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加拿大批评史中的“弗莱现象”

张文曦

(1.上海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上海 200083；2.广东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230)

论加拿大批评史中的“弗莱现象”

张文曦1，2

(1.上海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上海 200083；2.广东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230)

对诺斯罗普·弗莱的关注和讨论是加拿大文学批评史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本文全面梳理了加拿大批评家对弗莱研究产生的几种不同声音，试图从中挖掘 “弗莱现象”在加拿大文学批评史中备受重视的内在逻辑，认为无论是继承、颠覆抑或反思，加拿大批评家对弗莱思想的思考不仅满足了他们对国家文学的身份诉求，实际上也反映了其现代文学批评史发展的脉络和过程。与此同时，挖掘批评家因历史和视野原因对弗莱思想的误读和曲解，也将有利于深入探讨弗莱研究的重要时代意义。

“弗莱现象”；加拿大文学批评；文学史

1957 年，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出版了《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1957)并成为首位赢得广泛国际声誉的加拿大文学理论家，他的双重学术视野也受到了加拿大本土批评家的关注。尽管弗莱无意成为文学批评领袖，权威性地指定用神话式的方法来创作诗歌，但加拿大文坛也的确在弗莱之后，涌现了一批刻意运用神话与原型作为诗歌建构基础的“神话派诗人”。而弗莱对加拿大文学的理性思考更对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等一批加拿大文坛杰出的后起之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拉塞尔·布朗(Russell Brown)曾经撰文专门探讨加拿大文学批评中的“弗莱现象”[1]279-299。

回顾现代加拿大批评史中的弗莱研究，人们不禁猜想，到底是什么让弗莱的理论思想被关注和讨论？难道仅仅是因为弗莱享誉世界的国际声誉？如果加拿大批评家对弗莱的关注是一种必然的话，那么他的见解究竟在哪些方面满足了人们期待的视野？而这些关注背后，又存在哪些误读和曲解？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有利于了解弗莱理论思想在加拿大的传播，也能从中窥见加拿大现代批评发展的进化过程及其学术倾向的转变。

一

弗莱研究在加拿大主要分为三种不同的声音。第一种声音依赖于通过加拿大自身特征建立国家文学身份。他们认为，弗莱思想虽以“文学批评的自治”著称，但在加拿大文学部分的讨论中则将笔墨更多放在了历史、环境、文化等因素上。约翰·里德尔(John Riddell)在《北方的河口：现代加拿大诗歌中的神话和地域主义思想》(1975)中就曾着重阐释神话以及地域主义在加拿大文学想象力中的普遍现象。同时，作者在肯定加拿大麦吉尔运动的同时，也提出其拿来主义的弊端，认为“只有加拿大的惠特曼出现，才能够真正描绘国家意识，也只有这样诗人的作品，才能起到真正启迪和传播的作用。”[2]65-83以《岩石上的蝴蝶》(ButterflyonRock)著称的加拿大文学批评家琼斯(D.G.Jones)也曾撰文专门探讨神话、弗莱以及加拿大作家的关系，认为弗莱的神话-原型理论思想不仅将加拿大英语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也对一直游离于主流之外的法语文学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琼斯认为，弗莱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将加拿大多语种的文学现象用神话的形式统一起来，一扫之前的分裂主义倾向，使二者共同建立统一的加拿大文学身份。弗朗西斯·斯帕肖特(Francis Sparshott)在《弗莱的地位》(1979)中也高度赞扬弗莱的国际声誉对加拿大文学的影响，同时强调弗莱对祖国文学始终如一的眷恋和孜孜不倦的追求。显然，这些批评家是加拿大批评史中“弗莱现象”的开启者，他们不断提及、肯定弗莱对加拿大文学的重要意义，为后人了解和再思考弗莱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当然，加拿大文人对弗莱思想也并非一味肯定。他们将弗莱及其亦步亦趋的跟随者称作“主题批评”派，批判他们过分探讨国家身份和文学主题，盲目追求加拿大文学的整齐划一而忽视文学自身的多样性和变化。这些批评家质疑弗莱对加拿大文学的社会作用，提醒人们盲目跟随很容易将加拿大文学带回遥远的19 世纪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面对 “主题批评”将加拿大文学禁锢于自身文化历史的观点，芭芭拉·贝利(Barbara Belyea)并不以为然，她指出：“在广阔文学形式中，当诗人谈到他的传统，实际是来自其个人的文学经验，这些经验仅是加拿大某一个地区或区域的一部分，并不能定义为联邦的共同经验。作为批评家，阿特伍德和琼斯也许会考虑加拿大识别力，但作为诗人，他的作品并非简单地再现加拿大文学主题，而是本土的普世文学恰好发生在了加拿大。”[3]366面对“主题批评”派过分强调对加拿大文学主题的建立，弗兰克·戴维(Frank Davey)也曾撰文一一反驳。首先，批评家无权定义一个国家的文化，这会将那些非主流作家排斥在外。其次，文学史的存在是不容忽略的。“阿特伍德在她的论文中认为牺牲是加拿大文学的特色主题，但却无视它在当代世界文学中的普遍意义。莫斯认为孤独是加拿大小说的主题，却忘记了传统小说的主题都与个人无法融入社会而成为孤独者有关。”[4]5-13此外，还有一些批评家也撰文对当下的加拿大文坛过于关注主题，而忽视文体学、结构、文类、风格、影响以及传统等因素表示担忧。

从年代上可以看出，虽然弗莱的加拿大文学批评由来已久，但批评家对弗莱的关注始于《批评的剖析》，相关评论也从“好评如潮”发展到反思甚至颠覆。可以说，20 世纪初的加拿大文学批评蓬勃兴旺，到底是坚持民族主义批评观还是努力与世界文论保持同步成为文学理论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弗莱因身兼加拿大本土批评与世界文学理论的视野，成为为加拿大文学发声的最佳人选。因此从一开始，人们甚至并没有仔细考虑弗莱文学理论的深层涵义，而是不加思索地找到弗莱加拿大文学评论中关于环境、历史等因素的“只言片语”，如盲人摸象般地将弗莱的加拿大文学批评拉入了“主题研究”的阵地。可想而知，随着加拿大批评家对弗莱思想的深入探讨，也随着弗莱相关文章的逐渐丰富，批评家很快发现“主题批评”的观点很容易让加拿大文学陷入千篇一律的泥沼，从而丧失文学的活力和创造力。人们对弗莱的情感也很快从一开始的推崇和关注变成了惊醒和反思：他们如惊弓之鸟般反对弗莱一味使用环境或历史因素定义加拿大文学。他们放弃从弗莱身上获取加拿大文学发展的出路，而将视野重新置于欧美文学批评版图之内，试图将加拿大文学放入现代主义思潮盛行的国际文学标准之下衡量。显然，这种思想一方面与“主题批评”的批评家们一样流于孤注一掷的盲目和偏激，只是将救命稻草转向了国际文学批评标准：另一方面不假思索地将加拿大文学置于强势的欧美文学批评之内，最终并不会寻得出路，而只能是在文化霸权主义的大潮中丧失自我特征。

无论对弗莱思想的肯定还是否定，随着后结构主义思潮涌入加拿大，人们已经不愿再用二元对立的眼光看待任何文学现象。加拿大批评家对弗莱的评价也发生转变。他们认为，与其对弗莱思想中的矛盾性争论不休，不如考察两者共同存在的张力之所在。伊莱·曼德尔(Ell Mandel)认为，弗莱在评价诗歌时运用了大量现代方法和原则，让50 年代相对贫瘠的加拿大诗歌创作得到了再生。他通过对诗歌本身象征语言的描绘，通过对神话、暗喻、启示等因素的发掘，促使加拿大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诗人和作品[5]284-297。艾莉诺·库克(Eleanor Cook)在《反对一元论：弗莱的加拿大文学解剖》(1989)中对弗莱思想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他认为前人忽略了弗莱颇具辩证主义的思维方式，提出弗莱思想科学至上与福音传道并存的特征：科学至上是梅尼普斯讽刺式的，而福音传道则是一种告解。科学至上是解剖式的，关注分类或不同讽刺的详细查究；福音传道则是对社会或内心的检验[6]283-297。面对众多质疑，海瑟·莫里(Heather Murray)否认弗莱意图逃避世界批评标准的审视，而“恰恰是让加拿大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多样美学和社会批评标准相和解，从而让加拿大文学免受价值的破坏。”[7]71-84随后，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在《弗莱新解：后现代性与结论》(1994)中从后现代主义角度重新阐明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哈琴认为：“在现代主义范式之内，任何既/又式的矛盾都不被接受。认可并试图对明显对立的东西做出评价的思维，都是难以想象的，因为现代主义是非此即彼的世界。而当人们从后现代主义去理解弗莱思想中的矛盾时，它恰恰丰富了人们对加拿大文化以及弗莱的后现代复合体。”[8]105-121显然，进入“解构”时代的加拿大弗莱研究逐渐成熟也趋于多元和客观。人们开始认同弗莱加拿大文学思想与神话-原型理论之间貌似二元对立的背后更深层的内涵，并用后结构主义思想对弗莱进行了多层次的阐释和分析。与前两种争端相比，这一时期的弗莱批评意义更加深刻。这不仅说明弗莱研究在加拿大有了新的视野，同时也表明加拿大批评家自身的成熟。

可以说，加拿大的弗莱研究的变化和发展并非偶然，它几乎与近代加拿大文学批评发展保持平行。如果说“主题批评”的产生极大地满足了加拿大文学批评的期待视野，那么仔细回顾其中探讨的核心话题，历史和环境是被反复提及的重要内容。实际上，加拿大文学评论对这一话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从殖民时期的冒险文学到联邦时期的爱国主义诗歌，再到20世纪的现代派诗人，自然主题一直被加拿大文人和艺术家视为抒发个人情感、表达内心感受的最佳方式。此外，与英美文学藕断丝连的关系，使加拿大批评者不断思考和探索在英美强大的文学冲击下的生存话题。特别是二战后，加拿大走出战争阴影成为独立国家。面对欧洲文学的绵延历史以及美国文学的强大话语权，加拿大批评家急需对本土文学进行自我定义。而在弗莱思想中关于神话的原始与神秘恰恰符合了此时人们的需求。加拿大小说家罗伯特·科罗茨(Robert Kroetsch)曾经这样评价：“弗莱的著作是对伟大的加拿大史诗持之以恒的评论，我们没有这部史诗的文本，但弗莱通过对它的详尽阐述使其意图、构思和成就无处不在。弗莱成为我们所没有的那部史诗的表达者。在其批评文集中，他揭示出我们那首不知其所在的诗的诗魂。在讨论这首诗的过程中，他成了我们的史诗诗人。”[9]328弗莱运用神话的视域对加拿大文学本土与现代性之间张力的强调也分别迎合了时下批评家对于“个人经验至上”还是“国家身份优先”的讨论。因此“主题批评”虽大受追捧，警醒和反思的声音也同样络绎不绝。显然，如果说“主题批评”尝试通过弗莱与世界对话，那么那些强调世界批评标准的声音迈向世界的脚步则显得更加超前，这也是加拿大文学批评逐渐走向世界并参与其中的重要过程。当我们回望加拿大的弗莱研究，无论肯定抑或质疑其实都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二

现代加拿大批评史中的“弗莱现象”虽存在不足半个世纪，但似乎参与了加拿大批评发展的每一个时期。人们对弗莱思想无论是赞誉有加还是不断诟病，都说明了这一现象的独特之处。但正如布兰科·戈留普(Branko Gorjup)曾经指出的：“弗莱在文学和文化批评领域的影响是深远的，与此同时，即使是参与其中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间产生了许多误读。”[10]11诚然，加拿大批评事业经历了长期的迷惘和探索，在特殊文化和历史的双重作用下，对弗莱庞大文学思想的评价的确很难做到准确、客观，误读和曲解甚至过誉之词由此产生。

首先，无论是弗莱思想亦步亦趋的追随者还是坚决的反对者，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将弗莱的加拿大文学评论与其更为庞大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剥离开来。然而，弗莱曾经明确指出，他的加拿大文学评论开始于《批评的剖析》之前，加拿大文学评论被他称为重要的“田野调查”，并与其他文学理论的发展并驾齐驱、相互作用。有学者认为，弗莱对加拿大的文学批评让“这些加拿大写作形成了一个整体，显示出弗莱从文学评论走向文化理论家的历程，而且这些走向是与他在他的非加拿大写作中从文学批评家转向原始结构主义家的走向相平行的。同时值得强调的是，正是弗莱的加拿大写作贯穿在他几乎52年里，使他走过评论进入了文学批评，更深入到文化理论里。”[11]176因此，将弗莱的理论思想与其加拿大文学评论相互剥离显然只能得到一些断章取义、一叶障目的结论。当然，当我们重新回顾弗莱近50年的加拿大文学评论文章，其中的确有大量笔墨着重于强调加拿大自然环境、历史背景等影响因素，甚至其著名的“戍边文化心理”也基于此。那么，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与其贯穿一生的加拿大文学评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实际上，这个问题也将解答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对弗莱思想的第二个误读。我们注意到关于环境、历史、社会等因素的评论似乎是批评家们最早与弗莱一拍即合的观点。难道弗莱真的可以被归类为“主题批评”派么？显然，不知是由于缺乏深入研究还是立场所需，加拿大批评家往往过分夸大了弗莱思想这一点在批评史中的作用。诚然，弗莱曾经指出：“清教徒的清规戒律，拓荒者的生活，‘一个来临得太晚的时代、寒冷的气候或无情的岁月’——这些也许都是构成加拿大文化的重要因素或条件，有助于说明这种文化的特有性质。”[12]249但只要我们对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稍作了解就不难发现，弗莱这一观点的提出，背后依靠的则是其百科全书式的神话视野。“虽然批评家很愿意将弗莱作为加拿大主题创作的重要引领者，但实际上，弗莱本人并没有写过关于任何以加拿大为主题的评论文章。即使是在《批评的解剖》关于主题模式的章节中，弗莱也指出，并没有绝对的外向虚构或者内向虚构，因为并没有一部作品中会绝对的缺失主人公、主人公的社会、诗人、诗人的社会中的任何一方。”[10]6因此，虽然弗莱的加拿大文学批评文章在历史和环境上大做文章，但其本质仍旧是以神话为出发点，将所有的加拿大文学体验纳入其几乎无所不包的文学视野之中。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弗莱将笔墨着重放在了这些文学外部因素上呢？回顾弗莱的学术思想，我们不难发现，相对于“新批评”对文本内部的极致探索，弗莱则将他的学术视野放在了整个西方文学史之中。他强调文学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肯定文学传统对系统性思维训练的重要作用。而讨论加拿大文学传统的形成，就不得不追溯其印第安神话的原始想象力以及殖民历史中对民族身份的探索。这些因素不仅造就了加拿大文学的开端，也构建了加拿大文学独一无二的文学发展模式。弗莱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本溯源可以说是其运用神话-原型理论框架对构建加拿大文学批评标准的全新尝试。弗莱认为，加拿大的文学原型只有在印第安以及殖民文化的双重作用下方能得以彰显，从而给予加拿大文人现成且永恒的文学神话结构。因此，弗莱对加拿大历史背景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的讨论，不仅没有偏离其百科全书式的理论思想，其根本目的更是为了发掘加拿大文学中的规律和模式，寻求加拿大文学得以源远流长的内在动因。

三

面对其著作等身的学术成就以及贯穿一生的加拿大文学研究和教育事业，机械地抹杀弗莱对加拿大文学发展的作用显然是有失公允的。那么，弗莱到底在加拿大文学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回顾加拿大批评史中不可忽视的“弗莱现象”，人们每每讨论这一话题，总是会提及他与加拿大“神话派诗人”的关系。诚然，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或传统是由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者共同努力得来，批评家并不能预言或创造一种文学传统让后人执行。虽然弗莱也曾多次澄清自己无意领导任何一个文学创作流派，但加拿大的“神话派诗人”的形成也的确与其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不无关系。人们已经很难辨析究竟是因为弗莱对他们的肯定而鼓励他们成为“神话派诗人”，还是因为他们都热衷于撰写神话诗歌而自成一派。因此，与其纠结于弗莱是否真的为加拿大文学“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不如让我们换一个角度进行思考。

总的来说，在学术思想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弗莱始终坚守在学术氛围相对淡薄的加拿大，不曾离开。可以说，加拿大文学评论同样也是弗莱学术生涯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在《灌木丛——关于加拿大想象力的论文》(1971)的前言中弗莱坦言，他“在主要涉及世界文学、面向世界范围内的读者群体而从事写作的生涯里，却总是根植于加拿大，并从中汲取养分，带上它本质的特征。”[13]ⅰ由此可见，他的理论思想不仅没有脱离加拿大反而始终同加拿大紧密结合，且唇齿相依、不可分割。因此弗莱对加拿大文学的贡献与其说是指引其前行，更不如说是试图唤醒加拿大人对自身文学的关注和热爱。罗斯玛丽·沙利文(Rosemary Sullivan)曾经提出：“到底什么才能让加拿大人对这个国家产生家国情怀呢？弗莱的解决办法是运用神话，通过创造原始的神话想象力，形成与外物想象力的对应物。弗莱用原始神话来阐释他的思想内涵，他认为加拿大的荒芜来源于加拿大印第安的神话，而现代作者可以从中寻求灵感。”[14]1-13通过这种方式，现代作家不仅可以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灵感，同时通过原始想象力不断再创造的过程，也使加拿大作家产生浓厚的民族自豪感，从而更加精准地定位国家身份。

虽然弗莱的思想受到了后结构主义的冲击后，逐渐淡出了世界舞台，但弗莱研究在加拿大乃至整个世界仍旧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探讨弗莱在其祖国文学的接受和评价，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面对加拿大文学发展的不断强大，对弗莱思想的深入探讨，无疑也有助于人们了解那个遥远且神秘的冰雪国度。

[1] Russell Brown.The Northrop Frye Effect.Branko Gorjup ed.NorthropFrye’sCanadianLiterarycriticismanditsinfluence[M].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corporated，2009.

[2] John Riddell.“This Northern Mouth”: Ideas of Myth and Regionalism in Modern Canadian Poetry[J].LaurentianUniversityReview8，1975.

[3] Barbara Belyea.Butterfly in the Bush Garden: “Mythopoeic” Criticism of Contemporary Poetry Written in Canada[J].DalhousieReview56，1976.

[4] Frank Davey.Surviving the Paraphrase[J].CanadianLiterature70，1976.

[5] Eleanor Cook.Eds.CentreandLabyrinth:EssaysinHonourofNorthropFrye[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3.

[6] Agostino Lombardo.ed..RitrattodiNorthropFrye[M].Rome: Bulzoni，1989.

[7] Heather Murray.Reading for Contradiction in the Literature of Colonial Space.John Moss.Ed..Futureindicatives:literaryTheoryandCanadianLiterature[M].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1987.

[8] Linda Hutcheon.Frye Recoded: Postmodernity and the Conclusions.Alvin A.Lee.& Robert Denham，eds.TheLegacyofNorthropFrye[M].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0.

[9] Ajay Heble，eds.NewcontextofCanadiancriticism[M].Ontario: Broad View Press，1997.

[10] Branko Gorjup ed.Introduction.NorthropFrye’sCanadianLiterarycriticismanditsinfluence[M].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corportated，2009.

[11] 江玉琴.理论的想象：诺斯罗普·弗莱的文化批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2] [加]诺斯罗普·弗莱.加拿大文学史(1965 年首版)的结束语[A].吴持哲.诺斯罗普·弗莱文论选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3] Northrop Frye.Introduction.TheBushGarden[M].Toronto: Anansi，1971.

[14] Rosemary Sullivan.Northrop Frye: Canadian Mythographer[J].JournalofCommonwealthLiteratures18，1983(1).

[责任编辑：张树武]

The “Northrop Frye Effect” in the History of Canadian Literary History

ZHANG Wen-xi1，2

(1.Center for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Postdoctoral Studies，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China；2.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Guangzhou 510230，China)

The focus and discussion on Northrop Frye is a non-ignorable content in the history of Canadian literary criticism.This thesis tries to clarify different voices from Canadian critics and dig out the inner logic of “Northrop Frye effect” in the history of Canadia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believe that the Canadian critics’ reflections like inheritance，overturn and introspection satisfy their quest for national literature and identity.It also shows the sequence of thought and procession of the history of Canadian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Meanwhile，it is important for modern Frye studies to figure out the misreading and misunderstanding from the critics since reasons of history and field of views.

“Northrop Frye Effect”；Canadian Literary Criticism；Literary History

10.16164/j.cnki.22-1062/c.2017.02.005

2016-11-29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WW019)；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6YJA752005)；广东财经大学2014年度国家级青年培育项目(14GJPY74001)。

张文曦(1983-)，女，吉林长春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文学博士，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I109.9

A

1001-6201(2017)02-002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