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无史说”论争的两种声音——关于《史学通论》与《中国无史辨》的微观考察

范静静，张伟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



20世纪初“中国无史说”论争的两种声音
——关于《史学通论》与《中国无史辨》的微观考察

范静静，张伟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

邓实《史学通论》和马叙伦《中国无史辨》是20世纪初“中国无史说”论争中两篇立场不同的文章。二文有各自的发表背景，是学术范围内正常的学术讨论。《史学通论》认为自司马氏父子之后而“史”中绝，将“史”按照发展趋势分为“神史”、“君史”和“民史”三等，而彼时所处的社会正是发展“民史”的时代且必将大放光彩。《中国无史辨》认为中国有“史”，《史记》和《通志》便是有力例证，在面对西学时，要坚守本位、保存国粹，不能唯西学是瞻，期待中国“史”的复兴。

20世纪初；中国无史说；《史学通论》；《中国无史辨》①

1902年8月18日，《政艺通报》第12期刊登了邓实所撰写的《史学通论》一文①，第13期连载。邓实在此文中认为中国古代的史书是“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1](P30)针对以上所列传统史学的三大弊病，邓实在文中疾呼“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1](P30)由此，“中国无史说”作为一个命题正式被提出。邓实的《史学通论》②发表后不久，同年10月31日，马叙伦在《新世界学报》第5期发表了《中国无史辨》一文③，反对“中国无史”的观点，维护中国传统史学的合法性及学术地位。

在此之前，梁启超已在《新史学》一文中明确主张“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1](P20)。在众多学者的参与下，关于“中国无史”的论争遂成为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

但翻查有关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著作，我们却发现20世纪初“中国无史论”这个问题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涉及“中国无史论”这一问题的史学史著作只有寥寥几本。在王学典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一书中，“邓实在《政艺通报》第12期发表《史学通论》，提出‘中国无史说’”[1](P19)、“马叙伦在《新世界学报》第5期发表《中国无史辨》，为中国传统史学辩护”[1](P35)两条记载被收录于1902年条目之下，此书在明确提出“中国无史说”这一论题的同时，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学术梳理，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发掘脉络和资料索引。

而王汎森先生所著《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一文，则从史学理论的高度对这一论争进行了讨论，指明这次争论的重心在于“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这一争论的本质则是对“历史是什么”的重新厘定。[2](P2)

以上二书，一重史实梳理，一重理论阐释，各有侧重，相得益彰。但是，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在上述二位先生的笔下并未展开，因此还有待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分析。

一

20世纪，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一个转型的时代、过渡的时代，又是一个开辟新纪元的时代。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第90册发表《中国史叙论》，拉开了“史界革命”和“新史学”运动的序幕。此后，梁启超的《新史学》《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邓实的《史学通论》、陈黻宸的《独史》、汪荣宝的《史学概论》等文章先后发表。在这一批文章的推动下，中国传统史学走上了向近代史学转型的道路。邓文与马文即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且邓文发表在前，马文发表在后，二者相差两个多月，后者可以看作是对前者的一种回应。

据相关论文来看④，邓实写作此文似乎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是对“梁启超倡导的‘史界革命’的回应”[3](P28)与进一步探索。另外，此文发表时，邓实只有25岁，当时梁启超也不过29岁。是否因为后来梁启超的名望、地位与影响力超过了邓实，而就此掩盖了邓实在当时史学界的影响力，甚至被后人扭曲理解为是邓实单方面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或直接采用、借鉴了梁启超的观点也未可知，但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就马文的发表背景而言，马叙伦当时的年龄是17岁，但因事被学校开除，开始步入社会，赴上海帮助蒋观云先生编辑《选报》，后又创办《新世界学报》等，往来于当时政治运动的中心地域。他曾在唯一的自传《我在六十岁以前》中坦言道：“说到我的革命思想，是发生在十六岁……有了民族民权两种观念的轮廓……这年又碰上了义和团的事变，八国联军冲破北京，就峻深了我的民族观念……”[4](P17)由此可知，在17岁马叙伦的思想世界里，民族观念占了很大比重。

青少年时期的马叙伦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民族观念，除了时代风潮对他产生影响之外，学生时代的老师陈黻宸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马叙伦在自传中曾多次提到陈黻宸对他的深刻影响：“我们经他老几次的启发，没有不五体投地的归依他老了。”[4](P10)“我们从他老讲历史里说到六朝五代和宋明亡国的事，我们不知不觉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了。他老又叫我们在课外看《天演论》《法意》……，我们又不知不觉懂得须要革命了。因此我们考试文里也大变了色彩。”[4](P11)而在马叙伦步入社会以后，二人仍保持着密切联系。马叙伦经营《新世界学报》时，编辑写文的是陈黻宸；在两广方言学堂教书时，学堂监督是陈黻宸；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书时，曾多次帮助时任浙江咨议局正议长的陈黻宸；办省城民团，陈黻宸也参与其中。诸如此类交往，存于二人人生的若干岁月中。所以我们可以推断，陈黻宸对青少年马叙伦的革命及学术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邓实与马叙伦相识之初的情况，因史料阙如，笔者目前仅能从马叙伦自传中获得些许线索。马叙伦的自传中是这样叙述二人交往的：“那时，一位广东人邓实先生(别字秋枚)，独自办了一份期刊，叫做《政艺通报》，约我写文。后来他更有兴趣了，又约我和他的同学黄节先生(别字晦闻，他们都是康有为的同学简朝亮的弟子，晦闻后来在北京大学任教)办了一份期刊，名目是《国粹学报》。”[4](P21)除此条之外，全书几乎再未论述到邓实。但仅凭此几句话，我们仍可从中看出些端倪。既是约文，虽不能据此推断二人见过面，但可以证明当时的马叙伦已小有名气，否则若仅仅是一默默无名的凡夫俗子，何来约稿之言？“后来他更有兴趣了”，可说明二人通过某种方式的交流，在某些方面是有着共同志趣的，所以才会有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可能性。后半部分提到邓实约黄节、马叙伦办《国粹学报》，再次证明刚才的猜测可能是正确的。且不论二人日后的关系如何发展，至少在二文发表的这一时期，或者再前后扩展至《政艺通报》和《国粹学报》创刊的时间，即1902年至1905年，二人的关系是友好的。所以，观点对立的二文，是正常学术探讨的成果，而非因二人关系不和而形成的产物。

二

邓文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以“中国是否有史”、“神史”、“君史”和“民史”为主题。邓文的主要观点是，自司马氏父子之后而“史”中绝，并按照发展趋势将“史”分为“神史”、“君史”和“民史”三等，彼时所处的社会正是发展“民史”的时代。

马文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以“中国是否有史”、“为《史记》《通志》辩护”和“如何对待中西学术”为主题。主张中国有“史”，《史记》和《通志》便是中国史学的杰出代表，在面对西学时，要坚守本位、保存国粹，不能唯西学是瞻，期待中国“史”的复兴。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笔者在上段论述二人观点的时候，用的都是“史”而非“历史”，除了如实直录以外，还出于另外一层考虑，即“近代以前，人们多用‘史’而罕用‘历史’，近代则用‘历史’而少用‘史’。由‘史’到‘历史’，在隐微之间有某种深刻的改变。”[2](P1)20世纪初期恰好处于这两个名词交替的时段。本文所论述的两篇文章，撰者在文辞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是用“史”来进行表述，只有几处采用“历史”一词。如此行文便会给当下习惯使用“历史”一词的我们带来极大的困扰，甚至稍有不慎即会对当时史学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问题产生误解。所以，辨析原文中“史”的内涵并与当今“历史”、“史学”等词的含义进行对比分析是理解二文主旨的一大关键，同时也是明晰“中国无史说”论争中有关“史”的内涵的重要突破口之一。

对于“历史”一词，较为普遍的含义有两点：一是过去发生的一切，常用“历史1”代指；二是人们对过去的记载，常用“历史2”代指。在二文中，邓实与马叙伦二人皆不否认“历史1”的存在，这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否认“历史1”就等同于否定了“时空”、否定了过去存在过的一切，这是不符合客观存在和客观认识的。那么，二人论述的重点就聚焦在了对“历史2”的认知上，且分为多个方面，各有异同。

二文观点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二人思想都受到进化论的影响并在文中有所体现。邓文将“史”划分为“旧史”和“新史”，“新史”即“叙述一群一族进化之现象也，非为陈人塑偶像也，非为一姓作家谱也”[5]之“史”，集中体现在“民史”的写作当中。反之则为“旧史”范畴，比如“神史”、“君史”、“朝史”等。此外，“史”的发展按照“神史——君史——民史”递进的方向，19世纪以后即为民史的天下，借进化论作为自己民史盛行主张的理论前提。马文在反驳纪昀对《通志》的评论时提出，“原人之始，四千年、五千年以前，必为禽兽。推物竞天择，自然之理……”[6]，对于当时流行的猿人进化论亦表示赞同。在此，邓实所言“史”指的是历史书写的对象或历史书写的主体。

其二，邓、马二人都认为自古“史”与“国”紧密相连，“史”是一国代表并事关国之存亡。在《史学通论》中，邓实提到“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皆世其官，官存而史存，史存而国存，官亡而史亡，史亡而国亡。”[5]“无史则无国矣。”[5]这一点在《中国无史辨》中体现更为明显。马文开篇即按照“夫有世界斯有国，有国斯有事，有事斯有史”[6]的逻辑展开，即如果不能否认这片土地是一个国家，就不能否认有“史”的事实。但马文与邓文在这一点上也并非完全一致。邓文将“史”与“国”视为一体，二者共存亡，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而马文除了在认同“史”是一国之代表外，还抬升了“史”的价值意义，认为“史”可以独立于“国”而存在，不以一“国”兴亡为转移。即“国有亡有灭，而史则与天地相长久，与江河日月相终始，穷古亘今，而无亡理。”[6]在邓、马二人这两种观念的背后，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虽然一个说“史”、“国”共存亡，一个说“史”独立于“国”而存在，但二者的本质都是借“史”的两种角度(简而言之，一是着眼于朝代，以一朝一史隐喻史与国共存亡。二是着眼于史学，朝朝皆有，不因一朝之亡而中断)。来共同打破清朝或者说朝代的束缚，建立一种新的写史、述史的方式。邓实借《春秋》“世有三等”之说并加以进化论的阐释，以史亡而国亡否定大部分旧史的价值，以“天子失官，学在四夷”隐喻清朝国运将终。而“民史”代替“君史”隐喻废除君王专制，建立新“民主”国家、新文明的现实理想。马叙伦开篇以“世界——国——事——史”点明所在土地的国家属性而非朝代属性，朝代可以更迭，而自尧舜至清的传统却始终未断，能连接此者即“史”，亦即“中国史”。由此，二人的论述都已经带有了明显的国家意识而非朝代意识，以“中国”而非“清朝”作为历史书写的政治主体，成为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的关键一环。在此，邓实所言之“史”更侧重于历代史书及各类记录，马叙伦所言之“史”更侧重于广义范围的“史”，即包括“目之所视者，耳之所闻者，口之所颂者，身之所接者”[6]及二十四史等一切史书在内的一切事物。

其三，二人都承认司马迁《史记》的地位。在《史学通论》中，邓实认为“司马氏父子而后中国之史盖中绝矣……自司马而后，永无闻人，而史真亡……尊班抑马，龙猪莫辨。”[5]在《中国无史辨》中，马叙伦认为“夫《史记》者，固我中国特别之史，而于国界世界中有以感发人之思想者”[6]，并在后文通过大量篇幅反驳历代对《史记》的攻讦。二人对《史记》一书的价值作出高度评价，除了《史记》本身写作质量高之外，还因为他们认为《史记》一书中具有平等思想，比如《史记》七十列传所记录之人物，与邓实所追求的民史有一定相似之处，都叙述的是下层民众史。

除了以上所列相同点外，邓、马二文在许多问题上还存在观点的分歧，这主要表现在二文叙述重点的不同。

《史学通论》通过区分“旧史”与“新史”，区分“神史”、“君史”与“民史”，来点明“民史”才是唯一符合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路径，是民众幸福的指明灯，应当学习西方新史学之法，昌明“民史”，抛弃旧史。而在《中国无史辨》中，马叙伦运用自己预设的“国”“史”逻辑，通过反驳各代学者对《史记》《通志》的攻讦，来证明中国传统史学中即有同近代史学内涵相符合的因子，进一步提出在面对西学冲击时，要保护国粹，发扬本国学术，不可盲目学习西学。

三

上文曾提到，马文是对邓文的一种回应，二文是“中国无史论”论争中的两种声音。但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二人的分歧不在于中国是否有历史、是否有关于过去的记录，而在于如何进行历史书写。这是一个直击历史本体论、认识论意义的讨论，也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所应当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更是一个方向性、纲领性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史学以拥有浩如烟海、从未间断的史书而闻名于世。清乾隆年间修成的《四库全书·史部》，收录了562部史书，另有1540种史书列入存目，共著录2102种史部书籍。这两千余种史籍尚不包括经、子、集三部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著作，以及成书于清乾隆年间以后的史籍。

除了拥有数量众多的史书，中国传统史学还拥有种类众多的史书体裁。先秦时期，编年体史书便已发展成熟，《左传》即为其杰出代表，而同时期的《尚书》《世本》中也孕育着纪事本末体、纪传体的萌芽。至秦汉时期，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正式诞生，并形成了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系统的历史记录。在编年、纪传两大史书体裁并行发展的同时，纪事本末体、典志体、纲目体、学案体等史书也陆续诞生，《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列有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史书体裁，中国传统史学在这十余种体裁的交相辉映下而显得绚丽多姿。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史学在历史书写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19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传统史学历史书写上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并因国家政治、军事上的失败而被无限放大。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号上发表的《新史学》一文中，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具有“四弊二病”，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猛烈抨击，倡导建立能“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新史学”。梁启超所提出的“四弊二病”，绝大多数都是与传统史学的历史书写方式有关的。与西方近代史学相比，中国传统史在史书体裁上，尽管种类众多，但众多的体裁无一不是着眼于记录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事迹的，对社会民众、经济生活关注不足，因此才会有邓实倡导书写“民史”的呼声；在书写方法上，中国传统史学仅仅着眼于对历史事件客观、忠实的记录，而较少进行理论的分析与裁断，因此梁启超才认为中国传统史学“能铺叙而不能别裁”。

而在史书体裁和书写方法背后，中西史学之间更大的差异在于历史观念的不同，中国传统史学的道德史观、循环史观在面对西方进化史观时，显得不合时宜，亟需改变，因此，邓实、马叙伦才会在文中对进化论给予特殊关照。甚至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邓实、马叙伦等近代学者服膺进化论，才会对中国传统史学产生不满，才会认同西方史学的书写方法，才会产生关于“中国无史”的争论。

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针对自身存在的诸多弊端，从改变历史书写的体裁开始，⑤逐渐走上了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道路。尤其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将传统文化笼统冠以‘专制’的恶名而与西方文化的‘自由’相对立。”[7](P14)加速了史学转型的步伐。20世纪中国史学诸流派，或侧重于方法的推广，或侧重于史观的宣传，都致力于推动中国传统史学向“西”转，尽管其间有“削中国之足以适西方之履”的现象产生，但中国史学毕竟迈上了史学现代化的道路，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关于中国学术“本土化”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此时所谓的“本土化”绝不是倒退回传统史学，而仅仅是在西化大潮冲击下对自身价值的重估与认定。

以今视昔，我们可以看出符合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趋势的应当是以邓文所代表的“新史学”方向而非马叙伦主张的回归传统史学的方向。至于后来出现所谓“新汉学”对“新史学”的腰斩，只是学术发展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所作出的回应。时过境迁，我们不能再以20世纪初的事情去比附后来的发展，但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围绕着中西史学的关系展开的。因此我们可以说，20世纪初有关“中国无史论”的论争揭开了20世纪中国史学转型舞台的大幕。

注释

①此处的《史学通论》是指邓实于1902年8月18日、9月2日发表在《政艺通报》第十二期、第十三期上的文章。对此文有一点要说明的是，目前所见的这篇文章由史学通论一至四这四个部分组成，但笔者在阅览“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的过程中发现，在《政艺通报》第十三期的目录上写有“史学通论五”而没有《序泰西通史》(日·藤田丰八)一文，而在正文中“史学通论五”的位置却被《序泰西通史》所占据，且翻阅第十三期整本后也并未发现有“史学通论五”的踪迹。所以笔者怀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其一是邓实确实写过“史学通论五”，但因印刷问题而遗漏未刊，如果是这样，当时邓实在看到杂志后应当会有所反应，可笔者目前未发现有相关记载，但没有记载不能说明邓实没有反应，此处还有待考察；其二是邓实并未写过“史学通论五”，在杂志目录“史学通论四”后紧跟的应当是《序泰西通史》，因印刷问题出现错误。对于此点，还应当进一步考察。本文以目前所见的史学通论一到四为底本进行论述。《中国无史辨》是指马叙伦于1902年10月31日、12月30日发表在《新世界学报》第五期、第九期的文章.

②以下简称“邓文”.

③以下简称“马文”.

④相关内容可以参考：李占领所撰《辛亥革命时期的邓实及其中西文化观》(《历史档案》，1995年第3期)；吴忠良所撰《邓实与“新史学”思潮》(《南都学坛》，2003年第2期)和《邓实史学思想析论》(《东方论坛》，2003年第2期)；严冬所撰《邓实、刘师培与晚清时期的国粹派》(《华夏文化》，2012年第2期)等文.

⑤20世纪初，改造旧史书体裁蔚然成风，梁启超、章太炎、陈黻宸等学者都提出了自己改造旧史、书写新史的意见，而他们的意见也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了改变旧史书写体裁、建立新的史书编写体裁方面.

[1]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3]吴忠良.邓实与“新史学”思潮[J].南都学坛,2003,(2).

[4]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3.

[5]邓实.史学通论[N].政艺通报,1902-08-18/1902-09-02.

[6]马叙伦.中国无史辨[N].新世界学报,1902-10-31/1902-12-30.

[7]季桂起.略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失[J].枣庄学院学报,2016,(3).

[8]卢礼阳.马叙伦[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

[9]余丽芬.正道上行：马叙伦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10]马烈.马叙伦与中国民主促进会[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11]陈德溥.陈黻宸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2]李占领.辛亥革命时期的邓实及其中西文化观[J].历史档案,1995,(3).

[13]吴忠良.邓实史学思想析论[J].东方论坛,2003,(2).

[14]严冬,邓实.刘师培与晚清时期的国粹派[J].华夏文化,2012,(2).

[15]林辉峰.从史学到文字学：马叙伦早年学术兴趣转变的内在思路[J].中山大学学报,2007,(5).

[责任编辑：杨全顺]

The Two Voices of the Controversy of "China's no history"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On the Microscopic Study of History Theory and China no History

FAN Jing-jing,ZHANG Wei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 Studies,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ENG Shi history theory and MA Xu-lun China no history are the two different articles. The two articles have different academic background, within the scope of a normal academic discussion. The former believes that since Sima's son and the "history" that wi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history" into "history of God", "official history" and "history of the people" in three, whe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s the "civilian history" of the era and will shine. The latter believes that The Record of History and Tongzhi are powerful examples, in the face of Western,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standard, preservation of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not only western looking, looking forward to the revival of China "history". The two articles’s focus is on how to demonstrate the history of writing. This come down tohistorical ontology, Epistemology about theory and methodology also. And this is the first problem that should be solved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modern times.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a's no history; history theory; China no history

2016-10-14

范静静(1993-)，女，山东淄博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史学研究所中国史专业2015级硕士，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张伟(1991-)，男，山东东营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2014级硕士，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

K092

A

1004-7077(2017)01-0033-06

二文有同有异，论证的焦点落在如何进行历史的书写上。这是一个直击历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也是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所应当解决的第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