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指引信念 思路决定出路
——中央红军长征系列会议的战略抉择研究

陈定国

（中共通渭县委党校 甘肃 通渭 743300）

理想指引信念 思路决定出路
——中央红军长征系列会议的战略抉择研究

陈定国

（中共通渭县委党校 甘肃 通渭 743300）

长征途中，党中央针对红军战略转移过程中面临的严峻问题，及时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这些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战略思想，纠正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克服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图谋，作出了把红军落脚点放在陕北、并把陕北作为革命大本营的战略抉择，奠定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础。

信念 红军长征 党中央 系列会议 战略抉择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

“震撼世界、彪炳史册”[1]的长征之所以能取得伟大胜利，原因固然很多。笔者认为：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以及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赤子之心，是长征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党中央在长征途中为纠正错误、弥补失误而及时召开的系列会议所作出的英明决策，则是长征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可以说，如果脱离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长征能否取得胜利，犹未可知。

中原大战结束后，1930年10月，蒋介石开始调集重兵，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军事“围剿”，妄图把中国工农红军扼杀在摇篮里。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局面，党中央运用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集中优势兵力实行运动战，采取避敌主力、诱敌深入、围点打援等作战方针和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粉碎了蒋介石的前四次“围剿”。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中共临时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等人的战略错误，红军虽然英勇奋战一年，付出了重大伤亡，却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

长征途中，为摆脱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险境，纠正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保存党和红军主力，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党中央曾组织召开过一系列重要会议，主要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会理会议、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榜罗镇会议、吴起镇会议。

一、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英明决策

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负责人博古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左”倾领导者的意图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到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创建新的根据地。长征后一个多月，红军虽然突破了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由于“左”倾领导者消极避战和指挥失误，致使红军损失过半，锐减到三万多人。

当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时，蒋介石就判明红军要到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意图，于是调集40万大军围追堵截，在前面布下罗网，妄图一举消灭中央红军。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左”倾领导者不顾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执意要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当时红军如继续北上，无疑将钻进敌人预先布置好的罗网。这就引起了中央领导层对原定计划的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率先起来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公开批评。12月12日召开的通道会议，就是这场重大争论的开端。

（一）通道会议讨论了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

通道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中心议题是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放弃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免投入敌人布置好的罗网，提出了西入贵州创建新根据地的意见。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支持，但博古、李德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没有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于是，红军向黎平开进。

（二）黎平会议纠正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

中央红军12月15日占领黎平，16日，中央纵队进至黎平县城。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同志改变了观点，同意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心议题仍然是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会上，多数同志同李德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原定计划，避免了中央红军陷入重围的危险。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20日，中央红军即按照军委命令分两路西进，开始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改变原定方向的战略转移。

（三）猴场会议重申了向贵州转兵的英明决策

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举行会议。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新的行动方针。为把握住有利时机，使红军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在组织上对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李德把持的军事指挥权作了限制。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召开和作出的各项决定，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转变的关键决策，是红军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战略思想的集中现，表明毛泽东思想开始为全党、全军所接受，从而在思想上、组织上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

二、遵义会议、会理会议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猴场会议后，1935年1月1日至6日，红军分别在江界河、回龙场、茶山关三个渡口强渡乌江，1月7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9日，红军乘胜拿下娄山关、桐梓城，同日，军委纵队进驻遵义。

（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中心议题是：1.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2.检阅五次反“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首先，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并由常委会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纠正了中央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独立自主地做出的。”[2](P158)遵义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二）会理会议确定了红军北上会师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的伟大胜利，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围，顺利地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

由于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而且有些战斗也没有打好，这就引起基层出现某些怨言，而且这种情绪在中央和红军领导层中也有所反映，出现了一股小小的风波。林彪也一直埋怨，说我们尽走“弓背路”，要求走“弓弦”，走捷径。他认为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的，并给中央三人小组写信，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为统一中央和红军领导层的思想，增进团结，更好地完成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创建新苏区根据地的任务，中央政治局于5月12日，在会理郊外一个叫铁厂的地方召开扩大会议。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利用机动作战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和运动战的战略思想，对林彪的所谓“走了弓背”的意见和他给中央三人小组要求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信作了批评。会议还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立即北进，抢渡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大家一致认为，为了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创建新的根据地，必须维护遵义会议形成的党的军事和政治领导的威信，反对不正确的抵触情绪。可以说，会理会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三、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确定了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加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的先遣队，经德昌、西昌，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1935年5月20日到达泸沽，24日强渡大渡河，29日飞夺泸定桥。6月8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致电中央红军，提出迅速北上，攻取懋功、理番，开展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新局面。6月12日，先头部队到达懋功达维地区，与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会师后，中央红军改称第一方面军。

（一）两河口会议确定了一、四方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为开创红军和革命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认为目前应该先夺取松潘、平武，消灭胡宗南部，进而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在四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却认为革命形势低落了，红军是在退却。因此，他主张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所谓“川康计划”。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化解分歧，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在什么地区创立新的根据地的问题。报告认为新根据地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地域宽大，好机动；二是群众条件较好，人口较多；三是经济条件较好。据此，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与会同志无人提出异议，战略方针获全体通过。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中央认为在战役上必须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不久，又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建立以甘肃南部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进一步扩大苏维埃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二）芦花会议促进了一、四方面军的相互了解和兄弟部队团结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表示拥护党中央关于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北上方针，会后口头上也同意攻打松潘，但行动上却提出种种借口，故意延宕四方面军的行动，不愿北上。

为了加强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相互了解，统一两大主力红军的行动步伐，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7月21日至22日在芦花举行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的历史经验教训。会议首先听取张国焘关于四方面军发展历史情况的报告。他全面汇报了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的斗争情况。他承认由于对敌情的错误判断，导致部队在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中的较大伤亡。徐向前和陈昌浩分别作了关于四方面军的补充报告。会议对以上三个报告进行了讨论，对四方面军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严肃指出了四方面军存在的主要错误与不足。

芦花会议全面总结了四方面军的历史经验，一、四方面军领导人在会上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对于增强两支部队的兄弟团结，统一部队组织与指挥，有着重要意义。

（三）沙窝会议重申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加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为了坚持北上方针，1935年8月3日，红军总司令部制定出《夏洮战役计划》，要求“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各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火敌之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同时将主力部队分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自卓克进攻阿坝；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自毛儿盖攻班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跟随右路军行动。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举行会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决议草案》的报告。在讨论这一报告时，毛泽东首先发言，就决议草案作了补充说明，他着重分析了西北地区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有利条件是：1.西北地区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但总的看来他的统治是削弱了。2.西北地区的特点于革命有利，主要表现：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统治最薄弱的地方；二是蒙、回、藏等少当选民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的革命要求很强；三是靠近苏联，受苏联影响大，且能得到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困难条件是：人口稀少，物资缺乏，少数民族和气候复杂等，但这些都是能够克服的。与会大多数赞同张闻天同志的报告，并对决议草案的内容提出一些补充意见。认为一、四方面军目前应加强相互间的了解与团结，消除隔阂与误会，融成一片。同时强调了提高党在红军中的威信的重要性，指出红军与党是不能分开的，党的力量的削弱就是红军的削弱，党中央威信的提高就是增强红军的战斗力。

四、毛儿盖会议、巴西紧急会议、俄界会议抵制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倾向，确定了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回到毛儿盖，召集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非法审查中央路线，企图用枪杆子威胁党，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

当时，敌人正加紧在南线进犯红军，造成对红军后方的严重威胁。据此，党中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将红军主力集中到右路，主攻班佑。党中央于1935年8月15日电示张国焘：“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上”。19日，张国焘致电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一面同意中央15日的行动计划，一面却强调攻取阿坝的重要性。

（一）毛儿盖会议明确了向洮河以东发展的行动方向

针对张国焘的不同意见和种种表现，为化解分歧，统一行动，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着重讨论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毛泽东作了《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指出：我们到达夏洮地区以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向陕西，一向青海、新编、宁夏方向。报告认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报告指出，夺取洮河流域的东岸，是夏洮战役的主要目的，目前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于将来的行动。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主张应克服一切困难，以岷州为中心，坚决向东发展。

毛儿盖会议是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这次会议确定的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的行动力针，是对两河口会议决定的补充，对于明确红军主力发展方向、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企图，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巴西紧急会议决定党中央单独北上，脱离险境

毛儿盖会议后，党中央和右路军以红一军为先导从毛儿盖向班佑北进。经过7天7夜的草地艰苦行军，红一军于8月27日占领班佑，29日到达巴西、阿西。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于8月24日将毛儿盖会议决定电告张国焘，力主两路主力合力出击洮河以东，提出要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但是，张国焘从两河口会议后，为贯彻其向西退却的方针，始终把注意力放在阿坝方向。

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水涨，无法徒涉与架桥，以及粮食困难，反对左路军北上与右路军会合，擅自将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折回阿坝，并提出左、右两路军同时南下回击松潘的主张。9月8日，张国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9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严正指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但张国焘一意孤行，并于当日向中央提出南下川康边之天全、芦山、丹巴、甘孜、道孚等地的分裂主义计划，并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党中央在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形势下，为贯彻北上战略方针，于9月9日晚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率红一、三军单独北上，脱离险境。

（三）俄界会议确定了用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图谋

1935年9月10日，党中央令红一军团向罗达、拉界前进，并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同时向四方面军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郑重指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11日，中央再次指令张国焘“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拒不从命。

为解决张国焘阴谋分裂党中央及红军所造成的危局，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举行会议，讨论目前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着重讲了三个问题：一是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要求红一方面军主力之一、三军团应该单独北上。二是红一、三军团的行动方针是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三是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还要尽力争取四方面军北上。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并谴责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

会议正式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分析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历史根源，申明要坚决纠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会议还根据彭德怀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意见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

俄界会议公开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确定了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对于克服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与军阀主义，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着重大意义。

五、榜罗镇会议、吴起镇会议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把陕北作为领导全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抉择

俄界会议后，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先头部队于9月18日占领哈达铺，党中央于21日进驻哈达铺。在哈达铺，党中央对北上红军进行了整编，正式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

（一）榜罗镇会议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伟大决定

在榜罗镇休息期间，毛泽东从榜罗镇的一所高级小学得到一些报纸杂志，从报上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北方的许多材料以及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一些情况。毛泽东及时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陕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认为陕甘支队应迅速到陕北同陕北红军会合。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打到苏联边界去的决定，做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伟大决定。

9月28日清晨，党中央在榜罗镇小学的操场召开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最新决策，进行了政治总动员，指出当前我军的行动方针是要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以迅速到达陕北根据地同陕北红军会合。响亮提出“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前线，我们要到抗日前线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

（二）吴起镇会议确定了把陕北作为领导全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抉择

榜罗镇会议后，党中央率陕甘支队分左、中、右3路纵队北上，突破会宁、静宁之间的西兰公路封锁线和平凉、固原之间的公路封锁线，翻过了六盘山高峰。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驻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同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1935年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中心议程是，总结俄界会议后红军的行动，确定新形势下陕甘支队的行动方针。毛泽东作了《俄界会议以来的形势与陕甘支队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党的新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指出当前的作战方针是先向西，以吴起镇为中心，整顿扩大部队，提高战斗力，搞好群众工作，解决物资问题；认为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仍是一项重要任务；要求做好同西北同志的团结问题。在讨论中，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认为榜罗镇会议的使陕北成为领导全国革命中心的决定是正确的。

吴起镇会议是榜罗镇会议的继续和完善。会议肯定了榜罗镇会议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战略抉择，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创建西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从而开启了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新的历史时期。

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3](P136)长征中每迈出一个胜利的步伐，都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

理想指引信念，思路决定出路。

习近平讲：“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1]人生需要理想去激励，信念需要理想去指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信仰是马克思主义，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对革民事业无比忠诚的赤子之心，指引中国工农红军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征服千难万险，战胜强大敌人，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战略思想和灵活机动的战术原则，才能不断调整战略思路，避实就虚，做出正确抉择。

习近平指出“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确立。”[1]长征途中党中央针对红军面临的严峻问题而及时召开的这一系列重要会议，就是总结实践检验真理、实践确立真理的过程。正是这一系列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纠正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进一步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战略思想，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克服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图谋，作出了把红军落脚点放在陕北、并把陕北作为革命大本营的战略抉择，从而保证了中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奠定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础。

由此可见，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够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2.5万里，实现历史性的战略转移，取得长征的完全胜利，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更为重要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能够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及时召开系列会议所作出的战术调整和战略抉择。

［1］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6-10-22（1）.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6：158.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136.

K264.4

A

1007-9106（2017）06-0151-06

陈定国（1972—），男，中共甘肃省通渭县委党校高级讲师，从事党史党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