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思考

张秀娟

（宿迁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宿迁 223800）

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思考

张秀娟

（宿迁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宿迁 223800）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促使翻译研究的焦点从微观的语言层面向宏观的文化层面转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研究视野。但与此同时也对翻译研究发展的未来趋势与走向提出挑战。本文在分析“文化转向”给我国翻译研究带来的积极意义和其局限性的基础上，探讨翻译研究无论如何“转向”都不应该离开其源头——翻译本体的研究。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翻译本体

人类历史上的翻译活动就是不同文化交流与互动的活动。文化与翻译的关系密不可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逐渐成为翻译研究者、文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打破了传统的在语言学框架内研究翻译的藩篱,使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微观的语言层面转换的探讨，而转向关注于从宏观的文化层面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与制约的探讨，从而为翻译研究增加了新的维度，提供了研究视野，其积极的一面不容忽视。但同时也应充分认识到其局限性给翻译研究发展的未来走向提出的挑战。

1 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概述

一般认为，“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的概念正式诞生于1976年的比利时鲁汶会议。传统的翻译研究是在语言学的框架下进行的。其中主要代表人物雅格布森（Jacobson）将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卡特福德（Catford）提出翻译的描写理论；奈达（Nida）提出的功能对等理论等等。他们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译者的任务就是实现语言转换在语义、语法、读者反应等层面的对等、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作。该理论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着翻译研究的主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蓬勃发展的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翻译研究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以埃文·佐哈尔（Even Zohar）、图里（Toury）为代表的多元系统学派被认为是文化学派兴起的前奏（潘文国，2002）。随后相继出现了目的学派、操控学派，解构学派等。

1990年，翻译研究中的两位标杆性人物：英国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学者苏珊·巴斯奈特 （Susan Bassnett）和美国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学者安德烈·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在合著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明确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并在随后的几年里发表或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著作阐发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观点。勒弗菲尔在另一部代表作《翻译、改写与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中提出“操控”的概念，认为翻译即改写，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诗学主张、赞助人等因素对翻译活动进行制约或操控。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或操控学派就此诞生。文化学派的发展势头正如“文化转向”的提倡者们所倡导的将翻译研究边缘化的状态推向中心舞台一样，文化学派也逐渐取代传统的语言学派，成为当今翻译研究中的主流学派。文化学派在批判传统语言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将研究问题从“如何译”转向对“为什么翻译”、“谁来翻译”“翻译什么”“为谁翻译”等问题的研究上，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制约翻译研究的文化因素上：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者、权利关系等。

2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积极意义与局限性

罗新璋先生曾将我国翻译思想的发展归纳为 “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四个阶段，这也反映了我国译界长期以来对翻译问题的讨论围绕“直译与意译”、“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进行，是受囿于语言内部因素的讨论。毫无疑问，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它打破了翻译研究在语言系统内部研究的束缚，从对翻译过程中微观的语言层面转换的关注转向宏观的文化层面的关注：包括译本如何选择，译者在译本选择中的作用，出版商、赞助人等所起到的作用，决定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标准和影响因素，译本在目标语文化系统中的接受与影响因素等等。“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促使了翻译研究从语言学框架下的“规范研究”向“描写研究”的转变，从而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奠定了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但需强调的是“文化转向”只是多元翻译研究中的一个研究视角，与其它范式一样有其优缺点 （曾文雄，2005）。随着研究范围的拓展和研究内容的深入，“文化转向”下的翻译研究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思考。赵彦春（2004）就曾指出：“文化派强调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等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作用，试图否定传统的翻译文本内研究，因此夸大了文化的制约因素，不可能总结出预测翻译现象和过程的规律”。其包罗万象的开放性使得翻译研究的学科边界变得模糊。而且，翻译研究的根本是语言。文本是翻译实践与研究的根本（胡牧，2011）。脱离了语言的研究而过分强调外部因素，无限放大外部因素在翻译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无疑会将翻译研究推向危险的境地。

我国的翻译活动自诞生以来就伴随着对异域文化的引介与吸收。例如，晚清时期对西学的大规模引进与吸收、“五四”时期在翻译文学影响下建构起来的中国新文学等等。在对异域文化吸收的同时不能忽略文化的“本土化”。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也是如此。王宁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一书中也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研究的理论基点是比较文学，且从西方的研究视野出发研究翻译现象。而文化与语言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差异性提醒我们在借鉴西方翻译理论与研究成果的同时不能忽视我国传统译学与译论建设的实际情况。对此，国内众多学者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提出文化转向下的翻译研究不应忽视翻译本体的研究，提出回归翻译本体研究、坚持翻译学科的本位特征的观点。

3 结语

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无数次证明翻译对于不同文化之间交流活动的重要媒介作用、对于文化的建构作用是其他活动无法比拟的。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一方面将翻译研究置于广阔的文化空间从而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畴，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其跨学科性而使得翻译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从而造成了对翻译本体研究的忽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翻译研究无论如何转向都不应该离开其本体研究的轨道。在翻译本体研究与文化转向之间寻求平衡也是研究者值得关注的问题。

[1]Edwin 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Revised Second Editio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2]Susan Bassnett&Andre 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潘文国.当代西方翻译学研究——健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J].中国翻译，2002:34-37.

[4]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5]胡牧.翻译研究：回归现实世界——对“文化转向”的再思考[J].中国翻译，2011（5）:5-10.

[6]曾文雄.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反思[J].外语研究，2006（3）:62-66.

[7]赵彦春.文化学派的理论取向与实质[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6）:100-104.

[8]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H059

A

2096-4110（2017）04（b）-0048-02

张秀娟（1984-），女,江苏宿迁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