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几个问题

张登林

(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文化自信”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几个问题

张登林

(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目前现代文学史撰写及现代文学评价中有意无意的以西方现代标准为参照的做法，形成了对民族文学、文化传统的价值遮蔽。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有必要讲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民族形式的合法性以及解放区文学的价值意义这样几个基本问题，以确立我们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现代文学；民族形式；解放区文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种要求和判断是非常及时的，是高瞻远瞩的。毋庸讳言，过去我们在文化方面是缺乏自信力的，特别是作为一名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者，对此感触更深。譬如在现代文学史撰写及现代文学评价中，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现代价值标准为旨归，而忽略了对民族文学价值、文化传统的分析和省思，这是很不足处的。在笔者看来，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要确立我们的文化自信，讲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民族形式的合法性以及解放区文学的价值意义这样几个基本问题，很有必要。

一、现代“迷思”的形成与批判

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称之为“新”文学也好，“现代”文学也罢，其实都有一个潜在的比较对象，即在这之前的文学为“旧”文学或“传统”文学，而这个比较的标准即是西方的现代标准。但何为传统？何为现代？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这看上去好像是不言自明的问题，其实是值得认真探究的。在现代文学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当代大学生普遍缺乏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辩证认识，总是认为现代的、新潮的就是好的，传统的、过去的就是应该否弃的。这显然是片面的、非理性的价值判断。所以，现代文学教学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讲清现代“迷思”形成的原因及西方学者对它的批判性反思给我们的启示。

从近现代开始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可以说扬现代抑传统一直是文化评判的主流做法。这期间有两个否定传统的高峰时段，一是五四时期，一是文革时期，其具体情形，无需多叙。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热”，通常被认为是民族文化自觉的标志，但今天再作细想，其实并不是这回事。且看当时的诸多观点：有人认为，社会固然要现代化，但传统文化也有好的一面，可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现代社会仍须讲伦理道德，传统文化不妨碍现代化；另有人认为，传统文化不仅无碍于现代化，甚至可以开展出现代化，历史上虽未见开出，但并不代表它在质性上不能开，只要经过“良知的自我坎陷”等加工，它也是能开出自由民主科学的；还有人认为，传统文化可以积极促进现代化，儒学也可以发展出资本主义，甚至可能比老牌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好。[1]3很明显，这些观点都是在肯定、承认现代化价值的前提下言说传统文化的，表面上看是在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实际上仍坚持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因为传统文化有无价值，是要以现代化标准来衡量的。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缺乏自己的文化自信。

为什么国人如此“钟情”来自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呢？如果从源头上找，恐怕主要还是受法国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孟德斯鸠的影响。可以说，自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对中国的理解，即是以孟德斯鸠的观点为参照的，谈起传统中国，大抵不脱专制、父权、业农、勤俭、禁闭妇女、家国一体、法律不独立、贪婪、虚伪、不自由、不民主、长期停滞等几个基本概念的运用。有意思的是，孟氏这种片面认知竟变成了近现代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认知。1899年，梁启超发表《孟的斯鸠之学说》一文，1901年，又发表《立宪法议》一文，他一方面介绍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批判专制政治，一方面也借机提倡君主立宪，几乎完全接受了孟德斯鸠对中国专制政治的批评。严复对孟氏学说虽不完全赞同，但对孟氏对中国专制政体的批评，基本上是接受的，他与梁启超一样，都主张君主立宪，反对专制政治。再说，从现实的层面看，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近代中国政体改变的过程极长，并不因辛亥革命就结束了，中国的过去都属于必须被否定的存在，帝王专制的形式虽已改变了，但专制政体的精神观念仍没有被打破，所以现代民主宪政的建立才会如此困难。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一连串反省国民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其实都在呼应着孟德斯鸠对中国政治与国民性论点的判断。

面对炙手可热的现代化理论，我们不禁要问：现代性真是种好东西吗？现代社会真是人所需要、符合人性的吗？其实，西方自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以来，即伴随有批判它的思潮出现。20世纪初，西方文学艺术上的现代主义，便不是肯定现代化，而是揭露现代社会中人的奇特精神处境：丧失了信仰，活在科层制和都市水泥丛林中，人与人的关系疏离而陌生，孤独的个我成了失去意义的无根浮萍，等等。因此，西方后来出现了各种纠正现代性理论之偏颇的主张。譬如，在社会发展方面，生态论者大力批判现代社会的机械宇宙论、涸泽而渔的发展观、宰制自然的科技工业等，形成了自然生态主义；在人际交往方面，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理性观，只是工具理性的盲目扩张，但价值理性、道德实践理性明显不足，所以他提倡“沟通理性”以济现代化理论之穷；在文化精神方面，丹尼尔·贝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内在的文化矛盾：它由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所促动，可是发展下来，却与新教伦理的入世禁欲精神背道而驰。这些理论的总体精神就是要表达对现代化的不满并寻求改善之道，但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理论不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它的先声。

需要追问的是，作为与西方20世纪文学同步的中国现代文学，并没有及时关注、吸收西方文学艺术上的现代主义，而是将目光主要对准19世纪的现实主义，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下面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即现代文学对现实主义、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选择的必要性问题。

二、现实主义、大众化与民族形式的合法性

五四时期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没有选择借鉴西方20世纪的现代主义而是19世纪的现实主义，这与当时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因为中国还没有经历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批判现代化显然不是文学艺术要坚守的主题。现实的选择，启蒙的要求，文学的责任担当，必然导致先驱者们对现实主义、大众化、民族形式等问题的强烈关注。

从《新青年》时代开始，新文学的开拓者们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都是现实主义的倡导者。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观实质上是现实主义文学观。创造社虽然一开始提倡浪漫主义，但随着“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后来也转向现实主义。因此，到上个世纪20年代末，现实主义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由于现代作家们大都持守启蒙立场，强调文学的“现实介入”功能，这就必然要考虑文学接受对象的要求，于是文学“大众化”问题自然被提上日程。其实，“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提出“平民文学”的口号，就是为了适应启发民智的要求，寻找能够使文学走向民众的方法和途径。但因新文化运动本身的弱点和群众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新文学的接受者实际上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是真正的劳动大众，所以“左翼”文学理论家成仿吾说：“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2]21这说明，“左翼”文学理论家是真正关注工农大众的。但怎样才能真正践行文学的大众化主张，还是没有解决好。1931年，“左联”执委会决议明确指出，“为完成当前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3]239-240。足见“左联”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抗日战争的新时期，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政治与军事统一战线的建立，促进了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文协”成立后，首先展开的活动便是推进“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运动，鼓励和组织作家、文艺家深入现实斗争生活，到农村、部队和前线去，切实使文艺为抗日民族战争服务。抗战初期，“民族救亡”成为文艺创作压倒一切的总主题，广大抗战军民是文艺的主要服务对象，作家们为抗战服务的文学观念获得了空前统一和加强。在这种情势下，文艺“大众化”更加成为摆在作家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他们普遍认识到，文艺必须忠实于大众之理解、趣味，特别是其痛苦和要求，才能真正成为唤起大众、组织大众的武器。

救亡文学运动的高涨为三十年代初就已展开多次讨论的文艺“大众化”问题提供了实践的契机，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在审美品格上自觉地向通俗形式靠拢，在民间流传并为普通群众所喜爱的各种文艺形式，如小调、大鼓、快板、相声、评书以及各种地方戏，几乎都被用来反映抗战内容。因为通俗文艺的创作主体主要是新文学作家，他们对旧形式并不熟悉，出于向群众宣传抗日的热情，往往对旧形式生搬硬套，无批判地接受，所以，抗战初期践行的通俗文艺只能说是作为抗战宣传的一种应急手段，还没有达到从文艺“大众化”的根本上来进行实践的水平，直到1940年前后，文艺界才对这个问题有了理论上的自觉，于是又引发了一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论争初期，理论焦点集中在如何看待“民族形式”的来源问题，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是以向林冰为代表，强调创造新民族形式的途径是采用民间形式，否定五四以来新文学借鉴外国文艺的成功经验；一是以葛一虹为代表，肯定了五四新文学从世界进步文艺中接受思想、方法与形式的路向，但否定民间形式有可以批判继承的合理成分，认为新文艺在普通性上不及旧形式，其原因不在于新文艺本身，主要在于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长期分家而造成一般民众知识程度低下的缘故，对新文艺本身存在的与民众脱节的弱点则视而不见。其实，这两种意见都带有较大的片面性，讨论的范围也比较狭窄。到1940年下半年《新华日报》举办“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后，郭沫若、胡风等参加了讨论，理论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论争也由“中心源泉”问题深入到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等实质性问题。

“民族形式”的概念最早由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的，他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4]500。毛泽东把现代文学从对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借鉴，到对文艺大众化的实践，最后到对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的整过过程作了高度概括，其归结点就是要创造“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是要把“国际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此文曾由延安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工作者介绍到国统区，因而“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表明了新文学运动已经开始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当然，对“民族形式”问题的正确结论是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才真正予以解决的。

三、解放区文学的价值意义

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怎么建设？它需要哪些条件？它有实现的可能性吗？这就自然需要我们对解放区文学的价值有个正确的判断。在教学中我们发现，不少学生认为解放区文学很土，政治倾向性很强，所以已落后于我们的时代，没有什么阅读、研究的价值。这种观点是不懂得以历史的眼光分析研究问题的简单化思维导致的，是需要批评与纠正的。解放区文学虽然存在各种不足，但其在对“老中国”的批判与“新制度”的赞美中，展现了现代文学“新变”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现代文学发展到第三个十年，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与民族救亡发生了紧密联系。战争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思维方式以及审美心态，促成许多唯有战时才有的文学现象。战争影响到作家的写作心理、姿态方式与题材风格。特别是战时形成的地缘政治文化，对文学的发展、风貌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与国统区、沦陷区文学形态迥然不同的是，由于解放区政权的建立，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崭新政治文化氛围，这导致解放区文学的题材、主题及人物描写上具有了鲜明的特点：作家很少写以往新文学中常见的知识分子个人的情感生活，甚至很少注意对现实生活矛盾的揭露，取而代之的是对新社会、新制度的真诚礼赞以及对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热情描绘，普通的农民、士兵、干部成为重点表现对象，翻身解放的“新人”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人公。因为表现对象的改变，解放区文学也可称为“工农兵文学”。

工农兵文学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确立与发展起来，自觉描写工农兵生活，为工农兵服务，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特色，符合工农兵欣赏情趣的“大众文学”。它虽然与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有历史渊源关系，但“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4]660，因此，五四新文学虽然已开始关注与民众的关系，但并没有解决文学脱离民众的问题。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工农大众的日渐觉醒，对文学大众化的呼唤也日益急迫。鲁迅先生曾清醒地指出：“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5]363抗战爆发后，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和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引，抗日民主政权的巩固和扩大，为工农兵文学在解放区开花结果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工农兵文学的确立，是中国文学自信、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表征，是时代的必然选择，是中国现代历史的独特进程和世界进步文化潮流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问题，强调要创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理论作了详尽完备的阐述，提出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4]668，确立了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1942年，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解决了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个中心问题。在解放区，经过一批作家的实践和努力，工农兵文学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可以说，工农兵文学是由五四新文学开启的救亡与革命主题的延续和发展，是在解放区的新天地里和血与火的战争中成长繁荣起来的文学，它继承和发扬了苏区文学的革命传统，深化了“左翼”文学的思想特质，忠实地反映了解放区军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对新生活的热情、信心和自我牺牲精神。工农兵文学提供了一系列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平凡而富有英雄色彩的人物形象，有力地配合了神圣的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斗争，出色地完成了作为中国革命“一翼”的历史使命。工农兵文学以其较大的成就与贡献，成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文学的主潮。

解放区文学继承了五四“平民文学”的方向，吸收民族的、传统的文学艺术营养，创造了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促进了文学的大普及，较好地解决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脱离劳动群众的问题，体现了新文学在民族化、大众化艺术追求中的重大突破，是继文学革命之后又一次深刻的文学变革。解放区文学的理论纲领和创作成就，对建国后社会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四、结语

美国史学家雷迅马在其著作《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中，详细描述和分析了在冷战格局中，为了与苏联所代表的革命范式的发展模式争夺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美国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精英如何构造出了“现代化理论”。这些理论家们就是将西方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标示出现代性较弱的社会与这个最高点之间的距离，也就是说，“现代化理论”正是从西方发达社会中提取出来的有关现代性的规范知识，并被用来作为后发达国家的标准。[6]39这是典型的欧美种族中心主义，对此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警惕。陈来认为：“从历史上看，后现代化国家处在现代化工程初期时，多采取启蒙式的文化动员，批判传统，引进西方文化；而在现代化受挫期，更容易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反映了追求现代化而不得的集体焦虑；当现代化进程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经济发展取得成功之后，国民的文化自信便会逐渐恢复，文化认同也随之增强。”[7]112从今天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发展现实来看，这种判断是正确的。

文学是文化的载体，传统即现在。对民族文学形式的继承与发展，对民族文学传统的强调与重视，其实就是对民族文化血脉的延续与认同，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标志。中国文学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发展路向和身份特质，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不能落入西方“构造”的现代性范式这个陷阱。解放区文学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结果，它已成为新的传统，它的意义将长久存在。

[1] 龚鹏程.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C]//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3] “左联”执委会.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C]//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5] 鲁迅.文艺的大众化[C]//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6]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 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M].北京：三联书店，2015.

(责任编辑 何旺生)

Some Issues Concerning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Teaching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ZHANG Denglin

(SchoolofHumanities,HefeiNormalUniversity,Hefei230601,China)

Currently,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 criticism is writt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odern Western standard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so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the value of cultural tradition have been screened.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eaching,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it clear some issue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radition and the modern, legitimacy of the national style, and the value significance of Liberated Area Literature so as to enhance our confidence in culture.

cultural confidence; modern literature; national style; Liberated Area Literature

2016-11-19

张登林(1968-)，男，安徽庐江人，合肥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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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2273(2017)01-005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