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与社会关系问题在马克思新世界观探索中的地位和作用

陈炜晗，陈恒通

(1.枣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枣庄 277160；2.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论人与社会关系问题在马克思新世界观探索中的地位和作用

陈炜晗1，陈恒通2

(1.枣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枣庄 277160；2.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人与社会的关系是马克思探索新世界观的中心线索。向黑格尔哲学和革命民主主义转变时期，马克思把人与社会的关系理解为哲学与世界的关系，认为历史就是哲学与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时期，马克思研究了人的本质与社会形式(组织)之间的关系，认为历史就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过程；转向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时期，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与社会的关系，认为历史就是人与社会相互生成的过程。在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探索中，人与社会关系思想科学化的过程，就是其历史观科学化的过程。

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新世界观探索；地位；作用①

从马克思整个思想演变的历史进程来看，人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正是由于他对这一核心问题的正确理解和科学解决，才实现了历史观上的革命变革，诞生了唯物史观。

一

1836年，马克思由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后，曾在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影响下研究法学。研究中出现的困境以及对“应有”与“现有”关系问题的深入探索，使马克思离开康德和费希特哲学，转向黑格尔主义，迈开了哲学探索的第一步。

与当时的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一样，马克思主张人的“自我意识”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并以自我意识哲学为理论武器，批判专制制度，宣扬自由，为改造普鲁士专制国家而斗争。出于斗争的需要，马克思在1839至1840年，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被他视为自我意识哲学的古希腊晚期的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研究成果体现在他于1841年3月完稿的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简称《博士论文》)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在论文中把人的本质视为“自我意识”，认为它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说：哲学“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1](P75)。这样，“自我意识”通过“实践”，改造了“非理性”的社会。与黑格尔既反对哲学对历史的干预，又反对社会现实对哲学的影响不同，马克思不但强调了哲学对现实的改造作用，还强调了现实对哲学的积极影响。他说：“当哲学作为意志面向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总体，就是说，它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世界的另一个方面与它对立。……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1](P75～76)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的本性就是用自身的理性去改造不合理的现实，同时自身在改造现实的过程中也得到改造。这样，哲学与现实的矛盾，通过“实践”得以解决，解决以后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同样，哲学与现实的这种新矛盾，还要通过“实践”得以解决。这样，哲学与现实都会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所以，马克思将历史进程归结为哲学与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但是，马克思认为：“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正是批判根据本质来衡量个别的存在，根据观念来衡量特殊的现实。”[1](P75)这说明马克思此时对“实践”的理解并非科学，指的是“理论批判”即“哲学实践”。

总之，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志向和密切关注现实的态度，使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注意力始终放在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实际上，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的理论探讨就是紧紧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此时，他把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看成具体的社会实践，而是看成哲学与世界的关系，并认为哲学与世界通过实践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显然，这是他理性主义历史观的体现。不过，马克思对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作的辩证理解，为他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

马克思大学毕业后，怀着使世界理性化的理想，投身于现实的政治斗争。这体现于他在《莱茵报》时期的工作实践中。1841年12月，普鲁士政府为重新肯定书报检查制度，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为揭露书报检查制度反自由的本质，马克思撰写了《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等文章。他说：“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1](P171)，也是国家概念的内涵；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扼杀出版自由，既与人性相悖，又与国家概念相悖，因而，普鲁士不是真正的国家。他认为哲学需要借助于自由的出版物将普鲁士改造成为与国家概念、人的本性相一致的真正的国家。不难看出，马克思对普鲁士非理性国家的抨击和对真正理性、自由国家的向往，折射出他对人与社会内在统一问题的深切关注。

但是，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马克思发现普鲁士国家的管理原则总被客观的社会关系所影响，立法活动也总被封建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所左右。那么，国家与市民社会究竟是何种关系？变革现实社会的真正根据到底在哪？这些问题都深深地苦恼着马克思。

1843年3月，马克思退出《莱茵报》编辑部。同年5月，他在克罗茨纳赫研究世界历史，以期从对其过去所受的黑格尔哲学的影响的清算中，解决自己的疑难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就是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下，清算自己以前哲学信仰的成果。黑格尔说：国家作为“现实的理念”“把自己……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目的是要超出这两个领域的理想性而成为自为的现实精神”[2](P263)。针对黑格尔的观点，马克思在《批判》中批判道：在黑格尔那里，“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像活动。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3](P10)。马克思在澄清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以后，又通过批判黑格尔在国家与个人关系问题上的错误，提出了人的本质与社会形式之间关系的思想。由于黑格尔从理念上而不是从人的活动中来理解国家的职能与活动，因而他割裂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对此，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推崇了理念而贬低了人，认为国家的职能和活动与人的活动之间具有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因为国家等一切社会形式(组织)都是“人的本质的客体化”[3](P52)，是人的活动的方式。

在《批判》中，马克思不仅肯定了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依赖，阐述了人的本质与社会形式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在探讨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表现时，提出了人的本质的二重化及其异化的问题。他通过研究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异化的过程，指出资本主义中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了分离，而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彼此分离又必然导致人的本质的二重化，即作为国家的公民与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市民彼此分离。具体地说，“作为一个现实的市民，他处于一个双重组织中：处在官僚组织——这种官僚组织是彼岸国家的即不触及市民及其独立现实性的行政权的外在的和形式的规定——和社会组织即市民社会的组织中。但是，在后一种组织中，他作为一个私人处于国家之外；这种社会组织不触及政治国家本身。”[3](P96～97)这样，统一的人被分裂为彼此分离的两重身份。同时，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由于个人把劳动当作生存之手段，人并没有实现其本质；在政治生活中，市民“作为国家成员、作为社会存在物的规定，才表现为他的人的规定”[3](P101)，才获得人的意义，但政治生活具有虚幻性，人的本质仍然没有实现。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在政治生活和市民社会生活中都发生了异化。

那么，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异化如何消除？人与社会的统一如何实现？谁是这一历史任务的承担者？这些就成为马克思在《批判》之后，继续探讨的重要的理论问题。

1843年9月，马克思离开德国，前往巴黎。在那里，他在创办《德法年鉴》的同时，继续着《批判》中的理论逻辑，进一步探求如何消除人的本质的异化，提出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这体现在马克思为《德法年鉴》撰写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通过对法国革命史的研究，发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局限性，认为它只是使人由政治动物变为市民社会成员的政治解放，并没有使人变成真正的人。对此，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说：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解放使人过着天国和尘世的双重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3](P172～173)。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了人的这种双重生活所造成的奇怪现象：在市民社会中，个人是现实的，但不真实；在国家中，个人是真实的，但不现实。很明显，这是马克思对他在《批判》中提出的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二重化”思想的更加明确的表达。他的意思很清楚，维护私有财产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彻底解放即要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只能通过旨在消灭私有财产、把全部被异化了的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的“人类解放”才能实现。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从理论上论述了“人类解放”的必要性之后，又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阐述了人类解放的途径及其“心脏”即中流砥柱问题。在《导言》中，马克思认为实现人的彻底解放，要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共产主义革命；同时，马克思还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承担着，因为无产阶级“本身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3](P213)。基于此，他提出了人类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3](P214)的观点。可以说，关于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心脏”的论述，是《导言》中最显著的成果。

以上分析表明，《莱茵报》后期至《德法年鉴》时期，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理论探索围绕着人的本质与社会形式(组织)之间的关系而展开。他认为国家等社会形式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本质在政治生活和市民社会生活中都发生了异化，导致人与社会的对立；共产主义革命就是恢复人类被异化的本质，实现人与社会统一的人类解放。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过程。显然，这个阶段，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深深地影响了马克思。

三

马克思实现两个转变以后，开始着手建立新世界观的科学体系，继续深化自己的理论。当然，这是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其最初成果就是他在1844年4～8月写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马克思在《手稿》中，沿着《德法年鉴》时期探讨的主题，开始在经济学上进一步论证无产阶级处于非人地位的原因及其解放的途径。他在分析劳动者贫困的原因时，认为：工人的“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3](P232)。所谓“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就是异化劳动。由此，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并将其作为研究经济问题和社会现象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他看来，异化劳动导致了私有财产的产生，只有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斗争才能克服私有财产，推翻奴役人的私有制，实现“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3](P297)，这里，马克思以异化劳动理论为武器，揭示了私有财产的起源，说明了无产阶级克服私有财产的途径，阐释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可以看出，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不能科学揭示“历史之谜”。

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能够将人的本质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将历史与劳动异化及扬弃这种异化的过程联系起来，这说明他开始在人的生产劳动中寻找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历史发展的基础。就像他说的那样，“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3](P310)；同时，马克思又认为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他的生产劳动是社会的活动，受社会的制约。在这里，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初步提出了以劳动为基础的人与社会统一的思想。这是马克思用人的劳动来理解社会、说明历史和阐释人与社会关系的科学逻辑，成为他实现哲学革命变革的起点。

1844年8月，恩格斯在巴黎拜访了马克思。随后，双方合著了《神圣家族》一书。该书指出历史不是像鲍威尔所认为的那样，诞生于纯粹的精神领域，而是诞生于物质生产之中。该书还通过批判鲍威尔的历史目的论，揭示了人与历史的关系，认为“并不是‘历史’把人当作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P295)不难看出，在马克思、恩格斯此时的历史观中，人的物质生产已经成为考察社会历史的中心之点。这是对《手稿》中以劳动为中介的人与社会统一关系思想的进一步发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向着科学化的方向继续前进。

1845年1月，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同年4月，恩格斯也来到这里)，不久，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提纲》中，马克思最终摆脱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将《手稿》中的劳动范畴发展为实践范畴，并以此为基础，表达了对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科学理解。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上，马克思发挥了《手稿》中提出的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观点，并深入到物质生产的内部，在社会关系中寻找人的本质，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P56)。马克思的这一命题，标志着他对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标志着他的新哲学基本思想的形成。对于社会的本质，马克思继承了他在《手稿》中提出的人的生产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前提的观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考察社会，提出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P56)的科学论断。可以看出，在对人与社会的理解中，马克思既从社会的角度考察人，又从人的角度考察社会。这体现出了人与社会相互依存的关系。同时，《提纲》中，马克思还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在人与环境关系问题上的错误，指出人的改变与社会环境的改变具有一致性，一致的基础恰恰就是人的实践活动。这表明马克思已经科学揭示出了人与社会的关系，认为二者相互依存并以实践为基础相互生成。这样，《提纲》以实践为中心，唯物辩证地阐释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全面创立唯物史观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全面创立唯物史观的工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9月到1846年8月进行的。其成果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发展了《提纲》中关于人与社会相互生成的观点，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5](P92)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们认为：人与社会在实践的基础上相互生成，因而，都是历史性的存在；对于社会而言，它的发展体现在在既定的社会环境下，人通过实践活动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和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因而，在他们看来，社会历史就是生产方式的发展、演变的过程。可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形态》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因而，《形态》和《提纲》一起成为马克思科学历史观形成的标志。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从《手稿》开始，是马克思转向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时期。在《手稿》中，马克思初步提出了以劳动为基础的人与社会统一的思想；这使他的异化劳动理论具有了唯物史观的意蕴。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发挥了《手稿》中以劳动为中介的人与社会统一的思想，将人的物质生产视为考察社会历史的中心之点，接近于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在《提纲》中，马克思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即实践，并以此为基础，唯物辩证地阐释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全面创立唯物史观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人与社会相互生成的观点，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可见，马克思正是由于科学揭示了人与社会的关系，才实现了历史观的革命变革。

综上所述，人与社会的关系是马克思理论探索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一问题与马克思的历史观紧密相联。向黑格尔哲学和革命民主主义转变时期，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马克思把人与社会的关系唯心主义地理解为哲学与世界的关系，认为哲学批判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进程就是哲学与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时期，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马克思把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了人本主义的理解，认为社会形式(组织)是人的本质客体化，不合理的社会是人的本质与人相异化的社会，历史进程就是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由统一到对立再到统一的过程，即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过程。显然，这两种基于对人与社会关系不科学的理解而形成的历史观，都不能正确说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历史进程问题。在向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转变时期，马克思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出发点，把人与社会的关系理解为以实践为中介相互生成的关系，从而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进程，创立了唯物史观。可见，唯物史观的形成是同马克思探索人与社会的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与社会关系思想科学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历史观科学化的过程。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张昌林]

2016-11-17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课题《挑战与创新：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的国家安全与宗教交往的关系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YJC810019)；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课题《检视与建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行为研究》(项目编号：13YJC710030)的阶段性成果。

陈炜晗(1966-)，男，山东枣庄人，枣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陈恒通(1992-)，男，山东枣庄人，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A81

A

1004-7077(2017)01-001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