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爱其民是克敌制胜的关键
——读《孙子兵法·吴问》篇随感

文／孔见

厚爱其民是克敌制胜的关键
——读《孙子兵法·吴问》篇随感

文／孔见

在很长时间内，《孙子兵法》到底是春秋末期孙武写的还是战国时期孙膑写的，是有争论的。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除了有失传千余年的《孙膑兵法》，还有孙武兵法十三篇以及《吴问》等《孙子兵法》的佚文。这些宝贵的资料，不仅证明了现有的《孙子兵法》是孙武所著，而且对现有《孙子兵法》作了重要补充。人们对于这些珍贵的出土文物非常重视。出土后，立即成立整理小组，对《孙子兵法》作了释文及校注，另由几位专家作了介绍和理解，合编成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为读者提供了方便。

孙武十三篇的内容重点是军事。但也包含军事和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说明军事是不能脱离政治和经济的。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在《吴问》篇中。经济，当时主要是农业。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在奴隶社会是这样，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乃至整个封建社会都是这样。区别在于这两种不同性质社会中以土地为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不一样。

在我国的奴隶社会土地所有制的情况，正如《诗经·北山篇》所写的，“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事实正是如此。在西周，周天子分土地给同姓诸侯如鲁、卫、晋等国，这些诸侯又把土地分给卿大夫。还有一些异姓诸侯，也可以把土地分给卿大夫。凡授给土地的，都有权向接受土地者征收贡赋，而接受土地者又有义务向授给土地者纳贡服役。周天子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有权向受封者收取贡赋，并有权收回土地。而耕种土地的广大劳动者则是奴隶。

到了东周春秋中期以后，诸侯势力显著增强，周天子逐渐徒有虚名。而诸侯之间争权夺利也很激烈，不少小侯被吞并。这种变化，固然属于政治斗争，但其基础还是经济制度的变化。春秋中期起，随着铁制的农耕具开始较广泛地使用，封建地主所有制在一些侯国明显发展起来，而有些侯国仍然坚持奴隶制度，有的侯国则发生分裂，一国变成几国。当时的晋国便处于后一种形势。

吴王向孙武问的就是当时晋国的情况。他问道：“六将军（即晋国的六卿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三家，战时统帅一军即以‘将军’相称）分守晋国之地，孰（谁）先亡，孰固成（强盛）？”孙子答曰：“范、中行氏先亡。”又问：“孰为之次？”答曰：“智氏为次。”又问：“孰为之次？”又答：“韩、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指已改行新的土地制度），晋国归焉（晋国将归于赵）。”

吴王接着问：“其说可得闻乎？”孙子说：“可。”他指出，范氏、中行氏的田制有问题。问题在于亩很小，又按每亩五成收税，“将军”富，富而养兵设官多，而“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智氏有同样的问题，故在上面两氏之后亡，所以为次。孙武对韩、魏的分析和判断不够准确，但对赵的分析和判断是精当的。他说：“赵是（氏）制田，以百廿步为 （畹）。以二百卌（四十）步为 （亩），公无（同元）税焉（亩大，仍收原来的税）。公家贫，其置士少，主佥（俭）臣收，以御（治）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晋国将为赵氏所统一）。”其实韩、魏的情况和赵差不多。正因为这样，公元前490年，赵、韩、魏、智四国灭了范、中行二氏，之后又把晋出公赶走；公元前453年，赵、韩、魏三家灭了智氏，分掌了晋国的政权，实际上形成了“三家分晋”的局面。孙武虽然没有料到“三家分晋”局面，但对其余几家的预测（包括晋被消灭）是很准确的。

孙武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原因在于他抓住了田亩制的变革，而赋的多少，与争取“民”心有直接关系。所以吴王听了以后，马上明确表示：“善！王者之道（明矣），厚爱其民者也。”

历史早己证明，在阶级社会中，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劳动人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会有所减轻，因而为改变社会制度的斗争，劳动人民不仅会支持而且会参加。孙武的论证所以得到吴王的赞同，就因为他们都认识到田亩制和税收政策的改革，已成为新兴地主阶级争取“民”心、同奴隶主阶级斗争的重要武器。孙武虽只是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中的军事代表，但他对军事和政治经济关系的见解，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高明的。在这一点上，他比主张“克己复礼”即恢复周礼的主张要高明得多。

新兴的封建制度取代落后的奴隶制度是如此，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取代落后的封建制度也是这样。在封建社会后期，“除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普遍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同贵族斗争时有理由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6页）。尽管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都爆发过独立的运动，但对于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斗争还是支持和参加了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群众参加的革命斗争，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但即使如此，也应注重当时群众生活和利益。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就指出，只有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才能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从而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也一直强调支持和领导农民开展减租乃至土地改革，从而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和改善生活。新中国建立后，尽管遇到了挫折，但总体来说，组织合作社和进行建设仍然坚持这项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包产到户，十八届党的代表大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的建成小康社会，这就会使全体农民进一步走上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