炽热乡土与深沉忧思
——论钟理和小说的乡土情感

⊙周逢琴 陈雨轩［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绵阳 621010］

台港文学研究（三）

炽热乡土与深沉忧思

——论钟理和小说的乡土情感

⊙周逢琴 陈雨轩［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绵阳 621010］

综观钟理和的小说，蕴含着深刻的乡土情感，他既以乡土挚爱者的身份感受着故乡自然的美和内在气韵，对于乡土人伦亲情也有着极其敏感的体察和描绘，而对于台湾光复之后乡村历史与未来的深沉忧思，则使他的小说进一步加深了情感浓度。钟理和 乡土小说 情感 忧思

台湾作家钟理和出生于一个农场主家庭，从小接受日文教育，在小高毕业以后进入村塾学习了一年半的中文，后来开始阅读中文古代小说、日文外国小说，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钟理和一生创作文学作品六十余篇，包括长篇小说《笠山农场》，中篇小说《雨》《夹竹桃》《薄芒》等七部，短篇小说《原乡人》《烟楼》《故乡》系列等四十一篇，另有散文若干及未完成稿。这样的创作也许算不上多产，但是在钟理和的呕心沥血之作中，包含着对于台湾乡间生活极为深厚的情感，这种深情不但令人动容，也发人深思。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乡土小说作家辈出，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早期乡土小说派，20世纪30年代则有京派田园小说，以审美的眼光观照乡村的清新与古朴，似乎是乡土文化绵延不绝的一大传统。然而在钟理和这里，乡土不是消极避世的桃花源，也不是承载文化理想的乌托邦，他的乡土是根植于泥土之中的，根与泥的扭结没有须臾断绝，盘错成一生的乡土情结。色彩鲜明的台湾风土，在他的作品中贯彻始终，好像血脉永不停留地搏动着。

在钟理和的小说中，南国的自然生机盎然，充满生命力也充满了感情，除了故乡，还有哪一片土地，能够凝结这位乡土诗人炽热的目光？在《赏月》中，“我”和妻在月夜种番薯，充满了诗情画意，小说中写：

月光如雨下注，我们身下那翻松翻碎的土静静地在吸着光的雨点，我仿佛听得见这土在饮雨点时发出的沙沙的声响。用手把上边那层土扒开，里面的土还保持着太阳的温馨，这感觉令人舒畅，我仿佛已触到了大地的心。透过指尖的媒合，地温和体温得到交流和融会，而两颗心——大地和人的，则合成一个节拍奏下去。那是轻松的、愉快的、醉人的，我们便这样种下去。

月光，泥土，劳作的愉快，仿佛扬起脸就可以感觉月光如雨落在脸上，脚下的土地默默散发着熟悉的气息，让人仿佛身临其境。“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内心绵密的情感荡漾在字里行间，手指通过泥土感受到大地的温度。

长篇小说《笠山农场》以更大的篇幅，更饱满的热情传达了这种乡土感情，景物有时候很自然地人格化了，“时在盛春，南国明媚的太阳用它那温暖的光辉，晒开了草树的花蕾。磨刀河那边的官山，那柚木花、相思树花、檬果花，黄白夹杂，蔚然如蒸霞，开遍了山腹与山坳。向阴处，晚开的木棉花似星星，它那深红色的花朵，和淡白色的菅花相映。只有向阳早熟的木棉，已把春的秘密藏进五棱形的绿荚里去了。春已在这些树林之间，在凄黄的老叶间，又一度偷偷地刷上了油然的新绿，使得这些长在得天独厚的南天之下的树木，蓬勃而倔强地又多上了旺盛的生命之火，仿佛懵然不知自然界中循环交替的法则一般。菅草以贪多不厌的老头儿的气概，不管是石隙、绝壁、河边、路坎，只要能吸得一点点生命滋养的地方，它便执拗地伸探它那细而坚韧的根。”四季更替，自然流转，在寻常乡土景物之中，始终燃烧着蓬勃而倔强的生命之火，这正是钟理和所体察到的台湾乡土所蕴含的气韵。

因为性本自然，所以热爱自然，正如彭瑞金评说：“透过《笠山农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钟理和的生活哲学，他把自己的生活和农民的生活的藩篱撤去，表达出葛天氏之民的生活理想，我想《笠山农场》的美，便美在这种生命情调与自然的交融。”在台湾作家陈冠学的《田园之秋》的很多篇章里，我们也常常惊喜地发现，人的心灵和自然共振的和谐节奏，那种浓郁的乡土诗情，正是钟理和传统的凝聚和深化。

二

为了摆脱同姓不婚的封建桎梏，钟理和与妻子在年轻时代奔逃到满洲奉天，继而转往北平，因而更有一种对故乡遥望的深情。钟理和发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夹竹桃》（北平，1945），显示了他对故乡人情的强烈眷恋。小说对北平一个普通院落的居民生活做了近乎自然的描写；在与故乡人情的对比中，显露了对古都的破败、冷漠、堕落的国民性强烈的憎恶。他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当他由南方的故乡来到北京，住到这院里来的时候，他最先感到的是这院里人的街坊间的感情的索漠与冷淡。”相比之下，南方故乡却是充满人与人间的温情，“富有热烈的社会感情，而且生长在南方那种有醇厚而亲昵的乡人爱的环境里的曾思勉，对此甚感不习惯与痛苦。”对于故乡亲人的思恋，是这个游子内心涌动着的痛苦潜流。

钟理和与妻子台妹的同姓之婚，是他一生爱情的震中，这种恋爱类似于触犯伦理的禁忌，那有如冒险般的恋爱和在恋爱中尝到的格外的甜蜜以及爱的激情和私奔前的挣扎、苦痛，提笔时总能激起情感的激流。他作品中的青年男女，多为“同姓之婚”的禁忌所困，最后远走他乡，如《笠山农场》中的刘淑华与刘致平，这些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将爱情的甜蜜、对抗世俗的犹疑和痛苦、相濡以沫的深情，都刻画得感人至深。但是，与其说钟理和为我们展示的是情比金坚的单纯爱情，不如说他关注的是更广泛的乡土人情以及他对乡土文明发自内心的挚爱和眷恋。

《奔逃》里，“我”和平妹相爱，因为是同姓之婚，闹到家庭不睦，母亲和父亲时常口角，但是在“我”与平妹准备奔逃到满洲，停留在高雄时，我收到了堂兄的资助，弟弟景明也随后带来了妈妈的私蓄，在私奔的困境中，分明又感受到浓浓的亲恩和亲情。《笠山农场》刘致平和刘淑华的同姓之恋中，淑华的母亲阿喜嫂，为了女儿的幸福，勇敢地担起异样的眼光和闲言碎语。母亲一启口，脸上那悲壮的表情便立即消退，只有慈母的柔和了。“淑华，”她说，“你们的谈话我全听见了。你怎么不答应致平呢？你是应该和他一块走的，现在就只有走才对，没有别的可想了！”母亲柔弱而坚强，平凡又伟大，她能替万千头绪理不清的女儿做出这个决定，这其中有多少理解、包容和爱！

《贫贱夫妻》写贫贱夫妻百事哀。因为家庭生活困难，平妹为一家的生计去做冒险而沉重的活——去山里掮木头，结果被林警追捕，去送信的“我”眼见她在慌忙逃跑中跌倒，在噩梦的感觉中“我”以为平妹被捉去了，拖着发软的腿和一颗抽痛的心向回家的路上一步一步走去，“不知走了多少时间，终于走到自己的家，当我看见自窗口漏出的昏黄灯光时，我感到无比的孤独和凄凉。但当我一脚踏进门时我又觉得我在做梦了，以致一时呆在门边。呵，平妹竟好好地坐在凳子上！她没有被林警捉去，我心爱的妻！”当“我”怀着极大的内疚和疼爱，径直叫出这一句“我心爱的妻！”它是比一切情侣的甜言蜜语更能打动读者的心！他写争取婚姻自由所经历的人间苦难，又坚信苦难总是能换得“两个心灵真诚坚贞的结合”，给读者带来的更多的是心灵的慰藉。

他的小说中，乡人、亲人之间，彼此都保有淳朴而亲切的情义，即使有误会或隔阂导致挫折或悲剧，人们的行为本身并不含有恶意的成分。例如《烟楼》中，“我”从公卖局中阄得了经营烟楼的权利，阖家男女老少在建造烟楼过程中克服万难、痛苦挣扎、拉石头、砍木头、和泥出砖，却因为弟弟有发去当兵而失去得力的帮手。但是小说情感的基调不是低迷的，反而充满了昂扬奋进之气，小说中父子两代的坚强、兄弟姐妹之间无言的深情，写得质朴而感人。在这片温情脉脉的土地上，生活在山地的客家人，有着丰富多彩的生活，有着热爱生活的乐观态度。

三

钟理和于1946年春自北平返回台湾，由于病痛，由于贫困，还有妻子的爱与牺牲，也由于记忆与现实中乡土的巨大差异带来的心理落差，进一步升华了他对乡土的感情，他对乡土的爱变得更深沉，而对台湾乡土社会、历史文化的思考，则更具有思想的深度和悲情的成分。钟理和回到台湾时，台湾局势动荡，“当时台湾在久战之后，元气尽丧。加之，连年风雨失调；现有潦患潦沫田禾；后有旱灾，二季不得下莳”，所谓“天灾人祸，地方不宁，民不聊生，谣言四起”。他的《故乡》题材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农村生活现状，并在与过去的比较中，表达了作者深沉的忧患之思。

《竹头庄》写“我”在回乡路上的见闻，所见既有旱灾造成的大地龟坼、稻禾气息奄奄、收成无望的惨剧，又有乡人们畏惧天火、纵火山林以制约天火的愚昧行径，他们把信心寄托于天上的神灵，却又悲哀地感到“神都回天庭去了，哪还会有灵？塞在布袋里，一吊就是几年，灵，才怪！”神灵因为外族的侵入而破灭，日本统治台湾期间，一方面在物质上压榨台湾人民的血汗，另一方面则试图瓦解台湾本土的精神信仰。“1922年，日人以政治目的，要将全台湾神庙废毁，民间多将所奉神像，藏匿僻处，以图保存。”通过这段注解，作者显然对于民众所信仰的天神，并没有鲜明的反对态度，他感到痛心的是，在脱离了被殖民统治之后，人们的精神既没有找到新的出路、新的信仰，又由于宗亲观念、邻里互助观念的淡化，而陷入了精神的恐慌和危机，农民的现实和未来都显得如此绝望。

“一切极其矛盾，而且滑稽。亵渎和虔信、放肆和精诚、庄重和随便……”一方面人们慷慨地捐着香油钱，另一方面却不愿意花钱为子女建一所学校；人们成群地叩拜在泥土像的面前求雨，为所谓的“天火”把多年辛苦培育的山林付诸灰烬。“多么荒唐！多么可恨！又是多么可悲！”城市生活的变化也很大，在高雄做事的我青年时期的好友，丢了差事，过着极其困苦和颓唐的生活，甚至要靠欺诈才能维持生存，他的可悲可叹的模样，让我惊心而且痛心，“这已不是衰老，而是毁坏。”作者以感性的笔触、理性的思考，细腻地描写了战后台湾乡民们的贫苦生活和思想状态。社会变迁的洪流，让生活在其中的小人物，无法看清前途和命运，各种泛起的沉渣，煽惑、恐吓着无奈的乡民，改变了传统乡村的温情和价值结构。

纯朴、笃实的乡民失去了精神信仰，遭遇旱灾的同时，也遭遇着精神的危机，阿煌叔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彪形大汉，高个子，阔肩膀，像一堵墙”（《阿煌叔》），在火热的劳动中领受尊敬和快乐，二十年后，却变成了阿Q式的懒汉。他并不能对自己的命运进行反思，但是他直觉自己的努力不再能给他带来体面——“难道说我还没做够吗?人，越做越穷! ”“颓废和怠惰，有如蛆虫，已经深深地吃进这肉体里了。”无论是阿煌叔，还是炳文，他们原来都是充满了蓬勃朝气和开朗性格的年轻人，天灾人祸，一次次的打击把曾经刚健的男人消磨得志气全无。透过炳文和阿煌叔行尸走肉般的身躯，让我们感受到作者对现实的无奈和椎心的悲凉。农村的天灾人祸、物资匮乏、精神萎靡、迷信抬头，都是战后台湾最深的创痛。

作为乡土文学的创作者，同时也是一个生活在乡村的文学创作者，钟理和对于农民生活的真实反映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使得钟理和笔下的农民形象迥异于其他作家。他们的形象代表着农村经历变革的不同阶段的农民形象，他歌颂他们的勤劳，同情他们的迷茫，体味他们的失败。他没有对农村陋习做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式的批判，有的只是作为对这片土地的挚爱者的感同身受；对乡村的这种情感，远不是一般轻描淡写的文学所能表达的。在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当大多数前辈作家尚未完成从日文写作到汉文写作的转变以及中国内地来台作家也多写中国内地经验的时候，钟理和无疑是最重要的台湾乡土作家，他的创作也最能代表乡土台湾的文学情感。在对台湾乡土所遭受的苦难痛苦反思的同时，钟理和也在用自己深切的悲悯情怀拥抱着民族的未来之路，他的力量虽然单薄，但是他从未放弃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立场。

①彭瑞金：《土地的歌·生活的诗——钟理和的〈笠山农场〉》，《钟理和全集》（四），台湾“行政院”客家委员会1992年版，第300页。

② 钟理和：《〈亲家与山歌〉后记》，《钟理和全集》（三），台湾“行政院”客家委员会1992年版，第82页。

③ 钟理和：《竹头庄》，《钟理和全集》（三），台湾“行政院”客家委员会1992年版，第41页。

作 者：

周逢琴，文学博士，西南科技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陈雨轩，西南科技大学国际汉语言教育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海外华文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