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汉时牛的数量与用途

郭俊然

(商丘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论秦汉时牛的数量与用途

郭俊然

(商丘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汉代牛的数量很多，但在战争或自然灾害的影响下，牛的数量会急剧减少。牛主要用来耕地和拉车。牛耕在汉代得到了普遍推广，并出现了“一人一牛三犁”的先进耕作技术。秦汉政府都拥有大量的牛车，并对这些牛车制定了具体、严格的管理法规。此外，牛还被用来杵舂、作战等。秦汉政府对耕牛的保护都相当重视，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

耕牛；牛车；秦汉；牛耕

秦汉时期全国各地都有牛的存在，但由于气候、地理的差异，牛的分布数量有着显著的地域差别。北方较多，《史记·货殖列传》载：“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1]3254现在的甘肃，当时称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2]2859又如雍州，“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2]2893。再如武帝时夺取的“冉駹夷”地区，因为当地出产盐，所以牛能够长得膘肥体壮：“地有咸土，煮以为盐，麡羊牛马食之皆肥。”[2]2858而内地，由于“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地势温湿，不宜牛马”[3]190。牛是动物，需要一定的自然条件为其提供生养环境，在当时生产力不是很高的汉代社会，自然环境的不同便成为牛在各地分布数量差异的决定性因素。

一、牛的数量及其演变

虽然存在地域差异，但全国各地牛的数量都很大。西汉时国家注重边境开发，有个名叫“桥桃”的人竟“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粟以万钟计”[4]3693。西汉中期，“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4]3826。西汉末年马援曾在北地“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2]828。《汉书》载：“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陆地牧马二百蹏，牛千蹄角，千足羊，……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4]3687养“牛千蹄角”即167头牛，年收入就能赶上千户侯。《汉书》载此，说明西汉时此种情况具有普遍性，大的养殖户应该很多。东汉前期明帝时，“是时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被野”[5]57。有些养殖户牛的数量能达到上千头。整个汉代牛的数量都很多，多到不管是边地，还是内地，都可以用“漫山遍野”来形容。

在特殊情况下牛的数量会急剧减少：一是战争，二是自然灾害。军队出征需要大量的牛来运输物资，“建武之初，军役亟动，牛亦损耗，农业颇废，米石万钱”[6]410。牛在战争中的损耗一方面影响了牛耕，一方面也影响各地之间粮食的流通，这两方面是造成“米石万钱”的情况出现的重要原因。战争对经济、社会和百姓的生命有着更大的直接破坏作用，“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4]3826。以前是“牛羊被野”，现在是“北边虚空，野有暴骨”，內郡破坏严重的地区甚至“鸡犬无余”[2]2367，更别提“牛被野”了。

对牛损耗的自然灾害有牛疫、大雪、冰雹和干旱。据笔者初步统计，自然灾害造成牛的损耗主要集中在东汉前期的中原和三辅地区。危害最大的是牛疫，如三辅和中原地区的牛疫曾持续四五年，以致“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2]132，对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二、牛 耕

牛耕是牛的基本用途，汉代已经遍布于南北，这一点从传世文献资料的记载，以及全国各地出土的大量汉画像石中都可以看出来。“关于铁犁和牛耕技术的推广，到目前为止，属于东汉的铁犁和牛耕图，己在全国五十余处被发现，分布在河南、陕西、河北、山两、山东、安徽、江苏、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四川、贵州、广东、福建等十五个省区。”[7]134因此，汉代的牛耕技术“在北方已基本普及，这可以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等边远省份有铁犁出土为标志，在南方已有很大的推广，还可以四川、贵州、广东、福建等省有铁犁出土为标志”[7]134。

牛耕技术在全国的传播，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推广。《汉书·循吏传》载龚遂任渤海太守，致力于劝民农耕，“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4]3640。推广牛耕是政府官员的职责，更是德政的重要内容。由于汉朝官员的大力推广，原先没有牛耕的荆州、扬州和九真(今越南北部)地区都出现了牛耕，极大地提高了当地的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在牛耕普遍推广的同时，牛耕技术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出土的画像石内容看，“汉代的耕作，以二牛抬杠最为典型，应用最为普遍。当然，有时也以一牛一马抬杠耦耕，这只不过是二牛抬杠的一个变种而已”[7]133。在“一人一牛三犁”法出现之后，二牛抬杠便显得落后了。《政论》载：“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今辽东耕犁，辕长四尺，回转相妨，既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人下种，二人挽耧，凡用二牛六人，一日才种二十五亩，其悬绝如此。”[8]470西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发明的这种耕种技术，将开沟、播种和覆土三合一，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可惜，这种技术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以致于200多年后的东汉辽东地区仍然在使用“二牛六人”的旧式耕种技术，一日才种25亩，相比赵过的“一人一牛三犁”法一日100亩的播种技术，显然大为落后。

三、牛 车

牛车是秦汉时期最常见的车，对于国家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战争中的物资运输“非牛力不能胜”[4]3824；对于个人，也是重要的代步工具和运输工具。在交通技术落后的古代，牛车是较大重量物资运输的不二选择。当时，政府和个人都拥有大量的牛车。

秦简《秦律十八种》载有官牛车的管理规定：“或私用公车牛，……不攻闲车，车空失，大车轱粃；及不芥车，车蕃盖强折列，其主车牛者及吏、官长皆有罪。”[9]对于私用官牛车，造成官牛车损坏的，主管牛车的人和领用牛车的吏、官长都有罪，都要承担责任。《秦律十八种》又载：“官长及吏以公车牛禀其月食及公牛乘马之禀，可殹。官有金钱者自为买脂、胶，毋金钱者乃月为言脂、胶，期籴。为铁攻，以攻公大车。”[9]150官长、吏可以用官牛车领取口粮和官车牛的饲料，官牛车的保养和修缮由官府负责。规定如此之细，秦官牛车的数量应该很大，使用也应相对频繁，否则官牛车的管理水平不会这么高。

汉简中也多见牛车的记载，如马圈湾526简：“大煎都候长王习、私从者，持牛车一两。”[10]又如居延280简载：“京兆尹长安棘里任□方，弩一，矢廿四，剑一。牛车一两。”[11]从简文内容看，汉代使用官牛车的有下级军官，也有低级士兵。对于汉代边地官牛车的使用，从以上简文可见一斑，至少可知在汉代边郡防御系统中官牛车的数量应不在少数。限于史料，汉代官牛车的具体数量尚不得而知。

民间牛车的数量巨大。《汉书·酷吏传》载西汉昭帝时大司农曾“取民牛车三万两为僦，载沙便桥下，送致方上，车直千钱”[4]3665。租赁民间牛车拉土，一次就租用了三万两，民间牛车之多可见一斑，也可见当时租车市场的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载西汉初年有“牛车千两”[1]3274的人，收入可比千户侯，这一情况显然并非个例。东汉顺帝时，“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辆”[2]2983。仅云中一地，在路上就抢去了上千辆牛车。《后汉书·王符传》载王符描述东汉社会的奢侈情况时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2]1633王符之言虽有文学想象的成分，但结合相关史料亦可知当时民间牛车数量之多的盛况。至于西汉初年天下大乱之后出现的“将相或乘牛车”[4]1127的情况，显然是一种特殊情况。

秦汉牛车通常的样式如何，从出土资料中可见大概。甘肃武威出土有汉代木牛车的木雕实物，两轮巨大，造型简约、独特。[12]南阳汉画像石中有“牛车”图：两辆牛车车轮硕大，均用一头牛牵引；左边车上坐两人，右边车上仅一人。[13]这种两轮巨大、带辕、能乘坐两人的牛车是汉代常见的牛“客车”。

在传世文献资料中，又见其他四种独特的牛车：一是橹车。战车的一种，上设望楼，用以瞭望敌人，又可以自敝，防护自己。《汉书·刘屈牦传》载汉武帝曾下令大肆杀戮同戾太子一起造反的人：“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以牛车为橹”的“牛车”或不是橹车，而是一般的牛车用作橹，当橹车用。当时橹车应是存在的，戾太子造反时由于形势紧急，或没有来得及用上真正的橹车。东汉建武“十三年中工官作橹车成，可驾数牛，尝送塞上”[5]885。见的人都认为制作精巧，很快将匈奴军队击溃。这是文献资料所载的汉代制作橹车的具体事例。这种具有大规模杀伤力，且兼具防御功能的武器，由数头牛牵引，行动较为笨重，但实战效果非常优良。

二是广柳车。亦称广辙车、大车，是大型货车。《史记·季布传》载：“乃髡钳季布，衣褐衣，置广柳车中。”[1]2729用广柳车押送朝廷通缉的犯人，显得非常庄重和威严。臣瓒注言：“《茂陵书》中有广柳车，每县数百乘，是今运转大车是也。”[1]2730“每县数百乘”的数量说明当时运输业的繁荣与社会经济的发达。

三是鹿车。它是一种可用牛牵引的小车。《风俗通义》载：“鹿车窄小，裁容一鹿也。或云乐车，乘牛马者，锉轩饮饲达曙，今乘此虽为劳极，然入传舍，偃卧无忧，故曰乐车。无牛马而能行者，独一人所致耳。”[6]422鹿车本是用鹿牵引，亦可用牛、马和人牵引。《后汉书·独行传》载东汉桓帝时范冉“遭党人禁锢，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或寓息客庐，或依宿树荫”[2]2689。此即是由人力推行。用牛牵引的鹿车乘载不多，仅可载一人，多是悠然闲适之人的简单代步工具。

四是軿车。一种四面有屏风的封闭客车，常用牛牵引，多为女人使用。《后汉书·舆服志》载：“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驾，皆御金根，加交路帐裳。非法驾，则乘紫罽軿车……”[2]3647注引《释名》言：“軿，屏也。四屏蔽，妇人乘牛车也。”亦有用马牵引者，如东汉时南匈奴单于来降，汉顺帝曾“赐单于阏氏以下金锦错杂具，軿车马二乘”[2]2963。在特别注重男女有别的古代，軿车的存在使得女人即使坐车出门也可以不同抛头露面，较好地解决了现实出行与文化习俗之间的矛盾。

作为日常的交通工具，牛车多为普通百姓使用。使用牛车对达官贵人以及注重身份的人来说，代表着一种节俭、贫寒。西汉张汤冤死，张汤的母亲反对厚葬，要求“载以牛车，有棺而无椁”[4]2646。东汉祭遵“临死遗诫牛车载丧，薄葬洛阳”[2]742。这种节俭还是一种较具个性的表达。西汉宣帝的外祖母首次见皇帝时，“乘黄牛车，故百姓谓之黄牛妪”[4]3961-3962。西汉博士朱云退休后，“常居鄠田，时出乘牛车从诸生，所过皆敬事焉”[4]2916。乘牛车有时显露了一种逍遥、自在的平静心态。东汉时“许庆，家贫，为郡督邮，乘牛车，乡里号曰‘轺车督邮’”[14]轺车督邮除了逍遥、自在的平静心态之外，又多了份廉洁自律的风范。

对于达官贵人而言，牛车不上档次，以乘牛车表达个性的毕竟是少数，除非生活处于窘迫的境况，一般是不乘牛车的。经过西汉诸帝不遗余力地大力裁抑诸侯之后，使得“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4]2002。东汉一开始就严防诸侯、宗亲势力坐大，亦大力贬抑诸侯，所以“自宗室诸王、外家后亲，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至或乘牛车，齐于编人”[2]1143。曾经的诸侯现在沦落为普通百姓，乘牛车出行是再普通不过了，也算符合身份。至于东汉末年，连皇帝都曾驾牛车，“帝乃御牛车，因都安邑”[2]2340。当然这是在逃难途中，应另当别论。

四、牛的其他用途

在古代牛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其存在的主要价值即体现在生产用途上。牛是大牲畜，生长周期长、耗费草料多，难以饲养。如果将牛仅仅用于食用，牛将饲料转化为肉的生产效率显然无法与鸡、猪等动物相比。牛的性情温和、耐苦役，且力大无比，这些特性决定了牛在古代是绝好的生产工具，而不是价格低廉的食材。除了牛耕、拉车之外，牛还有其他两种重要用途。

一是杵舂。它是古代加工粮食、药物等的一种方法。《新论·离事》载：“宓牺之制杵臼，万民以济。及后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舂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8]137这种借助牲畜或水驱动的加工机械比单纯的人力效率高百倍，在当时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二是连弩车。名为战车，其实是以牛牵引的弩机。《论衡》载有“车张十石之弩”[15]，《淮南子·氾论篇》载有“连弩以射，销车以斗”[16]，指的都是连弩车。先秦时期已有连弩车，其样式各代皆有不同，至于汉代连弩车的样式，限于资料不得而知。

五、耕牛的保护与管理

《秦律十八种·厩苑律》[9]140规定：每年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评比耕牛，满一年，在正月举行大考核，成绩优秀的，赏赐田啬夫酒一壶，干肉十条，免除饲牛者一次更役，赏赐牛长资劳30天；成绩低劣的，申斥田啬夫，罚饲牛者资劳两个月。如果用牛耕田，牛的腰围减瘦了，每减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又在乡里进行考核，成绩优秀的赏赐里典资劳十天，成绩低劣的笞打30下。虽然属于“厩苑律”，但从简文内容看，提到“田啬夫”、“里典”，当是关于所有耕牛的评比，即田啬夫管理的官有耕牛和里典辖区的民有耕牛。

西汉初年明确规定：“诸马牛到所，皆毋敢穿宑，穿宑及置它机能害人、马牛者，虽未有杀伤也，耐为隶臣妾。杀伤马牛，与盗同法。”[17]43可见，伤害牛马在当时被视为一种严重的犯罪。西汉中期，《盐铁论》提到：“今盗马者罪死，盗牛者加。”[3]567盗牛的人要被处以枷刑。东汉初，汉简载建武四年的诏书专门提到：“毋得屠杀马牛。有无，四时言。”[18]禁止屠牛，并将情况随时上报上级部门。若犯禁屠牛，罪至死。这些规定可见政府对耕牛保护的重视。

保护牛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农业，一旦危害到这个目的，便背离了保护牛的初衷。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17]7-83有限制牧牛的规定：牛吃别人家的庄稼，牛主人罚金一两；是官牛的，则罚管理者。如果无钱赔偿，则由官府代偿，牛主人或管理者承担城旦舂、鬼薪、白粲的劳役，并被鞭笞100下。牛吃庄稼严重危害了农业生产，政府的处罚措施相当严厉，要么缴纳高额罚金，要么接受劳役且承受体罚。这体现了对农业生产更高目的的保护。

综上所述，汉代牛的数量很多，从边地到内地，可以用漫山遍野来形容。但在战争或自然灾害的影响下，牛的数量会急剧减少。牛主要用来耕地和拉车。牛耕在汉代得到了普遍推广，并出现了“一人一牛三犁”的先进耕作技术。秦汉政府都拥有大量的牛车，并对这些牛车制定了具体、严格的管理法规。此外，牛还被用来杵舂、作战等。秦汉政府都对耕牛的保护相当重视，设置了最严厉的刑罚措施。保护耕牛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农业，一旦危害到这个目的，便背离了保护耕牛的初衷，也是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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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国简牍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简牍集成：第十二册[G].兰州：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58.

[责任编辑 文 俊]

2016-09-28

郭俊然(1979—)，男，河南商丘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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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1513(2017)01-005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