,则生产力不但不能增进,反有衰减之虞。盖生产力之继续发展为社会进步之主要条件,苟时机未至,逮欲谋社会组织之改造,适足以促该社会之退步”[2]282。这些内容表现出早期共产党人在革命与学习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解加深，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不断取得进步。瞿秋白在1926年也曾有言：“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3]414“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时或缓”[3]414。

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与理解、选择与侧重多源于肩负的历史使命与社会革命。面对马克思主义时，既能体会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及主要矛盾的清醒认识，在革命实践中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理论武器的现实文化抉择；同时基于早期共产党人自身尚不太成熟以及面临的革命形势之严峻，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与反思还处于“饥不择食”的吞噬阶段，虽不能说“食而未化”，但至少可以说是食而未全化。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目标相对明确，但尚需时日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逐渐形成系统化、完整化的理论体系。

总而言之，作为最先觉醒的早期共产党人，能够体现出对源自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并逐渐将其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重新确立行动指向的思想武器，带动各民族的文化觉醒，在不断反思中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指导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既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以革命作为出发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反思，又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华民族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准备。

二、批判与扬弃：早期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

近代中国处在一个中西新旧文化冲突融合、文化机体新陈代谢的复杂阶段。在长达数千年的前现代时期，中国文化不仅发展成为一个思想理论体系相对完备、思想特质颇为卓异的民族文化系统，而且事实上已经逐渐养成了“华夏文化优越论”的文化心态，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中，总是力图以“夏”变“夷”地进行文化输出。但在近代总体性危机之下，西方文化挟坚船利炮之威势冲击正处于衰败之中的中国社会时，李鸿章就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华文明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民族忧患意识的早期共产党人在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整体反思中，呈现出对中华民族内生性的本土资源的批判与扬弃。

在近代革命运动中，他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将肃清封建思想遗毒、评判传统文化价值以求民族精神视为变革之必须。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将现实社会的矛头直指中国封建文化的根基，尤对儒学进行重点抨击。早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以往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孔子和孔教同封建君主专制历来是相依为命的。他认为：“吾人生于20世纪之学说思想文化，对于数千年前之孔教，施以比较的批评，以求真理之发现，学术之扩张，不可谓非今世当务之急。”[4]660在他看来，东洋民族“伪饰虚文”“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此外，李大钊也发表了“五四”反孔者们的共同认识，强调反孔是因为他们认为孔子是“专制政治之灵魂”“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他们反孔是为了反对专制、追求民主。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在共产党成立前已开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是基于完成革命使命、改造中国国民、推动社会进步、重塑民族文化精神等历史使命，凸显出文化思考与文化抉择的迫切性。陈独秀说：“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5]282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指出：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绝不是“万世师表”。他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2000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缘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我们可以晓得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大家族制上的东西。中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族制度崩坏的时候。……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你们若是无奈何这一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1]146-147。

李大钊把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纲常作为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农业经济时代的产物，认为随着近代中国经济生活的大变动，必然带来不可阻止性和历史合理性的思想文化变革。而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必然失去存在的根基与价值，其生命力将不复存在；而新思想新文化的发生与发展将不可避免。李大钊还认为近代中国处于屈败之势，必须自我反省和比照东西文明之短长。他将西方文明视作“动的文明”，东方文明视作“静的文明”，他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已病入膏肓，由封建伦理制约下的社会发展举步维艰，应该痛下决心“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对以“静止”为特征的中国文明，应用“动的文明”(西方文化)进行“彻底扫荡”。在李大钊的观点中，已经呈现出以西方文明中之优长反观东方文明之弊端的进步思想，看到不同社会的历史变迁与文明特质之间的依存关系，尽管分析尚不成熟，但已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早期共产党人大多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中国封建文化的根基，尤对儒学进行了重点抨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文化建设中持“非此即彼”的单一因素论，在以否定一种文化作为肯定另一种文化的前提下，自然会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对文化内在价值的非理性选择和整体性否定。早期共产党人大多从传统文化的封建性与保守性导致民族发展衰败、民族文化落后的角度反思传统文化价值，认为正是由于传统文化中负面效应的存在与不断蔓延，才使得人们的思想和精神萎靡与懈怠，久而久之终会远离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实际上，早期共产党人在国难当头、内忧外患的背景下，经历了“崭新的文明，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中华民族要得救以获得新生，非接受“大海的邀请”、溶入“蔚蓝色文明”即“西方文明”不可的外在冲击。在这场冲击之下，早期共产党人在为中国找寻现实出路时，势必试图高举西方文化大旗，在思想文化上扬西抑中，对传统文化批判否定之势日盛，提倡坚决废除封建礼教、宗法制度。从发展角度审视，早期共产党人对西方文明的先知先觉不乏进步因素。但由于革命形势严峻，选择指导革命成功的强有力理论武器之时，却在有意无意中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囿于博弈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中华文明的精华与糟粕一同丢弃，旨在呈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堵塞了传统文化经批判后涅槃重生的路径。但面对西方列强入侵，身负拯救风雨飘摇中的中华民族使命的早期共产党人，把矛头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的背后饱含着追求民族复兴的期待，凝结着旧邦新命，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渴望。

可见，以儒学为核心长期占据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近代文化发生空前碰撞与激荡之时，遭遇了西方文化的猛烈挑战，面临着革命情势下前所未有的反思与评判。原本应由民族文化自身内在进行的渐进性演变，却在异质文明的碰撞与摩擦中，经历疾风暴雨式的无情批判，进而发生颠覆性改变和实质性跃迁。早期共产党人从彻底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革命前提出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不适合当时之社会，意识到在中西文化碰撞、现代化浪潮冲击之下应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自觉反思与批判，呈现出对民族文化优劣的自我体认，以重新塑造与挺立民族精神的勇气与决心开启理性的文化自觉。

三、总结与评价

早期共产党人对待文化的鲜明态度，无论是从单纯的政治维度或革命指向出发去选择马克思主义，抑或从落后的社会现实或封建伦理的束缚来批判传统文化，都标志者早期共产党人拉开了在多元异质文化相互碰撞中艰难抉择与积极探索的序幕，从中国现实中曾开启了文化价值的优劣评判与反思。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人类社会生活中同时存在着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早期共产党人在不断成长过程中，身处错综复杂、艰难曲折的环境中，对文化差异性的把握与共通性的反思尚处在懵懂阶段，不乏简单与单纯，但却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最先担负起文化自觉任务的人。在这一点上，早期共产党人打破了思想观念上的封闭与局限，从革命主题与现实需要出发开启对马克思主义学习与借鉴的文化自觉，从民族文化重塑与国民精神觉醒出发开启了对传统文化批判反思的文化自觉。有人依据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演变说认为，凡文化都有彼此独立、相互隔绝并且受内在生命周期限制的超稳定(“文化范式”)，这种特殊的文化反思及其精神特质不可改变性，直接决定了文化系统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因而任何文化都会被它先天的文化范式所钳制，无论如何都无从将异质文化因子移植到本土文化中。实际上，早期共产党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拨开纷繁复杂的异域文化迷雾而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借挽救国家命运之机来打破文化不可通约性的思想束缚，以世界性与时代性的文化觉醒超越地域性与民族性的文化限制，可以视为早期共产党人最初的文化自觉。虽然他们对外来理论的接受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目的性，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和掌握具有片面性和肤浅性，但这都不影响他们带着思想疑难和民族期待“走近”进而“走进”马克思主义，以唤醒全体中国人的文化自觉。

为求民族之生存，为变国家之命运，思想文化的革故鼎新势在必行，此乃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的关键所在。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交汇已是事实上的存在，逐渐打破民族文化各自封闭、独立发展的存在形态的理性自觉也日趋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特质，他们已经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超稳定结构和内蕴的封建伦理道德在同西方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相遇之时，面临着严峻的冲击和挑战。早期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孔子的批判，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将民族的危机归结为文化的危机的片面认识，这种认识往往会将传统文化自身的优长遮蔽、甚至将其等同于“封建遗毒”。这种认识有偏颇，但也不乏否定后的觉醒，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文化变革之势。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恨其不争的心情与痛斥批判，往往流露出早期共产党人视文化为民族存亡之魂的觉悟，往往体现出早期共产党人在革新民族文化生命、挺立民族文化精神上的迫切愿望。

总之，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早期共产党人最初对文化问题的理解与认识同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文化自觉自不可比，但万事开头难，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到成立，从幼稚到成熟，正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反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起点，是最先觉醒的有识之士在肩负中华民族全方位复兴过程中推进新的文明复兴的历史阶段。自近代中国起，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便已开始在救亡图存的国家危亡之际、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纠葛之中，担负起文化自觉与文化抉择的历史使命，为今天中华民族精神的挺立奠定基础。总而言之，如果民族复兴没有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民族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复兴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民族复兴不懂马克思主义传入的重要意义，不懂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不懂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只能造成对当下中华文化发展的断流。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既建立在对本民族文化的批判与反思基础上，亦建立在对科学时代精神的吸收与融汇上，是一场艰难的探索和必不可少的努力。

[1]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杜,1999.

[2] 李达.李达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杜,1980.

[3]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杜,1993.

[4] 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5]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崔家善〕

2016-12-08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研究”(2015MZD014)；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中华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多维度反思与实践研究”(14JDSZK071)

郑秋月(1980-)，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B27；D231

A

1000-8284(2017)01-0028-0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郑秋月.试论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J].知与行,2017,(1):2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