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缚与启蒙：英国文学中的茶文化空间与女性关系研究

⊙李领娣［山东旅游职业学院旅游外语系， 济南 250100］

束缚与启蒙：英国文学中的茶文化空间与女性关系研究

⊙李领娣［山东旅游职业学院旅游外语系， 济南 250100］

英国茶文化空间与女性关系密切。在十八九世纪的英国父权制社会中，家宅中的茶桌被建构成女性化空间，形塑着女性气质和炉边天使的女性形象；同时，作为准公共空间，茶桌启蒙了女性争取独立的意识。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商业茶室，则为女性突破交际困境提供了绝佳途径，是女性集会及女权主义者实现政治诉求的重要公共空间，成为英国女权主义者争取选举权运动的重要阵地。束缚 启蒙 女性 茶文化空间 英国文学

目前，国内关于茶文化空间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所谓茶文化空间，是指根据茶文化的内涵布置出来的，或室内或室外，由茶文化元素构成的审美空间。这个空间，是一个具象的、可视的、可触摸的实际空间。可分为以下几类：茶席、各类茶艺馆、室外公共空间等。”纵观英国茶文化发展史，茶文化空间先后主要历经咖啡馆/酒馆、客厅/茶桌、商业茶室等。茶传入英国之初，兼具药品与饮品身份，作为饮品主要在咖啡馆和酒馆销售。当时只有男性可以自由出入这些公共空间，咖啡馆/酒馆作为部分意义上的茶文化空间完全是男性化空间，是男性聚会，谈生意、论政治的社交空间。随着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日渐国富民强，作为国际贸易大宗的茶叶进口量大增，茶成为大众化饮品，走入千家万户，这时主要的茶文化空间转移至家宅客厅/茶桌，女性成为饮茶礼仪代言人，负责招待家人及客人品饮。19世纪70年代，商业茶室出现，茶室适合女权主义者谈话和讨论，并成为独立、自由、选举权等女权思想发酵、传播的中转站。

英国茶文化空间与女性关系密切。目前，围绕二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类：一是女性对英国茶文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茶文化的传播促进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二是女性与茶文化空间女性气质的契合。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对英国茶文化空间对女性的束缚以及如何启蒙女性独立意识等关注较少。英国茶文化空间经历了从咖啡馆/酒馆、客厅/茶桌、商业茶室的演变，从公共空间到准公共空间，再到公共空间的流变，在此过程中，茶文化空间从纯粹男性空间向女性空间渐变，女性也从受到茶文化空间束缚到启蒙、觉醒，并通过商业茶室集聚力量争取到了选举权。1792年，英国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女权主义奠基之作《为女权辩护》，大胆捍卫女性权利，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到1928年，英国女性终于赢得了选举权。这一时间段内，英国茶文化空间以客厅/茶桌、商业茶室为主，本文主要以这一时期内的英国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探究英国茶文化空间与女性的关系。

一、束缚：女性化的茶文化空间与炉边天使

英国学者安妮·格雷认为，茶自传入英国伊始，就被文化建构为女性化饮品，饮茶也被认为是女性化的。17世纪初，借由海外贸易，中国土生土长的“南方嘉木”——茶，进入英国文化语境。茶是无酒精饮料，适合热饮，为了口味与卡路里之需，英国人逐渐加入奶和糖调饮；喝茶聊天是茶与生俱来的维度，而女性往往是被认为更爱闲话家常的。很多英国人认为饮茶不符合英国的传统，并且会使男人变得女性化，反茶派人士乔纳斯·汉韦（Jonas Hanway，1712—1786）1756年发文《关于茶》，言辞激烈，痛斥茶，“因为它使我们整个民族养成了每天一到两次用女里女气的方式小口啜饮温水的习惯……”19世纪40年代，英国逐渐形成下午茶传统，下午茶时间较为固定，搭配精美茶点，高档茶器，有整套标准的冲泡程序和品饮礼仪。此时，复杂的品饮仪式使茶变得更像一位精致华美的贵妇。

19世纪，饮茶礼仪规定茶由女主人保管、冲泡，这更增添了茶及茶文化空间的女性气质。人们还往往将女性与饮茶瓷器联系，因为二者都纤弱易碎，且空洞被动，等待男性欣赏，女性泡茶的场景也成为男性凝视审美的对象。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小说《南方与北方》中有一个情节令人印象深刻：约翰·桑顿到玛格丽特家做客，从约翰的叙述视角看，玛格丽特泡茶技艺娴熟，富有艺术美感，他看地如痴如醉，“她穿一件略带淡粉的浅色薄棉长裙，站在茶桌旁，全神贯注于冲泡，动作静谧优美，全然置身于谈话之外”。男性凝视的目光之后隐含的是当时的茶礼对女性的规训，即由女主人为客人泡茶，展示得体到位、富有美感的冲泡礼仪，展示家庭的成功形象，这也显示了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即女性应熟知茶礼，热情好客，持家有道。

茶礼形塑女性气质，利于构建父系社会里女性应有的顺从持重形象。小说《儿子与情人》中：“用茶点的时候，克拉拉感到……莫瑞尔太太言谈举止无可挑剔，一边应付自如地招呼客人，斟茶添菜，一边不间断地跟大家聊天。”莫瑞尔太太出身古老的自由民家庭，从小在私立学校受到良好教育，熟知社交礼仪。文中多次着墨莫瑞尔太太完美的茶礼及待客之道，她总是准备好最好的茶杯，最好的汤匙，最好的桌布和茶，得体的茶礼为她赢得了完美的家庭主妇形象。

茶桌，充满女性劳作的家庭空间，也成为英国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女性受束缚的隐喻意象。事实上，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包含两面性，即女性既是炉边的天使，也是事实上的囚徒，二者相互对立又不可分割。英国女性被家庭化，茶文化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性别秩序和角色的塑造。对于女权意识觉醒的女性而言，她们有遮风挡雨的家宅，但在精神上，她们却是流离失所的存在。

二、启蒙：准公共空间与“不情愿的奴隶”

19世纪，随着饮茶在英国的普及，位于一厅、一室、一隅或一角的茶桌成为家宅中重要的空间存在，是家庭成员聚集或接待来访客人的公共空间，可称之为准公共空间（quasi-public space）。在茶桌边，女性更多地接触到外面变化的世界，这促使许多女性开始思索自我身份，是做个炉边天使式的囚徒，还是勇敢地向前迈一步，冲破种种藩篱，女性自我身份危机得以启蒙。

作为茶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中国瓷器在启蒙女性独立意识觉醒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瓷器上的优美图案赏心悦目，也是历史和文化传承的载体，它们漂洋过海到达英国后，拓展了使用者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如兰姆在《古瓷器》一文中所言：“那些抽象的男男女女形象，漂浮在小小的瓷茶杯周围，展现一个无拘无束的世界……也许，在那遥远的美丽国度，空气洁净，阳光明媚，什么东西看上去都是这样的。”瓷器成为承载英国女性异域想象的重要载体，这也成为英国女性通过想象超越家庭樊篱的方式。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认为，社会主流价值观认可的理想家庭女性实则是“不情愿的奴隶”。在上文提到的玛格丽特为到访的约翰泡茶的场景之中，当视角转向玛格丽特时，变成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番风景：“当她把一杯茶递给约翰时，脸上浮现出的傲慢神情就像一个不情愿的奴隶”。当饮茶结束，把茶具全部收拾妥当后，“她感到终于可以让思绪飞扬，不用突然被打断，去给大家添加茶水”。玛格丽特思想独立，茶桌边琐细的冲泡礼仪和劳作催生她思考女性被束缚的状况，这种启蒙植根于有意识的主动思索。当时，还有许多女性在无意识之中也触及了茶与女性这个议题。在简·奥斯汀的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范妮回家探亲，妹妹苏珊热情地招待姐姐，“苏珊把茶壶放在炉火上，看了姐姐一眼，似乎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勤快而得意着，又担心这么做会降低自己在姐姐眼里的身份”。苏珊矛盾的心理正是其内心深处无意识的显现，由此可见，即使在偏远贫穷的乡村，农村女孩苏珊也在无意识中受到启蒙，体悟到女性在泡茶劳作中受到的束缚与压抑。

家宅茶桌，这个准公共空间既为女性窥见时代和外面的世界提供了窗口，也成为英国女性反观自我，审视其性别身份的契机。得以启蒙的英国女性，在随后出现的茶文化公共空间中，最终以茶为媒，集聚一起。商业茶室作为凝聚性力量，使成员对此空间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争取到女性集体认同的政治权利。

三、觉醒与抗争：英国女权主义者集会的重要阵地——商业茶室

家庭是当时英国文化指定给女性的空间，囿于家庭空间的英国女性面临交际困境，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商业茶室成为女性跨越空间樊篱、建构姐妹情谊、打破女性交际困境的空间支持。“在此之前，带着孩子的妈妈找不到一个喝茶或者吃午餐的地方，餐馆中的价格太贵了。”茶室提供了在极为整洁干净的环境中享用既便宜又可口的食物的机会，这些崭新的茶室让人眼前一亮。

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商业茶室一般被认为是女性化空间，与餐馆、酒吧等相比，茶室是最受女性欢迎的社会公共空间。无酒精的茶利于女性谈话与讨论，她们常常讨论政治话题、女性选举权、采取的必要策略或游行示威等。茶室空间的社交性使其成为女性选举权运动成功开展的关键。茶室的公共性、开放性、对话性让众多处于流动性边缘的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公共事务，从而迎来了女性选举权运动的蓬勃开展。1903年，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成立了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Political Union），该组织经常在茶室聚会，例如1907年，其成员在斯特兰德大街（the Strand）的一家茶室会面，商讨选举权运动策略，以商业茶室为重要空间支持，该组织发展成为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核心组织。

在茶室，女性不再是忙于冲泡茶饮的家庭主妇，而是享受服务的顾客和重新思考自己家庭角色和身份的主体或者女权主义者。女性成为观察者、思考者，而不再是被凝视的客体，在这样广角式的整体审视中，女性逐渐建构起自己的主体性。在此种意义上，可以说茶室庇佑着梦想，保护着梦想者，茶室是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茶室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空间支持，1928年，英国女性最终赢得了选举权。

在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代表作《儿子与情人》（1913）中，女主角克拉拉，原是女权主义者，参与女权运动十年，平时她和从事女权运动的同事常在公共茶文化空间喝茶，谈论政治，为争取女权而斗争。她的婚姻曾经岌岌可危，在小说结尾处：“房东太太给他们送来了茶点。道斯主动地把椅子拽到桌子跟前，俨然一副丈夫的神气，平平和和地等着别人为他斟茶哩。克拉拉也似一位贤妻良母，未经询问就熟练地侍候起他来了”。这位前女权主义者以在茶桌旁为丈夫斟茶这一场景，作为回归婚姻和家庭的标志。丈夫道斯酗酒、家暴、潦倒，克拉拉回归丈夫身边，成为其悲剧结局的最后注释。克拉拉在不同茶文化空间的流动性及身份变化正是茶文化空间不同功能的表征。

四、结语

探究英国文学中的茶文化空间与女性，可窥见女性解放运动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开花的历程。茶文化空间也被编织进英国女性受束缚、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和女性选举权运动的叙事中。茶文化空间是英国女性解放运动的摇篮和阵地之一，是其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空间，并为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空间支持。

① 周新华：《茶文化空间概念的拓展及茶席功能的提升》，《农业考古》2011年第2期，第86—89页。

②⑨ 〔英〕罗伊·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毕小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3页，第191页。

③⑥⑦ 〔英〕Elizabeth Gaskell.North and South.Hertfordshire:Wordsworth Classics,1994.pp74-75.

④⑩ 〔英〕D.H.劳伦斯：《儿子与情人》，方华文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77页，第478页。

⑤ 〔英〕查尔斯·兰姆：《伊利亚随笔》，王育平译，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134页。

⑧ 〔英〕简·奥斯汀，《曼斯菲尔德庄园》，丁凯特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26页。

作 者：

李领娣，山东旅游职业学院旅游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西方文化史。

编 辑：

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