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遵义会议再认识

樊 安 群

(陕西理工大学 经济与法学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周恩来与遵义会议再认识

樊 安 群

(陕西理工大学 经济与法学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长期以来，对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所起作用的评价，仅局限于配合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的“新三人团”，从而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出现了根本性转折。只有个别文章提到了有可能是长征以后，周、毛之间逐渐达成了默契，遵义会议是这种默契的结果。实际上，自周恩来抵达中央苏区任书记同毛泽东接触合作后，就逐步认定了毛泽东具有作为领袖的素质，所以在长征开始前说服博古力主毛泽东随主力行动。当他得知毛泽东不愿西征而想留在中央苏区打游击又与之雨夜长谈，说服毛长征。雨夜长谈时两人已经统一了思想，即在今后的军事过程中找机会使毛泽东进入中央决策层。二人为此达成了默契，故才有了在长征途中的一系列变故，为遵义会议作了全面铺垫。遵义会议一开始，周即阻止博古与李德的辩解并主动承担军事失利的责任，以退为进地为毛泽东等创造主动进攻的有利态势。

遵义会议； 长征； 周恩来； 毛泽东

对于遵义会议过程中周恩来的作用，主流观点基本上是肯定周恩来的重要作用，但是认为周恩来的转变是毛泽东等“争取”的结果，并非周恩来主动配合或双方达成默契的必然。诸多论著在论及于此时多引用毛泽东后来谈到遵义会议时的话：“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1]173其意虽然肯定周在遵义会议的召开问题上所起的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并非主动配合，而是被“争取”的结果。更有甚者认为：“博古乃至于周恩来在召开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是相当被动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毛泽东在‘幕后’所起的重大作用了。”[l]237-238言下之意，促使遵义会议召开的“幕后人物”是毛泽东而非周恩来，周恩来只是在形势所迫下被“争取”到了毛泽东一边，毛泽东掌控了遵义会议的全过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石仲泉对此发表过一个较为权威性的见解：“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对此，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三个人。一是王稼祥。他首先提出召开遵义会议，要将博古、李德轰下台。二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他第一个发言对博古‘开炮’，作‘反报告’，提出让毛泽东回到军队领导岗位。并且，遵义会议的决议是由他起草的。三是周恩来。他的作用至少不在王张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2]5这一评价虽高度肯定了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中的作用，但有就事论事之嫌。与此对应，有一种观点认为“遵义会议的全部成果，可能就是红军在开始长征之前，周毛之间达成了一致意见”[1]185。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从某种程度上道出了遵义会议的真谛。博古的儿子秦铁根据其父留下的笔记回忆到：“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找到父亲有一次长谈，周对父亲说：蒋介石文武双全，又有政治手段，我们必须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性的。”[3]46这里周恩来已经道出，长期以来，他是把毛泽东一直作为党的领袖人选来观察、考核、保护、支持、推举的。正其如此，才有了长征之前他同李德拍桌子要安排毛泽东随主力长征和亲自去东华山同毛泽东雨夜长谈，说服毛泽东放弃留在中央苏区打游击的念头随军长征的行动。可以说，是周恩来根据形势的变化，一步步地采取有效措施，为遵义会议作好铺垫；在遵义会议召开后，又主动检讨军事错误，使毛泽东等处于主动进攻的态势，取得了会议的主动；随后又力推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中央决策层。纵观长征前和长征开始后的整个过程，足见周恩来才是遵义会议的主要“幕后推手”，而毛泽东则是配合周恩来的前台主角。

对于周恩来在召开遵义会议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不能仅仅从同意召开和在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常委的重大问题上投了决定性的一票来认识，而应从周到中央苏区后对毛泽东的态度以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理解；更要从周恩来行事的一贯作风来认识。要把这些行事作为一个完整的事实链条来对待，只有这样，从中就不难看出隐藏于其中的玄机。

1.周恩来进入苏区时的困难处境和长征前夕的尴尬境遇

对待一位政治家，考察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作用，必须明确其历史背景。将其所行之事与背景加以对照，方显出其政治眼光和政治智慧。1931年1月中共四中全会以后，周恩来是背着“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留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但是，尽管如此，他对于王明为代表的政治路线及军事方略并不认可：这并非如诸多文章所说的那样，在一定时期内是自觉不自觉地执行了王明路线的，这有以下事实可以证明。

(1)1931年12月底，他赴苏区后首先反对的是王明的政治路线。王明在苏共特使米夫的支持下夺取了中央领导权后，为控制各苏区，使之贯彻自己的极左路线，派出了自己信任的中央特派代表，除周恩来是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中央苏区书记外，其余皆是执行王明路线的干将：鄂豫皖苏区是张国焘、张浩；湘鄂西根据地是夏曦；闽赣苏区是曾红易；陕北苏区是朱理治。这些代表一到各苏区，既为树其权威，也为清除异己，皆是以反“AB团”的名义执行极左的肃反政策，把各苏区的创建者以AB团首领的罪名隔离审查、严刑逼供，进而把各根据地的党政军骨干列入肃反黑名单，照样炮制，予以杀害。据党史资料记载，在王明路线下各根据地的骨干力量，损失了三分之一，有的地方一半被消灭，这也是为什么各苏区的反围剿先后失利的基本原因之一。中央苏区同样陷入了反AB团的斗争之中。周恩来是1931年12月到达中央苏区的。甫一进入苏区，他就注意到了党的工作重点有把反AB团的斗争扩大化以代替对敌斗争的趋向。故他立即把反“反AB团”斗争扩大化作为当时工作的重点，为中央苏区保存了元气，为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2)主导中央苏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是在毛泽东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其战略指导原则是由周恩来和朱德共同商定的，即采用大兵团运动战方式，诱敌深入，围歼一路。终以黄陂、草台岗两次战役歼敌数万人，创造了中央苏区大兵团歼敌的先例。这在军事路线上与毛泽东的相近，与王明的军事方略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第四次反围剿之前，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军事思想上已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共鸣。

(3)当时周恩来之所以能一度在苏区成为主导力量，并非王明信任之，而是要其“戴罪立功”之举。当博古为总负责人的临时中央一进入中央苏区，周恩来的中央局书记即被解除，由于博古年轻没有军事经验，只好暂时由周恩来充任军事负责人。一俟李德任军事顾问，周的军事领导权即被解除，成为李德军事计划的被动执行者。这就是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前后周恩来的处境。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上，周恩来是没有话语权的。虽然第四次反围剿以胜利告终，但是其战略与王明的军事方略并非一致。也就是说，这样的胜利既非王明政治路线所希望，亦非其组织路线所容忍。1933年2月，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周恩来的中央苏区书记被撤销。1933年12月，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央局决定，取消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中革军委领导。1934年2月3日，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从此，他丧失了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1934年4月中旬，博古、李德组织野战司令部，调集红军主力坚守广昌，周恩来在远离前线的瑞金留守，这就决定了周恩来只能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处于一种既不能参与决策，又不能甩手不干的尴尬处境。这就是毛泽东极为厌恶的“不死不活”状态。如果周恩来主动辞职，那是王明等求之不得的。毛泽东已经被排挤出去了，周一旦退出领导层，就正中王明的下怀，其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就畅通无阻了，那中央红军的命运就堪忧了。为了避免更恶劣的情况出现，周恩来只能忍辱负重，留在决策层内，尽可能作些建议和修补工作以减少损失。1933年底，在广昌战役进行之际，周恩来数次建议博古改变以阵地对阵地的传统正规战方略，采用外线配合内线作战的运动战方式打破围剿，但被博古、李德所拒绝。1934年9月，当周恩来在接到地下党送来的国民政府军围剿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后，结合他掌握的苏区人力财力物力将竭尽的情况，认识到内线反围剿已无胜利的可能，中央苏区已无法保存的情况下，尽力说服博古放弃苏区，主力西征以求在运动中重新建立根据地。而在出征之前，即派潘汉年、何长工等与粤军首领陈济棠谈判达成借道之事，使中央红军以极小的代价顺利通过了三道封锁线。

2.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在困难的条件下对毛泽东的支持与保护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名为中央局书记，但处境是十分困难和尴尬的。自身有着“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事时不得不有所顾忌，而且因为上有临时中央的左倾思想制约，下有中央代表团成员的羁绊，心中所虑所想难以成行。即便如此，他也总是考虑对毛泽东的关怀与支持问题。

(1)抵制临时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意见，批准毛泽东提出的攻打龙岩、漳州的战役计划，造就了“漳州大捷”。

(2)坚持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1932年7月25日，针对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提议由周恩来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事，电告苏区中央局“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为总政委”[4]223。7月29月，针对中央局坚持他为总政委一事致信中央局再次陈说：“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无事可作，泽东的经验与长处……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4]224恳请中央局再三考虑前方意见，在周的坚持和努力下，8月8日，中革军委特任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3)在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在任弼时、项英等后方中央局成员等集中火力批判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力图将毛泽东调往后方负责政府工作时，竭力为毛辩护，指出后方中央局成员对毛的批评过分。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偏重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4]231，坚持让毛留在前方。并提出两种处置办法：要么自己负主持战争全责，毛仍留前方助理；要么毛负指挥战争全责，自己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虽然由于与会的大多数人反对后一种办法，而毛泽东又不愿接受前一种办法而落空，但其意图是十分明显的。为此，周遭到了后方局成员的强烈指责并上告中央，称其是“调和主义”。在1934年1月中旬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强调党内要“反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4]259。毛和周都成了不指名的重点批判对象。1月21日在出席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周恩来曾就洛甫代替毛泽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询向博古，提出“似无此必要”[4]259，其目的是防止将毛泽东架空。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在周恩来到达苏区后，对毛泽东始终是尊重的、爱护的，尽可能让毛负有全军的军事指挥权，即便是毛泽东空有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之职，他仍然反对博古以洛甫代毛的架空处置。

3.为毛泽东争取长征的权利

在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以后，毛泽东被剥夺了一切领导职务。在主力西征时，随军西征的领导干部名册中没有毛泽东的名字，这一情节，其警卫员吴吉清在《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一书中，回忆了长征出发前因为中央纵队编队名单上没有毛泽东的名字而领不到行军物品的经过[5]136。对于毛泽东，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甚为忌惮，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周恩来，其原因在于，一是毛是中央红军和中央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其威信和影响非他人所及，尤其是毛的战略战术在前三次反围剿之中与第五次反围剿的结果形成了鲜明对照。二是毛的不妥协性格，拒不接受批评，使博古等十分反感，这使得博古、李徳必将毛留在苏区自生自灭。三是中央政治局内对毛持有意见者较多，例如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在长征前夕专程找共产国际顾问、当时的最权威军事负责人李德进行过“临别警言”：据李德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在长征开始的前夜，作为留守中央苏区的最高负责人的项英，向他表示了对毛泽东随主力行动的忧虑：“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很可能依靠有影响的人，特则是军队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1]180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博古、李德自然产生了“甩包袱”的想法。故长征前夜在考虑随军负责人的名单时，毛泽东无疑落选。当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后，同博古、李德据理力争，在激烈争吵时同李德拍了桌子。这才镇住了李德，博古勉强同意重新把毛泽东加入到中央纵队的名单中。对此，当年给李德当过翻译的武修权在几十年后指出：“若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外一个样子。”[6]56

4.说服毛泽东随主力长征

对于是随主力西征还是留守中央根据地的选择，一般而言，都选择前者。其原因在于大家心中都明白留守意味着什么!所以瞿秋白、何叔衡、陈毅等领导人皆力争随主力西征。故周恩来在争取让毛泽东西征的权利时，也是持这种想法的，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主动向中央提出留在中央苏区打游击的建议。事情是这样的，博古的侄儿秦福铨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1934年9月下旬，毛泽东被解除红一方面军政委后，被安置到于都县城北门外的何屋。10月初的一天，毛泽东收到9月29日出版的第239期《红色中华》，其头版头条由洛甫(张闻天)署名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赫然映入他的眼帘。文中写道：“为了保卫苏维埃，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不得不暂时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上的胜利。”文章中透露出中央红军将采用“新战略”的信息。但红军主力向何处去并未有所暗示。颇有战略头脑而敏感的毛泽东立即认识到中央红军主力将会进行战略转移。在此历史关头，毛泽东向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写了一封紧急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选择：“顷读《红色中华》第239期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读毕思之，心情极为沉重。关于党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后，何去何从?以我之见，红军主力宜向湘赣边，机动灵活运动。”他还在信中提出，他要留下来，可把中央机关的老、孕、重伤员一起交给他留下。同时要求把罗炳辉和随他上井岗山的红九军团第22师也留下一起交给他指挥。他要留下来坚持在中央苏区的斗争。还表示欢迎中央再回来。他从头至尾修改好这封信，最后装入信封，在封皮上写下：“十万火急，急送党中央、中革军委，内详。”随后，他封上信封，交给苏维埃中央政府文书科长黄祖彦，要其立刻派人骑马急送瑞金，一定要在次日上午十点半以前，面交中央政治局博古亲收。并交待送信的人，信一送达立即挂电话告知。送信的任务交给警卫科长胡昌保，他带着吴吉清各骑一匹快马，向瑞金驰去。次日上午，毛泽东一直守在苏维埃办公室的电话机旁等待。还不到十点半钟，电话铃声响起，话筒里传来胡昌保清晰的声音，他向毛泽东报告，信已面交博古。于是，才有了下面的一幕：当对毛泽东颇有看法的博古收到毛泽东的来信，本应以中央负责人的身份，立即批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顺手推舟地甩掉这个大包袱。但是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博古却没有这样做，他考虑到周恩来为力争毛泽东西征而发了脾气的事，便去找周恩来，对他说：“老毛提出不走，你看怎么办?”周迅速看完这封信，跟博古说了一句话：“我去找他谈。”周当天骑马赶到毛泽东住地，在雨夜同毛谈了整整一夜，核心就是力劝毛泽东放弃留守的念头，随主力一起行动。两人具体说了些什么，未向任何人透露过。第二天凌晨，周恩来骑马回瑞金，见到博古就讲了一句话：“他同意跟着走了。”[7]118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离开于都县城，随中央纵队一起踏上了西征之途。对此，金一南指出：“这句话虽然简单，却意义极其重大，是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设想，毛泽东同志如果不跟上走，在苏区能保证他的安全吗?而如果毛泽东同志不走，我们的长征是什么样的长征?红军能不能从困境中走出来?我们的结局又将如何?”[7]118

5.周恩来与毛泽东的“雨夜谈话”同项英与李德的“临别警言”

党史著作通常都忽视了“雨夜谈话”和误解了“临别警言”本身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固然，周、毛之间的“雨夜谈话”的具体内容因为各种政治因素，双方都讳莫如深而难以知晓，但是并不是不可分析的。周恩来为毛泽东争取长征权利的事毛泽东并不知道，同样，毛泽东不愿随主力西征的事周恩来也不了解，这才有了毛泽东主动给中央写信不长征和周恩来去说服毛泽东参加长征之事。如果说，毛在未写信前，周知悉后找毛谈话其难度已不小的话，那在毛已经给中央写信表明其态度后，周再做毛的思想工作，使之改变初衷的难度是极大的。众所周知，毛泽东是有名的“拗相公”。一旦其认定的事，很难改变。这是毛泽东性格的一贯表现，当时，党内高层大都知道其固执和不认错的特点。当周恩来到达毛之住地后，双方整整谈了一夜，时间如此之长的谈话，说明毛在相当的时间内并不接受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对于毛泽东为何主动给党中央写信申请留守之事，笔者认为其原因有面子和里子两个方面。就面子而论，毛由于处于无权状态，信息不灵，既不知“铁桶计划”的内容与严酷性，亦不知红军主力将弃根据地而西征。当他从《红色中华》读到张闻天的文章后立即悟出红军主力要离开根据地的问题。这样，毛泽东本人将要面临是随主力走还是留守根据地的选择问题。对于前者，毛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很自然地想到博古、李德对他的反感和疑惧态度，自忖中央不会让他随军行动。与其被人列入留守名单而被动留下，还不如自己主动提出留守申请，还可以提出有利的条件，从而由被动变为主动。就里子而言，自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后，双方在军事方略上是口方盖圆、难以合拍。所以毛泽东和中央都有互相“甩包袱”的想法。在毛泽东看来，过去在中央苏区，他在被解除一切职务后一直处在中央的监控和压力之下，自己什么行动自由也没有，反而处处受气，建议得不到采纳，想法也难以实施，完全被架空了。即便中央网开一面，能随军行动，也难以摆脱被监控的局面，何况主力离开根据地前途未卜。与其如此，不如留下来领导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既可以摆脱中央的监控，更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再打出一片新天地。故他在信中写有届时欢迎中央回来等语，表现出充分的自信。可以说，由于对敌之战略的巨大转变缺乏了解，囿于过去三次领导反围剿的经验，他并没有意识到留守的可怕后果，反而认为留守比随中央一起行动有更好的前景。这是毛泽东主动写信的基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要说服毛泽东放弃初衷就难度极大。那么，周是如何说服毛泽东放弃留守观点而愿意随中央行动的呢?笔者认为，周恩来不外乎从四个方面向毛陈述自己的意见。

(1)主力西征的必要性：首先是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上分析主力必须弃根据地而西征的理由，即现在中央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巳难以支撑较长时期的反围剿战争，而外线作战像过去那样的条件已经丧失，如同毛曾向中革军委建议的主力向湘赣、浙赣边界运动寻求战机的机会已失去，只有向西，向国民政府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寻找建立新根据地的机会。

(2)留守的困难与危险：按蒋介石的“铁桶计划”，在主力西行后，围剿中央苏区的百万大军只有一部分会尾随追击，其余仍会按原来计划继续进剿，围捕留守部队与干部，这样，苏区留守人员将会面临比主力更困难残酷的局面。毛泽东作为苏区首脑，目标大，被敌军搜捕的强度也会更大，后果难以预料。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的分析是对的，百万敌军中只有薛岳带领十万人马尾随追击，其余部队多数留在苏区反复围剿搜捕，留守的领导干部绝大部分不是牺牲，就是叛变，只有项英和陈毅侥幸逃脱。经历过这一惨烈斗争的陈丕显回忆道：留守者中，十个人里大概只有一个人活着，生存率只有10%；毛泽东如坚持留守，历史将会怎么样?!

(3)毛泽东随军西征与留守的选择在政治上的考量：周力主毛泽东随主力行动，是有其充分考量的，既有军事方面更有政治方面。从军事上讲，毛随主力，一则其安全有保障。只要主力部队未遭毁灭性打击，毛泽东就没有生命危险。二则毛有贡献其军事才能的机会。在西征途中，肯定会困难重重，随着形势的变化，毛的军事才能才会有用武之地。这无论对于中央红军或是毛泽东本人，都是利多弊少的双赢选择。从政治方面来讲，随主力和党中央一起行动有利于改变毛泽东的政治地位和防止政治上的边缘化。如果毛执意留守，即使生存下来并有一定的发展，充其量只能是一名政治局委员，进不了中央决策层甚至会被边缘化，周恩来对此无能为力。项英后来的际遇已对此作了铨释。但如果毛随中央纵队一起行动，改变现有政治态势的机会就会比较多。周会及时采取相关行动逐步帮助改变毛的政治地位，使之进入决策层，这或是周对毛的承诺。

(4)当时领导格局和状态对毛泽东的有利条件：中央层面，当时负责的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三人团”，博古名义上虽然负总责，但博古是一名书生，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严重缺乏指挥组织能力，但人品不坏，也没有什么野心，对毛泽东的成见多属于认识上的问题。李德有共产国际顾问的头衔，但军事素养有限，他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其战略战术已经被证明是脱离军事实际的，其威信已经大打折扣。今后的战斗历程还长，其指挥错误难免，必要时可设法逐步解除其指挥权，完成全军指挥权的转移。在政治局内，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六人，加上李德，只需要争取到张闻天，就有了多数，形势就会改观。今后，毛泽东的工作是巩固王稼祥，争取张闻天。此外，红军各部的主官对博古、李德的指挥失误已经不满，届时，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可以改变领导格局，毛泽东或可出任红军的领导。

周恩来的意见对毛泽东必然有所触动。尤其是使毛对留守与出征的选择有了更清楚地认识，意识到留守的考虑既过于乐观，也过于片面了。同周恩来的谈话，使毛看到了改变困境的前景与途径，双方达成了默契，从而改变初衷，同意参加长征。

有趣的是，就在毛周雨夜谈话之后，另一场对话也在进行，这就是作为留守首脑的项英在临行前对军事总负责人李德的“临别警言”。不能否认，项英在毛泽东的问题上是有先见之明的。以他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以后发生于中央局内部的斗争中，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关心、支持、保护中他已经看出了端倪，猜到了毛可能依靠周恩来达到其夺权的目标。只是因为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加上自己没有证据，只能是一种感觉和猜测，项英不好明说而已。实际上，项英已经从周任中央局书记后对毛的态度和关系中看出了二者思想上的一致性与相当程度的默契。但令项英没有想到的是，周毛之间的这种关系，周恩来帮助毛泽东夺权的安排不是在长征途中，而是在长征前夜就完成了。有文章在论及于此时，认为最有影响的人“应是张闻天、王稼祥，也包括周恩来”[l]180，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眼里，王、张二人尚够不上最有影响的人，何况张闻天也不是军事领导干部。在张、王、周三人中，既是最有影响又是军事领导人的只有周恩来。博古、李德既过于自信，又对周恩来的城府与玄机未能了解，终于造成了指挥权的易手。

6.历史的转机与周、毛之间的行事风格差异

对于周恩来在长征途中同毛泽东的关系和作用，诸多论者仅注重了一些形式上的内容：“在湘江战役前，周恩来尚未与‘左’的路线做出决裂的决断，所以周一方面保持与毛的接触，一方面也不支持毛关于改变军事领导的动议。这就是毛泽东在回忆中所说的：‘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我这一边，我一个，稼祥一个，洛甫一个。他们那一边，博古一个，李德一个，XX(朱德)，XXX(周恩来)一个。老是这样，三对四，解决不了问题。’”[l]180有人将毛的这段话看成是周恩来在长征开始后并没有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依据，并把延安整风中周回忆遵义会议时一段自贬的话“从湘贵黔交界处，毛主席、王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为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1]186作为佐证。其实湘江战役后，周恩来认识到眼下事关几万红军的生死存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任由他们一意孤行了，从此改变了此前虽常与李德争论，但“看在他是共产国际顾问的面子上，往往最后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听由李德拿主意的一贯态度，这就是周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所说的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此后与李德也逐渐疏远的实质内容”[1]180。文章认为，周与“三人团”正式决裂，是在湘江战役之后，此时，周已别无选择。注意，从这些文章中不难发现其中都有一个主导思想，即周在湘江战役之前并未认识到博古、李德所执行的“左”的军事路线的错误，也不愿与最高“三人团”决裂，主动站到毛泽东一边。只是到了湘冮战役之后，已无出路的情况下，才与错误的军事路线分道扬镳的，那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这种观点既贬低了周恩来，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如前所述，认识周的思想，要充分考虑其行事风格。周做事，一切遵循“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方式，凡事不强求、顾大局、讲火候；既尊重组织纪律，又决不放弃原则和良心，他经常在其中矛盾着，忍耐着，等待着。每当遇到错误路线主导时，他更其如此，一贯取此种态度。所以，在分析周恩来在长征中的思想变化时，要充分考虑这一点。雨夜谈话时，他已经给毛泽东交了底，吃了定心丸，否则，毛泽东不会轻易改变初衷。但是如何做，选择什么时机做，二者的行事风格不同，分歧难免。这就造成了毛泽东本人及历史研究者的误解：当毛泽东争取到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后，认为问责、夺权的时机基本成熟了，就想立即改变中革军委的领导状态。甚至认为多数人会支持自己主持军务。毛曾尖锐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意即立刻追责，向李德、博古发难。他认为，只要此时周恩来和朱德支持他就能达到目的。但周恩来认为，要大家充分认识到王明军事路线的错误，仅以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还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过程。此外，从组织原则来讲，也还没有充分的理由进行中央机构的改组。因此，尽管在湘江之役前，毛泽东和王稼祥有数次表示，周恩来都没有表态。当湘江之役后，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何去何从问题已刻不容缓，博古、李德的指挥能力已广受诟病，周恩来认为改变红军领导权的机会来了，这才有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直到遵义会议。

7.遵义会议与前几次会议之间的有机联系

这几次会议，既有军事目标的改变，更有政治态势的考虑。前三次会议都是为遵义会议作铺垫。四次会议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皆有一条主线相贯穿，这条主线就是让毛泽东逐渐提高话语权，提高毛泽东的政治地位。首先来看通道会议。召开通道会议，是周主动提出来的，李德是坚决反对的，周不顾李德的责难，坚持召开，讨论毛泽东的意见。表面上是解决红军的行军取向，实际上是两种战略思想的交锋。这次会议先给毛泽东提供了发表其观点的平台。这使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以来，首次在重大军事问题上有了发言权。当李德发言重申按原定的与红二方面军会师的方案执行时，毛泽东打破了宁都会议以来的沉默，激烈反对李德的观点，并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此时，周恩来一反常态，明确赞成了毛的意见，这让李德大为沮丧。因为在李德看来，张、王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在意料之中，但无关大局，只要中央三人小组保持一致，毛泽东也无可奈何。而且从长征以来，周从形式上一直配合，三人小组分裂，对周并无好处，故李德对周的合作一直抱有信心，殊不知周恩来主动转了向。刘伯承忆及于此时说：“如果没有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就不可能有通道会议的召开，毛泽东的主张也不可能被采纳。”[1]180黎平会议比通道会议更进一步。博古并不认可通道会议的决议，因为不是政治局会议，故他认为中央三人小组仍有否决权。李德在会后发布命令：“西出贵州以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仍然坚持原定设想。对此周恩来十分生气，他认识到，只有尽快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才能改变博古以组织原则来贯彻其错误命令的行为，要想不彻底排除李德而寻求军事战略的转变已无可能，只有开政治局会议，用政治局的集体领导来取代“中央三人小组”，并借此剥夺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才能实现。虑及于此，周再次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这就是“黎平会议”。由于周恩来再次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上通过了《黎平会议决议》等三个文件，解决了五个问题：一是军事方略，彻底否定与红二方面军会师的意图，西进贵州。二是由政治局集体领导来取代“中央三人小组”，限制了博古的权力。三是在相当程度上排除了李德，使之无指挥决定权。四是决定在适当时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五次反围剿的教训，为遵义会议的的召开作好了铺垫。五是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话语权和政治地位。

猴场会议本不在周恩来的计划之列，红军先头团已经着手抢渡乌江天险时，博古、李德又节外生枝，重弹老调。为了说服二人统一思想，又不得不临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驳回博古等的意见，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在通过的决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的七条决定中的第七条，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条把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正式剥夺了，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的参与度。

黎平会议后，毛泽东的地位已经明显上升。作家叶永烈注意到了一个易于被人们忽略的细节，即对毛泽东住处安排的变化：“在通道会议前，毛泽东住房最差。最好的房子是安排给博古、李德住的；黎平会议时，周恩来住的最好的房子，毛泽东的房子也不错；在猴场，毛泽东被安排在一座漂亮的房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和三间朝南的屋子，这是长征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似乎在表明毛泽东的地位在明显上升，虽说他的职务依旧，未曾调整。”[8]272叶永烈选择的这一细节颇有政治敏感性，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实际上，首长住房是其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的一个基本标志，自然由中央保卫局局长邓发根据首长们各自的地位进行相应安排。为何通道会议前，毛泽东的住房最差呢?因为只有通道会议时周恩来才初步控制局面，其后，毛泽东的境遇才有了改善。邓发当然了解这一变化，其后，住房安排自然有了相应的调整。黎平会议，周恩来已经掌控了局势，特地指示邓发今后为毛泽东改善住房待遇，所以到猴场会议时，毛泽东的住房条件有了进一步改善。周恩来把最好的房子安排给毛泽东，既是对毛的一种心理安慰，更是一种政治姿态，目的是使大家认识到毛泽东的实际政治地位，也是为今后适当时候从组织上为提高毛的地位造势。从此意义上讲，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把最好的房子安排给毛泽东，自己屈居其次，这本身就是一种暗示。

至于遵义会议本身，周恩来的决定性作用，诸多著述多有精到的论述，本文就不赘言了。综上所述，笔者想强调的一点是，遵义会议只有在前几次会议的基础上才能成功召开。没有前三次会议作铺垫，要成功召开遵义会议是不可能的。周恩来审时度势，围绕一个宗旨，即通过不同的会议，不断地提高毛泽东的话语权和改善其政治地位，终于在遵义会议上达到了把毛泽东推举到中央决策层，使之成为实际上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目的。

对于周恩来选择和推举毛泽东的意图和相应的一系列行动，周恩来自己曾作过“画龙点睛”的说明。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一渡赤水后在一个“鸡鸣三省”之地，即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改组中央后，为了做通博古的思想工作，顺利地实行中央负责人的交班，周恩来同博古在花房子村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的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长期做军事工作，军队干部也拥护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会服你。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深知在中国干革命，离开了农民将一事无成，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他喜欢历史，善赋诗词，文笔豪放，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当然，人无完人，但战争需要他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我对他是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军队，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里，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2]5

从周、毛“雨夜长谈”到周、博“花房子长谈”，都贯穿着一条主线：保护毛泽东，支持、推举毛泽东进入中央决策层，使之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领袖。

[1]徐晓红.周恩来生平研究资料[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石仲泉.红军长征的基本内涵和红军长征史研究的若干问题[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5).

[3]李菁.关于周恩来与博古的一次谈话[J].三联生活周刊,2010(46).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5]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6]武修权.解谜李徳与长征[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5.

[7]金一南.浴血荣光[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8]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曹 骥]

2016-11-16

2016-11-27

樊安群(1959-)，男，湖南长沙人，陕西理工大学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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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6-4005(2017)02-006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