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美德之源探析

胡秀洁

（闽南师范大学法学和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医患美德之源探析

胡秀洁

（闽南师范大学法学和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紧张的医患关系和“医闹”“杀医”现象表面看是制度、法律不完善的问题，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医患双方信仰缺失和因此导致的忠诚、信任、感恩、喜乐、饶恕等美德的不足。儒家文化对构建我国传统道德有独具优势，但也有其局限性。基督教伦理曾经对西方世界带来深远影响，但在中国，借鉴基督教文明有其历史的藩篱。宗教信仰的文明成果只要有利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有助于建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秩序，有利于培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都可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滋养。

医患矛盾；法律的局限性；儒家道德伦理；基督教道德伦理；医患和谐

我国现阶段的医患关系空前紧张，也出现不少令人痛心的案件，频繁出现的“医闹”“杀医”现象引起社会各界乃至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不论医学界还是法学界，多数文章强调从制度、法律、技术层面解决医患矛盾，比如要求独立制定医疗防暴的法律[1]、将医疗单位在法律上从现有的“内保单位”重新定性为“公共场所”[2]、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提倡叙事医学实践[3]等。但这些文章忽略了人行为的内在动力，因为不论多么完善的制度、技能都依赖于人行动的动力源；没有动力，再好的制度都会沦为摆设；没有善良的愿望（Good Will），什么法律制度都会面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拆解，以致归于无用。

一、医患关系的危机及法律救济的局限性

医界与学界主要呼求法律救济，但是法律的文本规定并无不足，是法律的执行有缺陷。现实中为了解决医患矛盾还有医患签署不收红包协议、适用调解、加强保险等多种进路，但都治标不治本。考察法律制度与道德基础的互动模式，看到解决的可能路径是通过促进信仰，加强医护人员和患者及其家属道德修养，建造法律可以建基的美德基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重视信仰、美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是为解决医患关系焦虑的治本之策。

“宗教和法律的目的都是要使人成为一个好公民”。[4]“唯有信仰能指出幸福的正确方向，从而唤起和激发那遭到压抑的道德情感。道德情感融化了自私和冷酷所结的坚冰，它让人从冰冷的私利中走出来，在信仰的阳光下走向道德意义上的自我，同时也走向具有同样价值的他人。”[5]信仰，不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信仰，还是我国传统的儒家信仰，抑或西方国家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或是佛教、伊斯兰教等正统宗教都有激发道德情感、凝聚人心、促进社会和谐的功用。

美国的圣犹大（以耶稣的门徒命名）儿童医院专治白血病等致命的儿童疾病，技术在世界领先，其发明的疗法帮助推进整体的儿童癌症（含白血病）生存率从20%提高到超过80%，我国现在使用的白血病治疗方法多数来源于这个医院。但是病人家庭从未从圣犹大医院收到过一张账单，因为医院认为一个家庭所应该忧虑的是帮助他们的孩子活着，而不是担心金钱。他们医院研发的治疗方法、诊疗方案也免费提供给各国的医院和患者。由于圣犹大医院的大多数资金来自私人奉献，因而他们拥有这样的自由关注最重要的事情——拯救孩子，不论他们的财政情况。这样一种“上帝的管家”理念的财富观，医院、医生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观念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

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单靠法律显然是不能完成的。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信仰的道德教化功效和约束力远胜其他因素，甚至可以使人和社会的道德风貌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培养真正的道德？不同信仰提供不同的答案和解决方法，以下仅以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为视角进行简要的分析。

二、我国传统的儒家道德伦理及其局限性

解决医患关系不能只依靠法律，还需要道德。我国有悠久的美德伦理的传统，占主流地位的儒家伦理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将管理者品格的塑造和个体美德的培养作为其伦理要求的中心而不以一般的规则为重点[6]。儒家伦理美德是我国的历史传统。“家”是儒教强调的主要伦理之一，中国社会是家族文化的典型代表。这一伦理的核心在于强调家的价值，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根本支配着其他人际关系。传统中国是一个低信任社会，中国人在亲属间关系密切，而在非亲属间关系清淡。[7]

（一）儒家美德伦理的特点

传统的儒家文化认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前半句表达了儒家对政治的实质的理解。根据这种理解，政治（无论是从今天的统治、管制、治理或管理的意义上说）的实质不是利益的分配，也不是权力的争夺，而是道德的问题；与之相应的是，政治问题的解决途径，不是靠法律的规约和控制，而是通过道德的教化和感染，一句话，“德治”是政治的最好方式——“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而后半句话的意思，就是具体指出这种途径和方法如何得以落实，那就是依靠统治者和为上者的“修身”“修德”，以此为“正”的先导。当然，这两方面是密不可分的。

1.德治（相对于“刑治”）。儒家认为，治理国家和社会，诉诸“德”才是根本的办法，而严刑峻法则是末。儒家表现出对“德”的力量的坚定信仰。孟子：“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孔子：“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子路）。[8]190“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8]15秩序良好的社会，主要是建立在德的弘扬而非法的规制之上。

2.修身。“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学》）孟子也说过，“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篓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8]188

3.儒家伦理美德的目标——仁德。“克己而复礼。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8]172孔子认为抑制自己，使言语行动都合乎礼，就是仁德。具体要求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对不合礼的事做到不看、不听、不说、不做；“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8]172要求出门工作好像去接待贵宾，役使百姓好像去承担大型祭祀，都得严肃认真，小心谨慎。自己不愿意要的，就不要强加给别人。在工作岗位上不对工作有怨恨，在家也不要有怨恨。

4.提高品德的方法。“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8]77就是说以忠诚信实为主，唯义是从，这就可以提高品德。

作为一种俗世伦理，儒家坚持在人君中寻找道德完善的典范，对大众的道德追求产生过吸引和示范作用，激励人们不断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努力达到道德完满的境界。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儒家确实因此而造就了许多的道德理想人格。[9]

（二）儒家伦理美德的潜在局限性

认真阅读品味儒家的伦理，观察儒家伦理对人和社会的影响，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局限性。

1.强调外在。儒家伦理很强调外在行为、外在形象，认为做到了就是仁。即使提高品德的方法，也是强调唯义是从，非常外在，不强调从内而外地改变。

2.强调以人为中心。儒家伦理是以人为中心的，强调人若做到了仁德，就会带来一些实际的好处，获得别人的敬重，国家太平。

3.局限于“私德”。儒家所讲的“德”往往局限于私德，却漠视公德——在熟人圈中是个好人，但对圈子以外的人却缺乏最起码的作为同类的关怀。缺乏一种抽离或超越于所有具体的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的视角，使得儒家政治伦理在处理陌生人的关系中缺乏必要的资源，而且使得“是非法理”往往模糊于“人伦关系”。

4.缺少培养途径。对于如何培养好的品德，儒家文化缺少切实有效的途径。正如前面引用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但什么是“格物致知”？没有详细的说明；如何从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也没有详尽的说法和证明。总体是局限于一个判断和观察，难于学习、操作。

对这种仁政的批评，最细致、最公正、最尖锐的要算2100年前的韩非子了。他是“法家”的哲学家，生活在孔子之后约300年的时候。近代的还有林语堂。批评者们指出，过去的两千多年中，一直在重复着那些道德上的陈词滥调，却没能够切实改善国家的道德状况。

三、基督教生命品格的建立和对良好医患关系的促进

绵延数千年的基督教文明作为异文化，可以作为他山之石，为我国当前医患关系的重建提供借鉴，如修女德蕾莎的爱心示范，美国医疗系统内深沉的基督教文化，以及基督教强调从里到外的生命更新和真美德如何体现在西方的医务人员的性格中和患者对处境的反应中。这些都提供了很好的、具体的例证。

（一）基督教论真美德的本质

关于什么是真美德，基督教有着既不同于儒家也不同于当前流行文化的说法。基督教复兴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在《真美德的本质》中论到，有两种类型的道德行为：“普遍的道德”和“真正的美德”①Jonathan Edwards.The Nature of True Virtue[M].Wipf&Stock Pub;Reprint edition（October 1,2003），chapter 2.（乔纳森·爱德华兹1703-1758《真美德的本质》）。。人出于“普遍道德”行善，那是因为这对他有益；而真正的美德是人出于对上帝的爱而行善。

爱德华兹指出，人可能爱自己。我们世俗的心理学一再鼓励人爱自己，提高自己的自我形象（self-image），称这是成功的基础。自爱可能在短时间里，给自己带来自信、努力的动力和好处，但在自爱中，善意只是对一个人而已，在一些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自爱的人将会与众人为敌。这还算不得是真美德。根据同一道理，任何私心的爱或善意，虽然扩大到一个家庭或一个社会，但因不附属在对众生的博爱心以下，所以仍不得称为真美德。因为将爱扩充到多数的人，虽比一人为众，然而与众生比起来，则仍相差太远；若把这种爱与对众生的爱相比，它的分量就与对一人的爱无大的分别。可见爱心若只限于个人或者一社团，而不顾到众生，就显然不是真美德。不问这一社团范围如何扩大，人数或多或少，若它只包括众生无限渺小的一部分，便与那包括众生的整体无可比拟。爱德华滋认为，对任何受造者，或任何一群受造者的爱，若不隶属于对至高无上者的爱，就不能列为真美德。凡有真美德的，即凡爱众生并爱那有善良者的，就必然对神有最高的爱和欣赏。因为神的爱不但是先于被爱者之美，而且是先于被爱者之存在；所以神的爱乃是被爱者之存在和美的基础，而神的爱并非是以它们为基础；因为使神赐他们存在和善良的，乃是神的善良。神的美德如此普及，不但爱那有实际存在者和美者，而且爱那可能存在者，赐与美和乐。不只是比其他一切无限伟大优美，而且是整个生存体系之首；是一切生存和美之源。万有都是由他而来，且绝对完全依赖他；万有和万善，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罗马书 11:36）②《圣经》或称《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2009年版。本文采用通行的文内夹注书卷及章节，下同此例。；他的本体与美，乃是一切生存和优美之综合总汇；甚于太阳为一切亮光之源头与总汇。

爱德华兹绝不是蔑视普遍道德。事实上，他认为“普遍道德的光辉”是上帝抑制世上邪恶的主要途径。但在“普遍道德”里，人的品格本于自我中心。人因为恐惧（害怕失败）或自傲（认为自己是个聪明的人）而不断努力，不断前行，或许取得各种各样的成功和成就，但其根源——恐惧或自傲，并没有改变，甚至爬得越高，恐惧愈深或自我膨胀的愈厉害。人在自己的道德生活里培育着罪的根源。有一天，这样的人会突然做出令自己和他人都惊讶的事来。

就这一点，察尔默斯具体解释说，我们的缺点或坏习惯很少会自然消失。虽然不可被摧毁，却可能被取代——一种味道可以被另一种味道取代并完全失去其在思想中的位置。一个孩子不再被自己的胃口辖制，是因为一种“更成熟的胃口”替代了它。年轻人不再膜拜感官的愉悦是因为对财富的膜拜占了上风。甚至贪财不再辖制人心是因为心被卷入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并被一种对权力和道德优越感的追随所辖制。没有任何一种转化可以使心完全不受任何辖制。人心对事物的欲求总是无法克服的。要除去人心对事物的欲望，只能通过另一种全新的力量把旧的欲望驱逐出去。也就是唯有通过信仰耶稣基督，把自己委身给一群上帝的儿女，圣灵浇灌在众人身上，这样，伟大的、主宰一切的爱掌管众人的心，众人的心才从欲求的辖制中得释放。且只有这一种释放是可能的。因此，仅仅深刻认识到世界的不完美是不够的，仅仅意识到自己那些享乐的瞬时性是不够的，仅仅证明意识的愚蠢是不够的，而要用所有合适的方式发掘到你内心深处对基督的爱，而基督的崇高超越整个世界。①托马斯·察尔默斯的《新热情的驱动力量》，参见《托马斯·察尔默斯著作集》（New York:Robert Carter,1830）第二卷。察尔默斯生动地说明了从普遍的道德到基督教意义上真正的美德之间的变化过程。他想象一位年轻人沉溺于玩耍和酗酒。他意识到如果他不做出改变不会有什么前途或社会地位的时候，他开始控制自己。自律是好的，但它本质上是出于人对认同感和权力的欲望。“年轻人不再膜拜感官的愉悦是因为对财富的膜拜占了上风。”察尔默斯又描绘他随后另一个改变。他已变得贪婪和野心勃勃，这是因为他开始沉迷于政治和意识形态，他希望实现社会公正。同样道理——社会正义是好的，但是察尔默斯指出政治可能只是另一种证明自我价值和能力的方式而已。这和年轻人当初追求金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即使是热爱金钱可能不再占据他的心，因为他已卷入思想政治漩涡，他现在被权力欲和道德优越感控制了。两种情况里道德行为的动机都是惧怕和骄傲的混合。虽然它导致的行为看起来是很好的，但它也几乎总是导致强迫别人、优越感或对与自己价值观不同人的鄙视。因此，正如任何成功都导致一种居于他人之上的优越感，任何失败也都会是毁灭性的。总之，所有这些形式的道德行为的动机都是对权力、优越感的渴望，而不是单纯的服务他人。

察尔默斯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彻底改变骄傲和怯懦的性格，那就是通过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唯有当耶稣成为人们爱的对象，他是你的救赎、喜乐、盼望、意义和价值的源头的时候——你才会有节制和对社会公义的关怀，而且是被恩典驱动的；那些强迫感、不安定感、自私、骄傲都将不复存在。除了基督的恩典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真正改变人的品格；没有人能够仅通过“意志力”改变自己。

（二）基督教品格特点和品格养成

基督教培养品格的特点在很大方面体现在它的不同寻常的目的上。基督教认为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三位格）在基督徒身上做工的最终目的不只是给以一般的安慰和鼓励，而是将人的品格逐渐塑造成为耶稣的样式。“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罗马书8:29）和“直等到我们众人…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书4:13）

基督教品格培养的过程：圣灵使人有基督的品格，这不是突然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基督徒变得像基督不是突变，而是渐变。

基督教论述品格的种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拉太书5:22）。

各种圣灵品格的定义：

（1）仁爱：更乐于满足他人的需要，而不是自己的。

反面：惧怕；为了保护自己不惜损害别人。

假象：自私的爱。帮助他人仅仅是因为对自己有利。

（2）喜乐：因上帝的美善和他的荣耀而喜悦。

反面：失望、绝望。

假象：喜乐建立在我们得到的祝福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祝福我们的上帝之上。这种喜乐会随环境变化而丧失。

（3）和平：信心和平安，它基于上帝的智慧，而不是基于人自己的智慧。

反面：焦虑，担心上帝不会把事情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

假象：冷漠、没有同情心、漠不关心。

（4）忍耐：包括平时的忍耐、或忍耐别人，既不发火也不放弃。

反面：抱怨上帝或他人。

假象：刚硬。认为“这种小事不值得操心”。

（5）恩慈：同情心，愿意付出真情而不仅仅是帮忙。

反面：沉迷于自我，不顾他人的需要和伤害。

假象：懦弱，处处害怕惹别人生气，或为满足虚荣心的施舍。

（6）正直：诚实、透明。不同境遇下言行一致。

反面：虚假、伪善。

假象：没有爱的真理。有话直说，却缺乏智慧和爱。

（7）信实：忠诚和勇气。按原则行事、完全可靠、言出必行。

反面：酒肉朋友。

假象：没有真理的爱。出于愚忠无法面对冲突，无原则的护短。

（8）温柔谦卑：忘我。

反面：优越感：沉迷于自夸、自我膨胀、嫉妒、无法与人同乐。

假象：自卑；自傲——众人皆醉惟我独醒。

（9）节制：能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

反面：强迫、冲动、缺乏自制。

假象：克制是出于骄傲的意念，或者为了得到别人赞扬、权力、或同情。①此处圣灵品格的定义部分得益于美国纽约救赎主长老会RedeemerPresbyterian Church资料《福音基督教：品格》，2003-04。

（三）真美德是制度的基础、医患和谐的保证

认真观察上述基督教品格的定义，人们常常在假象的位置看到自己的影子，那是我们天然的自我的映照。品格培养的目标则是其定义所描述的，属于天然人学习的目标。比如，仁爱这种品格，我们看到一些基督徒可以无私地、不求回报地、低调地、长期地帮助孤儿甚至收养残疾孤儿，他们所求的是上帝的喜悦，不求受助者的感恩、反哺或他人的赞许。与他们形成对比的是：很多人帮助孤儿一点点，就要拍照、媒体报道、评优，否则就觉得白做了；或者收养孤儿，一定要收养健康、聪明的，不要残疾的，以达到“养儿防老”目的。由此可见，多数天然人的品格更多的是假象，行善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不是真美德。

真美德（品格）与假象有时很相像，但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一定处境下就会显露出来。具有假象品格的人，他/她做的好事坚持不了太久，走不了太远。比如，一位医生是很好心，但遇到一些病人得到帮助却不知感恩或者没有得到领导表扬时，久了就觉得委屈、然后放弃好行为，最后满腹怨言、甚至对病人恶语相向。这是我们一般人自然的反应，也是我们多数医生的现状，但也反映出这个好心医生的仁爱是看环境的，是假象，还不是真美德。

患者也是一样，当在医院看病事事顺利时，心中快乐，自诩虽然生病还能乐观；但是遇到一些医生、护士看病匆忙，讲话不体贴，病情没有好转甚至恶化时，就失望之至，怒气上升，再遇到个导火线事件就怒气爆发对医护人员进行谩骂、殴打。而真正因上帝的美善和祂的荣耀而喜悦的患者，他们的心情不因境遇改变而变化，因为自己的处境不是自己喜乐的原因，不能左右自己的心境。身体或健康或疾病，疾病或得医治或不能医治，上帝的美善和荣耀没有改变。有一篇文章《不要浪费你的癌症》，由著名牧师、神学家约翰·派博所写，美国大卫·鲍力森②David Powlison,Journal of Biblical Counseling的编辑。回应。这两个人相继患了癌症，在积极治疗的同时，满心喜乐地赞美神，写道：“如果你不相信那是上帝安排给你的，你会浪费你的癌症。如果你认为你的癌症是诅咒而不是礼物，你就会浪费你的癌症。如果你从你的痊愈几率而不是上帝那寻求安慰的话，你就会浪费你的癌症。如果你拒绝考虑死亡，你就会浪费你的癌症。如果你花太多的时间阅读关于癌症的事情而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读关于神的话语，你就会浪费你的癌症。如果你让癌症将你与世隔绝而不是最大限度的加深你跟别人的关系，你就浪费了你的癌症……”③John Piper and David Powlison.Don't Waste Your Cancer.http://www.desiringgod.org/resource-library/taste-see-articles/dontwaste-your-cancer.访问日期：2013-03-27.他们相信癌症是上帝为他们量身定做的生命试炼，不论是否得医治都在上帝美好的计划中。“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8:28）这个益处可能是患者的品格得到锤炼，从依赖人转变为信靠神；他人得到帮助；可能是今生的好处，也可能在永恒的彼岸。例如病不得医治，这样的境遇使人对医院和医生非常失望，但这个处境同时也教导患者：医生也是人，不是神，信靠他们而不信靠神是错误的——上帝在呼召你信靠真正的神他自己。信靠上帝的患者，不用担心他会苛求医护人员的服务，不用担心没有治好他，他会拿刀砍医生。可以对比本文开头提到的发生在漳州的未得医治的癌症病人砍杀医生的事例。

大卫·鲍力森告诉面对苦难的人：“你需要寻求帮助。帮助从头到尾都来自神。祂听见、帮助、加力量，又维护那些依赖他的人。如果你先到别的地方找，你是自设陷阱，掉进网罗：苦毒和复仇、逃避和沉溺、对他人产生不正当的依赖。”[10]很多患者正是掉进苦毒和复仇、逃避和沉溺中，对医护人员产生不正当的依赖和期待。当这个不正当的依赖落空时，就心生恨意，寻求报复。这些患者需要走出这样的心理怪圈。

按照基督教的道德伦理设计，医患双方都互相留出足够的生存、生活空间。如果甘心乐意地认真按照教义去做，医患之间是会充满爱、支持与谅解，会有相当和谐的关系的。

（四）借鉴基督教文明的历史藩篱

中国现代文化曾从西方文化借鉴了不少东西，但由于历史上的藩篱，被借鉴的基督教成份甚少。[11]

从理论分析并参照欧美历史，基督教对社会风俗、道德风尚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我国目前受到的影响仍然非常有限。我国民众中信仰基督教的已有一定比例，目前仅只是因为宗教行政管理制度的约束，其可能服务社会的深度与广度还是很有局限性。[12]同时，私人信仰只有演进为公民信仰，才有可能构成良性互动的社会秩序。因为严格的宗教政策限制，各人只信自己的，无法公开、无法交往、难以认同，也不会彼此制约。

国家世俗权力与私人、公民精神权利的制度分离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两权分离，有利于政权和宗教的健康发展，是经多国历史检验的一项重要制度。正如美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禁止任何宗教被立为国教，以确保真正的宗教平等、宗教自由，最终促进国家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幸福。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设计。

现在海内外不少有识之士都意识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和哲学对话的重要性。[11]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问题上，种种设想和努力相互交织甚至相互冲突，在现实中难以达成共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将仍然是困扰中国文化发展、中国基督教发展的难题，也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中需要面对的难题。[13]

回顾历史，基督教数千年前起源于中东，首先向西传到欧洲，与欧洲传统文化产生很大的冲突，因此在欧洲受到了长期、严酷的逼迫。经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等改教后的基督新教徒前往当时是荒蛮之地的美洲，建立了美国。新教在美国取得长足的发展，成为美国立国的基础，并反过来影响、更新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使天主教更新了禁止神职人员之外的人读圣经、收赎罪劵等观念和做法。现在世界各国的基督教仍然在不断的交流、归正中。以史为鉴，可见新旧文化的冲突是正常的，需要我们审慎、耐心地去面对，而不是回避。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仅仅需要发达的经济，同时也需要有信仰的公民。这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14]各种信仰只要有利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有助于建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秩序，有利于培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应该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滋养。

四、医患关系的重建有赖于道德的进步

医患关系的解决机制从长远和根本来看，在于医患双方的道德进步，和在此基础上良法的有效执行。

道德的激励机制儒家与基督教各不相同，儒家总的还是属于普遍道德，基督教倡导的是更为彻底的真美德。在儒家那里，道德完满的难度大，因为道德的酬报就在于道德自身，儒家伦理学既不承诺今生的快乐，更不承诺来生的幸福。基督教的伦理虽然以道义论的形式出现，但比儒家伦理更具目的论色彩。它所倡导的当然也是一种舍弃的伦理。由于舍弃的论证来自上帝，而且上帝还有承诺——如永生、心灵的安宁以及上帝的同在，等等，因此，舍弃在基督教的框架里被转化成乐意的、理所当然的。而且舍弃以后，人不是变得一无所有，反而是在生命上越发加增。[9]儒家伦理学千百年来造就了很多“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道德英雄人物，这实在不能不说是儒家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是儒家的思想及其所倡导的道德激励机制在支撑着我们的民族和历史。但我们也无奈地看到，当代社会的大厦不再是依靠少数的道德精英人物来支撑了，当代的民主和法制更非建立在少数几个人超乎寻常的道德自觉之上，而是建立在普通大众在道德上所能普遍达到的最起码的道德水准，以及对大众道德能力的信任的基础之上。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或许类似基督教的道德心理激励机制可以为我们的思考提供额外的思想资源。[9]

公共的道德伦理现象是有由占多数的个体道德组成的。所以，要想形成某种道德风尚，必须要从个人的生命改变、品格培养开始。基督教的品格培养方法与众不同，与我们熟悉的传统相去甚远。但正因不同，才值得研究和借鉴。

解决医患关系，需要广阔的思路。纵观人类历史，宗教的道德教化功效和约束力优于其他因素，甚至可以使人和社会的道德风貌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5]美国和澳大利亚可说就是成功的范例。历代基督徒以生命见证上帝的真实，基督教信仰在西方延续并发展起来，成为公民的道德基础、国家和法律的保障，也引致美国等国家与地区医患关系方面的美好见证。

当代中国信仰的公共建构，其实就是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社会及其个人层面的不同践行与公共认同。一个爱国、诚信的公民，当然不可缺乏真实践行的价值观及其信仰方式。更加重要的是，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亟需那种以信仰为基础的共识与认同，核心价值观才能得以落实与践行。[14]那正是医患矛盾彻底解决、医患之间真正达到内在和谐、良法得到有效执行的基础。

“法律和宗教乃是人类经验两个不同的方面，但它们各自又都是对方的一个方面。它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16]若希望有良好的医患秩序，有良法和以信仰为基础的医患双方的道德改善是当务之急、治根之本。

［1］李威，张雪，等.美国医院暴力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医学与哲学，2014（11）B.

［2］基层麻醉网.全国医护人员紧急转发[EB/OL].2014-03-15.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MTEwMzgwOA==&mid=200077930&idx=1&sn=acd893f9e842b8c532ca0b6267a 58a3f&scene=1&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rd.2014-05-06访问.

［3］余颖聪.尊重患者的故事及对叙事医学实践的思考[J].医学与哲学，2014（9）B.

［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申林，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1.

［5］张艳芬，李玲.试论信仰的引领和凝聚作用[J].杭州：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3（6）.

［6］王云萍.公共行政美德伦理与治理有效性的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2013（1）：57.

［7］王飞雪，山岸俊男.信任的中、日、美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9（2）：6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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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小珍）

B8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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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4225（2017）04-0083-07

2015-12-11

胡秀洁（1968-），女，浙江永康人，闽南师范大学法学和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厦门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