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城市治理整体性的政党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上海大党建格局发展

郑长忠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

重塑城市治理整体性的政党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上海大党建格局发展

郑长忠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

发挥党组织统合性治理功能是上海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的迅猛发展对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党组织的统合性治理功能实现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需要通过构建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来深化既有党的组织形态与治理形态。构建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必须切实打破组织内体制区隔、体制内组织区隔和体制整体区隔，推动党的组织形态的功能性、区域性和体系性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生态化统合性平台体系，既服务于城市治理的发展需要，又为提高党的领导有效性奠定治理基础。

城市治理；政党逻辑；上海；大党建格局；整体性

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发展逻辑，使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领导功能，而且具有治理功能，并通过治理功能的有效实现，为党的领导奠定基础。因此，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党的建设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适应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实现自身组织的创新与发展，推动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从而为党的有效领导提供治理基础。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主要组成部分，上述逻辑也同样体现于中国城市治理实践，这就意味着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在与城市治理互动过程中实现党的组织形态的创新与发展。作为直辖市和特大型国际化都市，上海也是在此逻辑下，一方面党组织推动和参与城市治理，另一方面也推动党的组织形态发展，大党建格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成与发展起来的。随着上海城市治理新任务的提出，大党建格局也需要在既有基础上实现创新与发展。本文从党的组织形态创新与城市治理发展关系逻辑入手，研究上海大党建格局的构建机理及发展方向，以期对具体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重塑城市治理整体性：上海的命题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治理集中体现国家治理发展的逻辑。上海更不例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城市治理同样需要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多次社会转型为城市发展带来了多维叠加内容，这就要求城市发展必须基于整体发展，重建整体性，相应地城市治理整体性命题也呼之欲出。而城市治理整体性构建需要从多维度着手，其中之一就是组织维度，而推动党组织形态发展与功能发挥就是组织维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城市治理发展

政治的本质是通过构建与运用公共权力处理公共事务，以推动社会发展和建构社会秩序。政治体制改革是指基于价值或其他因素，直接对公共权力及其体系进行调整。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根据有效处理公共事务的需要，推动不同主体参与公共权力的建构与运用。这就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基于公共事务有效治理的需要不断调整不同权力主体之间关系以提高治理能力。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给现代化建设奠定组织化基础，我们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社会体制，党和政府是国家治理的主要力量。改革开放后，经过30多年发展，作为现代国家治理要素的市场、社会、国家和政党力量基本生成。如何充分发挥各自功能并推动彼此有机整合与互动，从而提高公共事务处理能力，就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城市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其治理中同样体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逻辑，尤其在中观微观层面体现得更为充分。因为改革开放后所生成的各个治理主体要素，不论是功能发育程度，还是不同主体间的互动程度，都更为明显和激烈。而上海治理主体要素的上述特点更为明显，因而上海城市治理现代化任务也更为迫切。

（二）城市多维转型与城市治理整体性重塑

上海作为近代以来才开始快速发展起来的城市，中国现代化进程每一阶段的发展逻辑都在它身上得以充分体现，留下印迹，并转化为上海城市的个性，深刻影响着后来上海的发展，上海城市治理经验与成果就是其重要内容。新中国建立以来，上海经历了三次转型，相应地，上海城市治理模式与内容也经历了三次转型，并历史地累积下来。

第一次转型是建国之后的转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治理方式向传统社会主义治理方式的转型，即通过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社会体制来实现对城市的组织与治理，从而为城市发展奠定组织化基础。

第二次转型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的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结构背景下的治理方式向市场经济体制和多元社会结构背景下的治理方式的转型，即通过推动政党、国家、社会和市场力量合作的方式来实现对城市的组织与治理，从而推动城市发展与城市秩序建构。

第三次转型是网络社会生成之后的转型，从工业化社会背景下的治理方式向网络化社会背景下的治理方式的转型，即通过物理空间的治理与虚拟空间的治理相结合，推动城市发展与城市秩序建构。

然而，由于是在不同条件下形成的，随着时代变迁，这些模式与内容，其合理与不足也就同时呈现出来，因此，如何立足于整体，以发展思维辩证地扬弃这些内容，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之前城市治理的模式和内容的合理部分转化为新的治理模式和内容的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具有整体性与包容性的城市治理模式，就成为新时期城市治理模式发展的重要任务。

（三）城市治理整体性重塑之组织维度

重塑城市治理整体性，需要考虑两个维度：一是主体维度，二是机制维度。前者是指城市治理的参与主体或权力主体的功能发展以及彼此之间关系重构的问题；后者是指支持每一个治理主体的功能开发以及联系彼此之间关系使之互动的机制。对于城市治理来说，前者涉及到政党、国家、社会与市场；后者涉及到价值、制度与组织。城市治理的主体维度与机制维度相互交错，共同发挥作用，形成城市治理形态。

这里重点分析机制维度。我们认为，价值是建构人们内在精神秩序的机制，制度是建构人们外在行动秩序的机制，而组织是支持这两方面秩序的权力网络基础与物质性力量。因此，在治理机制维度中，组织具有基础性作用。从主体看，政党、国家、社会与市场，每一个主体都以组织化方式存在，并且彼此通过相应组织网络发生联系与互动。从主体间的关系看，在中国政治逻辑的作用下，政党组织处于领导地位，因而在治理主体中，政党在组织网络与权力关系中发挥着支配性作用。因此，基于中国城市治理形态的内在机理，从组织维度研究政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对其他主体的影响，将是我们研究城市治理形态变迁以及推动城市治理整体性重塑内在逻辑的重要视角与主要路径。

二、以党建统合性功能为城市发展提供治理基础：上海的经验

如果说前文主要是从理论分析角度入手，得出应该从组织维度与政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对其他主体影响的研究是理解城市治理形态变迁的重要视角的话，那么，这一节我们将梳理上海城市治理的实践，以经验来证明这一判断。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城市治理模式在实践中是如何实现不断扬弃和发展的，并在此过程中对党建创新与治理发展之间的互动机理加以把握。

（一）中国政治发展逻辑与党建统合性治理功能形成

在古典政治条件下，国家治理是通过以中央集权官僚组织为基础的国家力量与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社会力量合作完成的，随着唐宋之后形成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力量对社会力量的支配局面后，社会力量就开始萎缩。辛亥革命爆发与清王朝灭亡，标志着传统国家力量的崩溃，而以小农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自我组织力量又不足，由此导致孙中山先生所谓“一盘散沙”局面的出现。为了有效组织社会以完成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与现代化建设的任务，中国选择了政党作为领导力量与组织基础，并形成了以政党领导人民，建立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现代文明构建路径，这就使政党在与国家、社会关系上处于领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获得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组织化基础，执政党建立以政权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的单位社会体制，由此政党力量与国家力量，就成为当时的治理力量，其中，国家力量的治理功能要得以实现必须以政党力量为基础，从而使政党不仅自身具有治理功能，而且还在整个治理体系中具有统合性特征，由此标志着政党的统合性治理功能开始形成。

（二）现代化建设基础构建与以政权和政党为基础的封闭性治理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作为党建国家逻辑演绎结果以及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组织化基础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与社会的领导，在治理形态上，就体现为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社会体制。在组织形态上，就体现出党在以中央与地方党委实行整体领导基础上，对政府，以党委归口管理和以党组嵌入领导的方式，而后通过政府力量实现对国家体系与社会体系的系统性单向治理，以支持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与单位力量相配合，实现对微观社会共同体的系统性单向治理，以支持单位社会体制。由此，中国共产党以政党自身组织网络为基础，通过嵌入政府与社会，在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位社会体制支持下，使国家与社会治理形成了一个封闭性的闭环，从而形成了高度组织化的治理形态。这种治理形态建构的主要目的有两方面：一是在政治上实现党对国家与社会的有效领导，以完成对国家与社会的建构任务。二是在治理上实现以政党与政权为基础快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高度组织化，以克服现代化对组织化诉求与中国传统社会一盘散沙状况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现代化建设奠定组织化基础。

上述治理形态在上海城市治理中也得以充分体现，并成为上海城市治理的初始形态，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论是研究上海城市治理形态变迁，还是推动上海城市治理形态实践创新，都必须对这一时期的治理形态内容及其对后来的影响予以充分关注与了解。实际上，这些内容不断被改造与发展，转化成为后来每一时期上海城市治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内在机制的一个环节。

（三）社会转型中的党建创新与治理力量有效衔接的组织基础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前者以推动党政分开为主要内容，目的是为了推进国家主体性生成，以实现作为国家治理要素的现代国家功能发育。后者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目的是为了培育作为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动力的市场与社会力量。

伴随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所引起的治理形态变化，党的组织形态也在适应过程中不断发展。为了克服党政不分现象，1983年上海市委成立了8个大口党的工作委员会，作为市委派出机构，开启了大口党委改革进程，随后改革政府机构与职能，不断调整大口党委设置。把党委对政府的归口管理改为大口党委制度，是上海市委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一个重要举措。归口管理更多的是党委直接干预政府工作，而大口党委工作更多的是协调政府部门关系，使政府主体性得以提升。①参见张阳：《大口党委的制度功能分析：以上海为例》，《理论界》2012年第9期。从客观后果看，大口党委制度起到了以执政党组织力量打破政府之间部门区隔的作用，推动政府整体性建设。一定意义上说，大口党委制度实际上是在党与政府关系维度上构建的一种大党建格局。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计划经济体制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也使单位社会体制开始衰微。单位社会衰微使大批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为适应这一变化，上海开始全面推动社区建设，首先是通过建立社区党组织，并以其为核心构建社区治理体系，而后在条件成熟后开始推动居委会等其他社区组织的建立与发展。由此，就以党组织一元化的权力网络基础为支撑，实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权力有效衔接，保证了转型过程中的治理有效性，防止了转型导致社会失序或崩溃现象出现。

（四）构建大党建格局与推动城市整体性建构中治理力量有机化

不同历史时期城市治理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不同，作为具有统合性治理功能的党建工作所针对的问题以及组织形态调整的维度也存在差异。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城市治理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权力衔接问题，因此，党的组织形态通过扩展性组织网络生成与联系，即通过在新兴社区建立党组织，从而使其与既有党的组织网络对接，避免治理权力出现断裂与缺失，从而实现党组织统合性功能与治理的有效性。随着社会转型初步到位，城市治理的重点问题发生变化。此时同一区域内开始生成多个参与治理主体，这些主体之间产生权力冲突与摩擦，如何推动区域内治理力量实现有机合作从而实现有效治理，就成为党组织统合性功能实现需要面对的问题，这就需要党的组织形态与治理形态创新。

解决这一问题主要是在区域空间范围内实现多主体的权力统合，即多权利、权力主体合作共治，党的组织形态、治理形态创新即围绕此展开。具体来说，基于解决问题在空间分布的差异，就出现了光谱性的所谓党建新格局构建问题，大致有四种类型：一是居民区内的党建格局创新，如党建议事会、物业党建联建等。二是居民区与周边建设工地之间的党建联建。三是将街道管辖空间范围确定为社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型社区党建格局。一方面在组织架构上建立所谓“1+3”模式，即社区党委+行政党组、居民区党委、综合党委；另一方面以党组织为组织网络与治理平台，推动社区内各参与单位实现区域内合作共治。这就是上海市最早提出的所谓区域化“大党建格局”。四是将区域化“大党建格局”扩展到区一级层面，充分利用党建研究会等平台作为党建网络与治理网络，使党建资源与治理资源可以在区级层面进行共享与调配，打破街道层面资源禀赋差异的局限。

2015年开始，上海市委根据城市治理发展需要，对街道层面的职能与机构进行了较大幅度改革，取消了街道招商引资等功能，实行所谓“1+6”模式。从治理功能角度看，“1+6”模式的实施，实际上是着眼于治理有效性，通过重构行政治理功能与党组织治理功能的关系，对街道层面的治理力量重新配置与整合，标志着城市基层治理开始进入行政性治理资源与党建性治理资源有机统筹的阶段，这是城市治理整体性重塑的一个重要措施。而对于党建来说，随着行政性治理资源的统合性功能的增强，党组织的统合性治理所需要凭借的基础，除了组织性内容外，还应该增加其政治性内涵，从一定意义上说，党建也需要开始通过开发其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功能来提升其统合性治理能力，这是大党建格局构建的内涵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构建与城市治理整体性重塑：上海的逻辑

随着市场化、全球化和网络化迅猛推进，上海城市治理也进入到需要构建整体性与包容性的城市治理模式时期了，这意味着，对于整体城市治理来说，需要基于新型治理模式构建需要，运用辩证思维，对之前每一阶段治理经验与成果进行扬弃，并根据新的治理理念重塑城市治理整体性。由此，对于党建来说，也需要通过打造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满足城市治理整体性重塑的需要。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根据上海城市治理以及开发党建统合性治理功能和创新党的组织形态的既有经验及其背后所蕴涵的逻辑，有必要对下一步需要打造的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的核心命题、维度结构、治理目标、政治诉求和基本内涵等作必要的思考。

（一）打破三大区隔以推动政党组织发展：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的核心命题

所谓治理就是对国家或社会公共事务的处理。不同历史时期，治理的主体不同。现代社会强调的是各方权力与权利主体的参与，从而使公共事务处理过程能够做到，既集合多方智慧与资源，又汇聚各方意志与共识，进而有利于治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获得。从功能角度看，党组织之所以能够拥有统合性治理功能和取得治理效果，就是因为党组织具有自身政治与组织优势。从结构—功能理论看，功能是要通过相应结构来实现的。对于党组织来说，这种结构不仅是指党组织传统的规范性组织结构，而且是指基于统合性治理功能实现，以党组织为核心所形成的有整合社会功能的组织体系、组织形态及其治理形态。多维大党建格局构建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实现党组织统合性功能的组织体系、组织形态和治理形态。

基于对上海党的组织形态与治理形态发展的现实经验与内在逻辑分析，我们认为多维大党建格局构建，从结构—功能角度来看，就是要打破三大区隔：一是打破组织内体制区隔，就是打破基于组织关系而形成的党组织内部所形成的传统制度性与体制性区隔，党建联建以及区域化大党建格局构建等举措就是围绕此而展开的。二是打破体制内组织区隔，就是打破党组织整合社会的组织体系内的党组织与群团组织之间区隔，党建带群建，就是要在制度性层面达到这一目的。三是打破体制整体区隔，就是打破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形成的以党政为核心而形成的官方体制性力量，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后，基于市场和社会所形成的新型经济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区隔，这次群团改革，就是要努力打破这一区隔。

（二）功能性、空间性与体系性的有机统一：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的维度结构

城市治理是面对城市整体社会秩序构建的，作为执政与领导国家的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统合性治理功能实现就是为城市整体社会秩序构建奠定组织性和整合性支持的。城市整体社会秩序构建需要从功能性、空间性与体系性三个维度进行构建，从而实现立体性治理。由此，这三个维度也就成为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构建的维度结构，同时还要求三个维度有机统一。

——功能维度。主要是指基于社会纵向功能性分工而形成的党组织统合性治理功能实现的组织基础，具体来说，就是纵向的大口党委及所属系统党的各级组织及其统合性治理，即所谓条的维度的统合性治理。它既协调社会治理内容，也协调政府等系统的行政治理内容。

——空间维度。主要是指基于社会横向区域性分布而形成的党组织统合性治理功能实现的组织基础，具体来说，就是横向的区域内各个组织性参与团体中的党组织及其整合社会体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统合性治理，即所谓块的维度的统合性治理。它不仅要协调社会治理内容，同时还要协调政府等系统的行政治理内容。同时，区域范围呈现出光谱性结构，从居民区延伸到区一级范围。

——体系维度。主要是指基于党组织权力网络扩展而形成的党组织统合性治理功能实现的组织基础，具体来说，就是以党组织为核心所形成的治理同心圆组织体系及其统合性治理，即所谓党组织的扩展性治理组织形态与治理形态。它不仅包括党组织，而且包括部分政府性机构、群团组织以及社会组织。

由于城市社会是整体性的，并且其治理也应是系统性的，因此，城市有效治理需要功能、区域与体系三个维度有机统一，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也需要在组织形态、治理形态上实现功能、区域和体系三个维度的有机统一。

（三）打造治理生态化平台以构建城市整体性：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的治理目标

不论是打破各类区隔，还是推动多维结构有机统一，其目的都是为了构建城市治理整体性。然而，绝对的整体性实现，只能存在于理论中，现实中最多只是做到相对整体性实现。相对整体性的实现，可以从多方面予以理解与落实，其中一个方面，从构建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来看，可以通过打造治理生态平台体系予以实现。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统合性平台体系，一方面打破三大区隔，最大化调动各类组织性资源，在组织维度上做到整体性治理；另一方面推动功能性、区域性和体系性治理有机统一，最大化调动结构性资源，在结构维度上做到整体性治理。平台体系可以是基于功能性、区域性和体系性载体加以构建，而最重要的是要体现两方面：一是能够对上述两方面内容加以体现，二是要形成网络，实现多平台的共享和互动，政党一元化完成对平台网络的一体化和生态化，最终实现城市社会的整体性治理。

（四）重塑治理整体性以提升党的领导有效性：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的政治诉求

党组织的治理功能有两方面作用：一是从服务公共事务处理角度看，作为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组织的统合性治理服务于整体治理；二是从服务于公共权力维护角度看，作为政党政治目的实现的重要基础，党组织的统合性治理将为党的领导有效性提升创造条件。而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的构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建创新的一次超越性与整合性重构，它在三方面服务于党的领导：一是适应城市社会发展，创新党的组织形态；二是有效服务社会治理，提高社会对党组织的黏性；三是推动党与国家、群团、社会力量的合作，创新党对社会的领导方式。

（五）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的基本内涵

上述分析表明：所谓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是指随着城市快速发展，为了构建城市治理整体性和有效性，在充分开发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党建创新成果基础上，通过推动党的组织形态和治理形态的功能性、区域性和体系性三个维度有机统一，打破组织内体制区隔、体制内组织区隔和体制整体区隔，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生态化平台体系，从而形成使党组织统合性治理功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为党的有效领导奠定治理基础的，具有多维度、立体化特征的党组织的新的组织形态和治理形态。

四、从外延性大党建向内涵性大党建发展：上海的方向

根据上述多维立体大党建机理与内涵，对照分析上海党建现状，我们认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党建创新努力，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已初具外延框架和基本内容，下一步应在内涵上下功夫。

（一）形成整体性观念，突破部门与局部的局限

目前影响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发展的最大障碍是观念力量，其形成既有单纯认识的问题，也有基于体制机制形成的原因。

从单纯认识看，包括三点：一是对大党建格局性质认识不清，没有意识到大党建格局其实质即是创新党的组织形态，而后者是由其需要实现的功能所决定的；二是对大党建格局应该存在的领域认识不清；三是对大党建格局应该存在的层面认识不清。出现这些认识不清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着眼于本质地从整体与发展角度来认识大党建格局。

基于体制机制形成的观念，主要是指由于体制与机制导致部门边界存在以及体制内外区隔存在，将大党建格局局限于本部门的工作范围，而不是从整体角度来把握。由此导致，大党建格局局限于部门中或者体制内，没有形成整体格局，将大党建变成了“小党建”。

因此，构建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一方面要在观念上打破部门与局部的思维与利益局限；另一方面应该从市委层面推动并克服观念与体制上的本位主义，从领导维度实现整体性。

（二）切实打破三大区隔，推动三个维度有机统一取得实质进展

下一步构建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应该重点落实两方面工作：一是切实打破组织内体制区隔、体制内组织区隔和体制整体区隔，二是推动党的组织形态的功能性、区域性和体系性三个维度有机统一，并推动两方面交互促进。

具体操作上，一方面探索一些突破性的打破区隔的新措施，比如群团改革中的领导班子中吸纳体制外人员兼职等。另一方面，更多的是突破观念局限，延伸工作范围，比如目前一些大口党委工作更多局限于体制内单位，尚未延伸到体制外，科技党工委就是如此，将其范围扩大到体制外即是工作突破。

（三）实现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整合，推动统合性平台体系构建

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生态化统合性平台体系，是推动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落地的重要举措，因此，要将规划与构建平台提到议事日程。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有两方面内容应予重视：一是推动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整合；二是对各方面已有的治理平台进行盘点与整合，并对平台体系构建加以规划，一方面做好顶层设计，另一方面做好基础整合工作。

结论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组织不仅具有领导功能，而且具有治理功能，治理功能是实现领导功能的基础。从具体治理角度看，党组织具有统合性治理功能，能够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性治理奠定组织性与机制性基础，从而成为中国国家与社会治理的一大优势与特点。上海作为直辖市和特大型国际性城市，其治理更为复杂，发挥党组织的统合性治理功能就成为上海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党组织统合性治理功能的实现形式随着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发展而变化，上海也在推动城市治理发展过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党组织统合性治理功能实现形式以及经验成果。随着改革开放催生城市社会多元性多样性，为了构建城市及其治理的整体性，推动城市发展和建构城市秩序，创新党的组织形态与治理形态的所谓大党建格局就应运而生。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迅猛发展对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党组织的统合性治理功能实现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需要通过构建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来深化既有党的组织形态与治理形态。构建多维立体大党建格局，要求我们必须切实打破组织内体制区隔、体制内组织区隔和体制整体区隔，推动党的组织形态的功能性、区域性和体系性三个维度有机统一，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生态化统合性平台体系。这不仅是服务城市治理发展的需要，而且为提高党的领导的有效性奠定了治理基础。

[责任编辑：沈斐]

Rebuild the Party Logic on the Integrity of Urban Governance——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Big Party-building Pattern in Shanghai

ZHENG Changzh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Enhancing the Party’s governance capacity in all respects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urban governance in Shanghai.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internet,there have been challenges and new requirement for the Party’s governance capacity in all respects.As a result,we rely on a modernized big Party-building pattern to improve the Party’s organization and governance capacity.To achieve this goal,we must break barriers in organization,system and the whole management system to promote the integrity of function and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Party's organization.It aims to build a vibrant and multidimensional system in all respects under the Party's leadership.In response to new requirement of urban governance,a multidimensional Party-building system has laid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enhancing the Party's governance capacity.

urban governance;Party logic;Shanghai;big Party-building pattern;integrity

D267

A

1674-0955（2017）02-0078-07

2017-02-17

郑长忠，男，福建福清人，政治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市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青年组织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