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俄译版译者
——小西增太郎

张春芳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24）

在俄罗斯的汉学研究中，作为中国哲学经典的《道德经》广受关注，在“诸子百家”中在俄国和苏联时代受重视程度最大，投入翻译和研究的力量最多。

早在帝俄时期就出现了“研究中国道教思想”的沙皇圣谕，由出使中国的使团司祭西维洛夫于 1823年（未出版）完成《道德经》最早的俄译本。这位汉学家依照自己的理解为每章加注标题，1915年扎莫塔依洛以《丹尼尔（西维洛夫）档案资料中未公布的＜道德经＞译文》发表。

1894年，丹•科尼西教授翻译的《道德经》刊登在《哲学与心理问题》杂志上。这一译本引起俄罗斯广泛关注，因为它的校对是列夫•托尔斯泰及其发表的理论性文章《论老子学说的本质》。苏联时期，苏籍华人杨兴顺与 1950年发表了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加以阐释的译本，成为苏联时期最常用的译本；当代译本中有苏霍鲁科夫、古夫申诺夫的诗体译本，其中有俄罗斯侨民诗人夏云清的俄译本，其水准最高，被俄罗斯汉学界公认为唯一保留了原作诗歌韵味的译本，译本不仅理解到位，翻译精准，而且再现了原作的文学性。尽管俄译本众多，但风格迥异，或拘泥于原文，逐字逐句的翻译，或附加详尽的注释散发出较强的学术气息，如谢缅年科版、卢基阳版、马良文版、萨夫鲁辛版；或秉承圣彼得堡学院风格，采取忠实原文本翻译加以注释和研究相结合的译本，如陶奇夫版；或联想和个人解读发挥色彩浓郁的译本，如维诺格罗斯基版；以上这些译本虽各有千秋，但都建立在翻译基础上对《道德经》进行解读和研究的尝试，多伴有研究文章出版，或以译作为附录。但是，其中只有两个是从汉语直接翻译的版本，苏籍华人杨兴顺译本和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丹·科尼西（小西增太郎）译本。后者是由汉语编译、列夫·托尔斯泰校对的译本影响深远，同时也得益于托尔斯泰的大力推介而引发对《道德经》的关注和研究。

小西增太郎，又名丹尼尔•科尼西，日本人，1861年4月4日出生在冈山县,父亲是个药店职员。四岁开始跟随教书法的奶奶习字，所用书法字帖名为《老子道德思想录》。成年后的小西经常对友人说：“奶奶的字是我见过的、写得最好的字。”7岁时，他到野崎武吉郎家族的内海盐场做童工（今天的日本内海盐业株式会社-编者注）。因为写得一手好字，他很快就成为了一名小文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小西认识了一位日本东正教教会使团的修士。1879年，小西皈依了东正教并接受了洗礼，取教名：丹尼尔•彼得洛维奇。因为与东正教结缘，他到东京进行短期的俄语学习，之后，和野崎武吉郎被送到基辅宗教学校进修，野崎武吉郎资助了他的学习生活，他专攻了神学史。此时，他不喜欢俄国和俄罗斯人，他认为，俄罗斯民族是缺少修养、酗酒且臭气熏天的低等落后民族，有着大日本帝国公民的盲目自傲心理。5年后，他考进了莫斯科大学历史宗教哲学系。在此期间，因为对俄罗斯宗教哲学思想的不断了解和深入，1892年，他萌生了把中国哲学经典《道德经》译成俄语的想法。他的导师是尼古拉•雅克夫列维奇·格罗特--俄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莫斯科心理学学会会长，同时也是《哲学和心理学问题》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他注意到了自己这个日本学生的想法，因为他的友人列夫·托尔斯泰正痴迷于《道德经》，他决定介绍二人认识。

1892年11月 ，在一个周六的晚上，格罗特把小西增太郎引荐给了列夫·托尔斯泰。这是小西第一次见到托翁，也是他们友谊的开始。这一年托尔斯泰68岁，小西26岁。小西增太郎没想到，他会在雅斯那亚波良纳庄园一直待到了次年的三月。这一年是托尔斯泰自1876年以来对东方哲学、尤其是老子的哲学思想兴趣最浓厚的一年，之前，他曾拟和助手波波夫翻译《道德经》，未果；后又综合了德、法、英译本再次尝试翻译，也未能实现。小西增太郎是托翁遇到的第一个既懂汉语又懂俄语的学者，也首次让老人感受到了汉语的神秘、精炼和智慧。得知小西的翻译意向之后，托翁毛遂自荐为小西的《道德经》俄译本做校对。小西给他的每一段俄译文，都被他拿来和德、法、英译本做对比，认真仔细地阅读、修改。历经三个月，终于，在1894年他们的《道德经》俄译本问世了，发表在格罗特的《哲学和心理学问题》第三期。此次合作也推动了托尔斯泰对《道德经》翻译工作（节译）的进展。1910年，托尔斯泰的译作出版，名为《列·尼·托尔斯泰选编，中国圣人老子格言》，并附有两篇论文，其中一篇是托尔斯泰本人撰写的《论老子学说的本质》。在这个译本中，可以看到托翁对老子哲学思想的托式诠释，可以看到他对老子学说的崇敬。

1896年的夏天，日本著名的作家、记者、右翼思想家德富苏峰（本名德富猪太郎）通过小西的推荐拜谒了托翁。还没有资料说明德富苏峰具体拜访托翁的原因，但是，在基督徒德富苏峰要返回日本前夕，托翁委托他转交小西增太郎一本俄语版《圣经》。这本《圣经》的很多书页上写满了作家为他的日本友人专门做的标注。这本《圣经》不仅成了小西的每日必读，而且一直陪伴他到人生最后时刻。

1909年，小西和已经开始接手经营家族盐业企业的野崎武吉郎第二次拜访了托翁的庄园。在太田健一撰写的《小西增太郎-托尔斯泰-野崎武吉郎-友谊的轨迹》（2003年，东京）一书中写道：“伟大的作家（指列夫.托尔斯泰）非常喜欢的年轻人有两位，一位是法国人罗曼·罗兰；一位托翁最爱的日本人--小西增太郎。”由此可见，在日本小西增太郎已经成为了和俄罗斯联系的桥梁。小西也在自己新书的《译者序言》中详细讲述了他和托翁之间的相识、合作和托翁为他的《道德经》译本自动请缨的热情、他们合作译本的发表。

在和作家合作之前，小西在俄国就已经出版了几篇有关中国哲学家老子的文章，也是因此才会有了之后的见面和会谈。著名托尔斯泰研究专家亚·约·席福曼也写到：“他们（指列托尔斯泰和小西增太郎）都是讲求效率的人，是擅采纳、虚心并修养极高的、知识渊博的学者，小西展示给托翁的是东方充满智慧的思想、中国和日本文化的交融，这一切为托翁研究东方、了解东方、尤其是中国哲学思想给予了无价的帮助……在三个月的共同工作和生活中，托翁曾经试图说服年轻的日本友人认清官方教会的欺骗和学说的虚伪性……”但是，接受了东正教学说并随时准备为其献身的年轻人极力地维护自己的信仰，并和托翁就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四年后，回到日本的小西在众多事实面前，最终对官方东正教思想产生了极度失望的情绪。他在给托翁的信中坦白了自己的失望和沮丧。作家在回信中称赞了年轻友人的“洞察力”，肯定了他的成长并为之喜悦。

小西以翻译《克里采奏鸣曲》来向作家致敬，并列出了一系列的托翁作品，准备将其译成日语。1896年9月30日，托尔斯泰给他的信中写道：“我总是无法理解，也感到不可思议，像日本这样充满智慧而不迷信的民族是如何接受、信奉所有不合理的宗教信条的，这些不合理的信条是基督教的核心，无论是天主教，还是东正教、路德新教都以它为核心……”

小西回到日本后曾经在两所大学任教：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私立大学，同时，他还成为了托尔斯泰文学作品和思想推介的日本知名学者，他为托翁作品在日本的推广做了大量讲座并撰文宣传，翻译了《克里采奏鸣曲》和《地主和农民》。1910年11月，小西作为友人参加了作家的葬礼，成为了参加作家葬礼的唯一的日本人。同年，他翻译了作家送给他的《圣经》。

在1913年的一天，小西收到了寄自俄国的一个包裹，一周后收到了第二个。包裹里是几十本薄薄的黄色封皮的《老子》俄译单行本，这也是在托翁去世三年后出版的纪念单行本，名为《老子·道德经或道德之书》，由列·尼·托尔斯泰编，京都大学教授丹·彼·科尼西译自中文，谢·尼·杜雷林增补注释。小西把这些珍贵的译本都送了出去，其中一本迄今仍保留在京都大学图书馆，这个单行本也一度被小西作为在京都私立大学的俄语教科书使用。用过这本教科书的大学生中有日本著名作家高仓辉（1891-1986）（其在1951年描写农民生活的《猪之歌》在1953年被翻译成俄文在苏联发表），他写过有关小西增太郎教授的回忆文章；日本社会活动家近卫文磨（1898-1945）在其政治生涯和人生的最后几年一直和小西交好。1939年，日本主张侵华的近卫内阁重组期间，担任外交部负责人的近卫文磨曾计划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并准备邀请小西做自己的秘密使者和翻译，未果。小西在京都私立大学担任了神学系圣经地理学和俄语课程，但是，在每一个适当的时机他总在讲述托翁的作品，希望更多的大学生去阅读、了解托尔斯泰的作品和思想，他把大学的讲台当成了介绍托翁作品和思想的平台。极大的促进了托尔斯泰在日本社会的知名度，也开启了日本文化界对俄罗斯文学作品的关注。

1914年，小西增太郎突然离开了高校。很多资料证明，他的离开与他的儿子小西裕次郎参加了大学生反战活动而被开除有关，小西裕次郎后来也成为了托尔斯泰思想的崇拜者，曾把托翁作品翻译成尼泊尔语，并在托翁的女儿亚历山德拉•托尔斯塔雅在尼泊尔游历期间充当翻译。1916年，小西一家移居到了海参崴北京大街37号，曾担任了日本明治贸易公司的顾问，为其他几个在海参崴的日本公司工作，同时，他在海参崴依然常常为这里的日本人做有关托翁的报告，把托翁介绍到日本成为了他终身的责任和事业。

1929年，亚历山德拉·托尔斯塔雅和秘书奥莉雅·赫利斯安诺维奇经由海参崴去日本。在去往日本的途中，托尔斯塔雅一直在感受父亲的话，“在旅行途中要尽可能多得欣赏沿途的美景，当你欣赏美景疲倦的时候，另一半旅途就去思考路那头的那些人，你就不会再感觉到寂寞了。”如果说在日本有人会等待她，那么就非小西增太郎莫属了。小西也为了迎接自己俄罗斯朋友的女儿，在距东京不远的荻洼市（今东京市杉並区）为托尔斯塔雅造了一栋俄式风格的房子。托尔斯塔雅在日本期间就在住在这栋房子里。这栋房子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都保留在小西裕次郎名下。

1936年，已经到了美国的托尔斯塔雅为小西的新书问世寄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这封贺信发自1936年8月16日，在信中她谈到了父亲和小西在翻译《老子》工作中的愉快合作。1937年，一位日本人给托尔斯塔雅写信说，“在小西君和伊万君（指伊万·阿基莫维奇·谢奴玛，东京神学委员会首领导--编者注）的促进下，日本成立了资助托尔斯泰女儿联合会。”这一切可以看作是小西推广托尔斯泰作品和思想的一个结果。

小西增太郎多次给在美国的托尔斯塔雅汇款，资助她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在获悉小西曾太郎猝然离世后一个月（1940年10月10日离世），她再次收到了小西的汇款，最后一笔汇款，和一块金表，一个小西生前从未离身的金表，这是小西增太郎留给托尔斯塔雅最后的纪念。也是对自己终生的良师益友托尔斯泰的致敬。

小西增太郎，教名丹尼尔·彼得罗维奇·科尼西，为托尔斯泰的作品在日本的推广和普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奠定了日本对托翁作品和思想研究的基础。在1996年12月15日，日本成立了托尔斯泰作品研究会。协会成立的目的主要有两点。1，开发与托尔斯泰相关的研究资料并普及相关的研究成果；2，通过对托尔斯泰教育哲学的相关研究，改善当今教育中出现的不足和问题。主要涉及托尔斯泰的教育观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和托尔斯泰主张和平的观念。在第九次总会上，有一位东京外国语大学的教师中本信幸撰写了论文，名为《托尔斯泰与老子——思想范畴转变的尝试》。所有这一切都是小西增太郎努力的目的和结果。

[1]闫国栋,俄罗斯汉学三百年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

[2]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3]Васильев В П Религия Востока: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буддизм и даосизм. СПб.1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