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中国认识的构建
——以第一次中国考察前后为比较对象

戴玉金

（龙岩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龙岩，364012）

甲午战争以来，如何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始终是清王朝对外政策的重点和难点，亦是日本推进殖民地政策的一大重点。就近代日本的对华政策研究而言，如果没有日本民众的共识基础，或者说不营造一个“大义名分”下的对华政策，那么就难以推行。在这一过程中，一批日本知识分子的见识和主张不仅深刻影响到日本国民的中国认识，同时也成为日本制定内外政策的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1]就此而言，作为日本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内藤湖南成为引领日本思想界潮流的重要人物，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亦成为学术界多重研究视野下的热点问题。

围绕内藤湖南个体的研究，迄今为止的研究学者或是站在历史观念的立场来探讨内藤湖南的史学发展观，提示“文化中心说”驱动下地方经济的发展契机[2]；或是剖析在甲午战争中内藤湖南的文化使命，揭示日本成为重塑世界新的文明中心的“天职”之位[3]；或是从内藤湖南与中国学人的关系谱系这一出发点，阐述内藤湖南对中国学人和学术界的仰承与垂范的变奏[4]。但是，针对内藤湖南1899年对中国进行的第一次考察为契机，而构建的中国认识之前后变化的研究则涉及很少。

那么，内藤湖南是如何从中国的自然、中国士人等方面的接触和体验，了解中国时局、风土人情、文化教育，由此改变了其对中国的认识？在此，本文以内藤湖南的中国游记，即《燕山楚水》为例，探讨内藤湖南由过去想象的“中国未必守旧”转变为“中国停滞”认识，从而进一步形成了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互镜”性的认识的过程，指出内藤湖南在想象与建构中国认识之同时，亦充分地反映出“为了日本”这一潜在的文化心理与逻辑模式。

一、第一次中国考察之际的社会背景

内藤湖南（1866—1934），字炳卿，号湖南，出生于武士家庭。受家庭祖父和父亲的汉学影响，内藤湖南自幼随父亲学习汉学，接受了良好的汉文化熏陶，后来潜心研究中国，以独特的东亚视角审视着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走向，是一位具有独创精神的学者，在思维方式、研究视角等方面显示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史学的通晓。[5]内藤湖南作为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奠基人之一，在日本的政军界颇具影响力。[6]

1899年9月，内藤湖南踏上中国领土，开始了第一次中国旅行。这一时期的中国遭受甲午战争的失败，陷入到一个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中。1898年，在光绪帝的支持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进行了政治改良运动，即“戊戌变法”，在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方面发挥出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一变法运动终究无法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抗衡，导致完全失败。清王朝继续腐朽落后、抱残守缺，出现了一方面无能对外抵抗西方列强的侵入，一方面国内财政入不敷出、民不聊生的惨状。面对中国这样的现状，中国的未来该如何走向？这一问题确实让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迷茫和无助当中。

尽管只是一水之隔，同属亚洲的日本却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进行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即“明治维新”。明治维新的改革成功，使得日本摆脱了封建落后状况，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逐步摆脱了民族危机，迅速成为亚洲强国。之后，日本在甲午之战获得胜利，不断壮大国力，进而跻身步入近代化国家的行列之中。因此，在文化上，日本与中国产生了一定的隔离，自认为日本文化是一种迥异于中国文化的、依赖于欧美文明又具有东方意味的新文化形态。[7]

在此，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征服，也可以感受到一种以西方为蓝本，必须向之学习的时代潮流。不过，随着中日间政治地位的更替、霸权地位的转换，日本的中国认识也出现了根本性的逆转。一言蔽之，日本由过去的传统崇拜，转向了现实认识的“蔑视”，进而转向了行动性的征服。[3]

二、内藤湖南的中国体验

（一）第一次中国体验

在世界形势日益紧张、中国政局动荡激烈的背景下，1899年9月9日至11月25日，内藤湖南作为《万朝报》的记者被派往中国，开始了近三个月的中国旅行，实现了“中国旅行是我的宿愿”。与众多的日本人士或是经历朝鲜半岛抵达中国，或是乘坐海轮直抵上海不同，内藤湖南于9月9日清晨乘坐船只进入了山东半岛的荣城湾——这里也是日本甲午战争期间登陆山东，北洋舰队由此而全军覆没之地。

对于映入第一眼的中国景观，内藤湖南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山是裸露着山脊，山脚下的土是褐色的，坡度很缓，海岸上可以看到不少陡峭的岩石。”由此，内藤湖南认为，“这个历史久远的国家荒废到如此地步”，是受“两千年郡县制度的流弊”的影响，实在“让人痛心”。[8]21在接下来的日子，在芝罘山半岛，遇见“意大利的一艘军舰进入港口，耀武扬威地从清国的两艘军舰之间穿过”，这样如同儿戏般的举动，着实让内藤湖南“从心里不觉感到一阵骚动”[8]23。西方列强在中国的肆意横行，实在出乎内藤湖南的“料想”。中国社会沦落到如此衰败的困窘世相，中国该如何改革复兴？这样的问题，开始浮现在内藤湖南的脑海，并逐渐加以思考。

自山东途经天津之时，内藤湖南更是看到了一片破败的景象：“树木只有杨柳，都不成林子。……天空和原野相接的地方呈黄褐色，可见尘土之厚，连飞过高粱地的炊烟都显得滞重，……不时看到马群，马很瘦小。……坟墓散落在各地，……会把棺材的一角露出来，很不雅观。”[8]27之后游历完北京，内藤湖南在感受北京“规模宏大，果然不愧为大帝国的都城”之同时，也感慨“都城的风景无限的凄凉，让人觉不出这是君临在四亿生灵之上的大清皇帝的所在”[8]42。

那么，江南之行究竟如何？经历了北方的“凄凉”与“失望”的情绪累积之后，紧接着的苏杭和武汉之行，让内藤湖南看到了“与北京迥然不同”的“江南民风和物产的丰富”。对此，内藤湖南不由得提到，自身由此而产生“对未来的希望”[8]135。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迁都关中”的言论，对此内藤湖南表示难以理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内藤湖南认为，“关中的民风与物产，一定没有往昔的繁盛了。地力、人才，都比不上江南”，为什么“以东南十省的财富来供养其余各省以及塞外的荒远之地”？因此，内藤湖南提出“以东南的富庶来图自卫”可以壮大势力，进而达到独立。[8]136不可否认，拯救整个中国的，恰好就是江南之地，同时也是十多年之后的革命燎原之所。

（二）与中国士人的接触

内藤湖南在首访中国之时，乃是作为报社记者而登陆中国。因此，作为一名敏感的新闻人，带着对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的政局和人文教育的走向等问题的关注，在北眺长城、泛舟西湖、踏青苏州之余，于天津、上海等地进行了与中国士人的访问，接触到一批社会贤达、官僚学者和文人雅士，与他们一道探讨时局政事、切磋学术、诗文唱酬，了解中国新式教育的兴办、新民风的主张、报馆的开设等，对于具有学者型的政治家和饱学人士给予了有胆有识、进退有度、宽厚有容的赞赏。[4]

踏足天津之际，内藤湖南邀请了开明派知识分子重要人士严复（1854—1921）和王修植（约1858—1903）一起聚堂畅聊。严复时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是熟谙西学精神并能启发民众、推广知识的精英人物，翻译了影响力很大的《天演论》，是内藤湖南心目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人物。[9]初见严复，内藤湖南就给予了很高的赞誉：“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言谈往往纵横无碍，不怕忌讳，当是这里第一流的人物。”[8]30针对内藤湖南提出“有什么充实政府财政的良策吗？”的问题，严复的答复是在“实行新政”的同时，必须“删减旧政”，并且谈及清政府戊戌政变以来，士大夫们都“绀口结舌”，无暇顾及时事。[8]34

王修植，时任北洋大学堂总办。在内藤湖南的眼中，王修植是一位“容貌温和，为人很得体”的“有才干之人”。不过，在内藤湖南问到如何让时局起色之际，王修植的回答为：“政府的高官们，大都年老而倦于政务，肯定没有改革的希望。依我看来，必须从百姓自己的团结做起。但是我国人民不学习的人多，见识短浅。”[8]31王修植的认识实际上带有充分的预见性。如何将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凝聚在一起，是中国革命的根本之所在。但是，内藤湖南实则忽略了这一认识，而只是在交谈之中留下了王修植克己奉公、忠于职守的清末君子印象。而且，内藤湖南认为，王修植虽然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但因为“不通西文”而无法与西洋沟通对话，终究会陷入无从知道改革途径的瓶颈。由此可见，在内藤湖南的潜意识之中，中国的希望并不在于自身，而在于如何与“西洋”沟通，如何树立西方的近代化道路。不言而喻，这一点或许也是日本知识分子的一大盲点。

内藤湖南自汉口转道上海，并在上海与罗振玉（1866—1940）、张菊生（1867—1959）一道谈论时事，成为其第一次中国此行的最后佳兴。在学问领域，内藤湖南与罗振玉虽然因语言的隔阂，两人无法直接用口语交流，却以笔为舌，围绕中国的政治时局、财政经济、文教图籍等多个话题进行了“笔谈”，所谈甚欢。[10]在“国家形势”方面，张菊生认为，“关中的王气已尽”。[8]135对此内藤湖南进行了个人分析，指出清政府的一大弊端就是“安于旧态难以改变”[8]136。这一认识，无疑成为内藤湖南提倡改革，试图以日本来影响中国的一大思想前提。

三、第一次考察前后中国认识的异变

（一）考察前的中国认识——未必守旧的中国

甲午战争前期，作为日本传统的国学与汉学，在西学的冲击下，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教育赦语》，在提倡文明开化的同时，亦开始了国学与汉学的复兴运动，其中之一便是国粹主义。[11]这一时期，内藤湖南在新闻界任职编辑、记者等，深受国粹主义思想的影响。

甲午战争爆发之后，中国问题引起内藤湖南的关注。面对一部分日本人提出“中国在世界上是守旧的代表”，诋毁中国、蔑视中国的态度，内藤湖南则认为，“中国是否守旧的代表，现在还不能马上判断”，中国虽然有守旧的样子，但是，“世虽有兴衰隆替，各代都有具各代特色的文化，如果文化递移就是西方人所谓进步的话，中国未尝没有进步。”[8]135可以说，这一时期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乃是基于国粹主义和近代日本汉学危机意识下，站在反欧化、反文明论的立场上提出的一个认识。不可否认，内藤湖南的这一立场尚不具备史实与理论的基础，其认为的“中国未必守旧”认识，只不过是“汉学未必守旧”的一个代语。[11]但是，正是抱着这一态度，内藤湖南开始了中国之行，由此也构筑起了不断变化、跌宕起伏的中国认识。

（二）考察后的中国认识——停滞的中国

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两次失败，令内藤湖南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针对甲午战争的失败，内藤湖南意识到绝不可以简单地以所谓文明与野蛮的框架来加以认识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更驱使内藤湖南深入到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内部去探索真正的改革动机之所在。不可否认，1899年中国初次之行，为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提供了一个现实的素材。

整个考察期间，内藤湖南经历了山东、天津、北京、汉口、江苏、浙江等中国的南北区域，就中国的政治、经济、风土、人情、文化、教育等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广泛的考察。游历沿途，历经坎坷，内藤湖南看到了中国地力已尽、荒废陈旧、满目疮痍的景状，可以说，其“料想到的中国风景”在现实中得到了亲历性的验证，其留在脑海中仿佛根深蒂固的“文明母国”的中国形象已不存在，中国已不是自己所敬仰、所崇拜的憧憬之国。

正因为此次的中国之行，尤其是与一批戊戌维新人士、具有中国政治改良的探索者们的访谈，使得内藤湖南对中国的整体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首先认为“改革派之领袖康有为、汪康年等，缺乏旋转乾坤之大气魄、大力量。此外，全国人民柔惰怯儒之风气不易拔除”[11]；接着，内藤湖南指出，“日本通过变法建立了国家富强的基础”，关键在于“国人勇于进取而不善于守成”，而清政府则相反，“进者退之，退者进之”。[8]32最后，内藤湖南提出中国之所以不善于改革旧制、不思进取、缺乏推动改革的中坚力量，是受中国封建制度千年弊端的影响。

概言之，第一次中国考察令内藤湖南意识到，中国已经从一个文明古国变成为一个地力枯竭、文化积弊、人士守旧的“停滞”之国。同时，内藤湖南针对中国这样的现状以及改革之未来前途报以极大的担忧，从而开始尝试如何“以中国为主要对象履行天职”，来构筑起“亚细亚”的共同命运。

四、结语

历史上，日本借助中国文明来认识自我，树立起了所谓“武士”国家的典范。到了近代，日本通过接受与输入西方文明，推行西方式的文明开化，从而走上了欧洲列强式的殖民主义道路，自我意识得到急剧膨胀。这一时期，一大批日本知识分子通过自身的中国体验，发现中国已经从“文明的中国”一步步地锐变为近代化的“落后者”，处在作为新兴文明“中心”的日本的“边缘”。因此，过去他们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敬仰、崇尚之情，也逐渐转变为现实中的怀疑与批评、诋毁与蔑视的心态。作为“巨大的他者”的中国成为一个在文明比较之下的“败北”对象，也逐渐从日本人的传统思维结构中剥离出来，使得以中国为核心的传统华夷秩序发生变化。[12]138-139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内藤湖南开始了向往已久的第一次中国之行。不仅如此，通过中国考察，令内藤湖南告别了“以往的杂学”，开始踏上研究中国、研究“东洋史学”之路。通过与身份杂异的中国众多文人接触交往以及中国自然的亲历，内藤湖南对中国的认识也逐渐发生变化，由想象的“中国未必守旧”转变为“中国停滞”的认识，内藤湖南开始以独特的东亚视角审视着中日两国的未来走向，指出中国社会的问题所在——“中国并非难在改革，而是难在使改革成功。”[8]185并且，在《日本天职》一文中，论述日本的天职不是“介绍西洋文明，把它传给中国”，而是“使日本的文明、日本的风尚凤靡天下、光被坤興”。[8]182

在内藤湖南的眼中，作为东亚进步的先驱，日本应该站在一个文明中心的高度，引领中国找寻一条自身进步之出路。反之，日本也应该把中国视为一面镜子，通过中国来发现日本自身的“弊病之处”。就此而言，古老而落后的中国成为日本展示自身优越感，宣扬自身存在价值的一面镜子。就在这样二元对立的结构下，日本将中国视为了反证日本自身的“他者”或者“工具”，并以“他者”的视线为媒介，来确立自我认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逐步完成了现代日本自我身份的认识与想象。

[1] 杨栋梁．民国时期内藤湖南的“支那论”辨析[J]．南开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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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杨永亮．论甲午战争中内藤湖南的文化使命[J]．社会科学战线,2015(8)：264-268．

[4] 钱婉约．仰承与垂范的变奏[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116-127．

[5] 胡宝华．从内藤湖南到古川道雄——日本中国学发展带来的启示[J]．文史哲,2014(5)：47-53．

[6] 薛天依．辛亥革命后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J]．外国问题研究,2014(2)：26-31．

[7] 杨永亮．日本近代的文化辨析——内藤湖南所谓的“日本天职”的文化内涵[J]．东亚史,2015(5)：19-82．

[8] 内藤湖南．燕山楚水[M]．吴卫峰,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

[9] 张凌云,吴光辉．内藤湖南笔下的中国人形象[J]．日本问题研究,2014(6)：31-36．

[10] 张新朋．内藤湖南与罗振玉的第二次笔谈之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17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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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吴光辉．日本的中国形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38-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