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结构对城市“虹吸”效应的影响

李建华　王振全　李洁

摘要：从生产过程的标准化程度出发，将服务业划分为可标准化和不可标准化服务业两个部门，讨论两个部门冰山成本的差异，进而建立理论模型，采用1978-2014年29个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服务业分行业的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服务业结构对我国城市的出现的“虹吸”现象的影响。结果表明，北京、上海、重庆、成都、兰州和乌鲁木齐出现了显著的“虹吸”现象。同时不可标准化服务业带来的“虹吸效应”要大于可标准化服务业带来的“虹吸效应”。城市规划要注意“虹吸”现象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通过调整不可标准化服务业可以更有效地缓解城市“虹吸”现象。

关键词：“虹吸”现象；可标准化服务业；不可标准化服务业；冰山成本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5-0001-11；中图分类号：F287；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雾霾、拥堵和公共资源紧张是一线大城市常见的社会问题，在这些社会问题的背后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劳动和资本向一线大城市的过度集聚。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劳动和资本在向一线大城市的集中过程中应该存在收益递减和成本递增的趋势，然而从我们目前的大城市来看，劳动和资本的集聚并没有表现出收益递减和成本递增的趋势，反而进一步强化了集聚的趋势，类似于物理学的“虹吸”现象，当城市的发展超过一定条件时，城市在经济上的“引力”超过的“斥力”。一线大城市周边地区的劳动和资本在强大的引力下，不断向大城市集聚。

从Von Thunen（1826）的“孤立国”开始，经济学家不断在考虑“虹吸”问题。19世纪的城市发展不存在“虹吸”问题，落后的交通制约了Von Thunen（1826）生活的时代城市之间的联系所以他假设谷物运输时，拉车的马在运输途中消耗一部分谷物，使得城市的地理面积越大，运输成本越高，城市之间不存在“虹吸”问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城市的破坏后，20世纪后半叶的城市伴随经济高速发展，“虹吸”问题逐渐显现。战后初期，Samuelson（1952）将Von Thunen（1826）的想法扩展成为“冰山成本”的概念，由于冰山成本的存在城市的发展仍旧存在，城市的发展的收益仍然存在边际递减的效应，“虹吸”问题不是城市发展的主要问题。20世纪60年代，随着欧洲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美国的“婴儿潮”（Baby Boom），工业集聚城市的“虹吸”问题逐渐显现。Alonso（1964）扩展了Von Thunen（1826）和Samuelson（1952）的理论，建立了“单中心城市模型”，该模型考虑到了“虹吸”的问题，但是将其作为例外的情况。20世纪70年代随着技术进步，工业产品的运输成本不断下降，Henderson（1974）开始注意到，城市之间的影响关系，他认为城市是一个系统，一个区域内城市构成城市体系。外部经济和不经济构成城市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如果将城市体系的运行看成一种“公司”的话，可以通过人为的调整使得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形成稳定的均衡，而避免“虹吸”的负面效应。20世界80年代，Henderson（1980，1988）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也成为当时研究“虹吸”问题的主要文献。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Fujita和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逐渐形成，如Fujita，Krugman，Mori（1995），Fujita，Krugman，Venables（1999）等文献，讨论了城市的“虹吸”问题，不过他们认为非“虹吸”条件下的城市发展是更重要的问题。近年来，国外学者开始关注服务业对城市“虹吸”的作用。Wrede（2013）认为某一区域资源往往具有同质性，而服务行业对工人技术的要求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会导致一些服务行业向中心城市的过度集中。Ahlfeldt和Wendland（2013）讨论了服务业在单一中心城市和多中心城市两种城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现代城市逐步转向服务业主导经济，不同的城市的服务业分布存在差异，导致一些城市服务业向单一中心城市集中，另外一些城市发展为多中心城市体系。

近年来，能源和环境双重压力使中国城市的发展动力逐渐从工业向服务业过度。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服务业对城市“虹吸”效应地影响，陈建军、陈国亮和黄洁（2009）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他们认为服务业对城镇化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张军、刘晓峰和谢璐璐（2012）同样从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分析了市场潜能和城市行业规模对服务行业集聚程度的影响。陈立泰和张祖妞（2010）对中国的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服务业集聚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有负面效應，生产率增长速度慢的服务业向大城市集聚，产生“虹吸”效应。随着技术的发展，新的服务行业和服务方式不断出现，服务行业之间的差异性越来越明显。实际上Baumol（1967）已经注意到服务行业出现的差异，但他认为差异较小可以忽略，直到Baumol（1985）修改了服务行业的差异，认为存在另一个“渐进停滞服务业部门”。“渐进停滞服务业部门”并不能准确刻画90年代服务业的变化，Pugno（2006）将视角从外生差异转变为内生影响，认为服务行业差异存在，但是从总体上看行业差异的影响小于服务业消费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推动作用，在不影响分析结论的前提下，他忽略了服务行业差异的影响。李建华和孙蚌珠（2012）从标准化程度的视角出发从理论和实证的视角将服务行业分解为可标准化服务业和不可标准化服务业，深入分析了服务行业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李建华和孙蚌珠（2014）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服务行业差异的外生影响和内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