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华人参政文化的重构

2017-03-16 03:58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1期
关键词:参政华裔华人

赖 林 冬(福建师范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菲律宾华人参政文化的重构

赖 林 冬
(福建师范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以菲律宾华人参政为线索,对华人参政文化及其重构进行探讨,回顾华人参政的历史,探析华人参政面临的新变化和特点,分析当前华人参政所面临的瓶颈和困难,总结华人参政后的文化重构,探究菲律宾华人在新时期参政文化的重构与变化。

菲律宾; 华人参政; 文化重构

海外华人参与政治的历史由来已久。纵观全球华人参政史,东南亚是世界华人参政最多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各国对华侨政策做出调整,许多海外华侨纷纷加入所在国国籍成为当地公民。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华人参与国家政治的条件日趋成熟,作为华族的社会底气日益饱满,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华人开始积极参与政治选举。

菲律宾华人参政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涌现出了很多典型的、官至部长甚至到总统的华人精英,形成了华人参政的良好局面。从历史上看,早期的菲律宾华人参政,一直致力于华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影响国家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随着菲律宾华人融入主流社会进程的加快,华人参政文化也逐步发生重构。进入21世纪后,土生土长的华人阶层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更加主动积极地投入到参政事业中,从而更加影响华人和华人社会的发展进程和菲律宾的对华政策。对菲律宾华人参政文化进行回顾总结,分析其文化重构的动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菲律宾华人参政文化

在菲律宾,华人参政始于国籍问题解决之后。1975年4月,为解决华侨国籍问题,菲律宾政府颁布了第270号总统法令,规定当地华人男女老幼均可办理入籍手续。1976—1979年,由菲律宾总统批准的成批入籍的华侨近3万人[1]。1976—1986年间,已有20万(仅指户主)华侨入籍[2]。据统计,从20世纪70年代起的30年间,在泰国担任部长级以上的官员,华裔共有28人[3]。受到东南亚各国华人参政文化的影响,入籍后的华人享有了平等的政治权利,逐渐开始跃身菲律宾各个层级的政府部门参政。阿基诺夫人当选总统后,在1988年签署了“非法外侨合法化”的第324 号总统令,解决了菲律宾政府多年的非法华侨滞留问题。

国籍身份发生改变后,华人的参政文化也随之发生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菲律宾华人开始表现出参政议政的热情,华人富豪更加重视其庞大投资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动,中产阶级则关注其公民政治权利[2]。华人有了参政意识后,很快就有华人率先挺身而出投入到实际的参政选举中。

1. 华人参政文化意识觉醒

1986年的菲律宾总统大选中,为了争取华人的选票和财政支持,马科斯和阿基诺夫人双方开展了激烈的争夺。1986年2月,阿基诺夫人在华文报纸上刊登《致华菲选民公开信》,声称自己为华裔,号召华人为她投上一票,并表示在总统任内,将邀请能够对国家有贡献的菲华社会贤达,积极协助政府,参与建立稳定繁荣国家之宏图。在这场关乎到当时菲律宾国家命运及前途的重大选举中,阿基诺夫人以华裔身份参选总统得到了华人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姿态的参与和介入,这不但表现在当时华人的选票是有史以来最多的,更表现在华人从来没有如此关心及参与菲律宾的国家大事。华人参政文化意识开始觉醒,在随后发生的“二月革命”中,众多的华裔青年和菲律宾民众一起走上大街或以各种方式支援上街游行的百万群众,这无疑是一种实质性的参政[4]。

2. 华社空前团结支持华人参政

阿基诺夫人就任菲律宾总统,大大激发了华人参政的热情,华人社会也形成了支持华人参政的氛围。1987年国会选举前夕,《世界日报》《菲华时报》《商报》等菲律宾五大华文报纸专门组织了马尼拉华文记者会,用大篇幅连续报道华人、华商参加选举的情况,还详细介绍了一些华人、华裔候选人的身世、事迹和竞选的政纲等,并组织多人撰写文章,为华人参政呐喊助威,号召华人“怀着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菲律宾公民的自豪感,投身到这场标志着我们华人参政成熟的重大标志的选举中去”,呼吁华人不应自立于政府工作之外,而应该参与,诚恳地关心菲律宾的利益,协助发展菲律宾经济[5]。华文报纸的集中宣传和报道,不仅高效地在华人社会中传播了华人参政,而且在大范围地凝聚了华人社会支持华人参政的意志,标志着华人参政文化的成熟。

在华人社会的支持下,1987年国会两院选举中,有3名华裔进入总统阿基诺夫人提名的24位参议员候选人名单。在1897名众议员候选人中,有71名华裔在列[2],有2名华裔当选参议员,12名华裔当选众议员。而在1992年的大选中,华人参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参加各级议会选举的华人华裔不断增多,有10位华人华裔当选国会众议院众议员,4位当选马尼拉第三区(6席市议员席位)议员[2]。

3. 华人参政以提供财政支持为主

华人参政主要以通过“投票”履行菲籍公民议政义务和向总统候选人提供“献金”获得政治或经济利益两种模式。每次竞选,政客们从工商界募集的经费大部分来自华人社会。无论是在马科斯总统时期,还是在阿基诺总统、拉莫斯总统时代,华人富商巨贾都曾向自己支持参选的政治家提供了大量的竞选经费。在支持人当选后,华人会得到相应的政治或经济利益回报。据菲华商总李永年说,科拉松为竞选总统筹措经费期间,他亲自开车送科拉松到当时的商总理事长庄清泉家,收取商总提供的政治献金[2]。很多华人大班与历任总统都有良好的私交关系,比如菲华商联总会名誉理事长李永年与阿基诺夫人交情深厚,在菲律宾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作为回报,历届菲律宾总统都会任命一些华人为总统咨询顾问和中国事务特使。

4. 华人主要以总统任命方式进入政府内阁

华人虽然已经有意识、有目的地投入政治选举来获得参政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参政的华人数量仍然非常小。以1982年马尼拉市各描笼涯的主席为例,整个马尼拉共有905位描笼涯主席,其中带有华人姓氏的占41位,占总数的4.5%[5]。华人主要以总统任命方式进入政府内阁主政,如阿基诺夫人时代的财政部部长王彬、工商部部长康习商、农业部部长王海棉、总务部部长锡牙、教育部部长郭顺敏、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郑建祥、菲律宾天主教会辛海棉大主教[6]、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外交部次长)甄万雷、驻外大使杨应琳和周清琦、马尼拉市市长林斐洛[2],还有讲一口流利中文的女参议员许弥绮、洪于柏众议员、依沙未拉省长豹斯珍诺·李和马尼拉市议员未尔·洪等[7]。

5. 不隐埋华人华裔身份参政

在1986年大选期间的菲律宾华人华裔踊跃问鼎政坛,第一次主动地参加国会参众两院的竞选活动,且毫不讳忌地公开承认自己的华人血统和华人背景[6]。作为第四代华裔的阿基诺夫人在竞选总统前,曾在马尼拉中文报纸发表《致华菲选民公开信》指出,她受华裔祖先遗训影响至深,当选后将邀请菲华社会贤达参与国家建设。对于此次大选,华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姿态参与和介入[4]。当选总统后,1988年阿基诺夫人还亲自回到中国祖籍地漳州龙海市角美镇鸿渐村寻亲祭祖,展示了坚定的华人意识。

二、菲律宾华人参政文化的新变化

20世纪70年代后,菲律宾大多数华人加入了菲律宾国籍,他们开始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并主动的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有华人开始步入参政的舞台。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际政治的变化和世界华人参政热的影响,菲律宾华人参政的情况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1. 参政模式从提供财政支持向投身选举转变

近年来,菲律宾华人华裔更加热衷于投身于从地方到中央各个层级的政治选举且获得了巨大成功。从表1可以看出,全菲律宾三大岛都涌现出了一批华人参与省长和副省长领导职务的竞选。在吕宋岛共有13位华人省长(9正4副)在12个省份主政,占吕宋岛38个省份的31.6%。在米沙鄢群岛共有9个华人省长(5正4副)在7个省份主政,占该群岛16个省份的43.8%。在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有10位华人省长(6正4副)在9个省份主政,占该地区27个省份的33.3%。

表1 2014年菲律宾全国华人省长和副省长地区分布表

表2展示了2014年菲律宾全国华人华裔正副市(镇)长主政地区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全菲律宾各地区都有较多的华人华裔参与市长和镇长的竞选。在大马尼拉地区17个城市中,有三位华人市长在三个城市执政,占城市总数的17.6%。在吕宋岛共有97位华人参政,其中有11位正副市长在11个城市主政,占城市总数的15.5%;有86位正副镇长在74个城镇主政,占该地区总城镇数的10.5%。在米沙鄢群岛共有95个华人参政,有12位正副市长在11个城市主政,其中宿务的Toledo市的正副市长均为华裔,占该群岛39个城市总数的的28.2%;有83位华人华裔任正副镇长,分布于68个不同城镇,占该地区城镇总数的18.4%。在棉兰老岛,共有69位华人华裔参政,有8位正副市长在7个城市主政,其中Davao市的正副市长都是华裔,占地区总城市数量的21.2%;另外有61位正副镇长任职于53个城镇,占地区总城镇数的12.6%。

表2 2014年菲律宾全国华人正副市/镇长主政地区分布统计表

可以看出目前菲律宾华人的参政文化已经从务虚向务实方向发生重构,参政的态度更加鲜明,更加积极地直接投入政治选举,走出了以前较单纯地为候选人政客提供财政支持的约束。

2. 华人社会影响力大增,成为各政党争相拉拢的力量

2000年以后,菲律宾的华人企业慢慢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复苏,经济逐步走强,华人经济实力飞速上升,华人社会引起了菲律宾各大政党的重视和青睐。2006年8月31日,菲华商联总会设宴招待华文媒体从业人员,时任理事长蔡聪妙先生在活动致辞中指出,阿罗约总统所在的执政党——力量党(LAKAS)拟邀请商总加入该党;而菲律宾第二大党人民联盟(NPC)则聘请商总为顾问[8]。此消息一透露便引起了华人社会的关注和热烈讨论,商总该不该加入政党参政一时成为了华人社会热议的话题。菲律宾《世界日报》与商总联合举办了“华人参政,商总是否应该加入菲政党”的征文活动,时间从2006年9月4日至9月16日。此次征文反响热烈,《世界日报》共刊登了43篇文章,有39位作者参与了讨论,是《世界日报》“世界广场”历年来征文活动最为踊跃的一次[9]。2006年10月11日,商总召开了“华人参政,商总应否参加菲政党”座谈会。该座谈会是征文活动的延续,是一场关于华人参政问题的大讨论。可见,商总连获执政党和在野党伸出橄榄枝,这是华人社会力量发展到国家顶峰的重要标志,说明华人已经是菲律宾政治活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3. 华人群体参政意识达到历史新高度

世界华人圈的参政浪潮也涌到了菲律宾,当地华人华裔参政的热情也逐渐展现出来。庄国土指出,菲律宾之前的参政华裔,以混血者居多,即除了拥有华人血统外,其余与本土菲律宾人一样,没有接受过华文教育、不会说华语。在近些年的参选过程中不难发现,会说闽南语、汉语普通话的华裔人数有所增加。如在菲律宾2001年中期选举中,至少有5名能讲闽南话的华裔当选众议员、2人当选省长,1人当选市长,还有大约20人当选省市议员。

2001—2013年间的五届议会,菲律宾参议院华人众议员的人数出现了急剧的增长(图1),从14名众议员发展到如今的41名。华人市长、华人省长和华人部长的人数也逐年递增,这充分说明了菲律宾华人参政的意识日趋强烈。2012年9月10日菲律宾华人公会(简称菲华公会)在马尼拉正式宣告成立,这是菲律宾第一家以参政为宗旨的华人团体。该社团是志愿发起的民间组织,其成员主要为菲律宾华裔。成立公会的目的是为了团结菲律宾广大华人群众,保护华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在菲律宾的合法权益。在菲律宾拥有华人血统的菲律宾人不计其数,但是却没有一个华人政党。菲华公会是第一家明确提出以参政为目的的华人团体,目标是吸引更多拥有华人血统的菲律宾人加入该会,以达到菲政府关于组建政党最低人数的要求,从而更好地在政治舞台上为华人等菲律宾少数族裔争取权益。

图1 第8~16届菲律宾参议院华人众议员人数增长示意图

4. 华人华裔进入政府内阁主政人数激增

通过总统任免进入政府内阁主政,是华人菲律宾华人参政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华人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建设的最直接和快捷的路径,可以避免卷入选举而遭受意外,所以这是菲律宾华人参政的最理想模式。通过总统任免进入政府内阁主政的优势在进入21世纪后更加充分地得到了体现,华人参政的人数迅速增长,职务和重要部门的占有比例也迅速扩大。在阿基诺三世任总统时(2014年)22个政府内阁中共有华人(裔)人数33人,其中正部级官员7人,副部长级5人,助理部长3人,局长10人,副局长7人,是历届内阁政府中华人参政最多的一届。

5. 女性华人参政力量异军突起

越来越多的女性华人参政是新时期菲律宾华人参政的一个亮点,菲律宾也涌现出了很多著名的女性官员,如现任的菲律宾税务局的局长洪卿卿女士,拉古坂市副市长林瑛瑛女士,还有在不同省份主政的六个女省长。在2009年11月菲律宾南部发生震惊世界的选举暴力事件的背景下,2010年3月菲律宾大班陈永栽的女儿陈怡娜(Vivienne Tan)毅然宣布参加当年的全国大选,与来自以暴力竞选手段而闻名的政治世家的维森特·克里索罗哥竞选马尼拉国会下议院议员,勇气可嘉。菲律宾女性华人参政顺应了社会的发展,其优势也日益凸显。2014年,通过对菲律宾全国女性华人官员进行统计发现,共有104位女性官员分布在全菲各级政府部门中,占全菲华人官员总数的27.2%。在政府内阁中有9位女性官员,占内阁华人官员的27.3%;在司法部中,有3位女性官员,占该部门华人官员总数的50%;在国会两院中共有16位女性官员,占国会华人官员总数的51.6%;在全菲32名省长中,有7名女性省长(6正1副),占总华人省长的21.2%;在全菲32名华人市长中,有11位女性市长(10正1副),占华人市长总数的34.4%;在镇长级别系列中,共有58名女性镇长(36正22副),占华人镇长总数的24.3%。可见,菲律宾华人女性参政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职务也将越来越高,她们任职于菲律宾各个层次的政府重要部门中,女性华人将在菲律宾华人参政中发挥重要的角色。

表3 2014年菲律宾全国华人女官员主政地区分布统计表

三、当前约束菲律宾华人参政的瓶颈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菲律宾华人参政虽然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当前仍有诸多因素在制约着华人的参政。

1. 优越的经济地位直接阻断华人参政路径

菲律宾华人的商业地位和财富多始于前几代先辈抵菲打拼积累。华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通过辛勤劳动和付出,逐渐在各行各业中站稳脚跟,在菲律宾独立后政府的一系列改革中获得商机,商业平台不断壮大,财富积累快速增长。家庭事业的成功带动了家族商业的发展,通过宗亲血缘关系将商业平台扩大到其他行业和地区,不断壮大的商业地位最终形成了以血脉关系为网络的商业特有领域优势。这种商业传统将更多远在中国的乡亲成功带入菲律宾的商业链中,从商华人年龄结构越加年轻化。久而久之,这种华人从商的模式无形中形成了华人商业传统,他们可以放弃求学的愿望但就是不能停下从商的脚步。华人重商轻学、轻政的思想就是在一代一代的华人商业传承过程中逐渐自然强化而来的,最终变成了一种在菲律宾的生活文化传统。这种传统日渐固化,影响了华人从政的意志和奢求,从主观上放弃了对政治的热度和敏感性,直接阻断了华人参政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菲华融合的进程。

2. 菲律宾政治生态极其复杂,选举充斥血腥暴力

菲律宾传统政治文化是“以准封建式的社会结构为基础,以家族主义和主从关系为核心”,具有“父权式的领导和政府行政的高度人格化”特征的典型的封建政治文化,这一特有的政治文化形态深深影响着菲律宾社会政治系统的建立和运行。这一社会政治系统的最显著的表现特点就是政治选举暴力冲突不断,选举充斥血腥暴力,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2001年选举中发生的暴力事件造成83人丧生。2004年总统选举期间暴力事件致使148人丧生。2007年选举中有121人丧生。2009年11月23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马京达瑙省发生的政治屠杀案有57人惨遭斩首,其中31名为记者,令世界震惊。2012年发生的与选举有关的暴力事件共造成21人死亡。为此,在菲律宾流传着“选举季,杀人时”“赢不了就买,买不了就杀”的说法,真实表现了菲律宾复杂的政治选举生态。

同时,一些暴力事件直接指向华人。如:2008年10月9日武端市审计署华人官员被伏击受伤[10];2009年6月28日,菲律宾移民局一华裔官员在家门口被杀害;2011年2月17日,安智保洛市税务局华裔官员被杀害;2012年8月2日,一旅游部华裔官员被杀害;2013年5月12日,计顺市两社区华裔官员在选举前遭泼油漆和送花圈威胁。复杂的政治生态和血腥暴力直接影响了华人通过选举参政的意愿,严重打击了华人参政的热情,是华人参政进程中最大的障碍。

3. 华人参政难被认同,华人出身被菲政客所诟病

菲律宾自古就有排华的传统,土著居民身处社会下层阶级,主要以佣人、苦力或服务性工作为生,与华人的经济实力天壤之别,极易受到反华人士的鼓动和挑唆,从而对华人持有“仇富”心态。黄严辉,菲律宾第四代华人,祖籍福建晋江,是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位华人部长官员。他被阿罗约总统委任为农业部长,并于2004年8月20日宣誓就职。2005年6月29日,黄严辉因被税务局控告漏税丑闻被迫辞职,后又于当年12月16日被阿罗约委任为总统就业顾问,官位等同内阁部长。虽然黄严辉的职务已经被调整,但是由于他的华人身份,最后还是遭到了众多官员的非议和批评,还曾被投“手榴弹”。众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马卡南文说“对他获任命的批评都是想阻止他上任”。据2005年12月23日菲律宾《世界日报》报道,曾是菲律宾国会中最年轻的众议员陈丽安指出,作为华裔政治人物往往会成为政敌的攻击目标。由于政敌知道她们是华人裔候选人便利用种族问题进行攻击。她说她的母亲陈米拉格罗萨每次在选举中都会遭到对手以种族歧视的言论攻击,对手呼吁选民不要选中国人。选举中菲政客对手总是拿华人的身份开刀,很容易在选民中产生负面作用,严重影响了华人参政的公平性。

4. 华人文化水平偏低,基层从政经验缺乏

菲律宾的华人十有八九都是从事商业活动,华人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不高,拥有高学历的人才凤毛麟角。他们一般读到中学毕业便停止求学而转到父母或家族的企业中从事商业经营管理。他们虽然精通菲语,但是大多数华人的英文水平相当有限,能流利用英语会话的很少,更别提用英文书写官方文件或法律文书。他们认为只要会说闽南话便可以在菲律宾的商业活动中如鱼得水,只要能说菲语便可以管理好企业中的工人。外语水平的低下根本丝毫影响不到华人的商业成就。但英语作为菲律宾官方语言,是国家政治中不可缺少的工作语言,华人文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参政的成败。如从2011年5月起,阿基诺总统曾三次向国会提名华人李永年出任驻华大使,但一经提名就争议不断,该任命一直被国会刁难未获批准。原因是在菲律宾国会任命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李永年在回答提问时被议员嘲笑“英语太差”“最好再回家做做功课”而未通过该任命。后来,李永年主动提交辞呈放弃驻华大使一职并于2012年5月23日被阿基诺总统委任为中国事务特使。

另外,华人在商言商,远离政治,缺乏社会基层从政经验,对政治的陌生感如同他们参政的经验一样清白。目前,菲律宾华人参政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对总统候选人的支持,在总统上任后获得委任,在政府内阁中担任要职。但是由于华人在被委任前没有参加过政治选举,也没当过各级议会的议员等,缺乏社会基层的政治历练,即使获得总统任命也很难在国会的听证会表决中顺利通过。

四、菲律宾华人参政文化重构的后思考

菲律宾华人参政文化紧随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越来越多的华人意识到参政与经济利益关系密切相关,单纯在经济上求发展而失去政治权利,那仅仅是靠一条腿走路,最终会落得经济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因此,越来越多的华人积极主动的参政是菲律宾政治向前发展的趋势,也是菲律宾国家经济向前发展的有效推动力和保障。但是,需要以平常心来思考和对待华人参政的后文化问题。

1. 华人参政热持续是中菲族群融合进程加快的集中表现

库什曼指出,华人在经济上的成就及其后来在政治上的成功,似乎取决于他们十分乐意接受同化。根据一些统计和研究,菲律宾的华侨和当地民族的混血程度在东南亚各国中最为普遍,其中欧美人占3%,印度人占5%,阿拉伯人占2%,华人占5%[11]。为此,华裔完全融合于菲律宾主流社会,参政者较多,如菲律宾第一个共和国总统阿吉纳多,有国父之称的黎刹,都具有中国血统。在马科斯任总统期间,在工商、劳工、农业、地政、公造、资源、食物等部门都有华裔任部长或副部长。

马尼拉华人区华裔女众议员奈沓·洪炳(Maria Zenaida Angping)认为,华人成功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的一个最佳例子是越来越多华裔从政。菲律宾华人在参政问题上的态度越加积极说明了他们更加乐于接受主流社会及文化的同化,主观态度的改变加速了中菲族群的融合。

2. 华人参政将导致华人文化特质逐步消融

进入21世纪后,随着菲律宾社会阶级的分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华人在国家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低工资与高物价的矛盾日益凸显,菲律宾人排华的思潮又见抬头,致使很多华人、华裔在参与政治选举中逐渐隐去他们的华人特质,而以土生土长的菲人的角色参与政治选举。如大马尼拉区法仁瑞拉市(Valenzuela)华裔众议员张侨伦(Rexlon Gatchalian)强调,希望被称作菲律宾众议员,而不是华裔众议员,因为他是由菲律宾人选出来的,代表的是其选区内的所有人,不管他们的种族和宗教,因此不能强调他的华人血统。周南京指出,在选举中过于突出华人因素对华人政治家不利,因为你的选民必需大大超过华人选民才能当选。随着民族融合进程的加深和持续,当中菲两种文化在深度碰撞后抵达一个平衡点或并轨时,华人参政后对中华文化、华人身份和对祖籍国利益的认同也将自然而然的日趋消融,而与所居国国家主流日趋一致,这种融合必将以牺牲或淡化华人一直所秉持的中华文化特质为代价。

3. 更多华人参政不代表将输送更多利益于华社

菲律宾华人社会有商会、联谊会、宗亲会、同业公会、同乡会等上千个华人社团组织,每个社团都代表自己的利益。以建会方式组成的其实是一种以维护部分华人利益为目的的阵营,这种模式在维续华人商业向前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营造华人群体间的合作与友好关系方面却是反例,无形中组织成了华人社会中的利益派系,使得华人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无法化解的利益矛盾冲突,造就了现在“华人社会很小,但是华人社会的水深不可测”的新现象。派系的利益冲突必将体现在并影响华人的参政,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华人参政的向前发展。由某个社团扶持上台的华人官员,在主政后仍然会受到其所在社团的影响,或者说会更多代表着他的社团的利益,而不是整个华人社会的利益。另外,华人参政后,更多的是服务于主流社会整体,而不会更多倾斜偏颇于华人。如菲律宾厘务局在华人洪卿卿主政后,加大了对华人商业偷税漏税的查处力度。2011年1月18日,厘务局在马尼拉华人区开展行动,查封了5个商场的475家华人商店,指控这些商店没有商注册,没有开发票,没有缴增值税。开创了厘务局历史上单日查封最多商店的记录。厘务局还对菲华商联总会的所有会员的纳税情况进行了详细统计,并将报告上报给总统。

事实证明,华人参政并不代表对华人有更多的利益输出,如果有,也只能是针对部分人的部分利益,不可能针对华人社会和共同利益。

[1] 陈烈甫. 东南亚洲的华侨华人与华裔[M]. 台北:正中书局, 1983:248.

[2] 庄国土. 菲律宾华人政治地位的变化[J]. 当代亚太, 2004(2):3-11.

[3] 冯子平. 论华人参政(油印本)[Z]. 不详, 1991.

[4] 林云,曾少聪. 族群认同:菲律宾华人认同的变迁[J]. 当代亚太, 2006(6):50-57.

[5] 黄明滢. 从侨民到公民:战后菲律宾华人社会地位的提升[J]. 东南学术, 2003(2):68-77.

[6] 许梅. 菲律宾华人参政的历史演变与发展[J]. 八桂侨刊, 2001(4):38-40.

[7] 一同. 珍惜来之不易的成果[G]∥菲律宾华人参政文集.马尼拉:世界日报社, 2006(193).

[8] 嘉嘉. 商总可使“两手抓策略”[G]∥菲律宾华人参政文集.马尼拉:世界日报, 2006(117).

[9] 乔辉. 求同存异,一起向前看[G]∥菲律宾华人参政文集. 马尼拉:世界日报, 2006(117).

[10] 菲律宾《商报》[N]. 2008-10-12.

[11] 赛义德. 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中译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责任编辑 孙 立】

Reconstruction of Philippine Chinese Politics Participation Culture

LaiLindong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The Philippine Chinese’s politics participation and its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are discusse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s participation in Philippine is reviewed. The new facing chan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hilippine Chinese politics participation are analyzed, The facing bottlenecks and difficulties of Chinese politics participation in Philippine are explored.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olitics participation is summarized, to explore the Philippine Chinese’s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of Chinese politics participation.

Philippines; Chinese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2016-10-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自助项目(14BSS014)。

赖林冬(1978-),男,福建漳州人,福建师范大学讲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学者,博士。

2095-5464(2017)01-0115-07

G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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