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新见《重修坝州堡碑》考略

吴明冉

(阿坝师范学院 藏汉双语教育学院，四川 汶川 623002)

汶川新见《重修坝州堡碑》考略

吴明冉

(阿坝师范学院 藏汉双语教育学院，四川 汶川 623002)

汶川新出土的《重修坝州堡碑》是羌学研究的重要史料，由于川西北明代碑刻文献极其少见，显得尤为珍贵。对照原石与拓片，详细校释碑文，从坝州和坝州堡的设立、地理位置、重修缘由、历史沿革，建堡者题名和官职，重修坝州堡的原因等三个方面，考察明朝中央王朝对羌区推行的政治和军事政策，为研究明代羌汉关系等史实提供了真实的佐证。

明代；岷江上游；羌区；坝州堡；碑刻

明代碑刻，乃石刻文献大宗，内地汉区常见，但在四川西北羌区极少，爬梳旧志并及田野调查，所获仅20余通，与明朝在羌区的统治和丰富的羌族历史文化极不相符。2012年3月，项目组在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龙溪乡羌人谷东门口寨田野调查时发现1通明正德十六年(1521)《重修坝州堡碑》。碑高52厘米，宽99厘米，厚14厘米。碑文楷书，30行，满行14字。左下角残损。碑文记录坝州堡地理位置，设立和重修缘由，文末有重修者题名，反映了明朝中央王朝对羌区的统治，特别是军事控制。查方志，正德间重修坝州堡之事及题名多失载。因此，该碑就显得尤为珍贵。本文对照原石与拓片，详细校核碑文，并检讨与之相关文献，希冀能为研究明代羌区政治、历史、军事、民族管理、羌汉关系等方面提供参考。

1 坝州和坝州堡的设立及地理位置

碑云：“太祖高皇帝奄及九有，华夷宾服。”①曾晓梅藏拓。下同。据《明史·四川土司》载，太祖朱元璋洪武六年(1373)，“茂州权知州杨者七及陇木头、静州、岳希蓬诸土官来朝贡。十一年置茂州卫指挥使司”[1]8022。十二年，平羌将军御史大夫丁玉定松潘，并潘州入松州，置松州卫。十五年，迭溪郁氏归附。碑铭与史乘表明，洪武六年至十五年间，岷江上游羌区相继归顺明中央王朝。坝州，属威州千户所管辖，隶四川都司。《明史·丁玉传》载，洪武十年，“四川威茂土酋董贴里叛，以玉(丁玉)为平羌将军讨之。至威州，贴里降。承制设威州千户所。”[1]3909坝州应是先归附，后叛，再设威州千户所。

坝州，即霸州。“霸”借为“坝”，是专用字。出现时间大约在宋代。明清石刻和典籍，多作“霸州”，如《四川通志》、《保县志》、《汶志纪略》、《理番厅志》和民国《汶川县志》及康熙四十年(1701)《牟托温氏土司碑》等，后者刻于茂县南新镇牟托村上寨温耀萍门前，载“奉宪札去霸州”。有的作“坝州”，如《重修坝州堡碑》《古今图书集成》《明史》等。《旧唐书·地理志四》：“天寳元年，因招附生羌置静戎郡。干元元年，改为霸州。”[2]治安信县(今四川茂县西北)，辖境今茂县一带，隶松州都督府。《四川通志·武备·边防》载宋政和二年(1112)知成都庞恭孙建言开拓威州保霸。“威州保霸蛮者，唐保霸二州也，天宝中所置，地陷没酋董氏，世有其地，与威州相错，因羁縻焉，保州有董仲元，霸州有董永锡者。”“嘉佑及熙宁中皆尝请命于朝，……以董舜咨、保州地为祺州，董彦博霸州地为亨州。”[3]亨州，政和四年(1114)改羁縻霸州置，治所嘉会县，辖境相当今四川理县东北与汶川县西北[4]，即桃坪乡与龙溪乡邻近地。宣和三年(1121)，废州，以县为砦，隶威州。威州，景佑三年(1036)，以与山东潍州声相乱，改今名[5]。故碑称“坝州堡设于层峯迭嶂之中，乃前改威州之旧州治也。”威州旧州治，在理县薛城镇，即古维州，今“杂谷碉寨”[6]28。“洪武二十四年，徙威州治于霸州，今东门外番寨。宣德七年，因羌患逾江，徙治汶川县。”[7]3“明宣德中，古维州为生番所克，移治霸州。复罹番害，遂迁威治于汶川县，而迁汶川治于寒水驿北。”[8]威州之西有嘉绒藏族董卜韩胡宣慰司与杂谷安抚司。早在永乐间，杂谷土司“与董卜构兵。维州诸地俱为侵夺。”[1]8595其势力不断向西、向北扩张，迫使威州沿杂谷脑河、岷江，自西向东三迁，这些地方均为交通要道和军事隘口。

那么，坝州堡究竟在何处？碑称坝州堡“城池不满三里，碉下旧州二里”，表明离旧州治不远。“坝州堡……旧威州遗址。州既东迁，乃改为堡。”[7]13《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坝州堡，州西北二十五里，因唐、宋霸州旧名也。今设仓置戍于此。自堡而北有龙溪、卜南、木上诸寨，与北路番族黑苦、三姐相通。又坡底堡，在州西南，西北去坝州堡五十里：附近有龙山、竹打、大寺、小寺、蒲穵、太子愤等寨，皆番族驻牧。”[9]《中国民族问题数据·档案集成》言，打喇土司，在今理县，兼领桃坪乡星上、水田等寨[10]。《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成都府部》：“按《威州志》：打喇司土官居坝州东门外，今部落雕零，仅备员而已。”[6]30打喇土司官寨，可能在杂谷脑土司的侵逼下，东迁至霸州东门外。今汶川县龙溪乡联合村东门外，羌语称东门外为“打喇赫”，意为打喇土司的官寨[11]。在龙溪乡东门口后山还有《霸州城堡遗址题记》，无刻石年代，据碑文“墩”“险”“一览众山小”等字样，及明朝军事防御设关、堡、墩、台分级管理制看，此“墩”就在坝州堡附近，应为明代刻。综上所述，坝州堡就在威州以西，今汶川县龙溪乡东门口一带无疑。霸州就在这附近。据此，清嘉庆《汶志纪略》和民国《汶川县县志》称明正德七年(1512)以前，威州故城一直在今古城坪，即姜维城，显然有误。

2 建堡者题名和官职

碑载弘治初年以来，“参将房公令茂州卫指挥田玊巡督至”坝州堡，后“委指挥章玺、蒋成、田鉴，重庆卫指挥张涌，威所千户宋琏、唐先恭督堡，各添修镇夷、宣威、太平等墩，加增城垛，以丽威武，保障颇固。”正德十五年(1520)冬，抚巡兵叅吴芮诸公命，“茂州卫指挥佥事万嘉言克行”任本堡提督并重修坝州堡，参与者有“巡视地方威州千户所、千户□、威掌坝州堡、重庆卫、右所千户。□仁领哨百户柴□(下残)督工威州王舍熏、茂州卫总旗杨六十、袁生保、杨友贤、郑如春(下残)。重庆卫总旗乔二、李三三、朱金、张来保、锡(下残)。宁川卫总旗陈满寿、雷五、罗信中、郑□(下残)”等。所存题名，皆系军籍，任参将、指挥、指挥佥事、千户、领哨百户、总旗等职。

明代京师以外各省实行镇营兵制，兵属营，由什长、队长、哨官、把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总兵、总兵统领，直属兵部。镇守，即总兵，总镇一方；分守，即参将，独镇一路；守备各守一城一堡。《明史·职官志·总兵官》：“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把总，无品级，无定员。”[1]1866视情况而设或撤。军属卫所，自京师达郡县，皆设卫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由都指挥使、卫指挥使、千户、百户、总旗、小旗统辖。按照此制，守堡者当有小旗，因碑石左下残缺，“总旗”以下不存。营兵制与卫所制官职常同用的情况，总兵、副总兵或副将一般由公、侯、伯等勋臣及都督等官充任，参将、游击多由都指挥使等官充任，守备、把总由卫指挥及千、百户充任。题名多卫所制官职，属营兵制的惟“叅将房公”。《茂州志·武秩》：“蒋成，指挥使。”[12]据文义，指挥章玺、田鉴，亦属茂州卫指挥。威州守御千户有“威所千户宋琏、唐先恭”，二人同时督堡。查检《茂州志》《汶川纪略》等旧志，唯万嘉言、蒋成有载，多数题名失载，可补史阙。

坝州堡，地处岷江上游地区。该地区，素为军事要地，西可阻吐蕃，南可挡南诏，威茂为灌口障蔽，岷山成为全蜀巨障。《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成都府部》羌蛮考：“自威州西路则保子关、坡底堡、坝州堡、西坪堡、干溪堡，镇彝关、新安堡抵保县。”[6]31堡内设提督管堡官一员，戍官一员，提督队民兵四十八名，主军六十二名，戍军一百九十一名[7]191。明朝在羌区龙州、松潘卫、茂州、威州、保县等各州、县广设关、堡、墩、台，分级管理。关据险、堡中坚、墩报信，相互连接，构成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这些设施，扼守通道，作为防御、弹压羌藏少数民族的要隘和屏障。如茂迭设“有叅将一员，驻札茂州，游击一员，驻札迭溪，千户所各路把守指挥五员”。分督关堡39个，北抵迭溪千户所、松潘界；小东路抵安县；南路抵威州。威州有千户所，至汶川堡、彻底关抵灌县(今都江堰市)界，西路关堡7个可抵保县。共设关堡阱墩台共120处，14251人[6]31。仅对坝州堡的巡督、修建、督堡，上至参将、卫指挥使、卫指挥佥事、千户，下至领哨百户、总旗、督工。堡内设提督管堡官1名，即碑之“提督西路保霸等关堡、茂州卫指挥佥事万嘉言”。又有戍官1员、提督队民兵48名、主军62名、戍军191名[7]191。弘治间有“威所千户宋琏、唐先恭督堡”。正德间“提督西路保霸等关堡、茂州卫指挥佥事万嘉言克行”督堡，这是明代中后期，省镇营兵制盛行，守城堡官校以卫所官员充任，碑石为此提供了实证材料。嘉靖间，四川松潘一带有“守堡百户”[13]。按卫所制，千户所下有百户所、总旗、小旗，还有民壮、乡兵、土兵等地方兵，一般不脱离生产，平时从事百业，闲时按期操练，战时成为征募兵员的首选对象。土司拥有的武装力量即土兵，协助明军守御、抚剿。《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成都府部》载：关堡墩台，“戍守主客官军、兵快、羌番”[6]31，碑之“领哨百户柴□(下残)、督工威州王舍熏、茂州卫总旗杨六十、袁生保、杨友贤、郑如春”等，应是羌人土兵。弘治十三年(1500)“巡抚张瓒调汉、土官兵五万”分剿“入犯松潘坝州坡抵关”番贼，就有羌藏少数民族土兵。”[1]8029守堡官兵同时负责添修墩台，故碑云：“添修镇夷、宣威、太平等墩，加增城垛，以丽威武，保障颇固。”羌区关堡林立、墩台棋布、兵盛粮足，军事建置完善，驻军防御严密，反映出明王朝对四川西川岷江上游羌区的重视，以及推行的军事管制政策。

3 重修坝州堡的原因

岷江上游羌区，除州、县治所和屯兵地外，主要聚居者是羌民和藏民。故碑云：坝州堡“与龙溪等夷寨，巢穴相抵。”在坝州堡附近，龙溪、卜南(今龙溪乡布兰寨)、木上(今克枯乡木上寨)诸寨与北路黑苦(今茂县黑虎)、三姐生番(羌)相通，“每岁畋获，既有盖藏，则以砺兵，劫夺为事”[14]，故设坝州堡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防御龙溪诸寨羌人。《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成都府部》：清康熙年间，“自松达茂三百余里，循河岸，彝碉棋布，山巗视力之，如蜂房。”[6]31岷江上游和杂谷脑河，羌人数众。中国四方少数民族以虫兽偏旁命名，由来已久。“蛮”“貊”“狄”，见于先秦经籍。宋、元以来，以犬旁字命名者尤多。碑铭鄙薄羌人“虽素尝向化，性类犬羊，心无定在。”这种源自统治者的歧视，根深蒂固，有时据兵以剿，皆因臆其“心无定在”或“梗化”、“不服”。如宣德九年(1434)，“敕指挥佥事方政、蒋贵等抚剿松潘。政等至，榜谕祸福，威、茂诸卫俱听命，惟松潘、迭溪所辖任昌、巴猪、黑虎等寨梗化。政令指挥赵得、宫聚等以次进兵，平龙溪等三十七寨，班师还。”[15]正统十一年(1446)“时松潘皆已向化，惟歪地骨鹿簇二十寨不服，命督高广、王杲等剿之。”[1]8028

明廷在羌区广泛设置关堡台墩等军事壁垒的初衷有二。其一是畅通公私往返，保障交通安全；其二是为巩卫明军在羌区占领的据点，确保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安全。坝州堡的设置和修建，确系明朝卫所制度，但更重要的是为控制羌区、防御羌藏等少数民族的反抗和起义，在军事上取得斗争的主动权，与羌人争夺宝贵的土地资源，夺取并保障当地的生产资料牢牢控制在明朝政府手中。正如碑称：“盖因城不险阻，兵革未利。”守堡官兵“上下湏得镇夷墩，要冲番路”。否则，“弗堪御患”。《保县志·武功》载：永乐间，“保县羌民黑大肆行不法，四川成都指挥李敬帅兵追剿，直揭贼窟，悉歼其众，生擒黑大斩之，羌民畏服”。同书《兵制》：“景泰间，威茂州寨帅王永，煽动上下五族，欲据南路，时罗绮抚治松潘，一举殄之。天顺末，夔、茂、威、嘉盗起，连劫州郡。”[7]203碑文记录弘治初建堡后，“先年被番犯境焚毁”，弘治十四年十一月“癸卯，威州番贼陷霸州堡”[16]，不得不于正德十五年冬重修，次年孟夏完工。续修半年，“与夫城铺台桥，次第聿新。精兵坚革，整肃踰前”。

明中后期羌区推行改土归流，废除部份世袭土司，改行流官管理。政治上革除土司自治权利的流弊，使少数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与中央王朝保持更加密切的关系。但在施行过程中，羌民受到土司和州县流官的双重压榨，加上羌区多处于高山峡谷、地多苦寒贫瘠，统治者动辄以武力相威胁，强制羌民汉化，迫使其易姓，甚至主动纳粮，成为编户，实为躲避民族歧视。如“正德二年，太监罗龠奏，茂州所辖卜南村、曲山等寨，乞为白人，愿纳粮差。其俗以白为善，以黑为恶。礼部覆，番人向化，宜令入贡给赏。从之。”[1]8022何卿在正德、嘉靖间以武力平白草风村、野猪窝诸寨后，亾何他寨若番牌大力孙子皆请归降，效风村故事，石泉令李茂元受之。羌俗露顶无冠，茂元具汉冠，易其名姓，皆书冠间，令诸羌冠。“于是召诸羌至军门，金鼓大作，诸羌鱼鳞入。……兵使者因赐冠，冠诸羌，诸羌并跪起堂下，叩头谢，乃言愿岁输黄蜡一斤。”[17]这些政策激起羌人不断反抗，又引来更加残酷的镇压。正德八年(1513)，茂州“羌豪张敖、刘芳、焦拱等诱羌民围城，欲杀指挥万嘉言等，吓银七百两，敖畏罪，反使其党唐茂，诬奏嘉言等受羌民钱，伺勘官至，复聚众围之，杀旗舍廖易受陶惠等，以胁勘官，自是益横，动辄攻城杀人。十一年，抚按官廉知其状行，杨兵备擒敖等杀之。”[6]29万嘉言，据碑考，为“提督西路保霸等关堡、茂州卫指挥佥事万嘉言克行”，万氏名“嘉言”，字“克行”，正德十五年(1520)主持重修坝州堡。可见，坝州堡的重修与羌民反抗明廷有直接联系。当然，其邻近的董卜韩胡宣慰使司和杂谷安抚司嘉绒藏族势力的东侵，出于战略防御的需要也是重要的因素。

重修坝州堡为明中后期，这个时期中央政府对羌区施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军事上的残酷镇压、文化上的民族歧视和强行汉化，特别是嘉靖以来，强大的武装镇压使羌民受到毁灭性打击，丧失了大规模反抗朝廷的能力。《明史》《万历武功实录》《清史稿》《古今图书集成》《四川通志》等均有详细记载，《重修坝州堡碑》的出土为羌区军事建制和政策研究提供了实证材料。

[1] 张廷玉．明史[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06.

[3] 常明，杨芳灿．嘉庆四川通志：卷九十[M].成都：巴蜀书社，1984：2883.

[4] 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302.

[5] 脱脱.宋史卷：八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7：2214.

[6]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卷五百九十三[M]．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

[7] 陈克绳，阿扎拉，毕成裕．保县志：卷六[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

[8] 李锡书．汶志纪略：卷一[M]．蕊石山房藏版．1805 (清嘉庆十年)：5.

[9]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5：3196.

[10] 《中国民族问题数据·档案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问题数据·档案集成：第2辑[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428.

[11] 耿少将．羌族通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00.

[12] 杨迦怿，刘辅廷．道光茂州志：卷三[M]∥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清道光十一年(1813)刻影印．成都：巴蜀书社，1992：374.

[13] 陈经邦．明世宗实录：卷十二[M]．台北：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863.

[14]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27.

[15] 杨芳灿．四川通志[M]．影印嘉庆版．台北：华文书局，1967：2872.

[16] 谈迁．国榷：卷四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8：2780.

[17] 瞿九思．万历武功实录：卷五[M]∥续修四库全书．万历原刻本影印．北京：中华书局，1962：311.

责任编辑：柳 克

AResearchonChongxiuBazhoubaoTablet

WU Mingran

(Tibetan-Chinese Bilingual Education Department, Aba Teachers’ College, Wenchuan 623002, China)

The newly excavatedChongxiuBazhoubaoTabletis an important and authentic historical material to study Qiang ethnic’s society,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essay has checked the rubbing against the tablet, collated and annotated the inscriptions, and consulted relevant literatur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Ming Dynasty’s political policy and military doctrine,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s to study Ming Dynasty’s national management and its military defense system. At the meantime, it could provide proof for Qiang-Han relationship, especially for the rulers’ military control of Qiang area.

Ming Dynasty; upstream of Min River; Qiang area; Bazhoubao; inscription

K248.2

A

1009-3907(2017)11-0073-04

2017-07-2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1YJA870026)

吴明冉(1988-)，女，四川南充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汉语史、少数民族文献及中国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