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社会学视角下农民工“嵌入－融入”度多元回归分析
——以武汉市为例

郭峘，曹莹

（1.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68；2.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19）

空间社会学视角下农民工“嵌入－融入”度多元回归分析
——以武汉市为例

郭峘1，曹莹2

（1.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68；2.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19）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受到高度关注。从空间社会学的视角，构建农民工的主观和客观“嵌入-融入”度指标体系，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客观状况和主观感受进行研究，可以发现，总体上农民工已进入“深度嵌入”的关键时期，正逐渐向“基本融入”的方向演化。农民工的主观“嵌入-融入”度与客观“嵌入-融入”度的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农民工的客观生存空间、交往空间、权利空间、精神空间均对主观“嵌入-融入”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权利空间中的基本人权、社会组织和政治参与等三个指标对农民工的主观“嵌入－融入”度有正影响但不稳健，其深层原因则是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滞后和社会保障长期缺位，造成农民工权利空间的长期不在场；而交往空间对农民工主观“嵌入-融入”度影响稳定，表明加强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社会交往对其融入城市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农民工；空间社会学；“嵌入-融入”度；多元回归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1]。同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要求，“城市推进城镇化要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要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战略研究，统筹推进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领域配套改革”[2]。这些政策的推行，使农民工融入城市越来越成为可能。

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农民工现象，也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关于“农民工”的研究成果也随着“农民工”及其问题的出现而大量涌现。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主要侧重于研究农民工进城的利弊[3-4]，90年代则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状态与权益缺失[5]。近十年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产生，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要求更加迫切，已处于从就业向定居、从增加收入向全面提供公共服务、从个人流动向家庭迁移转变的关键时刻[6]。有学者提出，农民工融入城市需要制度变迁[7]，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而从研究方法来看，近年来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呈现出包含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与法学的多学科交叉视角的趋势[8-10]。

中国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以其宏大的时空尺度和人类城市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时空压缩形成的艰巨性及复杂性，成为我国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难题。我们在空间社会学核心概念“空间生产”的基础上，针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实际情况，提出“嵌入态”这个极具空间象征意味和建构性的范畴。“嵌入态”是指农民工作为客体，与城市社会空间互为“他”者，特别是城市社会空间未充分开放，使农民工长期不能融入城市。“嵌入态”与“融入态”是对立、矛盾的，但二者也是可以转化的。长期的嵌入固化会形成空间分割和空间分化，从而造成空间对立和空间冲突。只有通过改变“嵌入”边界条件中的核心要素——制度供给，才能促使农民工从“嵌入”走向“融入”。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农民工的主观和客观“嵌入-融入”度指标体系，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客观状况和主观感受进行研究，并深入分析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更好地了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状况。

二、农民工主观和客观“嵌入-融入”度分析

为了全面了解现阶段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现状，我们以“武汉市农民工融入城市”为主题，在武汉市9个中心城区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按分层、定比、整群、随机抽样原则进行问卷发放，实际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47份，有效率为87.25%。

根据农民工“嵌入态”的空间特征，从生存空间、交往空间、权利空间、精神空间四个维度，构建了农民工客观“嵌入－融入”度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11个，三级指标38个（见表1）。

（表1）农民工客观“嵌入－融入”度指标体系

同时，为了更全面地测量农民工的“嵌入－融入”度，我们设计了农民工的主观“嵌入－融入”度表，以一般城市居民的现状为参照，请农民工在10个方面为自己打分，每个方面满分为10分，总分为100分（见表2）。

（表2）农民工主观“嵌入-融入”度表

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到城市，必然经历一个从“嵌入”到“融入”的演化过程。我们通过主观和客观指标体系的得分来界定农民工“嵌入－融入”度的现状，其中0分为城乡二分，1－20分为表层嵌入，21－40分为中度嵌入，41－60分为深度嵌入，61－80分为初步融入，81－100分为基本融入。

（表3）农民工主观和客观“嵌入－融入”度得分表

由表3可以看出，农民工主观和客观“嵌入－融入”度均值的结果很相近，虽然二者的内部分布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趋势基本一致。处于“深度嵌入”阶段的农民工最多，处于“中度嵌入”和“初步融入”阶段的农民工各有两成左右，处于“表层嵌入”和“基本融入”阶段的农民工较少。从总体上看，农民工现阶段的“嵌入－融入”度刚刚超过50分，属于“深度嵌入”阶段，正在向“基本融入”阶段迈进。

三、农民工“嵌入－融入”度的多元回归分析

1.相关假设

假设1：农民工客观“嵌入－融入”度可分为生存空间、交往空间、权利空间、精神空间等四个维度，农民工客观的四大空间现状能够决定其主观“嵌入－融入”度的水平。

假设2：生存空间、交往空间、权利空间、精神空间得分越高（计算得分的方法按每个三级指标的意义确定，越接近市民的平均水平，得分越高，反之亦然），主观“嵌入－融入”度得分就越高，反之亦然。

假设3：农民工客观“嵌入-融入”度的四大空间中，权利空间对其主观“嵌入－融入”度的影响最大。

2.相关变量

因变量为农民工主观“嵌入-融入”度得分，具体计算方法见指标体系中主观“嵌入-融入”度描述。该变量为定距变量。

自变量包含两类：一类是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另一类是以客观“嵌入-融入”度指标体系为核心的四大空间变量。

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职业、政治面貌、婚姻状况、教育水平、来源地七个变量。其中有四个虚拟变量：用是否为新生代农民工来代表年龄，这是因为学界普通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方面与老一代农民工有着显著的差异，我们将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用是否为男性来代表性别；用是否为建筑业农民工代表职业，这主要是因为调研发现，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因其工作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与市民的交往最少，相对其他职业群体来说，融入度更低；用是否为党员代表政治面貌。婚姻状况则用来衡量农民工家族的稳定性，共分为五类：未婚（参照组）、有配偶在农村、有配偶不在同城市、有配偶在同城市、其他。教育水平用文化程度来反映，根据农民工的教育特性分为三类：初中及以下（参照组）、中专或高中、大专及以上。来源地分为三类：省外（参照组）、武汉市远城区、湖北省其他地区。控制变量的具体分布见表4。

（表4）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N=754）

空间自变量是以生存空间、交往空间、权利空间和精神空间建立的三级指标体系。每个变量是以普通市民为标准的状态得分，分值范围为0－100分，100分表示农民工该指标的现实状态达到普通市民标准。该变量为定距变量，具体指标体系见表1。

3.统计模型

由于自变量和因变量都是连续变量，因此，我们所使用的估计方法是最小二乘估计（OLS）。我们认为农民工客观“嵌入-融入”度对主观“嵌入-融入”度的影响存在如下关系：

其中，因变量Y表示农民工主观“嵌入-融入”度，L、C、R、S分别表示农民工客观“嵌入-融入”指标中生存空间、交往空间、权利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得分。

同时为验证农民工“嵌入-融入”指标体系的准确性，我们分别用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与主观“嵌入-融入”度作多元回归，以验证指标体系的准确性。

4.数据分析结果

（1）相关检验结果

多重共线性。当自变量之间存在某种线性关系或高度相关的时候，就会发现多重共线性问题。方差膨胀因子VIF有效地度量了由某个自变量导致的多重共线性程度。如果自变量中最大方差膨胀因子VIF大于10，平均方差膨胀因子VIF明显大于1，就存在严重的近似共线性问题。表5显示，所有变量的VIF都远小于10，平均VIF均大于1，但并不明显大于1，所以，我们认为这里不存在严重的近似多重共线性问题。

模型的F检验。F检验是检验因变量Y和自变量X的线性关系是否显著，即判断所有的回归系数中是否至少有一个不等于0。表5显示，所有模型对应的P值，在0.01水平上统计显著，也就是说，农民工客观“嵌入-融入”度四大空间对农民工主观“嵌入－融入”度有显著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

判定系数R2。R2测量了因变量的平方和中被模型所“解释”的比例，R2越大，说明模型拟合得越好。从表5可以看出，精神空间的判定系数最高为0.442，其次是生存空间和交往空间，分别为0.381和0.353，权利空间最低为0.225，且均达到显著水平（P＜0.01）。也就是说，四大空间对主观“嵌入－融入”度的解释力不同，精神空间解释力最大，其次是生存空间和交往空间，解释力最小的是权利空间。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与我们的理论假设3不一致，但恰恰提示了当下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真实图景。农民工由于长期处于权利缺失状态，导致他们“生存空间”、“交往空间”以及“精神空间”的低质与匮乏，同时更显示出权利空间对主观“嵌入-融入”度的影响强度不高。

（2）回归系数分析

从表5一级指标的回归系数来看，在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四大空间对主观“嵌入－融入”度均有显著影响（P＜0.01），说明农民工四大空间的实际得分会直接影响他们的主观感受。精神空间、生存空间对主观“嵌入－融入”度的回归系数为0.702、0.689，而交往空间、权利空间对主观“嵌入－融入”度的回归系数则为0.540、0.413。也就是说，在控制了各类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四大空间对主观“嵌入－融入”度的影响不同，精神空间和生存空间的得分每增加1分（满分100分），其主观“嵌入－融入”度得分（满分100分）将分别提高0.702分和0.689分。而交往空间和权利空间的影响略少一点，得分每增加1分，其主观“嵌入－融入”度得分将分别提高0.540分和0.413分。全模型显示，在控制其他空间的前提下，精神空间、交往空间、生存空间对主观“嵌入－融入”度的影响仍然显著（P＜0.01），但权利空间对主观的影响并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P＞0.1）。可见四大空间与主观“嵌入－融入”度有显著正相关，假设2得到证明。但精神空间、交往空间、生存空间对主观“嵌入－融入”度有稳定的积极影响，而权利空间的影响不稳定，这正表明农民工的权利空间长期不在场。

从二级指标的回归系数来看，除工作空间以外，其他各项指标的系数均为正，且显著相关（社会组织P＜0.05，其余P＜0.01），社会交往回归系数最高为0.431，其次是信仰观念和消费空间，分别为0.342和0.333。与理论假设不相符的是，工作空间虽为正，但并不显著，且在控制了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其回归系数变为负值（不显著），其中原因还需要进一点分析和验证。

下面通过对四大空间二、三级指标的分析，进一步阐述四大空间具体指标对主观“嵌入－融入”度的影响（详见表5）。

工作空间。从二级指标来看，农民工的工作空间与主观“嵌入－融入”度关系不显著（回归系数为0.00813，P＞0.1）。进一步分析工作空间的六个三级指标，相对收入与主观“嵌入－融入”度显著正相关；工作性质、加班时长、工作差距虽然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但方向与我们的理论假设一致；值得重视的是，城市稳定性和工作稳定性与其关系为负，且工作稳定性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仍是显著负相关。在理论上，工作空间对主观“嵌入－融入”度应该有较强的解释力度。造成其二级指标回归系数不显著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理论假设是农民工的城市稳定性越高，工作稳定性越强，他们的“嵌入－融入”度就越高，但数据显示我们的理论假设与实际情况并不一致。从农民工自身情况来看，他们现阶段首先注重的是实际收入，什么城市和什么职业能提供更高的收入，他们就去哪儿工作。而城市稳定性和工作稳定性从目前来看，还不能直接给他们融入城市带来显著优势。尤其是在没有实行积分入户政策之前，城市稳定性和工作稳定性并不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必要前提条件，这也导致农民工在打工行为上的“短视”。也就是说，农民工是否能够融入城市，不取决于农民工自身的城市稳定性和工作稳定性，而取决于户籍政策能否使农民工获得城市的市民资格。可以预期，一旦城市户籍政策以城市稳定性和工作稳定性为入户的必要条件，农民工的打工行为就会出现较大的变化。

居住空间。居住空间的四个三级指标中，人均住房面积和居住稳定性与主观“嵌入－融入”度显著正相关；住房条件与主观“嵌入-融入”度正相关但不显著；而居住地点与主观“嵌入－融入”度显著负相关，并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此关系仍然稳定。这与我们的理论假设不一致，其原因可能在于，现阶段农民工主要居住在房租较低的城中村、城市居民老社区以及城乡结合部，从而影响了他们对城市居民居住水平的准确判断，导致统计结果掩盖了居住地点与主观“嵌入－融入”度的关系。农民工并不把他们能在城市住什么样的住房看作融入城市的重要条件，因为他们从现实出发，认为城市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家，而只是获取收入的一个临时落角点，只要能以较低的租金，居住能满足基本要求，且相对稳定的房子就可以了。这与其说是农民工对居住没有更高的要求，不如说是他们无奈的选择。

消费空间。农民工午餐消费和消费地点与主观“嵌入－融入”度显著正相关；而就餐地点对主观“嵌入－融入”度则不显著。这说明农民工随着收入的提高，消费水平已有所提升。消费地点直接的表征就是消费空间，农民工消费地点的均值为56.2分，表明农民工的日常消费地点已经逐步告别了路边摊、大排

档、小门面店，而更多地出现在快餐店、餐厅、超市、商场。

（表5）农民工客观“嵌入－融入”度指标与主观“嵌入－融入”度的多元回归表

（续表5）

社会交往。农民工的社区服务、居民帮助、市民交往得分对主观“嵌入－融入”度显著正相关，同时在控制其他空间变量的情况下，此关系仍然显著；朋友来源对主观“嵌入－融入”度显著正相关，但在控制其他空间变量的情况下，此关系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社会交往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有积极的正向影响。

网络交往。农民工上网方式对主观“嵌入－融入”度显著正相关。上网内容对主观“嵌入－融入”度的影响为正，但没有达到显著水平。这表明智能手机和网络的广泛使用，极大地丰富了农民工的交往途径和业余生活，也对他们融入城市有着积极的影响。

基本人权。农民工的户籍信心得分对主观“嵌入－融入”度有显著正影响。其他三个指标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但不显著。

社会组织。农民工的群体活动参与度、工会认同度对其主观“嵌入－融入”度均没有显著的影响。

政治参与。农民工权利受损的反应和关注议论国家大事对主观“嵌入－融入”度有显著正影响；改变自身现状的因素对主观“嵌入－融入”度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

信仰观念。农民工关于“党和政府值得信赖”和“经过努力奋斗，一定能改变我的命运”看法的得分对主观“嵌入－融入”度有显著正影响，在控制其他空间变量的情况下，此关系仍然显著；关于“社会主义最终会实现共同富裕”和“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看法的得分对主观“嵌入－融入”度的回归系数虽然都为正，但并不显著。

生活感受。农民工的生活感、市民化信心对主观“嵌入－融入”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留城意愿与主观“嵌入－融入”的关系为负，这从表面上看与我们的理论假设和现实情况似乎不太相符。经过辨析，我们认为留城意愿是一个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复杂、多变的心理欲求。在这里，留城意愿与主观“嵌入－融入”度形成的反向关系，恰好深刻地印证了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效应，即越是有较明确心理目标的人，在同样的情况下，针对相同的参照群体，其相对剥夺感更强。也就是说，留城意愿高的农民工，其主观“嵌入－融入”度的得分反而更低。我们认为这个现象对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在政策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李强、蔡禾等学者早期就关注到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引起的社会问题[11-12]，胡军辉则进一步在研究中揭示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随相对剥夺感的增强而强烈[13]，这都与我们的结论一致。

文化娱乐。农民工在娱乐活动、休闲场所和旅游参与度的得分对主观“嵌入－融入”度有显著的正影响，表明农民工在文化娱乐方面越接近市民，他们的主观“嵌入－融入”度得分越高。

由上可见，客观“嵌入－融入”度的三级指标体系中，除个别指标外，多数指标对农民工的主观“嵌入－融入”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本验证了假设2，且进一步推进了我们对农民工主观“嵌入－融入”度的认识。

四、结语

“嵌入态”是对现阶段中国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表征，它形象又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工现阶段在城市社会空间的亲身经历的真实图景。调研数据显示，农民工的主观和客观“嵌入－融入”度均值分别为51.64分和52分，二者没有显著差异。从总体上看，经过三十年的变迁，农民工已渡过了艰难的“表层嵌入”、“中度嵌入”阶段，已进入“深度嵌入”的关键时期，正逐渐向“基本融入”的方向演化。

对农民工主观和客观“嵌入－融入”度的空间社会学分析则具有如下政策涵义。

首先，针对农民工主观和客观“嵌入－融入”度均处于“深度嵌入”向“基本融入”演化的关键期，在制度供给上，要加大户籍改革的力度，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更加开放的城市空间，避免出现农民工“嵌入”固化的状态，既融入不进城市，也回不去乡村。

其次，在现阶段，居住和消费对农民工的主观“嵌入－融入”度有着显著的重要影响，因此要首先关注农民工的居住问题。不为农民工提供一个全方位的、长期稳定的居住空间，他们不可能顺利融入城市。

再次，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提高工会、社区等社会组织对农民工社会工作的覆盖率，可以极大改变农民工在城市空间的自由度和城市归属感，提高他们的融入意愿，降低他们的相对剥夺感。

最后，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现阶段权利空间的制度设计造成农民工在城市的权利空间诸多场域的不在场，使他们的权利意识和权利获得受损。因此，从顶层设计上全面赋予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权利空间，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5-12-22（1）.

[2]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5-12-23（1）.

[3]杨翼.是过渡模式还是目标模式?——析“离土不离乡”[J].中国农村经济，1985，（10）.

[4]杨翼.是过渡模式还是目标模式?（下）——析“离土不离乡”[J].中国农村经济，1985，（11）.

[5]“外来农民工”课题组.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状况[J].中国社会科学，1995，（4）.

[6]《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课题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创新及其政策建议[J].改革，2010，（10）.

[7]张天昱.城市发展与管理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N].人民日报，2011-04-07（16）.

[8]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9]吕红平.农民工中的女性群体更需要社会关注[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10]张国胜.中国农民工市民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1]李强.社会学的“剥夺”理论与我国农民工问题[J].学术界，2004，（4）.

[12]蔡禾，李超海，冯建华.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三角企业的调查[J].社会学研究，2009，（1）.

[13]胡军辉.相对剥夺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J].农业经济问题，2015，（11）.

［责任编辑：黄文红］

C915；D442.7

A

1001－4799（2017）02－0150－08

2016-03-2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14ASH008

郭峘（1982-），女，湖北武汉人，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社会学、统计学研究；曹莹（1979-），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学、社会统计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