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顺之的人格精神与晚岁出山抗倭

邵 金 金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论唐顺之的人格精神与晚岁出山抗倭

邵 金 金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唐顺之晚年放弃隐居的安逸，放下对名节的顾虑，毅然出山。他的出山选择与他的人格精神密切相关。植根于其内心的“狂狷”、“拯民救世”以及“建功立业”三重人格精神将唐顺之推上了出山之路。这一看法不但可以在唐顺之出山前的人格精神中找到支撑，同时也可以在他出山之后“惩将革弊”、“舍命抗倭”及尝试军事改革等作为中得到印证。唐顺之晚年出山抗倭是他对自身人格精神的坚守及践行,也是他典范士人风貌的体现。

唐顺之； 人格精神； 抗倭

嘉靖三十七年，乡居十七年的唐顺之应严嵩及赵文华的举荐出山，受任职方郎中。受任之后，唐顺之先赴蓟镇核查边情，之后又赴东南地区协助胡宗宪组织抗倭事宜，最终病逝于抗倭前线。对于这样一位舍命为国，捐躯沙场的士人，他的出山选择及在抗倭战场上的作为却没有得到当时士人群体的广泛认同,现代学界对此也颇有争议。认识唐顺之出山的原因对于准确评价唐顺之出山选择及之后的作为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在梳理前人对唐顺之出山原因认识的基础之上，对此问题做进一步论述①目前学界已对唐顺之晚年的抗倭活动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黄毅的《唐顺之与明代抗倭斗争》(《深圳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和赵园的《关于唐顺之晚岁之出》(《南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两篇论文。。

一

唐顺之出山之前已深知此举会遭到士林对其名节的非议。李开先曾致书唐顺之婉劝他不要出山：“此一起官，颇纷物议，出非其时，托非其人。若能了得一两事，急急归山，心迹庶可少白于天下。不然，将平日所守而尽丧之矣。”[1]953罗洪先在《祭唐荆川文》中云：“尝闻自哂，出则群咻。”[2]918但唐顺之最终没有顾及时论非议，而是“知之而蹈”，毅然出山抗倭。究竟是什么动因打消了唐顺之对名节的顾虑，让他踏上出山之路呢？对此，唐顺之本人并无专文论说，后人却众说纷纭，其中几种看法较具代表性：

第一，唐顺之出山是为了重登仕途，继续自己的仕宦之路。李开先在《荆川唐都御史传》中云：“第言行止非人所能，听其自至而已。两次复书，总是愧护。……其意必以为年且长矣，不际此一出，后恐无时。”[2]953-954可见李开先认为唐顺之之所以不顾时议出山，是因担心如拒绝赵文华的援引，恐怕日后没有机会再次步入仕途。

第二，唐顺之受严嵩的胁迫，不得不出山。《唐顺之与明代抗倭斗争》一文认为“严嵩的威逼，使唐顺之感到极大的压力。顺之经过一番犹豫推托，最终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再度出山，赴京述职”[3]。

第三，唐顺之出山之举是受“亢奋”情绪的导引，是对自我压抑的一种反抗。《关于唐顺之晚岁之出》一文认为：“自虐式的修炼与无视‘公论’的一‘出’之间，无疑有某种联系；后者被作为了对压抑(包括自我压抑)的不自觉的反抗，也未可知。出山后短暂的军旅生活中表现出的亢奋(病态的激情)也可为佐证。”[4]

李开先的“为官出山说”缺乏实际的依据。从李开先“其意必以为年且长矣，不际此一出，后恐无时”的表述中，可知唐顺之“为官出山”仅是李开先的揣测，其中包含着李开先对唐顺之出山选择的困惑。况且唐顺之生前对此也有所辩白，他在《与章阳华中丞》中云：“山中三十年心事，公所素悉。吾岂恋恋一官者哉！”[5]384

严嵩的威逼应对唐顺之的出山选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能成为决定唐顺之出山的关键因由。其因有二，首先，从唐顺之出山前的履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畏权势且秉性刚硬的士人。权势威逼不曾让唐顺之改变自己的人生选择。嘉靖八年，唐顺之举会试第一，内阁首辅张璁意欲拉拢顺之，但顺之恶张璁之专横，借告病避而远之。此举惹怒张璁，最终张璁“拟旨以吏部主事罢归，永不复叙”[6]5423。嘉靖十八年，唐顺之以原官复出，恰逢嘉靖帝因拟立太子事和群臣对峙，群臣畏嘉靖帝的凶残皆噤声，独唐顺之联合罗洪先、赵时春犯颜直谏，再次遭到罢黜。时人对唐顺之这种秉性多有称赞，罗洪先《与双江公》称：“荆川命世之杰也。其行峻洁，其学精进，其志坚刚。”[2]188因此，很难想象对张璁和嘉靖帝毫不畏惧的唐顺之会因严嵩的威胁而委曲求全，置名节于不顾。其次，唐顺之出山之后的精神状态丝毫不见被逼迫的迹象。如果是被迫出山，那么出山后的唐顺之定然会表现出颓丧和压抑的情绪。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唐顺之在出山之后，特别是在抗倭战场上的整体情绪是昂扬积极的。

“亢奋出山说”从唐顺之的精神气质着眼，较前两种说法似乎更为深入。但观唐顺之生平，会发现他并非意气用事之人。李开先称其：“虽一拜往返之细，亦斟酌可否而后行之。”[1]952所以唐顺之应该不会在关乎名节的大事上仅出于对公论的抵触就轻率为之。况且用“亢奋”来概括唐顺之出山之后的精神状况也与实际不符。

我们并不否认促使一个人做出重要人生选择的动因是多方面的，但对于一位“行峻志刚”的士人而言，他人生道路的选择往往并不由情势利害所决定，而主要是出之于自身人格及相应人生价值观的导引，这正是士人有别于其他群体的特殊精神所在。当我们追寻历史上一些优秀士人独特人生选择原因时，往往会发现这些选择背后隐伏着强大的人格支撑，尽管他们的行为也许在世人眼中有些不合时宜。如文天祥“死忠”的人生选择背后是对“正气”人格的坚守，于谦“粉身碎骨”的人生选择源于他对“清白”人格的执着。那么，作为明代中后期的一个典型士人，唐顺之不顾“名节非议”的人生选择也定然与他独特的人格精神紧密相连。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过深入剖析唐顺之的人格精神来为其出山的缘由提供一些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二

通过对唐顺之出山前思想的全面考量，笔者认为以下三方面“人格精神”可能促使了唐顺之不顾非议，做出从容出山的人生选择。

首先，建功立业的英雄人格精神是促使唐顺之出山的重要动力。自春秋鲁国大夫叔孙豹提出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后，历代豪俊之士都将此三者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并内化为士人的英雄人格。唐顺之以文学和思想知名于世，但他并不满足于做一个静守书斋论道解经的书生，同时还想成为一个功业卓著的英雄。翻检唐顺之抗倭前的人生履历，我们能够发现唐顺之除对文学和思想孜孜以求外，也热衷于精研各种实学来提升自己实际能力，为实现一己功业做准备。《明史》称：“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利、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6]5423其中，他对兵法战事的兴趣尤为浓厚。他穷究古人的兵法智慧，热衷于编纂军事著作。他曾编《武编》，是书共十卷，包含了排兵布阵，军器军需等行军打仗的内容。四库馆臣称其：“亦多由阅历而得，固未可概以书生之见目之矣。”[7]839除此书外，他还参与了《握机经》等军事著作的编著。

边疆的卫国战争历来是建功立业的理想场所。唐顺之罢居之后，虽困守乡里，但却曾数次给边地的统帅写信，索求他们的军事方略及边地的地图以供自己参详，体现出其热切的功业之心。如他曾给曾铣写信向他索求边事疏及河套地区的地图：“近见邸报，得吾丈条陈边事一疏。窃以万全之算多具此中。而邸报只载条纲，愿得全疏一观之。并三镇巡抚所议与河套详细地图，俱望一见示。”[5]332他与翁东厓的书信中也提到“往时边关图本大率只是丹青一副而已”，希望“如宣大与三关地图敢求见寄为惠”[5]324。

倭患爆发之后，唐顺之密切关注着前线战事，写书信和诗作寄赠前线将领，积极地为他们出谋划策。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张经受命总督抗倭军务，唐顺之作《赠督府张半洲兼柬周中丞石崖四首》：

威名昔日动南荒，斧钺重分定海疆。八镇大臣承节制，六千君子备戎行。若营内险无如海，但练沙兵略用狼，师老寇深为日久，伫看石画一更张。

壮猷元老旧文儒，羽戚雍容礼乐余。吴起援枹休进剑，韦卿对垒只肩舆。抚士严冬挟重纩，屏人半夜草阴符。复道降人为我用，三吴深雪正擒俘。

无知丑虏恣炰虓，谁识元戎庙略饶。七策谋臣陪后乘，三镖蛮骑护前茅。计藏处女深坚壁，势激惊雷迅捣巢。民夷连结祸未已，上计由来是伐交。

插羽飞书入建章，帝亲推毂任才良。东南大略输公墐，尊俎奇谋仗子房。人家半是焚烧后，禾黍又成荆棘场。为将先须固根本，诸公深计在民疮。[5]122

在盛赞了张经的统帅能力之后，唐顺之建议张经重视外交手段，加强海上防御，在征调“狼兵”的同时要加强对本地“沙兵”训练。此外针对战后民生凋敝的状况，唐顺之婉劝张经应该先以民生为念，巩固抗倭的“根本”。对军事怀着热切向往的唐顺之，自然向往在真实的战场上一展身手。因此，唐顺之建功立业的人格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唐顺之走上出山之路。

其次，无畏无惧的“狂狷”的人格精神是唐顺之出山的重要原因。宋克夫先生在《宋明理学与明代文学》一书中将“狂狷人格”概括为：“‘信心而行，了地忌惮’的自由意识和人格特点。”[8]150明代中叶，随着阳明心学的盛行，“狂狷”成为部分文人崇尚的人格典范，唐顺之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唐顺之在《与两湖书》中盛赞了“狂”的人格精神：

今之所谓狂也，而豁豁磊磊，率情而言，率情而貌。言也，宁触乎人而不肯违乎心；貌也，宁野于文而不色乎庄。其直以肆，则亦古之所谓狂也。[5]221-222

在《与项瓯东郡守》中，唐顺之又进一步阐发了“狷”的人格精神：

据吾见，旧人规模且未免作世间一种寡过之人，其于贤圣作用尚是有间。学问须先定其基，故孔子不取谨愿之士而取狂狷为有机也。狂者固不待言，至于谨愿之士与狷者，其不为不善亦较相似。但狷者气魄大，矫世独行更不畏人非笑。谨原之士，气魄小，拘拘谫谫多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己，而谨愿者役于物，大不同耳。[5]227

显然，在唐顺之看来，“狂狷”人格精神应该包含“豁豁磊磊”和“矫世独行”两种人格风范。这一人格精神让唐顺之有主动挑战艰险人生的意图和愿望，他在《答洪方洲主事》云：

且夫豪杰之士出头干事，矫众特立则易以招尤，惟闭关括囊则可以无咎。然君子不辞自立于多凶多惧之地也者。将以自验也。仆辈幸在闲田地，然悠然过日，德不加修，未必不由此乎？[5]253

唐顺之认为君子应该立于“多凶多惧之地”，通过“矫众特立”的行为来验证自己的道德修为。唐顺之出山之时的环境恰是这样的“多凶多惧之地”。嘉靖一朝党争激烈，嘉靖二十八年严嵩担任内阁首辅之后，朝中政治斗争更趋严酷，正直大臣受迫害者众多。而此时北部俺达部族屡次入侵，东南倭乱频发，且愈演愈烈。加之嘉靖帝多忌嗜杀，边将稍有过失便遭罢黜，甚至有杀身之祸。这样险恶的局势可能让一般人心生畏惧，但对于“狂狷”的唐顺之却是验证自己道德修为的绝佳时机。另外，其“豁豁磊磊”的人格精神也可以让他克服世人非议的阻力。因此，狂狷的人格精神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唐顺之出山的人生选择。

最后，“拯民救世”的君子人格是唐顺之出山的内在驱动力。王畿在《祭唐荆川墓文》中云：“是岂知兄救世一念根之天性，与金石同坚，死生出处不离乎是，吾尽吾心而已，成败利钝非有所计而然。”[9]573王畿认为唐顺之的天性中有“救世一念”，正是这种念头决定他“出处”的人生选择。唐顺之曾师事王畿，他自称于王畿“独少北面四拜之礼”[9]573。因此王畿对唐顺之的盖棺之论应该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拯民救世”观念始终系于唐顺之心魂，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多次表达此种心曲。他在《与罗念庵修撰》中云：“死生一事矣，一切任之，无足深挂意者……年来世事扰扰，忧国一念未能弭忘。”[5]267在《万两溪吏部》中云：“四十以前，虽屡经废锢，至于为国为民一念，每饭未之敢忘。”[5]336

嘉靖三十一年，倭患大炽，罢黜乡居的唐顺之“拯民救世”之念更加深切。抗倭前线的战事时时牵动着他的内心。他的一些诗歌记录下了他当时的心情，如《病中秋思八首》之三：“何年海上入妖氛，满地楼台尽一焚。刃露雪霜惊壮士，阵翻蛱蝶扫疲军。星河避影宵烽逼，砧杵停声哭巷闻。野老无能效筹策，空谈长铗对秋云。”[5]48再如《病中秋思四首》之四：“愚公本意拙于谋，癖在烟霞况未廖。蝉响蛩鸣分昼夜。寒灰槁木混春秋。医方百试增身病，藿食终年与世休。责守一无聊自慰，且忘倭寇过苏州。”[5]48这些诗歌表达了他对国事的关心、民生的同情及请缨无路的苦闷。此外，倭患爆发之后，唐顺之曾赴会稽考察抗倭前线。徐渭《壬子武进唐先生过会稽，论文舟中，复偕诸公送至柯亭而别，赋此》之序云：“时荆川公有用世意，故来观海于明。”[10]66从中也可看出他救世拯民的急切。静卧山林，修德论道虽然可以在世人眼中保全节操，但与民生国事却毫无助益。因此拯民救世的人格精神也推动唐顺之走出山林，泽济苍生。

三

虽然“建功立业”、“狂狷”、“拯民救世”三重人格精神在理论上可能推动唐顺之走上出山之路，但要确定三者之间的联系，还需要结合唐顺之出山后的具体作为来进行考察。因个体人生选择的动因在一定程度上会体现在他选择之后的具体行为上。经过考察，我们发现唐顺之出山之后的作为与其人格精神高度一致，可以说他出山后的作为是对他以上三种人格的践行。因抗倭是唐顺之出山后的主要活动，故我们主要考察唐顺之在抗倭战场中的作为与他人格精神的联系。

首先，建功立业的人生追求与唐顺之痛革积弊等作为。既然是为了存粹的功业理想，唐顺之显然意图彻底平息倭患，让自己功垂青史。于是履职抗倭前线后，唐顺之对抗倭前线存在的积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针对部分将领畏惧倭寇，不敢出海御倭的状况，唐顺之重新制定了赏罚的标准：

将领畏避潮险，不肯出洋。将领不肯出洋，而仅仅责之小校。水卒则亦躲泊近港，不肯远哨。是以贼惟不来，来则登岸，残破地方，则陆将重罪，而水将旁观矣……贼若从某处海面深入登岸者，该总首先坐之。论其登岸多少，以次罪及总兵，又罪及兵备海道而止。[5]952

对于那些抗倭不力的将领，唐顺之主张予以严惩。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唐顺之上《海贼分道侵突疏》，弹劾狼山副总兵邓城防倭不利，致使其被罢职逮系。同年六月，唐顺之上《三沙贼遁疏》，弹劾了五名守御不利的抗倭将领致使他们遭到惩处，其中包括李遂，卢镗等抗倭宿将。

除了惩将革弊外，唐顺之还亲涉战场，“经历海洋”、“跋履行阵”观察战局，并咨访“行阵老卒退校”，向他们请教抗倭经验，并在此基础之上拟定了一系列抗倭策略。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唐顺之根据自己见闻，条陈“御海洋”、“固海岸”、“图海外”、“定军制”、“足军食”等九条方略，并整理上报朝廷。这些方略从整体战局着眼，包含了外交、战略、军事部署等内容，体现出他欲彻底平息倭患，建功立业的决心。

其次，狂狷的人格精神与唐顺之不畏流言，坦然自守的作为。唐顺之革弊惩将的铁腕手段招致了部分将领的不满和非议，俞大猷较有代表性。在出山之初，俞大猷对唐顺之十分钦许，对其出山抱有很高的期望：“荆川先生萃造物之秀，负世间之英，得中庸正传，而直睹堂奥者也。故一拟议，以举止皆足以为轨当世，开示来学。贤士大夫所仰以为羽翼，赤子苍生所望以为霖雨者也。比来荐剡交上，公论攸归，帝心简在，东山复起，伏惟幡然就道，推孔子孟轲之学，树伊傅周召之勋，以开雍熙泰和之治。中庸所谓成己成物之道，不于吾身亲见之耶。猷敢不洗心涤虑，致扣门墙，以偿夙昔依归之愿。且冀效蚊虻附鸿翼共翱翔于天地之间。则虽没身碎首无憾也。”[11]卷十在邓城被罢职受惩之后(邓城是俞大猷的同乡至交)，他对唐顺之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唐顺之死后，俞大猷更公开表达了他对唐顺之的失望与不满：“荆川公平生所学恐都是旁门……然沮天下好道之士者，荆川也。悲夫！”[11]卷十二罗洪先曾寄书婉劝唐顺之“节缩自爱，宽容待人”[2]223。可知当时议论之汹汹。

但唐顺之对此类非议能够坦然处之。他在《白伯伦礼仪部》中云：“世间便有许多摇撼，所幸胸中若有砥柱在，摇撼不动。所谓可富可贵，可生可杀，可贫可贱而不可乱也。今日在淮扬为建牙开府，只是这光景。明日还常州山中，布木叶，茹草根亦是这光景。人谓我豪杰只这个人，谓我盗跖亦只是这个人。何有于我哉！真不足发达者之一笑也。”[5]374

唐顺之“革弊惩将”的作为显然和他的狂狷人格有密切联系。狂狷的人格包含的“矫世独行”的人格精神，给了他革除积弊的勇气和决心；“豁豁磊磊”的人格精神则可以让唐顺之对他人的议论坦然处之，不改初衷。

第三，拯民救世的人格精神与唐顺之“带病出海”“舍命抗倭”的作为。“舍命抗倭”是唐顺之在抗倭战场上的另一卓异作为。唐顺之为了防止倭寇登岸，涂炭生民，故提倡御倭于海，又担心“非有监临文官下海督战，犹恐诸将士畏避潮险贼锐不肯出洋邀击”[5]385，于是不顾身体状况，以病人之躯，屡次“躬亲泛海”，巡查前线。当敌情紧急之时，他曾在数日之内辗转多地。《明史》载：“顺之……乃躬泛海，自江阴抵蛟门大洋一昼夜行六七百里，从者咸惊呕。顺之意气自如。”[6]5423除了巡查之外，唐顺之还擐甲上阵，亲涉险地，与将士共同浴血抗倭。其自述云：“日夜波潮中者月余，自擐甲临阵中者凡二，亲叩贼巢者凡一。欲以身激将士敌忾之气。”[5]389《明史》中的一段记录颇能体现顺之的抗倭风姿：

自率副总兵刘显驰援，与凤阳巡抚李遂大破之姚家荡。贼窘，退巢庙湾，顺之薄之，杀伤相当。遂欲列围困贼，顺之以为非计，麾兵薄其营，以火礮攻之，不能克。三沙又屡告急，顺之乃复援三沙。督镗、显进击，再失利。顺之愤，亲跃马布阵，贼构高楼望官军，见顺之军整，坚壁不出。显请退师，顺之不可，持刀直前，去贼营百余步，镗、显惧失利，固要顺之还。[6]5423

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唐顺之身染重疾，但由于军情紧急，他仍坚持奋战在抗倭前线：

弟积热，又饮盐海，痢病顿作，不能食者三日。幸而遂愈，然精神甚弱也。庙湾攻巢一战，得真倭首四十六颗，弟心窃少之。[5]360-361

嘉靖三十九年春，唐顺之已病入沉疴，但由于悬念春汛防倭事宜，他仍坐镇前线指挥，最终病逝于出海巡查的航途中。他在病逝前不久写给胡宗宪的信尤令人动容：

脾胀之病非旬日所积，亦非旬日可遣。淹淹牵牵，半死半活人也。春汛逼矣，何以堪之？平生每欲督阵血战，今遭厄如此，雄心徒在，猛气尽销，其真可自笑也。[5]364

除了亲临前线抗倭外，唐顺之还为战乱后艰难的民生而殚精竭虑。唐顺之进入抗倭战场之时，抗倭战争已持续近六年。战争的破坏以及相应的消耗，加之战乱之后的饥荒，让饱受倭寇肆虐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顺之多方奔走，走访灾区，并上疏当事，为赈济地方百姓而努力。《荆川先生文集》中现存有《乞留余盐疏》，《凤阳等处灾伤疏》等催粮文书。这些繁琐的事务自然也消耗着唐顺之的脆弱的身体。

因出海巡查，持戈上阵甚至赈济地方都不属于唐顺之的职责范围(世宗派遣唐顺之主要是让他协助胡宗宪监督前线将领)，故对于唐顺之“舍命抗倭”的行为，后人多有不解者。其实他的这种行为与他拯民救世的人格精神密切相关。他在《与白伯伦仪部》中云：

朝廷原用我做视军情官，我是看人干事的。假如我只高坐省城或苏州。今日一道文书江北督总兵，明日一道文书江南督兵备，谁论得我者？矢石驱驰，风波飘荡，岂是人情所乐？今日惹出许多议论……江南无一上司，吾若又推脱担子。贼未必不登老岸矣。然贼登老岸，人却又责不得我，我非守一处地方官也。此等使乖处，五十外老人岂便智不能及此？此念平昔素是愚人，只干愚人事耳，成败利钝不敢计也……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今岁江南旱荒数十年所无，民命将益不堪，奈何奈何。[5]373

唐顺之对情势利害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但他不忍见“民命不堪”的现实，于是放弃了“高坐省城”的安逸，逆“人情所乐”、“矢石驱驰，风波飘荡”。在与密友万思节的书信中，顺之更加明确地袒露了自己的心迹：“平生心事，冷暖自知，自古豪杰皆是忘其身以为世界”“诸事尽力支持，但病觉日深，此身一旦付之国家，寿命亦一切付之数也。”[5]369

总之，唐顺之的三重人格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让其放弃安逸的隐居生活，抛弃对名节的顾虑，从容走向凶险的仕途。出山之后，唐顺之不畏流言，痛革积弊，不计生死，舍命抗倭，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人格精神。在对人格精神的坚守和践行上而言，将唐顺之置于文天祥、于谦等典范士人群体中应不为过。但唐顺之的出山选择及之后在抗倭战场上的作为却没有得到当时士人群体的广泛认同。罗洪先在唐顺之死后有“知交斯寡”的喟叹。甚至《世宗实录》这样的正史对唐顺之晚年出山行为的评价也不高。唐顺之出山意图被曲解、误读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刚硬坚守，救世拯民，文武兼修的人格精神已经不再是当时士人普遍的精神追求。鲁迅曾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一个有了英雄却不懂得敬重和爱戴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民族。”就这方面而言，这又不仅是唐顺之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明嘉靖王朝的悲剧。

[1]李开先.李开先全集[M].卜键，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罗洪先.罗洪先集[M].徐儒宗，编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3]黄毅.唐顺之与明代抗倭斗争[J].深圳大学学报，2009(6).

[4]赵园.关于唐顺之晚岁之出[J].南通大学学报，2005(5).

[5]唐顺之.唐顺之集[M].马美信，黄毅，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6]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宋克夫.宋明理学与明代文学[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9]王畿.王畿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10]徐渭.徐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俞大猷.正气堂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责任编辑：王建科 责任校对：王建科 曹 骥]

2016-09-30

2017-01-19

邵金金(1983-)，男，山西大同人，文学博士，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讲师，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陕西理工大学人才启动项目(SLGQD13-43)；陕西省教育厅项目(15JK1137)

K825.6;I210.94

A

2096-4005(2017)02-005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