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知识增长路径的选择
——基于毛泽东与波普尔的相关理论研究

刘 庆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论科学知识增长路径的选择
——基于毛泽东与波普尔的相关理论研究

刘 庆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虽然毛泽东与波普尔科学知识增长路径选择形成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土壤，但因对科学知识的共同追求而使二者的思想呈现相通和不同之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科学知识增长路径的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吸收与借鉴；以波普尔思想为核心的认知理论建构在对康德哲学的批判与继承之上。社会背景的巨大差异决定着二者思维方式的迥异，却也为世界文明的共同繁荣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智慧结晶。

毛泽东；波普尔；科学知识增长；路径选择

毛泽东与波普尔是充斥在东西方思想之巅的两股不同气流。一位是东方有关认识论的集大成者，一位是西方思想界的证伪大师，无论看似多么不相融合，却因对科学知识的增长有着各自独树一帜的见解，而使探讨二人智慧之间迸发的思维火花具有了现实意义。在林林总总的思维差异之中，本文以科学知识增长的路径选择作为分析二者对知识增长的不同追求，从而明确知识的进步在人类前进步伐中的重要作用。

一、毛泽东与波普尔科学知识增长路径选择背景考察

知识体系的形成从来不是朝夕之事，而是在独特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共同熏陶下生成的。毛泽东与波普尔也不例外，二者关于知识增长的理论是在历史的洪流中日渐积淀起来的砂砾，并在东西方不同养分的土壤上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新的知识增长。

(一)毛泽东科学知识增长路径选择的背景考察

毛泽东生于中国内忧外患时期，这决定了其思想成长的坎坷与崎岖。对知识的不懈追求并不能使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成为能掌握科学知识的人，毛泽东思想的日臻成熟是在历史和实践中累积起来的硕果。其思想发展大致经历了从传统家教到儒家私塾、新式学堂再到对中国救亡图存的学习历程，其中对毛泽东知识理论的构建得益于两次大的思想转变，从而使得毛泽东思想成为被实践证明了的具有科学意义的智慧结晶。

第一，唯心主义向知行二元论的内向转变。辛亥革命虽然在一定意义上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但并未从根本上摆脱封建传统文化对国家乃至人民的影响。少年时期，私塾教育下的毛泽东主要接受儒家思想的教化，到了青年时期，毛泽东来到湖南长沙第一师范求学，在其导师杨昌济极为推崇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的影响下，其对知识的认识主要呈现出唯心主义的特点。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认为“知”是第一位的，“行”是第二位的，知决定行，行是知的结果。五四运动前夕，各种思潮交相辉映，毛泽东除了受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也受王夫之、孙中山等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此时的毛泽东提倡不重言谈，重在实行，之后他又在批注《〈伦理学原理〉批语》时写到：“其知也，亦系经而知之，经验是获取知识的基础。”有行才有知，实践才是认识的来源，毛泽东的知识理论明显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但毛泽东的唯物主义思想一旦进入历史领域，又会粘上唯心主义的成分，其认识的实质就是物质与精神二者是并存的，因而说毛泽东的认识理论在摆脱了前一阶段唯心主义的束缚后，又表现为知行二元论的特色。

第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外向转变。1918年8月，毛泽东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五四革命运动，让毛泽东看到了自身认识中的不合理成分，由此开启了向马克思主义进军的道路，逐渐消除了唯心主义的消极影响，积极发展唯物主义的科学成分，实现了知识理论的根本改变。1937年7月，毛泽东《实践论》的问世，标志着其辩证唯物主义知识体系的确立，在科学的阐释了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后，毛泽东致力于把中国具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毛泽东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人无法创造世界，但可以用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影响和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毛泽东的认识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延伸到了吸收借鉴外部，从而为科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波普尔科学知识增长路径选择的背景考察

波普尔所处的年代正是现代自然科学革命时期，也就是科学界产生重大发现的时期，一方面，波普尔以猜想和反驳为核心的科学知识增长形成与发展理论有自然科学进步发展的原因，另一方面，是顺应时代要求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关于知识的见解，既有来自古希腊时期对知识分类、科学知识本质研究的历史渊源，也有来自近代科学知识增长的推波助澜，更有直接建立在对逻辑经验主义经验归纳原则的批判基础之上。

第一，神话理论向自然科学知识的转变。欧洲科学知识的产生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最早可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对知识的原初概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在柏拉图那里，存在着两个世界，一是理念世界，二是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虚幻的影子，知识是对普遍本质及理念的把握，是绝对的真和具有必然性的观念系统，这里的知识理论表现为唯心主义的特点。亚里士多德则是在继承柏拉图“知识就是真的信念”基础上，主张科学知识开始于前提，科学知识的获取通过纯粹的演绎，科学知识的增长是通过演绎这一过程的重复而实现知识的必然性增加，其对科学知识的阐述为近代经验主义者的知识理论奠定了基础。到了欧洲哲学史上的近代，自然科学得到迅猛发展，科学的发展为哲学的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持。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和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既实现了把古希腊时期科学知识加以系统化，又进行了对知识的获得和增长方面的深入探讨。波普尔知识增长的理论建立在对近代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直接继承与批判基础上，是对理性主义批判的结果。

第二，康德哲学的借鉴与修正。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理论以及将主体性引入到科学中来并扮演主角的观点，是波普尔科学知识增长理论得以建立的决定性前提。波普尔继承康德思想的一个根本点是，科学理论是人造的，从而强调了主体性在科学理论创造过程中的作用，特别是对康德“人为自然界立法”主体性思想的直接继承。波普尔修正的是康德关于人造理论先验正确的言论，他用他科学方法中具有决定性的观点，科学理论是假说，知识来源于猜测来取代康德的观点。在波普尔看来，科学知识或者假说本身是可证伪的，如果不能，则不属于科学理论的范畴，又因假说具有可证伪性，因而就要对其采取批判的态度，科学知识的增长是通过猜想与反驳发展的，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力求找出错误和弱点，从而达到无限逼近真理性认识的过程。

二、毛泽东与波普尔科学知识增长的路径

波普尔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他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或者说路径选择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产生过巨大反响，而来自于同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认识理论的跨越与进步，更是影响了世世代代中国人对知识增长路径选择的科学认识。因而，首先必须要明确毛泽东与波普尔科学知识增长的路径。

(一)毛泽东的科学知识增长路径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亦是毛泽东思想诞生的主要贡献者，研究其对科学知识增长路径的认识不仅有助于开拓哲学理论视野，也为党的科学发展提供进一步理论支撑。

其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知识增长路径。毛泽东是诞生于19世纪末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哲学家，亦是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领袖。其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形成的诸多理论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诸如《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研究成果络绎不绝。《实践论》作为毛泽东认识论的经典代表之作，诠释了人类认识发展过程和认识发展规律，总结出实践对于知识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实践是知识发展的动力，人类的知识进步，总要经历由低级到高级、由片面到全面、由局部到整体的渐变发展过程。任何知识，只有在被科学地证实了符合客观事物的实际，才能被认定为可靠的知识。而知识在经过系统化的加工变成理论时，又会以新的形式反作用于实践，从而对实践的活动做出指导性的意义。新一轮的实践活动，又会对新知识发挥作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循环往复乃至无穷，就是知识增长源源不断的路径选择。

其二，科学知识增长的起点为实践，终点为获取真理性认识。毛泽东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实践是处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位置，人的认识离不开实践。排斥和否认实践的重要性，只会得出错误的理论。因而，在毛泽东看来，实践是科学知识增长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形成关于该事物片面的认识，亦即有关感觉印象的模糊认识阶段。伴随社会实践的继续，人们会在感觉印象的催化下，形成关于该事物的概念性理解，亦即理性阶段的到来。“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达于思维，到达于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真理的认识。”

(二)波普尔科学知识增长的路径

其一，问题—猜想—反驳—新问题的知识增长路径。20世纪，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巨大冲击，更是激发了一批有志之士寻求科学知识增长的不懈探索，作为时代的产物，波普尔科学知识的理论犹如甘霖，解决了人民精神的短暂饥渴。在波普尔有关科学知识增长的论述里，探寻知识之路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提出问题。科学知识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界或是认识对象的一种普遍性猜测，要想有猜测，首先第一步是要提出问题，问题意识是猜测的发端。第二，猜想。在波普尔看来，理论先于经验，科学家们只有进行大胆猜测后，并把它视为一种理论，才能用于实践。诸如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科学成就都是来源于对生活实际的暂时性假设和猜想，并在进一步求证过程中得以证实。第三，反驳。根据波普尔的证伪原则，科学知识的增长关键在于可证伪，通过对事先假设和猜想进行观察、实验和检验，从而筛选出逼近真理的新理论。第四，提出新问题。新的理论被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所证伪，从而产生新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的推进，是逼近科学真理的必经之路。

其二，科学知识增长的路径起点为问题意识，终点为无限逼近真理。波普尔哲学是对现代自然科学做出的唯理主义反应，他从爱因斯坦和康德那里找到了两个思想来源，即批判和唯理性主义，并独创性的将它们糅合成“批判理性主义”。他认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表明，科学的精神是批判，科学就是理性不断做出的假说，而该假说又会不断遭到批判和证伪，正是基于这种对科学知识增长的源源不断的问题意识，而使他的学说呈现惊人的魅力。此外，他还突破了把科学知识看作是静态的累积过程，用批判理性主义的证伪主义加以分析，并把理性重建的过程复现为“问题—尝试性解决—排除错误—新的问题”的四段图式。他认为，科学家的任务是，根据问题大胆进行猜想，努力按照可证伪度高的要求提出假说，该假说具有较多的真性内容，尝试性假说提出后，进入反驳，这时需要根据经验，按照确认度高的要求排除错误，从而保证所接受的理论假性内容减少或不增加，这样科学发现的目标便是获得逼真度高的理论。

三、毛泽东与波普尔科学知识增长路径选择的评价

作为中西方不同思想文化冲击下的智慧结晶，毛泽东与波普尔对科学认识增长路径的认识各有千秋，有合理的成分，也有认知方面的偏差与不足。对待来自东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截然不同的制度影响下的思想，我们要秉承以我为主、海纳百川的姿态实现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融合，以促进世界文明的共同进步与繁荣。

(一)进步性

思维的迥异，决定着毛泽东与波普尔对科学知识增长的认识在不同历史背景发酵下表现出各自独特的作用，尤其是在把科学的或实践的东西融入到本国国情中，更能发挥思想的进步性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功能。

首先，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品质。毛泽东是一位在中国的革命与实践道路上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在把马克思主义一系列科学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被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成果，并为后来者所效仿。在指导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中，毛泽东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对片面强调或夸大理论或实践的任意一方，体现了其思想理论的丰富辩证性。真正的知识或者科学从客观实际中产生，并为客观实际所证实，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对中国革命道路科学认识不断累积的脚步，更离不开对中国问题的不断发现与解决。认识世界就是一个由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其次，波普尔：试错法的经验借鉴。波普尔对科学知识增长的贡献表现为他把科学进步的过程看成是动态的进化过程，从而成为进化认识论的创始人之一。波普尔认为，“科学家的工作是提出和检验理论。”在他看来，科学的目的不是要使理论达到较高的概率，而是要使理论具有丰富的内容，能够解释较多的经验事实，而科学家推动科学发展的方法主要就是大胆的猜测和不断的检验，这就要借用试错法作桥梁。试错法既是科学知识增长的机制，也是生物进化的机制，科学知识增长的过程如同生物进化一般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科学始于问题，随后提出尝试性的理论，继而是排除错误，最后又提出新问题，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循环，也就是说，知识的增长或学习过程，不是重复或积累的过程，而是排除错误的过程，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过程。

(二)局限性

毛泽东与波普尔科学知识增长路径选择是历史造就的产物，因而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由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二者对科学认识增长的见解不可避免的带有局限性。

其一，毛泽东：超实践的真知如何成为可能？诚然，毛泽东的认识论在充分肯定客观物质世界是认识的源泉这个基本前提下，揭示了认识来源于实践的道理。但是，毛泽东对科学知识的认识一旦超越了实践认知的范畴，便成为无法检阅其正确性的东西。譬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其科学的言论无法从社会实践中获得真知，甚至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乃至经验道理相违背。跨越了时空界限，真正的科学知识要从哪里产生，从哪里得以检验，又从哪里得以发展进步。爱因斯坦之前，人们普遍对牛顿的力学理论深信不疑，认为其是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将永远为世人所铭记。当爱因斯坦提出的假说在新的理论成果上被逻辑推理证实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牛顿的理论就显得黯淡了。但问题来了，爱因斯坦的理论一旦被引入社会实际，一切的理论似乎又成了站不住脚的假说，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讲，未经实践证明或实践本身无法证明的理论是否就一定不可能是真理？

其二，波普尔：抽象法则的逻辑演绎脱离实际。波普尔科学知识增长的理论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波普尔作为认知主体猜测性创造物，因而，他的理论有科学的成分，也有主观臆想的不足。波普尔科学知识增长理论的最大局限在于他完全是从逻辑上推理出科学知识的产生、增长等问题。实践是认识产生的根源，人类通过社会实践形成认识，并将认识活动的内容加以内化，产生主体所特有的认知结构和图示，形成专属于个体的认知能力，波普尔从根本上忽略了认识产生的根源是实践。波普尔虽然认为知识的增长是一个动态过程，但他主要是用理论这个逻辑范畴来进行知识的重建，把科学的进步仅看成是猜想与反驳的理论批判过程，这样，他的科学知识增长理论和科学实际相比较就显得贫乏，不能反映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虽然波普尔也认识到观察与实验在科学进步以及认知主体自身发展中的作用，但他并未上升为实践高度，简言之，波普尔的试错渐进科学方法论是单从逻辑出发得出的，过于简单，缺乏实践。

毛泽东与波普尔科学知识增长的路径既是建立在继承和批判传统认识理论的基础之上，又是在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下孕育而生的理论成果。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不接受传统权威的压制，而是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敢于向自己以及他人的认知体系提出挑战，科学知识的增长关键在于批判基础之上的理论创新。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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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勇.逼近真理的证伪之路——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的科学发展模式[J].理论界，2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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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玲娟，杜智涛.波普尔知识理论研究径路分析[J].求索，2011，(5).

[9]阮添辉.毛泽东个性发展思想及其启示[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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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佩婕.毛泽东知识观及其教育价值[D].河南理工大学，2012.

[12]李淑英.波普尔科学知识增长理论述评[D].山东师范大学，2004.

责任编辑：李新红

Scientific Knowledge Growth Path Selection——On Mao Zedong and Popper’s Theories

LIU Qi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lthough Mao Zedong and Popper’s Scientific Knowledge Growth Path Selection come from different culture，there are similaritie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ir ideas in terms of the pursuit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Mao Zedong’s scientific knowledge growth path theory is based on the absorption and borrowing from Marxism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while Poper’s cognitive idea is based on the criticism and inheritance on Kantism. Both of their ideas are great works on social background and make significant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 to the advancement of human society.

Mao Zedong；Popper；scientific knowledge growth；path selection

2016-10-13

刘 庆(1992-)，女，安徽肥西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1004—5856(2017)07—0009—05

A841.1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7.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