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话本小说中的喜剧精神

⊙李淑兰 张 莉［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银川 750021］

李渔话本小说中的喜剧精神

⊙李淑兰 张 莉［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银川 750021］

李渔在明清话本小说作家中独具代表性。在他的话本小说创作中，以幽默诙谐的语言，通过丑角的塑造，创造出的喜剧效果使李渔的话本小说体现出强烈的喜剧精神。在鼎革易代的时代氛围下，由于李渔自身独特的生活境遇，作家和商人的双重身份，使其话本小说中的喜剧精神在娱乐性的表征下又有其严肃性和悲剧性，表现出“抑圣为狂、寓哭于笑”的喜剧精神特质。李渔 小说 喜剧精神 《无声戏》《十二楼》

“喜剧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形态，广泛地存在于各种不同的文学艺术类型中。“文学艺术中的喜剧精神表现为一种文艺观，它是指创作者和接受者将喜剧世界观渗透到文艺作品的创作和接受中的艺术观念。”李渔的文学艺术创作广泛，在小说、戏剧、诗文、词曲等多方面都有造诣，而在他的《十二楼》《无声戏》《笠翁十种曲》等小说戏剧创作中无不充满着强烈的喜剧精神。喜剧精神不仅是李渔的戏剧之魂，也是他的小说之魂。

一、李渔小说喜剧精神的体现

李渔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有意识地追求喜剧精神，十分重视文学的游戏和娱乐功能，“尝以欢喜心，幻为游戏笔”。李渔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命名为《无声戏》，并在《拂云楼》中说道：“各洗尊眸，看演这出无声戏”。从字义学角度而言，“戏”字本身就包含了歌舞、游戏、戏谑的意思，因而，在他的小说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喜剧精神，这使其小说体现出鲜明的娱乐性和喜剧性。丑、滑稽、幽默是构成喜剧性的重要元素，“只有喜剧精神才能将丑、滑稽、幽默三者有机的统一起来”。李渔小说的喜剧精神主要体现在幽默诙谐的语言、滑稽的丑角人物和喜剧化的故事情节三个方面。

（一）诙谐幽默的语言

。李渔很重视语言的“机趣”，认为：“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机”有“机智”的意思。幽默的本质是一种喜剧的机智，是主体机敏睿智、随机赋情的智力游戏。而“趣”则指机智、巧妙的语言所带来的妙不可言、令人解颐的诙谐意味和修辞效果。李渔善于在小说中机智地利用词语的多义性、混同性等，将本不相干的事物捏合在一起，制造一种机趣，达到幽默诙谐、令人解颐的效果。如《妒妻守有夫之寡，懦夫还不死之魂》中这样谈论懦弱的丈夫:“世间惧内的男子,动不动怨天恨地……定要选个强硬的妇人来欺压我。一日压下一寸来，十日压下一尺来。压到后面，连寸夫尺夫都称不得了,那里还算得个丈夫？”“丈夫”是妻对夫的称谓，《说文·夫部》释“丈夫”，谓：“周制以八寸为尺，十尺为丈，人长八尺，故曰丈夫”，可见，“丈夫”本指高大强壮、顶天立地的男子，在这里，李渔巧妙地利用汉字的多义性，刻画了惧内男子懦弱退让的性格。在《拂云楼》里裴七郎的夫人面相丑陋：“果然不是寻常姿色，莫说他自己一笑可以倾国倾城，就是众人见了，也都要一笑倾城、再笑倾国起来！”李渔同样利用词语的多义性进行幽默嘲讽，读来令人捧腹。

（二）丑角的塑造

。丑角是戏剧中最富有喜剧性的一个行当，在中国传统戏剧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有“无丑不成戏”之说。丑角的审美特征就是滑稽，通过插科打诨引人发笑。李渔视小说为“无声戏”，以戏剧笔法写小说，自然十分重视丑角人物的塑造。在《拂云楼》中，他借人物之口说：“妇人是‘丑’，少不得男子是‘净’，这两个花面自然是拆不开的。”因此，在他的许多小说中塑造了丑角一类的人物，如《拂云楼》中的封氏、《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中的阙里侯、《人宿妓穷鬼诉嫖冤》中的某公子、《移妻换妾鬼神奇》中的陈氏等，这些人物的外貌或性格都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本质与现象的对立，因而具有丑角的滑稽可笑意味。阙里侯相貌丑陋，五官四肢都带些毛病，件件都阙，件件都不全阙：“眼不叫全瞎，微有花白；面不叫做全疤，但多紫印；手不叫做全秃，指甲寥寥；足不叫做全跷，脚跟点点；鼻不全赤，依稀略见酒糟痕；发不全黑，朦胧稍有沉香色；口不全吃，急中言常带双声；背不全驼，颈后肉但高一寸；还有一张歪不全之口，忽动忽静，暗中似有人提；更余两道出不全之眉，或断或连，眼上如经樵采。”李渔用漫画的夸张手法描写其性格外貌，丑态百出，令人捧腹。《拂云楼》中裴七郎之妻封氏，生得“面似退光黑漆，肌生冰裂玄纹。腮边颊有奇痕，仿佛湘妃泪印。指露几条碧玉，牙开两片乌银。秋波一转更销魂，惊得才郎倒退”。滑稽的是，这等丑陋妇人，却不自知其丑，反以为佳人，喜欢艳妆丽服，在人前卖弄妖娆，“正在扭捏之际，被石头撞了脚尖，烂泥糊住高底，一跤跌倒，不觉四体朝天。到这仓皇失措的时节，自然扭捏不来，少不得呼天抢地，倩人救扶，没有一般丑态不露在众人面前，几乎把上百个少年一起笑死”。正如尔尼雪夫斯基所说：“只有当丑力求自炫为美的时候，丑才能变成滑稽。”这些丑角人物丑陋的外貌和滑稽言行为小说营造了浓郁的喜剧氛围。

二、李渔小说喜剧精神的特质：抑圣为狂，寓哭于笑

正是由于李渔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滑稽色彩和娱乐精神，学界不少人认为，李渔小说是一种内容苍白的肤浅的娱乐主义，是商业化写作模式。如学者崔子恩就说：“李渔的喜剧主义，在根本上摒绝悲剧经验和庄严情绪，致力于引导人们近欢远愁，乐以忘忧。它的核心是娱乐主义，因而虚幻现实，推远人生，淡化峻严，是它的首要职责。”这只是看到李渔小说娱乐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其喜剧精神的复杂性。“喜剧精神是由人的气质、性格、价值观和审美取向所决定的。因此可以说，喜剧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喜剧人生观。它包含观察世界的喜剧眼光、反映刺激的喜剧直觉和立身处世的喜剧态度。”李渔独特的生活经历，复杂的人格，新奇的艺术审美，铸就了他独特的喜剧精神。小说不同于戏剧之处在于戏剧是舞台表演艺术，观众对于它的接受和消费是一次性的，时间不长而且是固定的，观众一笑了之，很难做关于剧本的进一步思考。而作者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渗入个人思考和情绪，而且读者的文字阅读又是一种反复且较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小说文本的理解和思考不断加深。因此，李渔小说的喜剧精神不同于戏剧，通过文字在细微处传达出喜剧精神独特的严肃性和悲剧性，提出了“抑圣为狂，寓哭于笑”的喜剧审美原则。“圣”指庄重的、严肃的，“哭”指悲剧性，李渔在小说中通过狂诞的游戏姿态和若无其事的娱乐嬉笑，即喜剧的形式，呈现他思想中严肃、庄重的深刻内容。

（一）喜剧精神的严肃性。“

喜剧精神是理性的旁观态度加调侃的玩笑精神。”李渔像一位智慧长者，在幽默地讲故事的同时，也以冷峻的眼光审视小说中人物的生存境遇，为读者开出生活的药方，意图解开生活的烦恼困惑，拯救读者痛苦的灵魂，使小说的喜剧精神超越了外在的娱乐性而有了深刻的严肃性。他从市井细民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思考一些严肃的人生课题。李渔常年游迹于江湖，与之来往的朋友上达高官显贵，下至村野渔夫，他入世极深，是一个真正生活过的人，他通过小说也对一些人生课题做着严肃的思考：如何生活？以何种心态生活？家庭生活是一门大学问，李渔认真地对待生活，对儿女婚姻、子女教育等家庭中琐碎的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在家庭内部，父母子女关系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关系，因此，李渔在《合影楼》开篇说治家之道应该防微杜渐，使他授受不亲，不但不可露形，亦不可露影。但“这是笠翁的假话”，实则是借对管提举主持风教的嘲诮之词来表达为人父母不该干涉、阻挠儿女婚恋，应由其自由发展的婚姻观。对于如何管教孩子，李渔颇有技巧和方法。《鬼输钱活人还赌债》中王竺生的父母对他管教过严，被骗赌之后，由于惧怕受惩而隐瞒父母，因此一错再错，将家产输尽。借此故事，李渔教给父母管教子女的技巧：“人家父母，严的也得一半，宽的也得一半，只要宽得有尺寸。”这样在子女犯错之后能及时纠正，不至于一错再错下去，酿下严重后果。

一个人的存在是由各种社会关系构成，在生活中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能力。李渔是一个性情中人，一生交友颇多，其友人科举身份也差别很大。据张春树、骆雪伦所统计，李渔交往的171友人中，62人是进士，45人没有功名。可以看出，李渔多结交达官显贵以寻求他奢侈生活的资助人，但他并不是一味攀附权贵，善钻营的势利之人，他与没有考取功名但志趣相投的艺术家、文人朋友相交，可见他真挚坦诚性情的一面。在《闻过楼》中，李渔以顾呆叟自比，强调人人需要正派、重道德的朋友，表达出良好的朋友关系应该是“恬澹寡营，与朋友交而能以切磋自效者”，而且“至于处富贵而不骄、闻忠言而善纳、始终为友、不以疏远易其情、贫老变其志”。

（二）喜剧精神的悲剧性。

学者崔子恩认为：“李渔所欣赏的游戏笔墨，欢喜故事，团圆结局，决定他的小说不可能触及生活的本质，不可能表现出社会艰难的行程和人生痛苦的跋涉。”本文认为该观点不免片面。掩盖在李渔嬉笑风趣的文字下面的是他沉重而疼痛的灵魂，貌似轻松的笑容下是生的沉重，谐谑调侃的喜剧背后隐藏的是人生的悲剧。人生如戏，社会大舞台，剧场小世界，乃是戏剧家对于人生与舞台关系之普遍理解。现实社会往往充满了各种不协调：才子不遇佳人，丑男偏得娇妻；为善者受贫穷命更短，造恶者享富贵又寿延；庸夫腰金挂玉蹑高位，英俊寂寞寒苦沉下僚，等等。这一切现象，既有其悲剧性，然而又因为其表现出的对常理的悖反而具有某种喜剧性。就个体而言，每个人也都难免可笑性——这是具有幽默感的人对于世事人生的共同见解。李渔将小说称为无声戏，就包含了这种对生活、生命悲中有喜、喜中有悲之本质的思辨性认知。然而，和曹雪芹、蒲松龄等古代小说家以深沉严肃的笔法揭示生活与生命的悲剧态度不同，李渔更喜欢选择以一种通达的态度来诠释生活的荒谬与生命的悲哀。这使得李渔小说更多呈现出一种寓哭于笑、寓悲于喜的形态。

在李渔的小说世界里出现很多滑稽的小人物，作者通过调侃和“戏弄”的娱乐方式关注和同情着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他们是乞丐、皂隶、妓女、书生、丫环、奴仆、待诏、赌徒，虽然有着市民的身份却生活在最下层，缺乏金钱和权势，无法掌控自己悲剧的命运。在《改八字苦尽甘来》中的蒋成为人老实、善良、本分，被人叫作“恤刑皂隶”。正因为如此，他不但赚不来钱，反而还要倒赔出去。时常因为收不到租钱，受到官府的责罚而“臀肉腐烂”。他还被他的同行们完全孤立起来，大家坐了讲闲话，蒋成自知不合时宜，独自一人坐在围屏背后。在这里，正义和善良反而成了不合理的存在，现实的荒谬更增加了人生的无奈感。然而，这些小人物的人生命运的悲凉意味，李渔最终却用一个大团圆的喜剧结局掩盖，在眼泪就要夺眶而出的时候用一个无奈的嬉笑将故事讲完。最终王四遇到解漕粮的运官，设计替他追回银子，蒋成改了八字命运陡转，做了官，平步青云。诙谐的语言将笑点随时穿插，故事情节的陡转、大团圆的结局，将营造起来的悲剧感打破，让人破涕为笑。

他的游戏笔法并非完全消解了小说的悲剧意味，而是作者掩饰和化解人生痛苦的一种方式。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弗洛伊德的自我心理防御机制理论认为：“在调节以外界环境压力为一方、以超我和本我为一方这两方面之间的矛盾冲突中，自我发展着防御机制，用以对付那些使人感到烦恼焦虑的威胁和危险。自我可能采用实事求是的方法来控制危险，解决问题，也可能采取否认现实甚至歪曲现实的方法。这些方法有助于减轻焦虑。”而李渔小说的写作心理正是心理防御机制的其中一种——“否认”，李渔从心理上否认了悲剧性的伤感情绪，用调笑戏谑的方式使小说形成一种喜剧性的效果。他主张以“欢喜心”看待文学，看待人生，为追求小说“一夫不笑是吾忧”的喜剧审美效果，他对这些人物的遭遇作出情感超脱式的冷眼旁观，故意造成与笔下人物情感的疏离，隐去自己的感情，同情、愤恨、无奈等情绪不经意的透露，却用游戏笔法去刻意掩饰。李渔这种刻意地掩饰反而是一种人生悲剧的无意揭示，字里行间流露出悲哀之感，让读者笑出眼泪。李渔在小说中“寓哭于笑”将悲剧美与喜剧美结合，使小说最终形成一种“含泪微笑”的美感。经李渔独特的喜剧色彩调和后的痛苦，使读者不会为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但对人生的无奈感受，却远比小说人物要悲凉得多。小说游走于人生的边缘，表现出生命之轻的状态。李渔话本小说中的人物在生活的舞台上做着角色扮演，一味假笑，做着滑稽相，表现出一种麻木。洪荒宇宙，人渺如一粟，在命运车轮的碾压驱使下，人如蝼蚁般匆忙悲哀。在李渔的话本小说中隐含着他对生活的哲学思考。

三、李渔小说喜剧精神的成因

欢喜的娱乐外衣下，严肃和含泪嬉笑的喜剧精神使李渔小说在清初的话本小说中新颖独特。这独特的喜剧精神的形成与李渔复杂的生活阅历和心理状态有关。

李渔既从事话本小说、戏剧的创作，又从事出版商业活动，是一位具有读者意识的作家和商业意识的商人。为达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他的小说崇尚娱乐，注重新奇，基于对读者求新好奇的审美心理和休闲文化需求的精准把握，他深知：“今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李渔的话本小说创作也以娱乐为宗旨，认为小说就是给人们消闲解颐的。为迎合市井细民这些小说接受者的口味，君臣之道、忠孝节义在他们看来还不及柴米油盐、婚丧嫁娶来得贴切，因此故事多是以婚恋、发财等人情物理为题材，加上戏剧性情节和大团圆的喜剧结局，使之成为富有娱乐化趣味的休闲读本。加之，清初文字狱更甚，在高压文化环境中，李渔作为敏感的知识阶层，知趣地及早谨慎起来了，“从今懒听不平事，怕惹闲愁上笔锋”，出于畏祸心理，他在小说创作中尽量不触及重大社会题材，多追求幽默的喜剧效果以避迫害，小说具有娱乐性的表征。

明清鼎革之际，李渔在逃离婺州这座城市时目睹了城市中的野蛮烧杀：“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因此，部分小说中故事发生背景是大量描写战乱流离的景象：“贼氛所到之处，遇着妇女就淫，见了孩子就杀。甚至熬取孕妇之油为点灯搜物之具，缚婴儿于旗杆之首为射箭打弹之标的者。”乱兵将妇女掳去当物品一样称着卖：“把这些妇女当作腌鱼臭鳖，各人自撞造化。那些妇女都盛在布袋里面，只论斤两，不论好歉，同是一般价钱。”明清朝代转化之际，他失去了生命中一些最珍贵的东西，更残酷的是目睹了惨无人道的烧杀和毁灭，无情的屠杀让作者深刻体会到了人性的脆弱和生存的艰难。在惊悸彷徨的年代，李渔生活在旧朝已倾、新枝难栖的困境里，面对国破家败、流离失所，内心充满苦涩心酸。李渔一生跨越了明末、清初两个时代，自称“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李渔出身药商之家，自幼生活优裕，青年时家道中落，一人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为了养家糊口和满足其奢华的生活享受，不得不过着“托钵乞食”的生活。“英国学者李斯托维尔主张人应从严肃认真的日常生活的真实感情中解脱出来，甚至不妨以理想自我嘲笑一下，在现实中扮演着一个连自己也不满意的角色的现实自我，以减轻生活中的苦恼。”李渔放下文人的自尊与清高，含泪扮演着生活的小丑，用自嘲的口吻抑低自己，博人一笑。游走于富贵之家，四处卖笑，哭穷喊窘，自嘲夸张出生存状态的可怜。当李渔经历着这些命运翻云覆雨的变幻、人生的悲欢离合之后，他就拒绝将苦难说得深刻，反而以一种嬉笑放达的态度示人，以幽默的人生观面对生活。对待自己宽容而不约束，不用文人的标签给自己定型，不用道德将自己捆绑，甚至为追求奢靡精致的生活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只求生活上的自适。同样他能以幽默心态对待他人，小说中人物个个满怀私心，任何抉择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然而他对此并不轻易苛责，这恰恰基于李渔对世事无非荒诞、人生难免可笑的豁达认识。

四、结语

李渔是一位历来颇受争议、评价不一的艺术家。动乱的时代背景，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复杂的人格使他的小说呈现出独特的喜剧精神审美内涵。他的小说对“抑圣为狂，寓哭于笑”的美学实践，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其创作个性，更加深入地了解作品思想与艺术风貌。同时，李渔将喜剧美学在小说中的实践，也丰富了中国古代小说美学。

①⑰周光凡：《人类喜剧精神的衍变和价值取向》，《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②〔清〕李渔：《李渔全集（卷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③李建东：《丑、幽默、滑稽与喜剧精神》，《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④〔清〕李渔：《李渔全集(卷三)》，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第20页。

⑤〔清〕李渔：《十二楼》，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页。

⑥朱克玲：《悲剧与喜剧》，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⑦崔子恩：《李渔小说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⑧赵耀民：《从喜剧的思维和形态看喜剧精神》，《戏剧艺术》2014年第1期。

⑨阎广林：《笑：矜持与淡泊——中国人喜剧精神的内在特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页。

⑩〔美〕张春树，骆雪伦：《明清时代之社会经济巨变与新文化——李渔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及其“现代性”》，王湘云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9页。

⑪崔子恩：《李渔小说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

⑫张传开,章忠民：《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评述》，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179页。

⑬⑯〔清〕李渔：《李渔全集(卷三)》，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第2页，第47页。

⑭〔清〕李渔：《李渔全集(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第417页。

⑮〔清〕李渔：《李渔全集(卷二)》，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年版，第43页。

宁夏大学2016年研究生创新项目“明清话本小说序跋研究”（项目编号GIP201677）阶段性成果

作 者

：李淑兰，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明清文学；张莉，宁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