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孙中山访鄂史事考论

雷平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1912年孙中山访鄂史事考论

雷平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1912年4月9日至12日，孙中山应黎元洪邀请对武汉进行了访问。访鄂期间，孙中山凭吊烈士，与武汉各界进行互动，并发表了多次演讲与谈话，其主旨大致为：表彰“武汉首义”，对复兴武汉进行规划；宣扬“社会革命”主张，表达有志于“建设”的愿望；号召湖北革命党人化解分歧，保持“一致精神”；主张建都武昌。湖北革命党及社会各界对孙中山的此行予以热烈欢迎，但在表面的欢迎之外，对于孙的“社会革命”主张和建议则未给予实质性回应，革命党人之间的分歧也并未得到调解。

孙中山；访鄂；社会革命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湖北武汉则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孙中山与武汉的渊源如何呢？史学界一般认为，孙中山一生曾两次到达武汉。第一次是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势力”[1]229，第二次则是在1912年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访问武汉①《武汉文博》1996年第2期刊载的文章《一则有关孙中山来武汉的新资料》，指出孙中山1906年曾来武汉，学者多以此文为不可靠。参见严昌洪先生《辛亥武昌起义与孙中山、同盟会之关系》，《武汉文博》2011年第4期。。对于第一次活动，限于当时的情势，留存的史料不多，无法还原究竟；而第二次访鄂，则是一件颇受瞩目的事情，留下了较多的演讲记录及社会报道。但对这一次孙中山访鄂的行踪，学术界关注不多，故论及孙中山此次湖北之行的缘由大多语焉不详，在行程的说法上也多有分歧②据当年上海《申报》报道及陈锡棋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记载，孙中山先生来汉活动实际为4天，即4月9日至12日。但时人陈霁云却有中山先生驻鄂五日一说（陈霁云：《中山先生驻鄂记》，《湖北文史资料》第48辑，第1页）。。本文对孙中山1912年访鄂行程及社会反响进行发覆，以就教于方家。

一、访鄂缘起

孙中山与湖北革命党人渊源较深。湖北留学生刘成禺、戢元丞、居正、田桐、石瑛等人很早就在日本追随孙中山革命，湖北的革命运动也深受孙中山影响。1902年，孙中山还曾在横滨接待刘成禺等湖北学生来访。武昌首义成功之时，孙中山正在海外，听到革命成功的消息之后激动地对外宣布：“此次革命主因，须于民间不平之点求之。满洲入关，屠杀残酷，其恨盖二百六十余年如一日也。如以满人皆享特权，遂至懒不事事，吸汉之膏血，不工作而生活，精神形体两不发达，至今皆成废弃。民间以种恨之深，秘密结社极多，要以灭清复明为惟一之目的。”[2]562在此后的谈话或演讲中，孙中山多次称赞武汉的“首义之功”，并表示对“武汉首义之地，心驰已久”[3]268。

辛亥革命虽成功，但时局并不太平。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5日自海外归来，旋即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并于1912年1月1日正式宣誓就任。然而国内的复杂局势，容不得他实施具体的内政方针，在与袁世凯周旋数月之久，南北和议已成的情形下，孙中山于1912年4月1日在南京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并于4月3日由南京抵达上海。在上海，孙中山接到了来自各省欢迎往游的函电，“广东政情不稳，期盼尤为迫切”，但孙中山却接受了副总统兼鄂军都督黎元洪的邀请，决定前往武汉，其中颇有意味。居正称：“因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党人时露拔剑斫柱之态，欲国父有以说服而调伏之。”[4]1871揆之当时湖北情势，此为确论。

辛亥首义前后，湖北交织着革命党与立宪派之间、革命党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立宪派主将汤化龙对黎元洪处处被革命党掣肘的情形不满，企图以黎元洪牵制革命党人，而革命派则认为汤化龙与“革命主义不相容”[5]392。革命派内部矛盾则更为复杂。首先是革命党内部文学社和共进会成员之间的矛盾，盖共进会“江湖人士占多数”，文学社则“军界占多数”，双方互不能容[5]13。武昌保卫战时，宋教仁、蒋熤武等同盟会员推举黄兴为“湖北湖南大都督，或称为南方民军总司令，以便统率各省赴援的民军”，而吴兆霖及共进会成员则主张黄兴“属鄂军大都督下”，主张用“民军战时总司令”，不冠“南方”二字[5]474。最终黄兴被黎元洪拜为“战时总司令”，实际上就是置黄兴于黎元洪之下，坊间难免有非议。1911年11月5日，军政府代表徐慎吾对外称：“外间虽谣传黎都督与旧革命党黄兴等人有不和之说，然因黎之宽宏大度，彼此间毫无反目之处……现万众一心，立誓团结协力。”[6]100此实为欲盖弥彰之说，且其中明显偏向黎元洪。革命党人张振武对依靠黎元洪心存不满：认为黎“素非同志，必不能为民国出力，用之何益？”[7]78其次，湖北革命党人与海外归来的同盟会成员之间也有矛盾。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认为辛亥革命成功缘于共进会，几乎不承认孙中山领导之功[8]85，对黄兴军事领导权也颇为不满，不予配合。各种矛盾在孙武组织民社并宣布拥黎之后迅速激化。1912年2月27日晚上，武汉发生由黄申芗领导、共进会支持的“二次革命”，声言要逮捕孙武，因孙武事先去了汉口得以逃脱。黎元洪迫于压力令孙武解职。这次所谓的“革命”其实是“兄弟阋墙之争，非革命也”[9]115。3月7日，孙中山致电黎元洪：“按前武昌军务部长孙武，奔走光复之事累年，此次武昌起义，厥功甚著。纵使行事用人或有偏颇，而解职以去，用避贤路，副总统可谓持之平允矣。至谓孙武有何罪状，则当由副总统正式宣布，岂容蜚语四出，极其所之，至使望门投止，状类逋逃。文以为甚非所以待有功者之道。敬请副总统为各界告戒，无伤同气，无害功能，天下幸甚。”[10]194从中可见，孙中山一直对武汉的局势非常关注，在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有意将自己的革命重心由政治革命转移到社会革命，希望通过社会革命继续将中国革命向前推进。4月4日在答《文汇报》记者问时，孙中山表示“政治革命今已告成，余更拟发起一更巨之社会革命，此社会革命之事业，不用兵力而用和平办法”[11]173。在这样的心境下，孙中山的湖北之行其实也有借机考察社会实际情形的意图。

湖北方面为表诚意，不仅多次邀请，黎元洪还专程派出田桐、李基鸿到上海敦请孙中山。在内外合力之下，孙中山先生慨然应允湖北的考察邀请。4月7日，在汪精卫、胡汉民、章士钊、廖仲恺等28名随行的陪同下，孙中山一行由南京出发赴汉。

二、在鄂活动及演讲主旨

孙中山一行于4月9日下午1点钟乘“联鲸号”抵达武汉。黎元洪派孙武等政界人士及军界代表第二镇统制王国华、第四镇统制蔡汉卿等迎请孙中山直达湖北都督府。

闻听孙中山来鄂，武汉长街沿途彩旗招展，途经之处人头攒动，欢呼之声，不绝于耳，社会团体和民众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武汉商民“特制五色国旗一千面，由巡警厅分发各街市商店，备价领取悬挂。初八日各商店已一律悬旗，并有张灯结彩点缀门面以表敬忱者”[12]。9日孙中山到达武汉时，“各界结队出城者不下二万人”，舰船抵岸时，“江岸军乐齐奏，士民讴歌”[13]。武昌十三团体在4月10日组织了欢迎会，汉口则由商会、民社、商团、自由党、社会党、义成社、实业团、四川乡会、赤十字会、华景保安会、江北总务厅、湖南欢迎代表、汉冶萍临时代表、武汉报界联合会、小董家巷自治会等团体组成欢迎团，在4月11日下午举行欢迎大会，声势颇为壮观。《民立报》记录了孙中山视察报社的情形，对孙中山肯定报社的鼓吹之功深受鼓舞，“众俱鼓掌”[14]。孙中山的这一次访鄂的主要行程安排如表1。

孙中山在武汉的活动，用胡汉民的话说，有“三大感情”：“一则调查战绩，凭吊忠魂，即对于我武汉军人之感情。二则伤痛瓦砾，督促建筑，即对于我武汉商人之感情。三则哀念流离，抚恤疮痍，即对于我一般国民之感情。”[3]260因此，其在汉期间参观凭吊为重要活动内容，如到汉后的第一项活动即是凭吊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处。孙中山很关注对武汉首义烈士的祭奠与抚恤。在任临时大总统时，他曾专门撰文凭吊武昌首义烈士：“中夏不弔，满夷窃乱，盗憎主人，府尤丛怨。岂曰无人，摧仇奋患，时不可为，热血空溅。乃及辛亥，火中成军，武汉飚发，胡虏土崩。既攻既击，椓我弟昆，虽椓我昆，大功则成。人生有死，死有重轻，死以为国，身毁名荣。漠漠沙场，烈骨所暴，崭崭新国，烈士所造，千祀万禩，俎豆馨香，魄归蒿乡，魂在帝旁。伏维尚飨。”[10]242在此次武汉之行中，孙中山又提出在武昌洪山修建庚子烈士墓，立“铁血精神庚子之墓”的石碑，以纪念1900年组织自立军起义而被清廷杀害的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先烈。

（表1）孙中山访鄂行程表

但孙中山的湖北之行不止于凭吊，而是有着更为深层的政治原因。孙中山在汉期间多有演讲，面向湖北军政府诸人及社会各界宣传其思想主张，其演讲旨意主要有四：

其一，表彰“武汉首义”，对复兴武汉进行规划。

在10日上午举行的鄂军都督府欢迎大会上，孙中山先生发表演讲，表彰武汉“首义之功”：

民国成立，咸享幸福。推究端源，皆诸君子义同袍泽，首复武汉所致。鄙人躬逢斯盛，荣幸实多。惟破坏既终，建设伊始，顾诸君子仍须维持公益，敦促进行，恢复主权，奠定邦本，于前途庶有豸焉。[3]255当日下午，在武昌奥略楼前，他再次赞扬说：“武昌起义，及各省响应，普天同仇，才造成目前之中华民国。”[3]259由于这一次是面向民众演讲，孙中山借此机会讲解了“中华民国”创立的意义：

中华民国，目前既经成立，已非满清专制时代。诸君即须知：既系中华民国国民，已非满清专制时代百姓，自今伊始，即当各行中华民国事业，即当各尽中华民国国民义务，勿复循满清专制时代作百姓之习惯性。……端宜本国民天职，扫除作百姓故态。是即予所挟之希望也。[3]259

在武汉之行中，孙中山非常重视战后重建问题，为复兴武汉进行了若干规划。他在接见李四光、熊继贞、牟鸿勋、李春萱、曹伯勋等人时，提出了八大政纲：（一）搜罗人才；（二）建设议院；（三）办选举；（四）绘制服图；（五）研究官制；（六）改编军队；（七）厘定饷章；（八）振兴利源。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令内务部筹划复兴汉口市场：“此次武汉首义，汉口受祸最酷，伪清政府迫于人道，尚拟事定赔偿，民国政府对于汉口市场兴复问题，提倡补助，自是应有之义。”[10]68当他亲临其境，看到汉阳百姓穷困潦倒，社会百废待兴，汉阳兵工厂惨遭兵祸破坏，旋即作出指示，在两三年内务必恢复生产运营，并表示愿意尽其所能承担机器设备的购置经费。

12日在与同盟会湖北支部会谈后，孙中山还与黎元洪就接下来应该即刻着手的四件事进行了商量：一则以交涉也，待身返粤东后，“当亲历欧美，莅海牙和平公会，订民国新立约章，俾保国权，因固邦本”；一则以兵工也，汉阳诸厂，“军国所依，制造之精，成效颇著，亟宜先行补干，力图扩充”；一则以商场也，“以逆贼纵火，全镇受殃，损失孔多，流通尤滞”，“乞即为规画，明示体卹，以纾困难，俾得懋迁仍复繁盛”；一则以女学也，“拟创设鄂州女子方言学堂，即著其次女公子留鄂开办，务令女界教育亦得完全”[15]19～20。

其二，宣扬“社会革命”主张，表达有志于“建设”的意愿。

在4月10日的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大会上，孙中山解释自己解职的缘由，是为了以“国民的资格”为“人民事业发起人”，首次表达了“社会革命”的主张。他针对一般社会关于“自由与共和”的误解进行了阐释，“共和与自由，专为人民说法，万非为少数之军人与官吏说法。倘军人与官吏，借口于共和与自由，破坏纪律，则国家机关万不能统一”，“是故所贵夫机关者，全在服从纪律”。“至于官吏，则不过为国民公仆，受人民供应”，“在办事期内，此少数人者，当停止其自由，为民尽职，以答人民之供奉”。他解释了自己解职的缘由在于“一在速享国民的自由，一在尽瘁社会上事业”。这是因为“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紧要。今试即中国四万万人析之，居政界者多不过五万人，居军界者多不过百万人，余者皆普通人民。是着眼于人数，已觉社会事业万万不能缓办。未统一以前，政事、军事皆极重要；而统一以后，则重心又移在社会问题”。孙中山表示，其本人在实现了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之后，已决定将自己的重心转移到社会革命上，前者是牺牲自由之事，而社会革命事业乃扩张自由之事，自己“愿为一人民事业之发起人”[3]256～257。

在10日下午的武昌十三团体联合会欢迎大会上，孙中山以“社会革命”为主题发表演讲。他认为“今社会革命着手伊始，仆以是希望各团体，复以其一致之精神，从事斯业”[3]258。但对孙中山所主张之“社会革命”，社会上有反对意见，如谓“中国之当急者乃政治问题，至社会问题则相去尚远。盖吾国生活程度低，资本家未尝发见，欧美现象与吾相反，社会主义且忧其捍格不入，奚言吾国？”为此，孙中山专门予以驳斥：

为此言者，真浅见之徒，不足与言治也。诸君须知，欧美改良政治之时，其见解亦胡不同于吾人？当其时社会之流弊未生，彼以为政治良，百事皆良，遂不注意于社会事业。及至社会事业败坏，至于今日之欧美，则欲收拾之，而转无从。诸君只知欧美今日社会上补苴罅陋之政策，为应于社会问题而起，而不悟倘欧美早百年注意社会问题，而今日补苴罅陋之政策可不发生。甚矣，其疏陋也！当美利坚离英自立，岂不于政治上踌躇满志，乃未及百年，而社会上之苦痛以生，国利民福，以此牺牲者多，倘起百年前美洲政家询之，彼必自叹其失策。[3]258

孙中山从革命宗旨的角度指出：“今吾国之革命乃为国利民福革命，拥护国利民福者，实社会主义。故欲巩固国利民福，不可不注意社会问题。”[3]258～259他甚至认为“美洲之不自由，更甚于专制国”。这是因为“专制皇帝，且口不离爱民，虽专横无艺，犹不敢公然以压抑平民为帜志。若资本家则不然，资本家者，以压抑平民为本分者也，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3]259。孙中山同时又指出“同盟罢工”不是“社会主义”：

迩来欧美工人，对于资本家之无良，常为同盟罢工之事，然总无效。盖工人皆贫，无持久之宿粮，工人求增值，资本家故靳之，逾两三月，工人以不能耐饿，不得不以原值俯就羁勒。至用货者，有时亦复同为资本家所厄，盖用货者嫌价昂，相率不购，而储货者可转运他国，或居奇久囤，以困用者，使终不得不就而购之。世间颇误认同盟罢工为社会主义，而实非也。罢工一事，乃无法行其社会主义而始用之，以发表其痛苦，非即社会主义也。[3]259

4月11日，在武汉欢迎团发起的欢迎会上，孙中山再次谈到“社会革命”。他说：“武汉首义，阳夏鏖兵，诸君子惨淡经营，既已推翻满清，达平时种族、政治均待革命之目的。”在演讲的最后，他期望各界同胞在实现了过去的种族，政治革命之后，能够面向未来，共同实现“社会革命”：“文等当提倡革命，即已拟分三级：一即种族，业为过去；一则政治，确属现在；三乃社会，尚宜俟诸将来。……未来刻以建设在急，政治不乏保障；而各团已复纠纷，安能实行补助政治之不逮？”他重申自己解职的目的是在“将于第三级与诸君子共谋统一改良方法”[3]261。

4月12日，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湖北支部为其召开的欢迎大会上指出，“去秋武昌首建义旗，各省响应……民族、民权之目的，已庶几达其八九。惟民生问题，种种繁难”[3]262，希望同盟会会员与海内外同胞心有所系，关注民生问题。

其三，号召湖北革命党人化解分歧，保持“一致精神”。

调解湖北革命党人的分歧与矛盾是孙中山此次湖北之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孙中山在表彰武昌首义精神的同时，也屡屡抓住机会号召湖北革命党人能够化解矛盾，保持“一致精神”。

10日上午，在武昌十三团体的演讲会中，孙中山专门谈论了团体的问题，他说：“近来团体之多，至不可数，此可征民智之发达矣。而仆深恐其不能抱一目地，为一致之进行。”[3]258这一说法恐怕也有针对性。据一位日本记者观察，革命之后的湖北革命派“都在创建自己的党派，以扩张一己的权力”，蒋熤武、张振武等人都自己创办报纸，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武汉局面的混乱不堪[16]216。在这次的演讲中，孙中山重点谈了“社会革命”的问题，他认为“今社会革命着手伊始，仆以是希望各团体，复以其一致之精神，从事斯业”[3]258。

在11日下午武汉社会团体举行的欢迎会上，孙中山提出在满清政府既倒，种族政治革命目标既达的背景下，如因“自由”而产生团体纷争，并由此而引发各种弊端，实为不该。故他再三叮嘱，中国团体必须引以为戒，精诚合作，“言论者，发自团体，以补助政治者也。然团体太多，则势分而力弱；党派众而意见纷歧。彼不从事大团而多立小团，殊非补助政治之正轨……”[3]261。孙中山觉察到首义之后武汉各种政治力量间的不团结，号召大家同心协力共同保护革命的胜利成果。

胡汉民、汪兆铭等孙中山随行人员在演讲中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期望革命党人能够团结一致的愿望。在同盟会湖北支部的欢迎会上，胡汉民说：

虽然会员亦不过四万万中一分子，危险时期，固不可不以一身肩重大，而安全时期，则断乎不可以眇躬傲等侪。持盈保泰，居安思危，不自满假，舍己从人，此皆豪杰胸襟，非材学究腐烂讲章中话头。谨本斯义递绎为三：（一）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也。（二）功成而不居，名归而实恐不副也。（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并不计其功也。中山先生即我辈之金型玉模矣，愿与诸会员勉效之。[3]265

胡汉民期望以孙中山“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砥砺革命党人，从道德的层面化解矛盾分歧。汪兆铭从政见宜统一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期望：

民国幸成立矣，而应兴应革之事，条目奚翅万端。……至于政见，我同盟会之主脑，尤非他事之可颠倒错乱而令昏眩者。书云：协恭和衷。易云：同心断金。主脑在斯，目的之所宜共注。倘政见互有出入，互有乘除，虽对于责任各能□没从事，不敢告劳，究于国计民生终鲜有济。从知目前之主脑，端在政见之统一。准是以往，我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最后工夫，庶赖诸会员以毕达乎！[3]265～266

景耀月则从权力的角度展开演说，希望湖北同盟会的同仁能够不因权力而起纷争：

十年来，同盟会受社会之欢迎，以同盟会中无权利可言，而纯粹为社会尽义务也。盱衡现在，则杂有权力于其间。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社会中将隐隐有以监督我矣。不矜不伐，何畏人言?忘家忘私，乃能自保。诸会员嗣此果能服义务如初，视权利若无，为一般社会之先导乎?[3]266

诸人所论，实为对孙中山的呼应，也体现了孙氏努力调解湖北革命党人矛盾的愿望。

其四，主张建都武昌，以“武昌为天府”。

孙中山来鄂之际，南北之间正在就定都南京还是北京争议，而湖北则希望在双方僵持不决的情况下能以武昌为替代方案。2月27日，黎元洪在《上两大总统并致各机关电》中陈说：“欲为民国谋统一，规久远，则临时政府应以地形险要、交通便利、能筦全国枢纽者为适当之地点，居中驭远，莫若武昌，有识者类能言之。”[17]961在这一背景下，湖北方面非常期盼孙中山在湖北之行能对武昌建都予以支持。黎元洪在致孙中山的邀请中说“非寻常酬酢，而有重要事情就商”[4]1871，所言“重要之事”自然也包含商讨建都问题。

4月12日，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湖北支部为其召开的欢迎大会上指出：“当今重要问题之待解决者，又不止民生一事……而于存亡利害有最急最切之关系者，则尤在首都问题。往者南函北电，纷纷争持，发言盈庭，究无定议。”[3]262～263当时南北主要争论问题焦点在于：首都究竟是设在北平还是南京，抑或定都武昌。孙中山比较了各方区位因素。对于定都“燕京”的主张，他辨析说：

主是说者，大约以不都此，不足以控制满洲，驾驭蒙古。岂知日、俄逼处，久已野心勃勃，北顾满蒙，早在其势力范围以内，即燕云诸州孤悬，北塞亦俱如海底星河，时见动摇。人方扼其喉吭，捣其心腹，死生旦夕，惟人所命，我尚能手足撑持，索兵械以自捍卫乎？如履虎尾，如涉春冰，欲其不危，岂不可笑?彼以现时之历史、地理、经济诸问题，而必欲设都于此，固亦未尝非是。但尚有两大问题，为他人所未曾计及者：生死而已矣；存亡而已矣。何以言之?凡都城，有外人兵队者，其国必灭。南望安南，法则主人；东瞰高丽，日为外府。前鉴匪遥，后车宜戒。彼都既外兵云屯，耽耽虎视；沽津等炮台既撤，永难添筑。我以初立之民国，而新缔之政府，竟孤注乎?外无藩篱、内多荆棘之地，一旦巢覆，奚存完卵?欲求巩固安全之策，诚非改设南方不可。[3]263

从中可见，孙中山对定都问题的考虑具有高度的国家安全战略意识。在否定定都燕京，力主“改设南方”之后，孙中山又辨析了南京、武昌、上海之争议：

就南方以论，又无如有江宁、武昌之争执。两两相较，本无轾轩。然其枢轴总揽，水陆交通，南足以连巴蜀滇黔，北足以控秦晋伊洛，指臂两湖，角犄三镇，则武昌信天下之根本，而上游之头目。此中关系，诚非小小。日月易迂，河山多故，诸君于此幸留意焉。或又谓国家文明发达之迟速，端视其海岸线之短长。武昌僻居腹地，江宁尤邻偏枯，新耳目而蕲灵通，诚宜都辐辏殷繁之上海。岂知堂奥不深，徒有门户；街衢相接，奚恃关键？上海孤峙海隅，环伺租界，屏障而资航线，尾闾而建屋瓴，均势理之所未堪信者。一旦潮流湍激，崩溃立形。东周洛阳，尚受四面之敌；南宋临安，终致一隅之困。背水可阵，而亦可国乎?琉球、台湾、朝鲜之属，孰阶斯厉，皆前途既覆之车也。[3]263

在比较各方区位因素之后，孙中山作出如下结论：“窃溯吴淞而上，镇、燕、宁、皖，叠锁重关，居中驭外，终当目武昌为天府。”[3]263～264这其中不无向湖北同仁示好的意味①孙中山非常关注革命后的都城设置问题。但于何处设都城，孙中山的思想有变化的过程。1897年，孙中山在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谈话时曾说：“建都，仆常持一都四京之说：武汉（都）。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广州（南京），顺天（北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5-186页）从这时起，孙中山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以武汉为都城的思考，但表述屡有变化。如1902年在与章太炎的谈话中认为“定鼎者，南方诚莫武昌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5页）；1905年时，又认为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条件成熟”（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段》）。武汉行之后，在8月31日的参议院演讲中，孙中山陈述迁都主张，认为“北京万不可居”，但是迁都地点则“长安、开封、太原、武昌、南京，无处不可”（《在北京参议院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5页）可见，在孙中山的考虑中，在武昌或武汉建都始终都是可选方案，但绝非唯一。如此次在武汉所谓“终当以武汉为天府”的说法似仅此一见。。

4月12日下午，孙中山乘船赴上海，结束了为期四天的访鄂之行。临行前，分别致书武汉各团体及报界联合会，以表谢意。他对武汉报界这样说：“此次民国成立，舆论之势力与军队之势力相辅而行，故曾不数月，遂竟全功。我报界诸公鼓吹宣导于前，尤望指引维持于后，俾我国民得所指南，是则文所属望于报界诸公者。愿以此为临别之赠言。”[3]268～269孙中山希望借报刊的影响力，在宣传革命的同时也能将革命继续向前推进，推向高潮，使革命更好的发展。正如孙中山同年7月接见纽约《独立杂志》记者李佳白（R·G·Reid）所说的，他当时集中思考虑的是“从社会、实业与商务几个方面重建我们的国家”，“希望看到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获得改善，而不愿帮助少数人增殖他们的势力，直到成为财阀”[10]392～393。

三、未能弥合的分歧

孙中山的湖北之行是他与湖北社会各界的一次深度互动，因而深受各方关注，其革命功勋也屡次被表彰。在10日上午举行的鄂军都督府欢迎大会上，当孙中山在演说中表彰湖北的首功后，黎元洪随即指出，“我鄂虽首发大难，倘各省不闻风响应，孤城且覆，大敌益横，瓦解土崩，何堪设想？从知鄙人与诸君之尚得至今生存，享荣誉，蒙厚福，皆各省响应之赐；而尤非中山先生预为奔走呼号，预为秘密运动，其响应正不易易也”[3]256。其后，在同盟会湖北支部的大会上，黎元洪又说：“民国有成，中华无恙，幸福共享，寿域同登，皆中山先生万斛血泪，廿载热忱，有以鼓吹而激荡之，督促而收拾之也。”[3]264胡汉民、汪兆铭等也多次在讲话中表彰孙中山为革命作出的贡献，表示要继承和实践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但若就孙中山本人及湖北革命党人对此次访鄂目的的预期而言，此行实际效果甚微。

首先，孙中山所宣传的“社会革命”不被理解和接受。孙中山在辞去大总统后，认定“政治革命、种族革命”已成，当转向建设，进行“社会革命”。在武汉的演讲中他竭尽所能地宣讲“社会革命”，虽然不乏表态性的回应，如孙武曾在孙中山演讲后评述说“先生今日所言社会革命，非谓今日将再流血，实谓今日及早预防，莫再令其流血耳”[18]。但从根本上，“社会革命”的主张是不被理解、不被接受的。胡汉民记述黎元洪对孙中山“社会革命”说的评论：“黎氏亦谓余曰：‘武汉之局，方忧动摇不安，先生奈何言此？’余知其不可以理喻也。”[19]66同盟湖北支部在致《民立报》的电文中则说：“湖北同盟会支部开会欢迎孙先生于湖南会馆，听者至无立足地。先生演说国都问题，谓国都为一国根本，必选一安全地点，然后能图国力发展。……先生主张建都武昌。”[3]267在这段陈述中，竟无一语涉及孙中山所汲汲追求的“社会革命”，仅仅是拿孙中山主张“建都武昌”说事，倾向性非常明显。

更为甚者，当孙中山在武昌演讲“社会革命”时，“颇惹起舆论之惊疑，至虚造同盟罢工之事实，以证其说之恶果”[20]193。4月15日的《民立报》上，章士钊记载武汉方面的报道：“昨阅《神州日报》及《民声日报》汉口专电，谓孙君‘在黄鹤楼演说社会革命，次日铜圆局工人即同盟罢工。鄂中顿见纷扰’。又谓‘孙君在汉口演说，听者相顾错愕，无拍掌赞成者’。又谓‘黎副总统不肯正式承认为同盟会协理。孙君……邀黎君……赴同盟、社会各党之茶会，黎君于会场始终未发一言’。”[21]188为此，章士钊专门予以驳正：“孙君之演述社会革命，乃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非对于现时生计状况有所鼓吹，且谓同盟罢工为社会主义乃一时之谬说，正孙君所辞而辟之者。……孙君在鄂所有演说，无不博听者绝对之欢，……黎君之为同盟会协理，不自今日始，其肯正式承认与否，非论者所知……孙黎同赴同盟会，黎因以送孙行，非孙往邀之；且当日为会，仅同盟会会员，杂以来宾及新闻记者，并无社会党；且该会为演说会，非为茶会。”[19]188～189可见，武汉方面传达给外界的的讯息中有“故意”失实之处，章士钊才不得不专门驳正。

其次，对武汉方面原先期望的调解分歧的愿望，孙中山此行起到的实际作用并不大。其时湖北“起义诸人，无团结，无警惕，更缺乏政治头脑，只知清朝推翻，革命已成，专图个人出路，以致官僚乘隙而进，党人失败”[9]116。

在10日上午举行的鄂军都督府欢迎大会上，孙中山发表了简单讲话之后，黎元洪呼吁“再者革命事起，革命党销，鄙人与诸君幸勿昧革命二字宗旨，长以意气相搀。当思战争时之荆棘，勿挟和平后之芥蒂；自私自利，使诈使贪，皆非我辈实行革命之初心也”，他期望各方能“善始善终”，“念前此伟大功业，若嗣后自行抛弃，实为有负忠告焉”[3]256，此番话显系有所指。革命党中引起纷争的孙武等人则是各怀心思。民社武汉支部曾登报陈述欢迎孙中山的“心理”：

先生抱革命主义以号召天下者垂三十年，义旗屡举，俱遭失败。此次武汉民军幸能攘臂一呼，四方响应，不四阅月而南北统一，民国成立，使先生三十年来理想中所设有之中华民国一旦实现于地球。先生今日足履此邦，其对于我鄂省同胞必具有特别优遇之感情，有可断言者。而本社实代表鄂省绅、商、军、学各界之团体也。此本社之应欢迎先生者一也。

昔日先生秘密结社以求推翻专制之政府，今日先生组织政党以求巩固共和之国家，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先生之与本社，固互相为因果者也。此本社之应欢迎先生者二也。

先生足迹遍于五洲，而当日厄于满清政府专制之下，不克一至内地。本社同人曾游海外者固尝亲炙先生之威仪，然私淑先生而未谋面者则缺恨实多焉。今日者得以遂其愿见之志。此本社之应欢迎先生者三也。

本社成立未久，政纲宣布尚待嗟商，内容组织未尽完善。先生倡言共和，研究有素，遍游列国，心得必多。此次来鄂，对于本社名义必能以政党名义相推许。此本社之应欢迎先生者四也。[22]

这份欢迎词看似冠冕堂皇，但如果了解民社武汉支部这一组织是由孙武等创立的小团体之后，当可断言这只是一份表面的说辞。1912年1月16日，黎元洪、王正廷、蓝天蔚、孙武等24人发起成立民社，孙武为民社武汉支部负责人。汤化龙指出该组织的目的即在“与同盟会公开对立”[23]177。民社的成立是革命党内部“第二次革命”的导火索。在民社陈述的四条欢迎孙中山的理由中，实际最为关键的是第四条，即“对于本社名义必能以政党名义相推许”，其实是希望孙中山承认民社的正当性。如果民社武汉支部的这一目的实现的话，无疑会更加重湖北革命党人的分歧。很显然，孙中山不会予以支持。其结果则是招致孙武等人的反对。同行的胡汉民记述说：“先生于武昌，汉口两处，受群众热烈之欢迎。先生莅会，俱为民生主义演讲。……听众颇为感动。而孙武等则纷为传单，反对先生，谓先生于此时乃主张第二次革命民生主义云云，不啻为武汉间流氓暴动之导火索。”[19]66

此后，湖北革命党人的分歧愈演愈烈，各种政治力量不断角逐，终至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将校团团长方维被黎元洪、袁世凯联手杀于北京。流血事件的酿成实际也宣告了孙中山调解矛盾的失败。

从武汉各报刊公布的欢迎孙中山的缘由来看，实际上已预示了孙中山此行难以实现调解各方矛盾的初衷。《社会世界》第二期载有《汉口社会党致颂孙中山君词》，其中说欢迎孙中山的原因颇值得关注：

孙中山先生到鄂，各团体踊跃欢迎，以表敬爱之意。吾党宗旨以平等为主义。其视先生也不过社会之一份子。即以先生之功勋而论，亦不过社会一分应尽之义务，而亦表同情以欢迎之者，不在先生之功勋，又不在先生之名位，而在先生之道德也。功成不居，脩然远引，使人人步先生之后尘，则世界之和平可以立候。[24]

这份欢迎词重点表彰孙中山“功成不居”的道德，而不从政治主张和功勋考量，代表了当时部分群体及个人对孙中山的认知。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作为前总统的孙中山实既无力协调革命党内部的矛盾，其实行“社会革命”的理想也只能是良好的愿望而已。

[1]孙中山.建国方略[M]//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孙中山.与巴黎《巴黎日报》记者的谈话[M]//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

[3]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政协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

[4]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2册[M].台北：罗刚先生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1988.

[5]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武昌首义[M].台北：正中书局，1967.

[6]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M]//辛亥革命资料选编：第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7]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8]杨铎.我所知道的孙武[M]//湖北文史资料：第17辑.武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

[9]方孝纯.辛亥首义之片断回忆[M]//辛亥首义回忆录：第3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

[10]孙中山.致黎元洪电[M]//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孙中山.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M]//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2]记鄂省欢迎孙中山情形[N].申报，1912-04-12.

[13]记鄂省欢迎孙中山情形续志[N].申报，1912-04-14.

[14]民立报社欢迎孙先生记[J].社会世界，1912，（2）.

[15]陈霁云.中山先生驻鄂记[M]//湖北文史资料：第48辑.武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6.

[16]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M].杨慎之，译.北京：中华书局，1982.

[17]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

[18]中山先生社会革命谈[N].申报，1912-04-15.

[19]胡汉民.胡汉民自传[M]//近代史资料：总45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0]章士钊.孙前总统社会革命谈[M]//章士钊全集：第2册.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21]章士钊.鄂游感书[M]//章士钊全集：第2册.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22]民社武汉支部欢迎孙前总统祝词[J].社会世界.1912，（2）.

[23]万鸿喈.民社成立与黎袁勾结[M]//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24]汉口社会党致颂孙中山君词[J].社会世界，1912，（2）.

［责任编辑：马建强］

K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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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4799（2017）02－0079－08

2016-09-1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1CZS032

雷平（1979-），男，湖北松滋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