洮州会议对红四方面军前途命运的决定性影响

孙小利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0)

洮州会议对红四方面军前途命运的决定性影响

孙小利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0)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党领导之下的三大主力红军之一。在长征途中，这支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既创造出了辉煌的业绩，也经历过一段曲折艰辛的历程。但经过洮州会议之后，红四方面军最终还是走上了革命的征途，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红四方面军；张国焘；洮州会议

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人民军队中的参加过万里长征的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红四方面军从1931年11月7日宣告成立到1937年8月被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九师为止，前后共存在6年时间。在这6年时间之内，红四方面军既创造出了辉煌的业绩，也经历过一段曲折的历程。但经过洮州会议之后，红四方面军最终还是走上了革命的征途，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长征前后红四方面军的发展概况

1927年l1月，湖北黄冈麻城的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发动了黄麻起义，从此鄂豫皖边界地区的工农大众迎来了本地区土地革命和人民军队创建的新高潮。1930年3月，由湖北黄冈起义、河南商南起义、安徽六霍起义组成的红军第11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1930年10月16日，在鄂东南地区成立了红军第15军。1931年1月，红军第1军与红军第15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10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立了红军第25军。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由红军第4军和红军第25军组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任红四方面军政委，刘士奇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实际领导权由张国焘掌握(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向各个革命根据地派遣中央代表和中央代表机关，张国焘作为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三委员之一被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不久，即升任为新成立的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一领导人)。当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的时候，全军总兵力已经达到4万余人，成为党领导之下的仅次于中央红军(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初，一直坚持战斗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片火热的土地之上，与此时正在井冈山地区如火如荼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中央红军遥相呼应、相得益彰，不仅成为犹如星火燎原之势的中国革命大好形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并急于“围剿”的革命军队之一。同中央革命根据地面临的情况一样，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也面临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多次反革命“围剿”，只是前三次反“围剿”红四方面军非常顺利地完成了。1932年下半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动用了30多万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虽然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奋起反击、英勇杀敌，但终因寡不敌众等众多原因而未能打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的这次“围剿”，最后迫不得已于10月10日决定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路向西转移，伺机在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比较薄弱的地区再重新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北部，在当地党组织、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力量的大力支持之下于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并于2月7日在通江成立了川陕苏维埃政权。7月，红四方面军击败川军的三路围攻，力量迅速发展。10月至次年8月，红四方面军又先后击败以刘湘为首的川军的多次围剿，歼灭大量川军部队，并缴获众多武器弹药，大大充实了红四方面军的实力。其时，红四方面军共辖5个军，总兵力达到8万多人、军政干部2万余。这时候的红四方面军不仅实力雄厚、名声大噪，而且由其一手开创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也达到了顶峰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省巴中县清河渡召开会议，确立了红四方面军今后向西发展和在川陕边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方针。

正当此时，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提出党中央今后既要取得同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的密切联系又要不断加强对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 据此， 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要求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转入川西，“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以此策应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渡江北上。5月，红四方面军决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向西转移，开始长征。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胜利会师。按理说，红军两大主力的会合对于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声威与进一步开拓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十分有利，但在党和红军下一步的战略发展方向即如何正确对待“北上”与“南下”的问题上，党中央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之间却出现了比较大的争论和分歧，并由此导致出随后的长征路上的一系列的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虽然历经千难万险，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陕北，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从而避免了让“亲者痛，仇者快”被动局面的出现。1937年8月，为了适应全国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红四方面军被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从此，这支部队在新的环境之下开始掀开了新的斗争篇章。

二、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面临的路径选择

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的发展方向究竟在什么地方？如何来判断党和红军最终的战略落脚点？这是关系到党和红军得失成败甚至死生存亡的大问题。党中央认为，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的新特点，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发展方向应该是“北上”，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却认为，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发展方向应该是“南下”。这样，在长征路上，围绕着究竟应该是“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红四方面军曾经一度陷入到“进退两难”的境地。之所以会出现党中央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之间在路径选择上的严重分歧，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在如何分析和研判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

(一)党和红军面临的国内形势和所处地理环境的困境。红军长征期间，党和红军面临的国内形势十分复杂。一方面，党和红军面临着国民党军的严重威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路上对党和红军“围追堵截”、穷追不舍，企图利用自己占据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将其置于死地。1935年6月左右，当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实现大会合之时，国民党军正在抓紧部署新一轮的“围剿”计划——“杨森、邓锡侯的部队正在从南面建筑工事，逐步推进。在东面则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队正在完全封锁岷江以及威洲到北川以南的地区。胡宗南以及他所指挥的二十七个团，则正在平武松潘一线筑工前进。蒋介石的主力也正在川军的后面集结待机。甚至在西面西康与丹巴一线，刘文辉、李抢冰也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防止我们向西康的发展。蒋介石封锁我们在这一地区的企图，是十分明显的”。 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对党和红军形成咄咄逼人之势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即国民党军队经过半年多的长期跋涉和艰苦作战，部队已经远离中心城市，战斗力消耗极大，部队士气大跌，川陕甘地区的国民党部队派系复杂，矛盾重重，各有各的打算，协同作战也并非易事。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东北三省、蓄意制造“华北事变”等等罪恶行径的发生，正在强烈地刺激着全国抗日救国形势的蓬勃发展，由此必将引起国内各种政治派别和政治势力的政策变动。再一方面，虽然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实现了两军的大会合，但两军所处的松、理、懋等县的地形却不利于作战。再加上该区域给养上的困难以及其西北与西南部面临着广漠无际的青海草原与西康使之失去后退的依托，这就十分容易造成敌人“使用全力把我们封锁在这一地区内” 的便利与可能。更为严重的是，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大会合的地区正是川西川西北地区的多山地带，这里高山穷谷，地瘠民贫，经济落后，少数民族聚居，语言不通，风俗习惯有异，存在着复杂的民族矛盾，这对红军试图在此地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二)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判断及其提出来的战略方针。根据上述存在的客观问题与环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这时候的党中央和红军必须审时度势，充分利用日本帝国主义者挑起华北危机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正在经受着全国人民对其内政外交政策质疑和谴责的良机，高举北上抗日救国的大旗，以此既能为党和红军寻找到一个新的生存点和发展点，也能为党和红军最终摆脱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围追堵截寻求到一个充分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据此，党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力陈红四方面军应该北上川陕甘的抗日救国战略方针。毛泽东等在致张国焘等的电报中指出，在实施这一方针时，红四方面军北上是根本出路，南下则有可能陷入绝境。所以，党中央敦促张国焘率部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抗日救国，并希望他在放弃“南下”主张的前提下“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1935年6月26日，党中央为了统一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的战略思想，在两河口召开了“商讨两军会师后的战略进军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制定了明确的“党的北上抗日救国”的方针。会议提出两军会师后，要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先取得甘肃南部的胜利，随后争取中国各省乃至全中国的胜利。要想完成这一战略目标，首先要集中兵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确保我军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29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讨北上抗日救国方针的落实问题，并专门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以解决两军会合后的统一组织和统一指挥事宜。会后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定北上，争夺松潘，消灭胡宗南部队，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之后，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第30军从两河口出发，向松潘地区开进，于7月中旬到达毛儿盖地区，8月底走出了茫茫的草地，胜利到达班佑、巴西地区。但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并没有按照党中央制定的这一战略方针“北上”，反而走向了党中央期望的对立面，即“南下”的道路。

(三)张国焘对于时局的判断及其由此采取的举动。张国焘为什么会不同意党中央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这是由于他对全国形势的错误判断使其然也！张国焘认为，尽管革命形势有向好的一面，但中国革命面临的总体形势却仍然是处于低潮阶段。在这样的低潮阶段，张国焘坚决主张党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实行撤退——向偏僻的敌军势力薄弱的地区撤退。所以，正是由于他具有这样的思想和意识，在两河口会议上虽然表面上赞成党的北上抗日救国的战略方针，同意攻打松潘，而实际上为了保存自己的“一己之力”却惧怕与胡宗南部作战，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的北上行动，以致贻误和错失与红一方面军约定攻打松潘的有利战机。不仅如此，他还多次挑起公开进行反对党中央、破坏红军内部团结的派别活动的事端。如要求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要求将他提出的红四方面军一大批干部(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傅钟、何畏、李先念、曾传六、王树声、周光坦等)要么批准为中共中央委员，要么批准为政治局委员，要么批准为书记处书记。他在关于红一、三军停止北进、准备南下致徐向前、陈昌浩的电令中还要求其“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 并致电詹才芳 “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当时，张国焘扣留军委纵队的这一企图，就是为了扣留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这充分暴露了张国焘企图以“武力解决中央”的用意。他在致林彪等的电令中要求其“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随后，他公然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作出了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党籍和委员职务。在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电令中他把执意“南下”的决心与意图表白得更为明确：“西康为我惟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误。即道孚亦比绥、靖人口多，出产多，康定、磨西面、道孚亦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堡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 更是以第二“中央”的名义致电彭德怀毛泽东等，指出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名义已经被取消，不得再用党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其公开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已经昭然若揭。

三、洮州会议对红四方面军前途命运的决定性影响

面对张国焘的这些“特别”举动，党中央和红军广大指战员都既感到痛心，又感到惋惜。大家普遍认为，红军三大武装力量只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才能在外敌入侵之时成为“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也才能在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际成为全国同胞团结御侮的坚强核心。有鉴于此，党中央始终牵挂着红四方面军的进军动向，并最终通过洮州会议彻底结束了红四方面军自1935年6月以来在进军方向问题上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的被动状态，既避免了红四方面军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期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又避免了红军三大主力的分裂，从而为三大红军在甘肃会宁的大会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中共中央对于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关心与引导。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和所有红军都是十分高兴的、欣慰的，因为“这一会合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大大地加强了我们同敌人作战的力量”，所以，它“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 尽管这之后不久张国焘执意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走上一条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完全相反的道路，但党中央仍然对张国焘采取不离不弃甚至关爱有加的态度与措施。

针对张国焘对于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判断，中共中央认为，在看到中国革命形势不利方面的因素之外，也要看到中国革命形势有利方面的因素，特别是红军自身的优势所在——会师后的红军，战斗力得到了提升，战士的士气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鄂川黔根据地、鄂豫陕根据地的反“围剿”行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留在南方的红军和地方武装也在当地站稳了脚跟。由此可以得出“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的结论。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质就在于打消张国焘畏惧“北上”的心理障碍。针对张国焘只看到红四方面军“西渡”和“南下”的好处，中共中央帮助他认真分析了“西渡”和“南下”的弊端——对于“西渡”的弊端而言，党中央认为，其一，“非汉族的民族(回、蒙、番各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是酝酿与发展着的，在粮食补给匮乏的情况下，汉族红军长期在这个地区，势必会引起民族矛盾；其二，“西渡”会让敌军把我们引向不利于革命发展的地区，切断与其它苏区及全国革命运动的联系；其三，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物质条件，对我们长期在这个区域行动都是不利的。因此，党中央特别强调红四方面军万万不能“南下”，否则，“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分析，就是寄希望于张国焘能够“悬崖勒马”，不要一意孤行，最终断送他自己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前程。不仅如此，为催促红四方面军北上，中共中央还分别于1935年8月24日、9月1日、9月8日上午、9月8日晚上、9月10日、9月11日、9月14日向张国焘连发7封电报，向其分析“北上”与“南下”的优劣、利弊、差异、后果等。针对张国焘对于党中央作出“北上”决策正确性的质疑，中共中央为张国焘作出了“先行先试”的实践证明——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到达陕北，从而完成了党中央提出的“创造陕甘宁苏区”的战略方针的第一步骤，也为红四方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针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中共中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张国焘既不将其一棍子打死，又不对其非分要求过于迁就忍让。如对于张国焘提出增补红四方面军干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党中央决定一方面答应张国焘的意见；但另一方面又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成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从此，中央红军重新改称为红一方面军， 以此粉碎张国焘企图改变党中央核心领导成员和“吃”掉红一方面军的图谋。与此同时，还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行径提出了严肃的处理意见——《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但为了团结张国焘，不至于使其走上与党中央彻底决裂的道路，中共中央只将这一决定发给党的中央委员会，并未向党内公开。这为之后争取张国焘最终能够同意并践行中共中央“北上”战略留下了伏笔。

(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觉醒与努力。红四方面军在“南下”之初，广大指战员并不清楚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当时，有一些人相信张国焘之言，认为中央红军坚持“北上”是有“企图逃跑到偏僻地区的倾向”的。在张国焘的蛊惑之下，一些人相信红四方面军坚持“南下”的战略方针不仅具有许多有利的具体条件，而且还具有更加宏大的战略意义，即只要红军选择“南下”之策，中国革命就能迎来“创造川陕甘苏维埃根据地以至赤化全西北、全中国”的光明前程。为此，红四方面军必须把“首先消灭四川军阀赤化全四川，然后进而赤化川陕甘”作为自己的当务之急。因为“四川在政治上有着广大的苏区和热烈的群众斗争，在经济条件上有着丰富的物产，敌人封锁困难，在地势上有着天然的险要，控制长江上游和背靠着中国西北部，红军进退自如，在军事上有着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合丰富的作战经验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而敌人方面：川敌在红军面前屡遭惨败，财政困难，指挥复杂，而蒋介石主力亦同样因远离他的军事根据地，财政破产，军阀内部矛盾紧张，尤其是由于长江中部和下游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更使他对于红军进攻发生极大困难。同时我们南下积极进攻，更与二、六军团的胜利和中国中部、东南部以及全国革命斗争密切的配合相互呼应，相互牵制着敌人，这是我们南下的伟大意义和胜利的条件。”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与理念，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带领下，“改道南打，一路由阿坝经绥靖、崇化、丹巴；一路经卓克基、懋功，以向邛、大、天、芦、灌、绵、安进为目的”。 对于这样的进军路线安排，由于南下进军的异常顺利，一开始并未受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质疑与抵制。但是，随后的情况就发生了改变。

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南下”部队到达四川省的大金川地区。13日，部队一举攻占名山县城和百丈镇，逼近了四川西部的重要门户———百丈关。百丈关位于名山至邛崃间的大路上，是雅安通向成都的必经之地。在这里，川军调集了80个团的兵力准备与红军决一死战，而红四方面军能够派上战场的兵力只有15个团。尽管红四方面军主力苦战7天7夜，毙伤敌军1.5万人，但自身伤亡也近万人。在遭受敌军重兵压迫和堡垒封锁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继续南下或东出的可能已经不复存在。自此，红四方面军不得不由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康定、道孚、炉霍、甘孜地区退却，至1936年4月上旬，进入西康境内，转入休整。这时候，红四方面军不仅在人数上已由最初的8万余锐减至4万多，而且从与中央红军“分道扬镳”之后南下途中一路“凯歌高奏”的势头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抑制。红四方面军下一步“何去何从”的问题成为广大指战员十分关注的一个大事情，再加上这时候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北已经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感召，红四方面军内部出现北上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再次会合的呼声日趋高涨。红四方面军中的大多数高级将领如徐向前、李先念等也都主张从速北上。甚至连同“张国焘的铁杆助手陈昌浩也被朱德说服，在与张国焘的争论中，基本站在朱德一边，反对张国焘。这对张国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此重重压力之下，张国焘下令等候已久的部队启程向北，开始了第三次穿越草地的艰苦行军。

(三)洮州会议的召开及对解决红四方面军北上南下问题的意义。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自甘孜出发，再越雪山草地。中共中央得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之后，十分欣慰，于22日专门致电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告知他们陕北红军目前正在面临的新情况——目前国民党军在陕甘宁正企图先击破原有防线再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党和陕北红军“正动员全部红军全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 27日，为了打消张国焘北上的顾虑和便于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中共中央决定组建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8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南，红一方面军一部也从豫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南下迎接二四方面军。

这时候，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便立即调集胡宗南、王均、毛炳文三个军企图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通路。针对敌情的变化，中共中央对于三大主力红军作战指向作出了新的部署，即一方面军主力要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要“保卫陕甘北苏区”；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夺取宁夏南部”，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以“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中共中央希望“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需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

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一军事战略部署，中共中央西北局于9月16-18日在甘肃省岷县召开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肯定了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否定了张国焘西渡黄河进占甘西的主张(红四方面军由甘肃的通渭、陇西、渭源、岷县、漳县通过洮州向西进，从永靖过黄河到青海乐都)，下达了静会宁战役的纲领。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一向反复无常的张国焘会后又再次变卦，公然违背中共中央指示和西北局决议，于21日致电朱德“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请朱德“负责本夜令军委纵队电告停止待命”，准备转头西渡黄河，并请朱德“来漳县面商”。 对于张国焘的这一突然变化，朱德一方面电告中共中央领导人：我是坚决不同意的，也是不能负此责任的。另一方面又迅速赶往漳县红四方面军总部重开会议，再次讨论行动方针问题。22日，张国焘在没有同朱德、陈昌浩等会商的情况下，致电毛泽东陈述北上的困难，并在没有得到党中央的任何指示的前提下，擅自发布了西进的命令。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漳县盐井镇召开会议。由于张国焘的专制，加上之前的西进调动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会议通过了张国焘提出的从永靖、循化渡过黄河西进的主张。26日，张国焘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决定四方面军即经循化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并声称“现部队已按此决定调动，不便再更改，干祈采纳”，最后特别强调“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天，不应再有分歧”。 中共中央领导人接此电文后立即致电朱德、张国焘，明令红四方面军禁止西进，迅速北上，并告知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北上途中，“不会有严重战斗”， 况且，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也已经做好了策应或者牵制的工作。

27日，面对如此严重的意见分歧，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在洮州新城召开会议，再次研究部队行动方针的问题，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及相关电报精神。中共中央对于西北局主要领导人的意见分歧十分重视，尤其是对于漳县会议通过的决定和张国焘的犹豫、徘徊、观望、摇摆态度更加不能掉以轻心。中共中央在27日这一天时间之内两次致电张国焘，要求其立即放弃“西进”的企图与幻想，迅速作出“北上”的决断，并“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据此，朱德首先明确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随后，徐向前、陈昌浩等人也积极支持朱德的意见。这样，张国焘在孤立无援的条件下，不得不放弃了自己一直固守的“西进”和“南下”主张，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

洮州会议否决了张国焘“西进”的主张，坚定执行党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北上的行动方针，确保了党中央制定的大会师战略部署的最终实现。28日，为了策应和督促张国焘顺利北上，毛泽东命令彭德怀和聂荣臻要求红一方面军第二师立即南下，在渭水、华亭、陇县等广大地区作纵横游击，“成为三个方面军之中间的战略支队”。 29日，红四方面军正式下达“北进”命令。30日，红四方面军分三路撤离临潭县，最后离开甘南地区，结束了两年来走过的艰难探索之路。

11月中旬，在任弼时、刘伯承的统一指挥下，红四方面军协同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山城堡战斗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朱德、张国焘也率领红军总部到达保安并同党中央及中革军委会合。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四方面军主体部分以整编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名义积极投身于党领导之下的全民族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再立新功。

2095-4654(2017)06-0068-06

2017-10-15

D231

A

彭茜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