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的鸭蛋》之“闲”说

⊙肖玉华［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广东 潮州 521041］

《端午的鸭蛋》之“闲”说

⊙肖玉华［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广东 潮州 521041］

在汪曾祺作品中，《端午的鸭蛋》篇幅虽然短小，但却是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文本，它从题材的选取到结构的处理以及语体的选择，深得一“闲”字诀，比较多方面地显示出汪曾祺散文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的风格特征。《端午的鸭蛋》 闲在 闲散 闲趣

都说汪曾祺作品闲适，从小说到散文皆是如此，可似乎偏偏忽略这一篇短文——《端午的鸭蛋》。此文仅约一千六百字，知名度虽不高，在汪曾祺的所有作品中却自有其独特性。文本所呈现出的特质，涵盖了汪曾祺创作风格之多方面。

一、题材闲在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20世纪50—70年代，当创作主体被纳入特定体制之后，个人的声音完全为政治化的声道所屏蔽，其人格独立性和个性也随之湮没在政治色彩之下。最应该具备个人化特征的散文成了纯文学的“重灾区”，“红色颂歌散文”几乎成了这时期的散文舞台上唯一的色彩和声音。而这种表现极为显著的标志即是被散文作家整合进散文作品中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物等都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从杨朔到刘白羽等绝大多数散文家，在一朵浪花、一只蜜蜂、一艘游轮等上面寻找灵感，赋予其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内涵，作为他们托物言志的道具，“迅速反映这个时代的侧影”。对于80年代登上散文文坛的众多散文家而言，不少人囿于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他们深受杨朔模式的影响；另一方面，新的文学环境和文学观念又需要他们挣脱杨朔模式。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散文作家一直努力在做拨乱反正的工作，力图走出这样的困境。但这一路走来，步履何其蹒跚！80年代初乃至中期，尚有许多散文作品仍然有着这样的印记，创作主体的思维依然停留在杨朔模式之中，虽然戴有各式面具。贾平凹便是其中一例。他那块“丑石”，同样被赋予了明显过于沉重的哲理，文章到最后点题：“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深深地感到它那种不屈于误解的寂寞的生存的伟大”（《丑石》）。题材哲理、思想化，欲扬先抑的笔法，卒章显志的结构方式——杨朔模式的典型“面相”与“肌理”。而汪曾祺“执意疏离政治，避免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试图将个人生活、民间生活与国家、政治生活区别开来。在他的大部分以民间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人物的行为和言论，绝不为传播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端午的鸭蛋》其实有两个关键词：端午和鸭蛋。汪曾祺借此描绘的是家乡高邮的风俗之美，解构了杨朔对散文题材意识形态化的处理方式。从头到尾，汪曾祺都并没有给“鸭蛋”涂上一丝丝政治色彩。对汪曾祺而言，《端午的鸭蛋》等篇章中的风俗民情，所体现的是怀旧中所带的抒情性，既非伤感亦非悲苦，它给人也给作者以慰藉。这正是其散文创作“滋润观”的表现。汪曾祺作品的“风俗画”之美为人所共见。风俗民情的描绘成为汪曾祺创作最富魅力的元素之一。熟悉汪曾祺作品的读者应该有这种印象：从小说到散文，能够吸引汪曾祺兴趣和注意力的题材除了“吃”，似乎再也没有比风俗民情以及附着着风俗文化意味的人物和故事更甚的了，而且许多吃食本身就是风俗的一部分，如端午的“十二红”（《端午的鸭蛋》）、立春吃春饼（《本命年和岁交春》《岁交春》）等。所到之处，风俗民情成为汪曾祺无法抗拒的诱惑。较之于小说，散文中的风俗描写要少得多，风俗比较集中的篇章有《岁交春》《故乡的元宵》《昆明年俗》《城隍·土地·灶王爷》《水母》《八仙》《端午的鸭蛋》等，几乎通篇谈风俗。其中《端午的鸭蛋》可为代表。汪曾祺认为：所谓风俗，主要指仪式和节日。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贴五毒、贴符、喝雄黄酒、放黄烟子是风俗，端午的午饭吃“十二红”、挂“鸭蛋络子”也是风俗。与小说中的风俗描写作为人物生活环境或者故事演进的背景不同，风俗描写则成为散文内容的主体。汪曾祺对风俗做一种“提纯”“净化”的工作，正如有评论道：汪曾祺“力图用小说的形式恢复并彰显人的民间生活状态，恢复并彰显个体所根源的文化属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小说完全等同于民间生活的原生状态，等同于粗糙毛茸质感无序的日常生活……汪曾祺在‘返回’民间生活的同时，在‘恢复并彰显’民间文化的同时，他并没有忘记自身的参与，他始终未曾放弃自身的个体知识分子身份，他总是在以其多元的文人素养过滤器进行着凝聚与提纯民间生活的工作，他的小说因此而能过获得浓缩与凸显的美学效果”。这种“凝聚与提纯”，其实也就是根据自己个人的品味有目的地予以筛选、过滤。众所周知，汪曾祺的作品很少涉及当下题材而更多指向“过去”。《端午的鸭蛋》和众多小说中的风俗描写一样，带有一种甜蜜的回忆与诗性想象色彩。汪曾祺或将风俗民情作为写作的对象，或为人物和故事发生的背景，起到烘托和营造氛围的作用。在“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风俗就是风俗本身，它拒绝被意识形态化。

二、结构闲散

如果说取材体现了汪曾祺所谓的“不期然而遇”的随意、随性的话，其散文结构同样显得随性、自然，他“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这个特质在散文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挥洒。以《端午的鸭蛋》为代表的文本所表现出的结构特征更符合汪曾祺的个性，也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杨朔诗化散文讲求“起承转合”“物—情（事）—理”三段式结构以及卒章显志、首尾呼应、欲扬先抑等手法的摒弃和解构。

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

文本开头一如既往的简单、直接，直接得似乎有点迫不及待，“现宝”似的：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贴五毒……当然最后的落脚点会习惯性地归到 “吃”：“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带有三分率性，二分童真。

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

武断且不无执拗中透着自信。这段文字的视界也颇有意思；渐次层层推进最终聚焦定格，有点类似于影视剧中的摄影镜头，一开始铺得很开：先全面地介绍了端午各种各样的习俗——紧接着着重推出“十二红”——最后千呼万唤般地将焦点定格在“鸭蛋”上。那是一种兴味所至的定格，那又是承载着多少趣味与欢悦的回味与记忆啊！

从行文内在逻辑看，这应是全文的结尾：鸭蛋已经吃完，关于“鸭蛋”的话题该结束了，由鸭蛋而蛋壳进而用鸭蛋壳装萤火虫——文章主题已有跑偏之嫌，至少已不是在“鸭蛋”的正常思维中行进了。所幸未曾跑远，如能就此打住，则思路清新，结构完整！对读者而言，并无半分仓促之态；相反，倒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

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练囊盛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么？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这方是文章之结尾，而这个结尾看似有点“散”，也有点偏，实颇多意味。

其一，从思维逻辑来看，蛋壳—萤火虫—囊萤映雪—手卷字大—新五号字小，逻辑看似严谨，从行文来看实则无稽。毕竟这个囊萤映雪也好，新五号字也罢，与鸭蛋实在并无关系。一向被视为点睛之笔的结尾竟如此收笔，颇为无稽、滑稽，令人忍俊不禁。

其二，作者何以此时会想起囊萤映雪之典故来呢？除了萤火虫是其外部关联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呢？会不会还有其他未曾言说的意味？且允许卖个关子，留待下文分解。

相类的结尾方式在汪氏散文中并非绝无仅有。还有如《建文帝的下落》等。这正应了梁遇春所言，小品文（散文）比诗“更洒脱，更胡闹些吧！”真可谓“姿态横生”（苏东坡语）、“起止自在，无首尾呼应之式”（章太炎语）。或许，这才是所谓的散文之“散”的最高境界。自20世纪60年代萧云儒提出“形散神不散”说以来，散文创作一直在这样相对狭隘的认知空间中艰难行进，它对散文创作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散文确实到了需要“松绑”的时候了！在结构上它需要从“形不散神不散”（小境界）、“形散神不散”（中境界）中挣脱出来，上升至“形散神散”之大境界。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散文所需要的个性与自我的自由表达。“形散神散”之大境界的散文是突破了“形散神不散”的框架，是“无所顾忌”“天马行空”的散文。当然，这所谓的“形散神散”的散文需要达到一种“和”之状态：“形、神的相洽与和合无间。恰如人作为一个生命体，外在的物质形骸和内在灵魂的有机统一，当形、神凝成一个境界，则散文再怎么‘散’，也能够表现个性‘这一个’的独特风格与性情，此谓大境界的散文。”汪曾祺的散文在实践上对“形散神不散”形成了反动与解构。

“结构无定式”，汪曾祺不止一次提到，“结构的精义是：随便。”鲁迅早就说过，散文只要达到真实的自我情感流露的目的，在创作上“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20世纪的中国散文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历程，到80年代汪曾祺等作家的出现，才达到了所谓的“大可以随便的”的自由、自在与自适的状态。

三、语体闲趣

从近代到现代，伴随着文言与白话之争，现代散文至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在思想、形式及语体而臻于成熟。就语体而言，黄遵宪所谓“我手写我口”于现代散文一体可谓是落到创作实践。鲁迅于20世纪20年代初翻译了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一文，其中谈及“Essay”（散文）的一段文字对现代散文理论影响极为深远：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其兴味全在于人格底调子（personalnote）。

1926年，胡梦华又提出了“絮语散文”或“家庭散文”（Family Essay）一说，此类散文笔调“乃如家人絮语，和颜悦色地唠唠叨叨地说着”“好像你看了报纸，或在外面听了什么新闻回来，围着桌子低声细语地讲给你的慈母爱妻，或密友听。——就好像你们常经验过的茶余酒后的闲谈”。

而所谓的絮语体散文无意于公共话语的表达，不运用社会语体，不求取直接教化的功能，它只是作者就个体经验与读者所作的一种亲近言说。可见“个人化”是表述絮语散文特质的核心关键词。它含有温和、闲适自由的意思在内。不无遗憾的是，由于中国现当代散文所面临的社会背景、历史境遇以及历史所赋予这种文体应具备的功能等多方面的特殊性，“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也好，“如家人絮语，和颜悦色地唠唠叨叨地说着”也罢，其实并未有太多实现的空间，鲁迅自不必说，除了《朝花夕拾》如昙花一现般地出现如此笔调和语体外，他实在是没有太多的余裕和情绪“任心闲话”的；周作人倒是一度开创了“絮语风”，然其自身的个性和现实的残酷时时击碎了他的梦，周作人后来的道路选择也证实了这一点。放眼20世纪中国散文史，扳着手指数一数，真正能够做到“随随便便”“唠唠叨叨地说着”的，似乎除了汪曾祺，真不知道还有谁能堪当此任。

《端午的鸭蛋》开头一段，简洁、洗练、干净利落。句式长短相间，灵活跃动与抑扬顿挫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节奏和韵律之美。“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思想·语言·结构》），而这内容更多地应该是体现在它包蕴着作者诸多的情绪和对写作对象的情感判断等方面。“系百索子”“贴符”“喝雄黄酒”等对端午习俗的描述，自然流露出作者对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的迷恋和欣赏姿态。而这种“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的语体，谈琐事，拉家常，语调本身就充满情趣，易于营造出一种包涵“欢悦”之情的氛围；情感温婉柔和，有利于消弭“言”者与“听”者之间的心理距离，达成情感上的交流和心灵上的共鸣。

汪曾祺还有一丝淡淡的幽默：

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

“肃然起敬”，有点庄词谐用的味道。毕竟肃然起敬的不是因为高邮历史上出过词人秦少游、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名人，而偏偏是出咸鸭蛋。略带夸张的用法多少增加了几分趣味和幽默。也算一趣吧！

汪曾祺基本上是以白话、口语创作的，这是他作品的基本语言，可这并不妨碍这位“中国最后的士大夫”以文言入白话，如“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与有荣焉’”等，白话之间偶尔点缀一两个文言雅词，倒也符合他的身份，平添了几许典雅。更有意味的是语体灵动多变，拓展了语言表达的张力。

“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怎么好看，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这里面有“气”。汪曾祺的文字中就有这种“文气”在：气韵生动，语言才能够活起来。

鸭蛋的吃法……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拟声词的运用，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也较为常见。“吱”，颇具现场感，具有很好的“造境”功能，不仅有使读者身临其境的作用，也有调动身体细胞与感官的效果，一点点的感动与快意充盈其间。

汪曾祺语言的味道远不止于此：

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淡青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淡青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络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饰物。

个中有一种假想式的对话场景。汪曾祺一方面作为叙述者，一方面又不失时机地扮作景（境）中人，在二者之间变换着不同的角色来回穿梭。可以想见，此时的汪曾祺几乎把自己放逐回了童年身处端午时节挑鸭蛋时那个时空之中去了。那种真诚与投入感让他的心理状态回到了一种童真状态：童趣，欢悦，真是一个都不少！其语体之感染力可想而知。语言表达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人思维方式的外化。萨丕尔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结构来看，它的内面是思维的模式。”那么，汪曾祺对这类语体的形成，与其说是作家的自觉选择与精心经营的结果，毋宁说这是作家个性与自我的真实流露所致。

一篇短文，从闲在的风俗题材的选取、开放闲散的结构方式以及任心闲话不失趣味的语体，都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汪氏独特的文体特征，凸显出属于汪曾祺的“这一个”，“这一个”由“水”孕育而生的汪曾祺。汪曾祺曾说，（我的）散文之所以受欢迎，“这大概有很深刻、很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原因。生活的不安定是一个原因。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息，‘民亦劳止，迄可小休’，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或者像我以前我所说过的那样，需要‘滋润’。”在这种“滋润观”的指引下，汪曾祺用散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用这样的散文“滋润”读者，让读者得到“一点有较高文化味的休息”“一点比较精美的艺术享受”。

行文至此，上文所卖的关子，也就是《端午的鸭蛋》的结尾处作者为什么会想起囊萤映雪故事到该解扣的时候了。

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练囊盛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

作者于此时想到囊萤映雪故事，言下之意有些许微词。或许现实中用练囊装了萤火虫真的不如蛋壳装萤火虫来得亮（可谁知道呢），不过，孩子用蛋壳装萤火虫，无论是这情景本身还是孩子乃至作者品味出来的是童趣与欢悦。相比较而言，囊萤映雪的内涵过于凄苦，虽励志却非作者所乐见，它与作者的心境以及“滋润观”相抵牾，所以作者说“不如”！

“我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汪曾祺多次如是说。汪曾祺以小说登上20世纪中国文坛，但以《端午的鸭蛋》为代表的散文创作才是他的精神依恋之乡！

①杨朔：《海市·小序》，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1页。

②王菲：《论汪曾祺小说的民间情结》，《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③杨红莉：《民间生活的审美言说——汪曾祺小说文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49页。

④汪曾祺：《谈谈风俗画》，《汪曾祺全集》第3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0页。

⑤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汪曾祺全集》第3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⑥梁遇春：《小品文选·序》，《梁遇春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35页。

⑦范培松、张颖：《论散文的三重境界》，《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⑧汪曾祺：《思想·语言·结构》，《汪曾祺全集》第6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⑨鲁迅：《三闲集·怎么写》，《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5页。

⑩[日]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苦闷的象征 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⑪胡梦华：《絮语散文》，《小说月报》第17卷第3号，1926年3月10号。

⑫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

⑬〔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9页。

⑭汪曾祺：《〈蒲桥集〉再版后记》，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

⑮汪曾祺：《蒲桥集·封面题辞》，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

⑯汪曾祺：《散文应该是精品》，《晚翠文谈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5页。

⑰汪曾祺：《〈蒲桥集〉自序》，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作 者：

肖玉华，文学博士，韩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编 辑：

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