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视野下传统中国研究的新开拓与新发现*
——评刘方教授《从文学到文化：传统中国研究的范式与方法新论》

龙迪勇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跨学科视野下传统中国研究的新开拓与新发现*
——评刘方教授《从文学到文化：传统中国研究的范式与方法新论》

龙迪勇

(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从跨学科的视野考察问题、从事研究，已经是今日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这有助于弥补以往研究单一、贫乏甚至独断的弊端。其实，在学科未有明确的分工之前，“跨学科性”本来就应该是任何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是在学科有了分工之后，随着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分割而出现很多明显的弊端之后，“跨学科研究”才又成为一种“新的”方法或视野，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这一学术研究的趋势，首先在西方学术界兴起并且迅速获得发展，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也开始逐渐引起重视。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言，《光明日报》2006年3月28日推出的专栏《跨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就颇具代表性，该专栏的“编者按”这样写道：“打破学科界限，融合各学科知识，以发展出综合的、交叉的、比较新的领域的知识、概念、方法或技巧，无疑是跨学科研究超越于传统分科研究以开创新领域的优势所在。学术研究的跨学科实际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跨学科的反映，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们的青睐。”[1]此外，2011年8月3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其网页以“跨学科研究系列调查报告选登之一”的名义，转发了理论研究文章《跨学科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文章开篇即指出：“在全球知识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跨学科研究已经演变成为科学研究实践的重要形式之一，不管是对国内外研究资助的观察还是有关高等教育变革的研究，人们都会发现，跨学科的研究和教学活动正在进入主流，并因此特别需要引起研究决策、资助和管理等相关领域的关注。”[2]不仅如此，国内一些著名高校纷纷成立了跨学科的研究中心、研究基地或者研究院。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国内学术界对于跨学科研究发展的重视。

不过，由于国内高校长期的学科条块分割和专业细化，大多数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受到比较多局限，使得跨学科研究，特别是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研究等领域中，仍然是处于比较艰难的探索期。在具有“跨学科”意识并自觉运用“跨学科”方法从事研究的学者中，刘方教授是较有代表性的一位。这些年来，刘方教授一直在不断学习和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与学术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从早期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到中国禅宗美学研究，从中国文学研究，再到中国文化研究，从多学科研究到跨学科探索，承担了一系列课题，出版了多种学术研究著作。《从文学到文化：传统中国研究的范式与方法新论》一书，就是新近出版的，能够体现刘方教授近年来学术研究成果和学术研究发展的一部有特色、有分量的学术新作。

一、跨学科视野下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展

刘方教授新作《从文学到文化：传统中国研究的范式与方法新论》，其主标题“从文学到文化”，自然是体现了一种多学科、跨学科探索。而所谓“传统中国研究”，按照我的理解，一方面体现研究的时间范围，是与现代中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体现研究的领域，涉及到多个方面，书稿中除了中国文学、中国文论、中国美学、中国宗教、中国文化等论述范围之外，还有叙事学、艺术史等一些相关学科、领域的探索与研究，在研究范围上开放性比较一致，因此会采用“传统中国研究”的表述。

书稿首先呈现出来的一个比较突出特征，就是跨学科、多学科融合。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文章中所提出的不少学术、理论问题，是在跨学科背景和视野下形成的，是在单一的学科视野和知识背景下难以提出和解决的。实际上，书稿大部分文章都是跨越了多个学术研究领域，仅仅是为编辑和阅读的方便，大体上做四个方面分类。从习惯分类上大体分为中国文学研究、中国文论研究、中国美学研究和中国文化研究四个方面”。[3](P1)

这种跨学科、多学科融合基础上的学术研究，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空间书写及现代阐释》中就有鲜明体现。关注于空间性，是20世纪以来的一个突出变化。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对于物理空间、物质空间的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引发了一场广泛的革命，导致了一系列领域、学科的范式转型。一个城市的空间，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不仅会影响作家的小说写作，而且由于城市的历史变迁，作为不同时代的作家，在再现其城市空间以获得真实感和现场感的时候，其城市书写也就必然受制于具体的城市地理空间，从而使其书写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城市空间特征。文章分析和揭示了城市的多重空间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城市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作为故事场景而出现的城市空间展示和城市地标聚焦，到政治斗争、权力象征、人才选拔和节日狂欢等都市政治文化的书写，再到发迹变泰的平民梦想、两性相悦的市井传奇、司法公正的内在渴望所构成的市民日常生活描绘，古代小说的城市书写展示了远比地理空间丰富得多的政治文化标征和日常生活内涵。这些城市书写塑造了鲜明而各具特征的城市意象，同时这些意象又成为城市市民共享的生活体验和文化想像，并使生活于同一城市的市民获得共同的文化认同和立场。

正是基于这种跨学科、多学科融合基础上的学术研究，使得这部著作能够在许多方面拓展中国传统研究的空间，从一些新的视角重新思考文化、城市、生活和文学叙事、审美观念、文化现象的诸多方面，唤起人们探求那些在传统知识与研究模式下被遮蔽或者被忽视的方面。

二、学术范式的反思与学术方法的探索

大多数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习惯于不假思索地模仿既有范式和成功的研究典范，而缺乏从理论上反思自己的学术研究的理论预设、学术范式与研究方法的自觉。而刘方教授的学术研究，从其早期出版的几部学术研究著作开始，就有对学术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反思。《从文学到文化：传统中国研究的范式与方法新论》这一书名中的副标题“传统中国研究的范式与方法新论”，恰恰反映和体现了这些年来作者在一系列学术研究领域中对于既有范式与研究方法的自觉反思和对于新的学术研究范式与方法的不断探索。

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研究是一个具有高起点，而且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学科。从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早期名家的经典之作，到近年来多种多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高起点的基础上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而刘方教授则在其研究中更为关注既有研究范式下所体现出来的不易察觉和大多数研究者没有意识到的局限：

比如，在宋代文学理论批评文献中，大量、广泛存在着有关人格、道德、气节等方面的内容，而在西方诗学中则找不到对应内容，无法对这些内容加以阐释，而这些内容也由于没有西方诗学的对应物，而失去合法性依据，缺乏成为诗学研究对象的合法性依据而被边缘化和遮蔽。

然而，在宋代文学理论批评文献中，何以会有如此多的有关内容，一定是当时一个重要问题和关键内容，曾经引起士大夫广泛关注。其深层原因何在？一种思想能够在一个时期内流行，甚至主导了一个时期的诗学思想的走向，成为一个时代的核心话语，一种构成这一社会的知识类型的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么，它就总有了在那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特定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从而具有了不容忽视也不应当忽视的学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而应该进一步关注的是：宋代有关人格、道德、气节等方面的内容，何以需要提出？又是如何提出？是什么出现了问题或者成为了问题，才使宋代诗学对人格、道德、气节的推崇变成十分迫切、必须和重要？宋代诗学提出对理想人格的推崇的思想，其深层动机是什么？最终目标又是什么？如果联系到宋代诗学对理想人格的推崇，不仅构成了宋代诗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构成了宋代诗学价值体系的重要合法性依据，并且成为宋学理论思想的各种体系的价值承担的内在依据和宋学最终由程、朱逻辑发展向陆、王的内在理据，则揭示和探索这一成因，就并非是无足轻重之举了。然而，这样的问题，在西方诗学他者眼光与西方诗学标准的框架下，是连提都提不出来的。[3](P133-134)

作者不仅仅停留于对于既有学术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局限的自觉反思上，同时也在努力尝试探索在西方文论巨大影响与冲击下，如何有效地继承中国传统文论中对文学经验、现象、特征、性质作出独特表述而使之实现现代性更新、转化、再生和发展，使中国传统文论得以创造性转化：

我们对传统范式，有清醒的反思式认识，也促使我们寻找新的、可行的基础性假设与方法，以建构新的合理性研究范式。反观中国文学批评历史研究，我认为，在讨论中国文学批评问题时，需要重建更为复杂的历史叙事：一、连续性(深层)与断裂性(表层)问题：不仅应当研究建立于血缘宗法社会与内陆型农业文明构成的连续性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历史发展的基本精神的连续性问题，也应当研究由于既有思想意识形态体系的崩溃(比如中唐)或异族入侵中原(比如南宋王朝)等因素导致的文学批评思想发展的某种断裂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二、不同体系及其关系的思考：宏观而言比如儒、道(道家与道教)释文学批评思想体系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相互关系(比如中唐到两宋的三教融合的影响)。中观而言，儒、道(道家与道教)释文学批评思想体系从来就没有过千古不变的同一的思想，各个派系之间，居于主流和处于边缘的思想之间，甚至在主流与异端思想之间都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情况，都需要做细致的梳理；三、异质性的文学批评思想及延续：文学批评思想史的研究，应当回到文学批评思想的原初历史景观之中去，直面文学批评思想原初的复杂的、不可化约为同质性的，呈现为碎片化、冲突的、悖论式的思想世界图景；四、不同层面的文学批评思想、观念、趣味、风尚研究：思考出现于历史中不同的层次的文学批评思想，并为了更切近文学批评思想的历史真貌而增加不同的层次性研究；五、形成上述诸方面的原因、结果，社会效应及影响：探索那些孕育、影响、制约并使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精神延续存在并不断演化的文化心理、思想学说、知识背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社会结构、权力话语等一些以往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中未能深入涉及的深层次的问题。沟通思想史与社会史，在文本与语境的交叉分析中重释文学批评思想的历史，不仅研究文学批评思想文本的意义，而且进一步分析它所赖以产生的知识生产的主体、结构、体制和功能，文学批评思想的传播与接受等等。由此，我们可以期望更有可能贴近历史的真实图景的对中国文学批评思想的某些基本历史发展轮廓加以描述、阐释、显现与揭示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史原初面貌。[3](P145-146)

实际上，刘方教授的这部著作，对于中国美学研究、中国禅宗美学研究、中国词学研究、宋型文化研究、唐宋变革研究、宋代城市革命研究和宋代媒介革命研究等领域研究方法与范式上存在的问题与局限，大多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揭示了研究中所存在的已经成为许多研究者惯习的误区、误读与盲视，并尝试探索了一些新方法，新思路。

三、明确的问题意识与新颖的学术观点

正是在跨学科背景和视野下，借助于新的学术研究范式与方法的探索，刘方教授在这部著作中所研究的课题，呈现出不少是在单一的学科视野和知识背景下，难以提出和解决的学术与理论问题的特点。

比如《隐士范型的重构与宋代士大夫新的审美精神追求：以严光为核心的考察》一章，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即严光典范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一独特视角，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严光典范建构的动机，社会、文化原因，建构的方式、途径、过程，建构典范的功能，进一步探索严光这一新的典范建构的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史、思想史背景：

其一，从一个长时段的宏观历史视角，考察从汉代到宋代中国隐逸文化与隐士典范的变迁。

其二，追溯隐逸的历史和知识谱系，并就如下问题展开追问：在宋代，新的隐士典范的形象和意义如何确定的?是谁确定的?对隐士范型的讨论是在何种语境中提出? 之间具有哪些复杂的互动关系?等等。

其三，研究和考察作为新隐逸典范合法性的制度象征的严光祠堂这一物质性载体与建筑。在宋代，地方官员对于严光祠堂一再重修，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象征，不仅使这种谱系建构成为一种被不断强化了的社会普遍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在认同和参与建构的同时，士人将个人的故事、经历与一个更大的宏大叙事与社会权威话语意识形态建构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自身的行为获得一种社会意义、社会价值与社会认同。

其四，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严光典范在文学想象中如何不断重塑与强化。宋代留下大量有关严光的诗歌，作者不仅进行了系统统计，而且划分为几个不同时期，在同一时期又进一步细分为几种不同身份、不同政治立场和不同社会地位的诗人对于这样主题的书写。进而言之，这些书写如何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和参与建构了宋代对于人格、道德、气节不断强调和强化的权利话语。

其五，进一步追踪隐士范型重构的实际影响与文化意义。宋代士大夫群体高标人格、气节，使得这一群体而非个别人物具有了自由之精神。而个体自由高于现实事功的新的价值观念的确立，使得宋代士大夫才有了普遍的以道抗势的内在精神支撑，有了个体独立人格意识。包含着自由内核的严光典范所体现的隐逸精神，成为宋代文化精神中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3](P48-75)

这一类的章节，在书稿中还有不少，比如《从一则佛教故事“延州妇人”在唐宋时期的不断改写看文化对叙事的影响》从文化观念、宗教信仰、文学叙述等多学科、多重视角对“延州妇人”故事展开研究。[3](P476-478)另如《宋代媒介革命与印刷文化的诞生与影响》，从媒介革命导致文化媒介的转型、中国印刷文化、文化传播与影响方式和新型文学生产等等学科与视角，探索了都市市民消费群体的诞生和发展，刺激、产生和发展了新型文学生产方式、文学传播方式和文学消费方式，揭示了影响文学生产的动机、机制、过程、技巧、形式和理想读者的预设等等。这使文学产生一系列深刻和深层的变化，并使文化的世俗化和文学的去精英化、通俗文学的繁荣开始出现和成为可能，从而开启了具有现代文学生产意义、性质的新型文学的大门和道路。[3](P292-322)

总之，刘方教授《从文学到文化：传统中国研究的范式与方法新论》一书的“跨学科研究”，既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并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领域的一系列老问题，也有助于我们发现并开启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的新问题。当然，由于跨学科研究对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理论素养、问题意识与学术视野、整合能力，特别是学术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会构成一种综合性的高要求，并必然会给其研究成果带来许多挑战。正因为如此，所以刘方教授在这部著作中的研究方法及其得出的许多结论，也必然会引发争论，暴露不足，从而留下发展的空间。因此，我期待他在这一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断有新的成果产生，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跨出专业的栅栏，加入到“跨学科”研究的行列中来。

[1]专栏《跨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编者按[N].光明日报,2006-03-28.

[2]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跨学科研究系列调查报告选登之一《跨学科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EB/OL].[2011-08-03]..http://www.npopss-cn.gov.cn/GB/220182/227704/15318717.html

[3]刘方.从文学到文化：传统中国研究的范式与方法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陈义报]

2017-2-25

龙迪勇，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叙事学、图像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