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思想中的老学因素

陆建华

(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 230039)



墨子思想中的老学因素

陆建华

(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 230039)

墨子思想与老子思想有深刻联系，可以说，老子思想为墨子提供了丰富的给养，墨子思想有着浓厚的老学因素。墨子思想中的老学因素集中体现在墨子的天志、节用、非攻等领域。墨子对天的主宰性、道德性的描绘，对统治者奢靡生活的批判，对统治者节俭的要求，对战争危害性的剖析，对侵略者侵略的抨击，都与老子思想有着相似、相通之处，都有老子的影子。

墨子；老子；天；节用；非攻①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思想与儒家思想差异较大，儒、墨相非乃是先秦时期儒家、墨家关系的基本样式。墨子著有《非儒》篇，专门批评儒家。孟子曾云：“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荀子批评墨子，见于《非十二子》《富国》《王霸》《天论》《礼论》《乐论》《解蔽》《成相》诸篇，几乎涉及墨子政治思想的所有方面。与儒墨相非，势成水火有所不同，墨子对老子、对道家没有批评，而道家内部，也只有庄子论及墨子。庄子评论墨家，主要集中于《天下》篇，出于论述学术史的需要。

墨子对老子、对道家没有正面批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墨子思想对老子思想有所吸收，墨子思想中有老子的印迹，有老学的因素。仔细辨析墨子与老子思想，可知，墨子在天志、节用、非攻等思想中蕴含有老学因素。

一

老子的“天”有自然与宗教双重意蕴，有时是自然之天，有时是宗教之天[1](P5～10)。墨子“天志”对老子宗教之天多有吸收。关于天的宗教性或曰宗教之天，老子曰：“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七十三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老子·七十三章》)，“天之道，利而不害”(《老子·八十一章》)，“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七十七章》)，“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老子·六十七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七十九章》)。这是说，天犹如网，人犹如网中之鱼，天对于人拥有决定性的作用，主宰着人世间万事；天之所以主宰人世间万事就在于天与人相比，虽然不争、不言、不召唤、看似迟缓，却善于得胜、善于回应、善于自动到来、善于谋断，完胜人类；天主宰人世间万事，意在为人类谋福利、意在“救”人，而不是为了逞强，不是为了压迫人类，在此意义上天对于人又是慈悲的，呈现“慈”的特质；天之“利”人、“救”人表现在抑制贫富分化，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调和社会关系；在天的视界中，人没有亲疏乃至贵贱的区别，只有善与不善的差异，天所佑护的常常是善人，与此相应，其所厌恶的、惩罚的常常是恶人。这表明，在老子的思想中，天有主宰人的威力，天有制约人的能力，天是正义的象征，天是道德的化身，天“善”而无私。正因为如此，老子要求人们取法天：“人法地，地法天”(《老子·二十五章》)。

墨子的“天”是有意志的天，是宗教之天。墨子论天曰：“天之贵且知于天子”(《墨子·天志中》)，“天欲义而恶不义”(《墨子·天志上》)，“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墨子·法仪》)，“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墨子·法仪》)，“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墨子·法仪》)。墨子的意思是，天对于人具有主宰性，主宰人世间高高在上的天子以及天子所统治下的臣民、百姓；天的主宰性表现在顺应天之意者得到奖赏，违反天之意者受到惩罚；天之所以能够主宰人类，就在于天是最为高贵而智慧的存在，天的高贵与智慧胜于人世间的最高统治者天子；天主宰人类意在使人们相亲相爱、互惠互利，消除人世间的相互厌恶与彼此伤害，使“人之有力相营，有道相教，有财相分”(《墨子·天志中》)，而不是恣意妄为、危害人类，在此意义上天“义”而“兼”；天无私而赏罚分明，福佑善人而降祸于恶人，且不自以为有德。这说明，在墨子的思想中，天对于天子及其臣民、对所有人都有主宰性，天相比与人“贵且知”，天充满正义，而是道德的化身。基于此，墨子提出“莫若法天”(《墨子·法仪》)。

由此可以看出，墨子对天的理解与老子对天的宗教性以及由此而具有的天的道德性的解读非常相像，墨子的“法天”直接出自老子的“法天”。这些，是墨子天论或者说天志学说中的老学因素。不过，墨子的“天”是最高的存在，是至上神，几乎没有自然的一面；老子的“天”则受制于道、“法道”(《老子·二十五章》)，只是仅次于道的存在，老子的天除却宗教的一面，还有自然的一面，老子之天的自然的一面是其天论最出彩之处。这是需要厘清的。

二

老子反对统治者的奢侈浪费、纵情享乐。在老子看来，享乐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层面，过度的享乐只是一时之欢，损害身心健康，也破坏人的本性。因此，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具体指出各种享乐相应的危害性。由于统治者的奢侈浪费、纵情享乐是建立在对民众的残酷压榨、无情剥削的基础上，老子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七十五章》)，指出统治者贪婪的直接后果是民众的饥寒交迫，以及民众在民不聊生的境况下的誓死反抗。而民众的誓死反抗，常常就是统治者的末日，老子由此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老子·九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四十四章》)，搜刮再多的财富，最后还是守不住。正因为老子参透统治者的奢侈浪费、纵情享乐的政治后果，忧患统治者的奢侈浪费、纵情享乐对于民众的伤害，老子才曰：“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老子·五十三章》)，责骂统治者犹如强盗。

基于对统治者的奢侈浪费、纵情享乐的批判，老子强调“俭”(《老子·六十七章》)，视“俭”为“三宝”(《老子·六十七章》)之一。如何做到“俭”？老子提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章》)，就是去除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欲望，知道满足，懂得适度，注意节制。只有这样，才能考虑民众的需求，化解与民众的矛盾，真正做到“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老子·七十二章》)。除了去除过多的欲望、知足、节制之外，老子认为要做到“俭”，从根本上铲除膨胀的私欲，还要从内心修炼做起，具体办法就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不欲以静”(《老子·三十七章》)，也即减损私心与私欲，让内心保持素朴与宁静。

墨子同老子一样，反对统治者的奢侈浪费、纵情享乐。在墨子看来，统治者的享乐至少包括“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墨子·非乐上》)，“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墨子·辞过》)，涉及音乐以及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涵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统治者的享乐是建立在民众的痛苦之上，是对民众的敲骨及髓的剥削，是对民众衣食之财、生活资料的掠夺，简言之，就是“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墨子·辞过》)；统治者享乐的后果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非乐上》)，“国贫而民难治”(《墨子·辞过》)。由此，墨子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的观点，积极倡导节俭，并写下《节用》《节葬》等论文。

墨子一方面反对统治者的奢侈浪费、纵情享乐，另一方面“强调节用与崇俭”[2](P129)，详细规定了“节用”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饮食之法”、“衣服之法”、“节葬之法”、“宫室之法”(《墨子·节用中》)、“舟车之道”(《墨子·节用上》)等等，其总的原则是实用、是“去无用之费”(《墨子·节用上》)。例如，墨子言“饮食之法”曰：“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墨子·节用中》)；墨子言“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墨子·辞过》)，“其旁可以圉风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诸加费不加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此是说，饮食能够充饥，强健身体，使耳聪目明就可以了，不可追求美味，更不可追求奇珍异物；宫室可以抵御湿气、风寒以及雪霜雨露，可以隔开男女，室内清洁干净，可以祭祀祖先就可以了，不可浪费资材，耗损民力。为了宣扬“节用”，墨子还将“节用”原则也即“去无用之费”的原则列为所谓“圣王之道”：“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墨子·节用上》)。

墨子对于统治者的奢侈浪费、纵情享乐的坚决反对，对享乐的物质与精神层面的解读，对统治者享乐的危害性及其灾难性后果的分析，都与老子十分相像；墨子提倡“节用”而强调俭省，也与老子的“俭”的原则十分相像，只是墨子的“节用”主张更为具体而细致。这是老子对墨子的影响的显现，也是墨子思想中的老学因素。

三

老子反对战争，集中揭露战争的破坏性、战争对民众所造成的伤害。老子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谓战争之后，必有荒年，田地长满荆棘，因为青壮年战死沙场，无人耕种。这是人祸，而非天灾。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老子·四十六章》)，谓没有战争，战马就可以用来耕田，加强农业生产；战争频仍，怀孕的马都被充作战马，哪里有马用来耕田啊。这里，老子所谓的战争的破坏性是对战争的双方而言的，无论战争的双方胜败如何，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因为反对战争，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三十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老子·三十一章》)，认为以道治理天下，不依靠军力称霸天下，因此，兵器不是君子、不是理想的统治者所应使用的东西，不得已而被迫迎敌，胜利了也不值得炫耀，否则，就是好战者，就是“乐杀人者”，而这种人是不可能最终拥有天下的。

由于反对战争，老子希望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彼此相安无事。老子曰：“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老子·六十一章》)，给出了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与小国之间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大国与小国都要谦下，以此取得对方的信任，其中，大国更要谦下。

墨子“接受了老子的反战思想，从而形成了他的‘非攻’主张”[3](P231)。墨子主张“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墨子揭露战争的危害性，集中于揭露战争对于敌我双方的危害性。关于战争对于被侵略国家的危害，墨子曰：“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墨子·非攻下》)，以至灭其国。这种屠杀民众，摧毁城郭，掠夺财物，烧毁祖庙，是对被侵略国家的毁灭性的打击，是赤裸裸的灭绝人性的行为。关于战争对于侵略国家的危害，墨子曰：“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墨子·非攻中》)。另外，兵器之毁坏者以及战马之死亡者也不可胜数。这是说，发动战争，耽误春种秋收，士兵因饥饿、寒冷以及疾病而死者难以计数，士兵在战场上伤亡者难以计数，如果战败乃至全军覆没，士兵的死亡更是难以计数。还有，百姓因逃避战争而逃亡，饿死病死者也是难以计数。这说明，发动战争，妨碍农业生产，使民众死于饥寒与疾病，使士兵死于战场，使军用物资短缺，从而削弱国家的综合国力。具体到战争对于发动战争的统治者的危害，墨子曰：“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尽王民之死，严上下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墨子·非攻中》)。这是说，统治者多余的是土地，缺少的是民众，发动战争，争夺本来就多余的土地，死伤本来就缺少的民众，得不偿失。

墨子在论证“非攻”，揭露战争的的危害性之后，提出国与国和睦相处的主张，特别要求大国不要侵略小国，以维护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处大国不攻小国”(《墨子·天志中》)。如何做到“国与国不相攻”(《墨子·兼爱上》)，墨子给出的答案是“兼爱”，也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墨子·兼爱中》)。

墨子反对战争，对战争的危害性的揭露，对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向往，都与老子相似，这是其思想中的老学因素。但是，墨子对于战争的危害性的分析比老子更为透彻，老子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谦下，墨子则把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兼爱”；老子反对所有的战争，墨子却认为侵略有害，正义的战争——“诛”有益，像“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墨子·非攻下》)之类，都是值得赞颂的正义之举。

综上所述，墨子思想中的老学因素集中于天志、节用、非攻等领域，而这些领域恰是墨子的主要思想。墨子对天的主宰性、道德性的描绘，对统治者奢靡生活的批判，对统治者节俭的要求，对战争危害性的剖析，对侵略者侵略的抨击，都与老子思想有着相似、相通之处，这是老子对墨子、对墨家的深刻影响的体现。道家发展为道教，墨子被葛洪《神仙传》列为神仙类人物，《墨子》被收入《道藏》列为道教典籍，都与此有关。

[1]陆建华.自然与宗教的双重存在——对老子之天的考察[J].江西社会科学,2014，(3).

[2]邢兆良.墨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孙以楷.道家与中国哲学(先秦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郭震旦]

2016-10-29

陆建华(1965-)，男，安徽长丰人，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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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7077(2017)01-00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