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族民间文化发展现状分析

杨优臣+彩虹

摘 要：达斡尔族民间发展文化现状，大体概括为空前繁荣，文化情结高涨，研读热情高涨，但是，文化建设目标不确定，可塑内容不确定，队伍不确定，同时存在着传统本真定位难，文化价值评估难，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把握难，作品创作难等问题。

关键词：达斡尔族；民间文化；发展；现状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2 — 0005 — 03

达斡尔民间文化，是我国民间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达斡尔民间文化发展现状，可有如下表述。

一、一个空前

一个空前，即空前繁荣。

达斡尔族民间文化空前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群眾性的文化活动空前活跃。从达斡尔族历史的角度看，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民间文化活动状况没有太多的文字记载，从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和“哈库麦勒”词中可以看出，达斡尔族民间文化艺术谈不上繁荣，但是受到的冲击也不大，至少没有被替代，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还是达斡尔族民间的主流文化。解放以后，尤其上世纪50年代初期，达斡尔族文化艺术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少有的暂短的繁荣时期。主要表现在群众性的文化活动普遍活跃，民间文化团体应运而生，达斡尔族歌曲和舞蹈由民间走向了舞台，并进京演出等等。随着反右、四清、文革运动的开展，极“左”路线不断升级，民族关系被视为阶级关系，民族文化、民族习俗等等自然也被视为阶级关系的反映。尤其反右时期的“卜林反党集团”是民族性质的右派集团，因此，不要说达斡尔族政治地位，达斡尔族文化、达斡尔族习俗、达斡尔族民间文艺，就是“达斡尔”三个字也会“谈虎色变”。自此以后达斡尔族文化生活退出了历史舞台，基本被“历史”化，这是对达斡尔族文化生活的历史性的打击，可以说达斡尔族文化断代三十几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达斡尔族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首先，达斡尔族传统的节日活动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敖包会”、“库木勒节”、“阔·乌都日”等不仅得以恢复，而且延续了几十年，举办规模和影响程度逐年扩大，伴随的文艺活动也是逐年提高档次。这些节日活动由最初的民间活动，已经演变为政府的文化建设工作之一，有的节日经立法程序成为当地的民族节日。当前值得关注的是“阔·乌都日”与春节联欢活动结合的趋势凸显，似乎意味着新的发展苗头。其次，民间文化艺术队伍遍布达斡尔族地区。上世纪50年代在达斡尔地区有过“哈拉文工团”等达斡尔族民间艺术团体，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有过民间艺人类似结伙卖艺的民间活动，80年代初梅里斯成立了老年舞蹈队，自此后，民间的达斡尔族舞蹈队遍布了几乎达斡尔族地区，有县区级的，有乡镇级的，有村屯级的。有了遍布达斡尔地区的文艺团体这个基础，近十几年来，我们在齐齐哈尔地区就举办过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演出达11次。除此之外，黑龙江省达斡尔族研究会和齐齐哈尔市达斡尔族学会，近几年几乎每年都有较大型的会议，而每次会议都会有各地的艺术团体参加会议期间的联欢活动。尤其2010年举办的传统歌舞交流演出，足足演出了一整天，节目的点评不得已安排在第二天。这就说明了参演队伍之多，节目之丰富。这种活跃的民间文化活动在达斡尔族历史上是空前的。

二是高层次的文化展示初露端倪。有了雄厚的群众文化活动这个基础，只要有党政领导的关注与重视，高层次的文化展示就成为了必然。这些年，达斡尔族文化艺术多次登上了国家级的舞台，而且走出了国门，获得了国内国外的多项金奖。同时文化艺术方面的著作已经出版了多种。这些高层次的展示在达斡尔族文化史上是空前的。

二、两个高涨

两个高涨，即文化情结高涨，研读热情高涨。

第一，文化情结高涨。当前达斡尔族民间文化的繁荣，重要的基础就是来自于民众浓厚的文化情结。达斡尔族民间文化三十几年的断代，虽然足足是一代人的时间，这从人生的角度而言是漫长的，但是从民族文脉的延续上说，终究还是短暂。上世纪50年代的成年人，到80年代已经步入了老年，上世纪50年代的青少年则步入了成年或壮年。这些群体有着亲身的传统文化生活，文化意识当中达斡尔族的情结是根深蒂固的，当春天到来时浓厚的民族情结就会迸发而出。近几十年来遍布达斡尔族地区的演出队伍，都是由这些人当中的骨干组织起来的，他们能够组织起来的“结”，就是民族文化艺术的情结。

第二，研读热情高涨。建国至文革以前，关于达斡尔族的民间文化艺术，仅有几本民间故事集和歌曲集。80年代以后各地达斡尔族学会开始做收集整理工作，到2005年各省区完成各类“集成”以后，达斡尔族民间文化艺术才算有了初步的基础性的汇总。由此而言，达斡尔族民间文化艺术的科学研究，在整体意义上的起步是比较晚的。也正因为如此，近几年对达斡尔族文化艺术的研究，有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各地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部门的研读热情方兴未艾。出现这种高涨的热情，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由于学术研究起步较晚，可研的空间较大，引起了相当多的专业人员的关注和介入。其次是达斡尔族的专业人员肩负起了民族的使命，担当了解读与研究的历史责任，比较有效的维护了民族文化的阐释与展示权。

三、三个不确定

三个不确定，即目标不确定，可塑内容不确定，队伍不确定。

第一，目标不确定。达斡尔族文化在现代主流文化的大环境中，有无发展空间，能不能得到发展，这是一个大的课题，暂且不论。我们按照主观意愿出发，权当达斡尔族文化的发展有他的必然性，那么就有一个发展目标的问题。从民间文化的整体而言，发展的战略性目标是什么？是抢救保护还是继承中发展？具体而言抢救保护就是终极目的呢？还是保护和继承中发展呢？如果确定为保护和继承中的发展，是不是太理想化了呢？从具体的“哈库麦勒”，“扎恩达勒”，“乌钦”等文化艺术，同样也有以上的疑问。所以我感觉达斡尔族的文化艺术前景似乎朦胧一片。没有目标就没有方向，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发展。也许当前的挖掘整理和保护工作还没有完全达到目标，还没有真正的考虑发展问题，因此发展的目标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二，可塑内容不确定。任何事物的发展必有发展空间，而这个空间是相对于本体而言，而事物的本体有无发展的空间，取决于事物内在发展因子。从达斡尔族民间文化艺术而言，这个因子就是可塑性内容是什么。从达斡尔族民间文化艺术的整体而言，哪一种文化艺术有可塑的潜力，发展空间大一些呢？从具有代表性的“哈库麦勒”、“扎恩达勒”、“乌钦”而言，要有新的生命力，就要找到可塑的因子。如“哈库麦勒”的可塑性在于他的歌舞形式，还是舞蹈的形式，还是打斗形式，还是都有？再如“乌钦”，创编新唱词可以说具有发展的意义，但是说唱的形式可不可以改变？近几年有一些探索性的尝试，还看不出孰是孰非。因此，据我的感觉达斡尔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可塑内容是不确定的，还在探索之中，因此达斡尔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发展空间有多大也是个未知数？由于可塑内容不确定，创新也就难以形成合力，难以有所突破。

第三，队伍不确定。在传统的意义上，达斡尔族民间文化是一个全民性的，并没有类似专业性的队伍。但是，目前能够展示达斡尔族文化艺术的，除少数个别培养的年轻选手以外，基本局限在这些演出队伍。客观上这些队伍就是达斡尔族文化艺术存在的象征。可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这些队伍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是遍布达斡尔族地区的普遍性能持续多久；二是每个队伍的规模会不会萎缩；三是民族性会不会淡化。这种担忧不是没有根据，因为这些队伍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没有制约，没有保障，没有固定的舞台，更是缺少广泛的受众市场，有的只是潜在的深厚的民族文化情结。因此他们不计较更多的展示美，而是以还原传统美为最高境界。可是这种潜在的民族文化情结的根，与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一旦潜在的情结迸发而尽，缺少那种传统文化生活的新一代能否把这个队伍的接力棒传承下去，这是非常使人担忧的问题。梅里斯达斡尔族老年舞蹈队是组建较早的一个，这批骨干现今都是八十左右的年龄，前几年他们就陆续退出了舞台，这个舞蹈队终因队伍萎缩而解体。

四、四个疑难

四个疑难，即传统本真定位难，文化价值评估难，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把握难，作品创作难。

第一，传统本真定位难。文化艺术来自于生产生活，是生产生活的反映。达斡尔族民间文化艺术反映的也是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由于对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特征和属性的研究不够深入，更是缺少共识，因此对依附于传统文化的民间文化艺术的本真-即核，本质，属性很难定位。比如“扎恩达勒”不是草原歌曲，不是山歌，是不是田园歌曲呢？由于对达斡尔族民间文化艺术没有明确的定位认识，关联的问题就很多。从原则上说，涉及到保护原则的定位，涉及到发展目标的确立。从文化工作者的具体实践上说，涉及到制定工作目标，确定民间文化的可塑内容，培养新生队伍，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以及作品创作等等。

第二，文化价值评估难。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评估，应该从两个方面评估。一是单纯的文化价值，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二是从市场的角度。达斡尔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价值评估在这两个方面都有难度。从非物质文化的角度评估，它是活文化还是死文化的再生？目前展示在我们面前的达斡尔族民间文化艺术，是传统的遗存，是拾遗的再现。从市场的角度评估，达斡尔族民间文化艺术还没有形成文化产业，因此也就没有直接的价值效应，间接的效应有多大也是难以评估。今后发展起来了会怎么样，也是难以预料，因为有两个至关重要的要素很难估计，一是达斡尔族民间文化的发展能否与时俱进，与主流文化相融共存，并有一席之地。二是受众市场能否培植起来，也就是达斡尔族的传统文化情结能否在民众中传承下去，尤其在年轻的群体中保持高涨的民族文化情结。不管我们现在乐观也好，悲观也好，都是很难预料。

第三，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把握难。达斡尔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与发展的问题，主要在于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对保护与发展的认识。认知的问题在于保护什么，发展什么。认识的问题在于怎么保护，怎么发展。从理论上讲，保护就要发展，发展必先保护，保护和发展是矛盾的统一体。当前在保护与发展的舞台上普遍存在“悖论”现象。保护并不只是原原本本地束之高阁，也不仅仅是培养几个传承人，发展也不意味着必然变异。因此我们必须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一，高涨的民族文化情结也许就是变异或悖论的温床。高涨的文化情结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这里蕴藏着民族文化的生命力，蕴藏着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但是我们很少有人关注“悖论”这个课题，更是很少有人说得清楚。达斡尔族传统文化艺术虽然历史悠久，但还算不上成熟，规范化程度不高。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文化与传统的本真是有折扣的，有的可能还是本末倒置的，我们没有觉察而已。因此在高涨的情结环绕下可能就会有本真的“核”被遗忘了，非本性的形态被固化为传统的特征。在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中存在这样尖锐的课题，是我们的意识自觉，是否存在这么尖锐的现象，需要专家们关注。目前使人比较欣慰的是，杨士清老师作为黑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人，提出“认准源头、遵循主流、变化发展、不离其宗”的理念，这是比较符合当前达斡尔族的实际。二，保护：保护的根本意义在于保护文化的“核”，即本性。单纯从保护的意义上而言，为了保护文化的本真，宁可保护死文化，也不要达斡尔族名下的实际内涵已经变异了的另类。印第安人的头饰羽毛和酋长的权杖虽然他没有市场价值，但是他却原原本本地展示着历史文化。三，发展：发展的客观条件是受众市场，没有市场的文化就是个死文化。达斡尔族民间文化要不斷地走向高层次的舞台，这是我们必须努力的方向。走向高层次的舞台我们依托的恰恰是达斡尔文化的本真。为了发展尝试闯市场也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培植市场就要以自身的“变”来适适应受众的口味。这就出现一个难以把握的“变”的问题，变什么属于发展，怎么变不至于变异？这是非常难以把握的问题。四，要提高阐释和展示权的主动意识。达斡尔族学者和文化工作者担当起阐释和展示达斡尔族文化的义务，这是历史赋予他们的责任。达斡尔族学者和文化工作者的这种意识体现着民族的自尊与尊严，同时也为兄弟民族的学者和文化工作者的介入清理障碍，减轻困难，降低门槛。有了主动的阐释意识和自我展示意识，就会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猎奇”，“庸俗化”、“同质化——站在民族村里，找民族村”、“过度商品化”、“张冠李戴——穿着达斡尔族的服装，唱着另一个民族的曲调，跳着第三个民族的舞”现象的出现。

第四，作品创作难。前面谈到的三个不确定和三个难点，都是作品创作难的重要原因。这些年从事达斡尔族文化艺术的工作者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尝试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他们的纠结和困扰是显而易见的。改了，变了，否定的声音就会铺天盖地，不改，不变，又何谈创作！我们有很美的反映农夫耕作的、反映猎民狩猎的、渔夫捕鱼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民歌，也有反映达斡尔衣食住行，以及日常生活的“哈库麦勒”歌舞。但是普遍有一种遗憾，缺少一个能够代表达斡尔民族符号的作品呢。其实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对达斡尔民族文化属性的认知，没有把达斡尔民族文化艺术的本真提炼出来。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