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超历史性”
——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

朱灏 曾祥云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上海200433）

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超历史性”
——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

朱灏 曾祥云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上海200433）

在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作的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实际上阐述了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思考，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对两种错误历史观——将“英雄”神圣化或将历史神秘化——所作的批判；二是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究竟具有什么作用；三是如何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历史唯心主义的超越，但是只要历史还没有真正翻开新的篇章，种种异化的历史依然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形而上学神话，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可能被错误地理解为某种超历史的“历史哲学”。在此，正确理解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正是改变历史的第一步。

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心主义阶级斗争超历史

在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登基后，马克思在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撰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马克思为该文撰写了第二版序言。马克思逝世以后，1885年恩格斯又撰写了第三版序言，并将该著作评价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范例：“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1〕（P667)尽管马克思说过，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自己的看法为根据，但是面对一部自己在17年前撰写的时评性著作，或许马克思本人所写下的第二版序言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之真谛。

一、马克思所反对的两种错误历史观

在第三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换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1〕(P667)在此，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画龙点睛式的阐述。虽然马克思在第二版序言中并没有直接谈到自己的方法，然而他在批判维·雨果1852年所写下的《小拿破仑》和皮·约·蒲鲁东在同年出版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时，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自己的方法。雨果曾经一度支持波拿巴，在1848年的总统选举中还给波拿巴投过票，但在1851年波拿巴发动政变后，始终信仰共和的他被迫流亡国外，并在此期间创作了《罪恶史》、《惩罚集》等文学作品以抨击这位独裁者；而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蒲鲁东在1849年就因为着文反对波拿巴而被捕入狱。对于雨果的《小拿破仑》，马克思如此评价：“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主要发动者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一个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某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巨人了。”〔1〕(P664)由于雨果没有认识到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于是当雨果对波拿巴越是痛恨、批判越多，他反而越是在“恭维”波拿巴，所以当雨果用拿破仑一世的功绩来讽刺拿破仑三世的耻辱时，他实际上是把侄子摆得跟伯父一样高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史观，其崇尚个别英雄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认为英雄——在此，英雄究竟是正面还是反面人物并不重要——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对于蒲鲁东的《政变》，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撰学家所犯的错误。”〔1〕(P664)蒲鲁东表面上看起来比雨果高明，他似乎看到了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但同时却完全忽略了人的主观作用，于是这种批判完全撇开了波拿巴的责任，实际上变成了为波拿巴所作的辩护。这种历史观表面上试图将历史描述为客观历史，但是由于这种历史实际上是抽象的、脱离了人的活动的历史，于是这种所谓的客观规律性，如果再往深追溯，只能是来自上帝或者某种神秘的天命，于是仍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唯心主义当中。

在维克托·雨果和蒲鲁东看来，人与历史是相互对立的两种存在，在这种对立中他们自然只能片面强调某一个方面，于是只能将英雄神圣化或者将历史神秘化。这里实际上已经隐含着两个核心问题：人类社会的历史究竟有没有规律？如果历史有规律，人在历史中究竟起什么作用？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唯物史观何以从根本上区别于并超越了以往一切历史观。

对此，马克思指出：“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1〕（P664）在此，马克思似乎同样强调了政变的“客观”性，而对于政变的主角他也给出了无比的蔑视，这从这一著作的标题中所饱含的讽刺意味——波拿巴的政变不过是借尸还魂——也能看出来。然而在此有几个不可忽视的关键词：“阶级斗争”、“局势和条件”以及“有可能”。显然，马克思认为对这一事件和人物的分析都必须联系现代阶级斗争的物质经济条件。这种所谓的客观的“局势和条件”是当时法国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长期造成的结果，阶级斗争的根源则必须追溯到经济基础中去；而波拿巴不仅仅是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他奸诈凶狠，在长期的投机与斗争中积攒了丰富的经验，于是这样一个人才可能充分依靠“拿破仑”这个姓氏在法国的特殊魅力，并借助当时的局势和条件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此，我们可以对波拿巴作出两句看上去像是“废话”的定性概括：如果波拿巴不是拿破仑的侄子，他绝对不可能窃取国家的政权；同时，与此一点不矛盾的是，尽管波拿巴是拿破仑的侄子，但是他也绝对不是必然地能够轻易地继承拿破仑的遗产。

历史并不是一场已经被人写好了剧本的戏剧，历史人物也不是只能扮演某个固定角色的演员，在马克思看来，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P669)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人。所以马克思既强调了历史的客观必然性——经济基础的制约作用，又没有否认人在其中的主观能动性；历史有规律可寻，却又充满了偶然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偶然性和复杂性却是历史规律唯一可能实现和展开的方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2〕(P254)于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客观与主观、必然与偶然、是与应该、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与实践的统一。不然，如果一场革命注定要胜利或者失败，那么人的主观性又有什么用？斗争的策略难道没有任何意义吗？

由马克思所作的这种批判中可以预见的一件事实是，在后世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当中，出现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两种截然相反的错误理解一点都不新奇，甚至是必然的，这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经济宿命论和对社会主义的伦理改造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3〕(P93)可见不管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形而上学的神话——其具体形式可能是旧的哲学、唯心史观或者政治学、经济学，不过这并不重要——进行了何种程度上的揭露与澄明，在创造各种形而上学的神话的土壤——异化的历史——被彻底改变之前，这种神话依然会以新的形式不断重生。所以卢卡奇十分清醒地看到：“这里已经表现出他们——多是不自觉和肯定不承认的——在意识形态上向历史唯物主义投降。……与这一点丝毫也不矛盾的是，大约从伯恩斯坦开始，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也越来越厉害地处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3〕(P321)不过在此插入一句，即便是某种片面夸大了主体能动性的无产阶级历史观和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在本质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对此卢卡奇也有过专门的论述：“任何一种资产阶级历史观的逻辑立场都力图把‘群众’机器化和英雄非理性化.……也倾向把‘环境’和‘群众运动’看作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和只把个人看作历史的个体。”〔3〕(P218)这种错误的无产阶级历史观即便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也至少是把历史的主体看作人民群众而非少数精英，在这一点上还是比资产阶级唯心史观进步很多。

二、精神因素、人的意志在历史中的作用

雨果在《悲惨世界》说过，倒下的拿破仑仿佛比站立的拿破仑更加高大，这一预言在后来果然得到了应验。而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却有一句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预言：“但是，如果黄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1〕(P664)马克思显然对自己的这句结束语十分“得意”，在整篇长文中他唯独将这句话专门挑出来在序言中又重新引用了一遍，马克思认为自己的预言在这17年的历史中已经得到了应验，其表现为“法国的出版界借助历史研究、批判、讽刺和诙谐等等武器彻底破除了关于拿破仑的奇谈”〔1〕(P665)。同时马克思认为在法国境外，“这种与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断然决裂，这个非同寻常的精神革命，很少有人注意，更不为人所理解。”〔1〕(P665)在此，马克思实际上集中讨论了精神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实际上，直到今天“拿破仑”这个名字对于法兰西这个民族依然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更何况在当时那个时代。但在马克思看来，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拿破仑则是农民的王朝，但这里的农民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是渴望守着手里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拿破仑的侄子”这一身份让波拿巴似乎也跟着光芒万丈，帮助他赢得了总统选举。在总统选举中，波拿巴获得了600万张选票，远远超过了资产阶级制宪议会所推出的代表卡芬雅克所获得的100万张选票，对此马克思指出：“在投票箱的底层放着的原来是制宪议会的死刑判决书。它寻找‘母亲的儿子’，但找到的是‘伯父的侄子’。”〔1〕(P481)而这次选举的本质是：“1848年12月10日是农民起义的日子。只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法国农民的二月。……由他们投票推翻的共和国是富人共和国。……12月10日的事变是农民推翻现政府的政变。”〔1〕(P481)精神的因素在这里看上去似乎是起着决定历史走向的作用，然而这种对于拿破仑的支持或者缅怀——一个拿破仑的侄子都可以让全法国人民兴奋——实际上是由当时法国的社会存在特别是法国人民的生活现状所决定的，因为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于是他们一边高呼着“取消捐税，打到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1〕(P481)，一边走向投票站。表面上是法国人对拿破仑的崇拜帮助波拿巴赢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但这种精神因素并不是历史的决定力量：首先它来自拿破仑历次对外战争所建立的卓越功勋和他颁布的《拿破仑法典》所推动的改革，这种改革满足了农民和资产阶级以实实在在的利益诉求；其次，这种精神因素并不是永存的，其往往只能出现在法兰西民族社会发展中的低潮期。在此可以举例说明：1815年3月19日被流放的拿破仑偷偷返回巴黎在法国人民的支持下重登皇位；1833年，在复辟时期被拆除的拿破仑雕像重新被竖立在旺多姆圆柱上；1840年12月，法国七月王朝将拿破仑的遗体从圣赫勒拿岛恭恭敬敬地迎回，90万巴黎市民冒着严寒迎接他的遗体；1940年希特勒将拿破仑一世的儿子“罗马王”的骨灰送回法国，与拿破仑一世一起合葬在巴黎荣军院。可以说，每当法国人民受到外敌侮辱或者无法忍受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时，他们便开始想念这位战无不胜曾给法兰西带来了无数荣光的皇帝，所以拿破仑才能两次登上皇位，甚至将这个皇位“传给”自己的侄子。

再次，正如当时的《新莱茵报》在评论这一选举时认为：“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正因为他无足轻重，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1〕(P482)波拿巴的上台既依赖于农民的支持，又是各阶级斗争平衡的产物。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那时相互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2〕(P189)在这里，力的平行四边形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于是波拿巴恰好成为了那个决定历史走向的“英雄”。在此我们可以对波拿巴作出第三句概括：即便波拿巴凭借拿破仑的影响登上高位，他并不能仅仅凭借拿破仑的影响一直维持自己的地位。可以说在当选总统之前，波拿巴一直处于人生的上升期，然而一旦他通过政变登基，他便到达了再也不可能突破的巅峰而不可避免地要开始走下坡路了，波拿巴仿佛一次性取出了所有“伯父”曾辛苦储存在“法兰西国民精神银行”里的遗产，而在此之前他只是在长期支取其利息，于是法国人——主要是法国农民——便再也不亏欠拿破仑家族什么了。实际上法兰西人民本来就不亏欠拿破仑任何东西，然而一旦伯父在侄子身上“真的复活”，便是亵渎了法国头号英雄最传奇的故事，波拿巴便要开始独自替“拿破仑”这个光辉的名字还债了。而从这个时候起，波拿巴才发现这并不是一幕喜剧，“只有当他扫除了盛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戴上拿破仑的面具装做真正的拿破仑以后，他才会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成为一个不再把世界历史看做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做世界历史的认真的丑角。”〔1〕(P720)

然而，伯父和侄子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村土地的小块化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小块土地的界桩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1〕(P765)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贵族的地产已经被资产阶级的资本所取代，农民的小块土地成了资产阶级吸血鬼竭力榨取的对象，“农民的利益已经不像拿破仑统治时那样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同资本相协调，而是同他们相对立了。”〔1〕(P766)当波拿巴不愿意拿出真金白银——废除盐税和葡萄酒税——来还债时，历史也决定了他不可能这样做，习惯根据葡萄酒税来鉴别政府气味的法国农民便会发现“路易·波拿巴和别人是一样的。”〔1〕(P524)其实波拿巴本来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在过去之所以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只不过因为他本来就是农民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所以农民在有数百万人签名的反对葡萄酒税的请愿书中，把他们一年前投给‘伯父的侄子’的选票收回去了。”〔1〕(P524)于是，可笑的波拿巴便只能“同时又像个魔术师，不得不以不断翻新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视线集中在他这个拿破仑的顶替者身上”，〔1〕(P743)然而这只能是一种徒劳，当拿破仑的亡魂再也不灵了，波拿巴只好撕下“帝国即和平”的假面具，企图用对外战争来转移人民的视线，试图挽救帝国的危机，1870普法战争法国战败敲响了第二帝国的丧钟，然而战败不过是波拿巴必然下台所借以实现的一种偶然方式而已。所谓精神的能动性还是源于物质经济基础。

三、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把可以随意使用的万能钥匙

在序言的最后一段中包含大量重要的信息，马克思表示希望这部著作能清除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凯撒主义就是独裁主义，但在马克思看来，将波拿巴同凯撒作比较是一种肤浅的历史对比，因为人们忘记了主要的一点：“即在古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1〕(P665)所以马克思认为古代阶级斗争与现代阶级斗争存在着本质的差别，所以两种斗争产生的怪物——凯撒与波拿巴——也是完全不同的，并引用了西斯蒙第的名言：“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1〕(P665)在此，西斯蒙第所说的罗马的无产阶级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业无产阶级完全不同，罗马的无产阶级是平民特别是破产的自由民，然而日渐衰败的奴隶制依然让人认为“一切生产劳动都是奴隶的事，让自由的罗马人来做有失他们的身份”〔2〕(P166)，所以他们是一群不愿劳动、整天无所事事、依靠社会生活的无业游民。不过罗马的这种无产阶级恰恰有点类似法国的流氓无产阶级，如果说波拿巴与凯撒真的有那么一点类似的地方，其相似的地方大概在于凯撒对于罗马平民的利用和波拿巴对流氓无产阶级的使用上吧。所以马克思才指出：“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大量地重新找到他本人所追求的利益，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不加掩饰的波拿巴。”〔1〕(P719-720)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所谓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中，人们通常认为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发展过程的变化同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跨越是同质的，都不过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种社会制度必然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取代。然而，正如奴隶社会不是为奴隶阶级所推翻，封建社会也不是为农民阶级所推翻，在这两种阶级社会中，被压迫阶级并没有推翻压迫阶级的统治，就算某个具体的政权被推翻并不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性质。然而，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是完全不同的，其中的根本差别如卢卡奇所指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显示出一种原则上不同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经济结构。这时，竞争的生产制度不是同时以已经独立的制度出现（像资本主义开始时在封建生产制度中所表明的那样），而是它们的竞争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部无法解决的矛盾，即危机。”〔3〕(P341)在此，卢卡奇所讨论的重点问题是资本主义内部的经济危机的问题，然而有一点他却是在无意识中与马克思暗合了，即古代阶级斗争与现代阶级斗争存在着根本上的差别，其集中表现在无产阶级是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于以往一切被压迫阶级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阶级斗争。1871年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写下如此一段话：“如果你查阅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极其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2〕(P493)实际上马克思所希望打碎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国家机器，而是代表着整个阶级时代与阶级统治的国家本身——甚至这个词，即终结国家以及其产生的根源——阶级矛盾和阶级压迫，所以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便不能解放自己，也只有无产阶级才可能为真正为人类历史开启新的篇章，打通人类走向自由王国之路，而在此之前都不过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通常人们都喜欢援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出的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这一表述之后紧接着的还有著名的“两个决不会”以及所谓“历史五阶段”论。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唯物史观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在我国学术界有些人特别喜欢随意使用《资本论》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的那段话：“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解释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或减轻分娩的痛苦。”〔5〕(P83)于是便以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之核心是强调历史规律的客观必然性，于是经济决定论自然而然孕育而生。

然而，这些人往往忽视了在10年后的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俄国“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6〕P730这里的潜台词实际上是，如果俄国农村公社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便不受这样的规律制约。应该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所说的“现代社会”显然指的是以西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卢卡奇甚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3〕(P326)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不是某种普遍适用的超历史规律，而且其有着极其严格的适用范围，对此，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性真理和古典国民经济学的真理属于同一类型：它们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制度之内是真理。作为这样一种真理，而且只有作为这样一种真理，它们才是无条件起作用的。”〔2〕(P322-323)如果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人类史前史”的研究方法而存在，其最佳适用范围是资本主义时代，所以其“不能像运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社会形态那样完全以同一种方式运用于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态。……这就是为什么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各种古代社会必然比运用于十九世纪的社会变化要谨慎得多的原因。”〔2〕(P335)进而对于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卢卡奇给予了强烈的反击，他指出：“庸俗马克思主义几乎总是引用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但是它——自然是有意的——忘记了马克思在确定这种‘成熟’的历史时机时对这段话所作的补充说明：‘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3〕(P336-337)在此，撇开卢卡奇有意或者无意所犯的一个错误：他所引用的前面一句话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而后面那句话所出自《哲学的贫困》（1847年），如果仅仅从时间看，说后者是前者的补充显然是不合适的。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马克思看似矛盾的两句话甚至更多的个别词句中究竟哪句话才更有发言权——这种研究可能是很难得出什么结果的。也撇开当时深受黑格尔影响的卢卡奇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指什么这一问题。在此，核心问题不仅仅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在形式上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更在于其应当如何去应用，以及这种规律是否有着明确的界限，以及这种界限包括什么样的时间和空间。对此，我们需要好好领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下的这段话：“对现实的描绘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1〕(P153)所以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序言最后一段中所要表述的核心意思应该是，由于不同的时代存在着本质的差别，所以决不能拿一条抽象的规律来做愚蠢肤浅的对比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超历史的、抽象的、绝对的“历史哲学”。

在此，还可以对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精神’在各种最高形态里的、神圣的、绝对的过程的表现——‘精神’经过了这种发展阶段的行程，才取得它的真理和自觉。……世界历史是专门从事于表现‘精神’怎样逐渐地达到自觉和‘真理’的欲望。”〔7〕(P53-54)黑格尔的历史观固然是以绝对精神为核心的一种唯心史观，但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点，而是整个历史的展开，所以各种具体的“民族精神”与“世界精神”并不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于是黑格尔反对某种由外在反思所得出的超历史、一般的、抽象的规律，因为所谓的规律本身就是历史内在的关系。如果我们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这样的规律，那只能是回到了前黑格尔时代。于是，历史唯物主义所遭遇的命运，正如海德格尔评价柏拉图的“理念”这一概念在取代希腊人最初的“在”这一概念时所发生的事情：“是本质结论的东西本身被提升为本质了而且取代了原来的本质。”〔8〕(P185)这样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可能在形式上没有问题，但其本质同样早已经面目全非。所以我们需要谨记马克思的教诲：“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最大的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6〕(P730-731)

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人类社会史前历史中所产生的各种形而上学神话的真正超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其是“超历史”的；但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是内在于历史的本质规律，而非外在于历史的抽象反思，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超历史的“历史哲学”。不过这也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如果在通向自由王国的路上，人的异化与回归终归是同一条路，历史唯物主义所遭遇的命运也应该有相似之处，于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异化同样难免。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

[8]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责任编辑：王星闽〕

朱灏，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祥云，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