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析：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家样本

何新易　杨凤华

摘要：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带动了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在“走出去”发展战略中，影响中国对外非金融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体量因素主要有三个：人均GDP、外汇储备余额和对外贸易依存度。以2009-2014年的中国经济季度数据为基础，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将人均GDP、外汇储备（FER）、对外贸易依存度（DFT）作为解释变量，对它们进行相应地回归分析。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人均GDP和对外贸易开放程度的影响显著，而受外汇储备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中国要实现“走出去”扩张战略，应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以增加中国经济总量；应保持对外贸易出口优势，以进一步提升外贸开放程度，应向境外适度扩散外汇储备，以提升外汇储备使用效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经济体量 人均GDP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5-0012-10；中图分类号：F20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当前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较为严峻。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形势风云变幻，中国内外部经济环境不断严峻：经济增长逐步下滑、传统产业生产能力过剩，去产能、去过剩、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任务很明确。发达国家相继出台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限制中国外贸进一步增长，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和摩擦规模化、加深化，中国对外贸易条件和外部环境在变差，高速地外贸增长出现停止和负增长。多年积攒的庞大外汇储备，因为美元币值大幅度贬值而出现资产缩水，也因为外汇管制而导致流动性泛滥。

为了改变这一严峻经济形势、化危机为机遇，中国政府针对性地采取了“一带一路”的“走出去”外向投资发展战略，即通过加大对外非金融直接投资，完成中国产业、经济、国际化的战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经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开放包容的国际形象得到提升。

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国具有较高的GDP。截止2014年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7485美元，处于国际中等偏高的水平，也正是中国由国内投资走向国外投资的拓展阶段，说明中国已经具备了相当大的投资积累和新价值创造的实力。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特别是货物贸易。巨大的货物贸易可以带动制造业的地域转移，不仅将中国国内过剩的资源和劣势产业转移出去，实现资本母国产业的梯度转移，逃避母国高生产要素成本，同时，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技术、优质的资源，延长和深化国内产业链，提高投资效率，优化产业结构，而且直接带动被投资国的基础投资、就业水平，实现母国货物制造的本土化，享受被投资国国民待遇，消除贸易争端成本，避免不必要的贸易壁垒与摩擦。巨额的外汇储备为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底气。2014年中国的外汇储备额为3.8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将静态资产变成活的资产，减缓金融市场因为国际汇率、各国利率变动的风险；可以减少购买外汇储备的本币市场投放，避免流动性泛滥，消除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威胁；可以有效规避国际金融投机的狙击，分享被投资国投资收益，实现国家财富的保值增值。

因此，中国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担当“走出去”发展战略先锋，能够拓展经济增长的空间和对外贸易的市场，促进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程度，实现外汇储备保值增值，降低外汇储备的利率、汇率风险。

二、相关文献综述

中国作为世界新兴经济大国中的一员，在“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指导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举世瞩目，学者对它的研究也兴趣日盛。

分析视角方面，近来文献基本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扩张活动同步。Lipsey（2000）分析了人均实际GDP、固定资产等因素，王宽（2007）考虑了中国的人口、资源、外贸顺差、外汇储备等基础条件因素，吴宗书（2009）考察了以资本存量、人均GDP、贸易开放度等为解释变量的母国因素，欧阳艳艳（2010）从逆向技术溢出视角，张远鹏，杨勇（2010）从区位选择视角，徐静、赵静梅（2011）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对外出口量、外汇汇率视角，张为付（2011）从经济规模、外贸依存度、经济结构的视角，冀相豹（2014）从制度视角，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了专题性的分析。这些学者考察的因素都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体量因素，呈现发散性的视野，对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有启发性的意义。

在GDP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方面，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邓宁（1981）以投资发展周期观点认为，只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资本充实，才有可能出现资本剩余，然后剩余资本才能“走出去”，到国际上寻找盈利机会。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与该国人均GDP有明显的正相关。国内生产总值代表对外直接投资的社会经济环境，是因为它是由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和进出口贸易共同决定的数值，衡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生产能力、价值创造能力的总体表现，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一国的经济行为与经济活动的范围和影响力。国内生产总值越大，该国对外投资才越有条件。在考察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体量因素中，GDP是一个基础性、总体环境性的经济因素。张为付（2008）探讨了经济增长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短期稳定的正向关系，经济增长是对外直接投资的Granger原因，吴宗书（2009）的研究表明人均GDP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这些实证研究都确认了经济增长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向的共振关系。但张金龙，储莎莎（2015）利用2003-2013年数据分析得出GDP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负向相关。这些研究结论有明显的不同，比较发现，结论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实证所选取的数据存在不同。但是，经济增长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需要通过运用其他数据进行验证。

在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方面，贸易出口的作用被讨论的较多。对外贸易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动机与可持续能力的保障，是一国资本走出国境意愿的重要指标。长期具有顺差性质的对外贸易是母国不断积累资金财富的保障，而积累的财富不是用来窖藏和炫耀，仍然会体现资本不断生利的本性，需要用资金强化母国出口产业产品优势，或者用资金从外国获取所需的资源，或者资金直接在境外获得投资收益。一国的对外贸易影响一國的对外开放程度，也影响着一国的对外投资。一个国家对外贸易量体现着该国与他国经济融合程度和经济互补程度；对外贸易占GDP总量的比重体现着该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外贸量越大且持续增加，表明该国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容易利用世界经济资源；对外贸易往往与对外投资相伴随，相互促进，对外贸易量越大，该国对外投资也相应地扩张。综合起来看，对外贸易量、对外开放度与对外投资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相互等同的。没有对外贸易，就没有对外投资；对外贸易越扩张，对外投资就越有保障。Markuson（1983）和Sevenson（1984）认为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既有互补关系也有替代关系，其结果取决于这二者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张庆如（2005）运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检验方法，对1982-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进出口分别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单向因果原因，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有长期均衡关系，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则没有。张翠霞（2009）采用1987-2006年的统计数据分析认为出口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非合作的替代关系，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薄弱。这些研究，有助于人们重视出口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在外汇储备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方面，较多地肯定了外汇储备的正向拉动作用。外汇储备是母国对外国产业进行投资的本钱数量，体现着一国对外投资主权性的程度。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从国外获得收益的能力，是一国进出口贸易余额（=出口额-进口额）变成财富的能力，是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志，是该国保持自身主权货币国际汇率的信用保证。外汇储备往往以黄金、外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构成，是一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常用工具。尽管国际上的对外直接投资多以私人投资为体现，私人支配着对外投资的外汇储备，但在中国，外汇储备却是由国家掌握，对外投资所需要的外汇储备也由国家政府调配。在资本项目有限管制情况下，无论外汇储备是由国家政府掌握还是私人支配，不影响中国对外投资对资本的正常需要。可以讲，外汇储备是对外投资的资金池，是所谓“真金白银”的体现。毛中根（2005）认为外汇储备在国境之间增减流动，有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调整。张翠霞（2009）认为它们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外汇储备越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也越多。张金龙，储莎莎（2015）利用2003-2013年数据分析得出外汇储备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向相关。这些研究结论基本一致，都肯定了外汇储备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运用计量模型分析方法也较为多样。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方法方面，程惠芳、阮翔（2004）较早地使用了引力模型，Wong Hock Tsen（2006）利用了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于永亮、杨定华（2012）拓展了贸易引力模型。这些方法的应用，有效地量化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条件，验证了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效果，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参考。

这些分析成果有助于人们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多元化的认识。但是这些文献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实证数据的选取过于粗略。一些文献几乎都是以年度数据为依据，而经济问题变化的时长通常是几个月，年度数据不能较为敏感地反映经济变化，以至于对外直接投资与宏观经济体量因素之间的内在经济逻辑关系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二是实证数据截取时段的差异导致分析出来的结论迥异。如1982-2002年与1987-2006年的统计数据在讨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关系的时候，一个是单向联系，另一个结论是双向替代的负相关，并且这些数据不是“一带一路”战略形成或者实施期间发生的。三是单纯重视了出口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单纯出口或者贸易顺差的考察，缺乏宏观和综合的视角，毕竟国家对外贸易总量比出口量更能够反映该国宏观体量影响力。四是存在计量分析变量之间不独立的情况。如在分析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时候，贸易总量或者顺差与GDP被裹在一起讨论，因为贸易总量常常属于GDP中的一个组合量。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中国作为对外直接投資大国的趋势越来越强。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料显示，2001-2009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8年递增，2009年达到565.3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14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231.2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三。2015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180.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表明中国对外投资活动处于上升通道，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从表1来看，1991-2014年的24年间，199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开始上升到100亿美元，之后花了4年上升到200亿美元，200亿到300亿也用了4年，300亿升到400亿用了3年，400亿到500亿为1年，之后出现跳跃性增长，2014年更是达到了8826亿美元，是1991年的163倍，1991-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递增3.65倍。上述阶段性数据变化表明：2000年以前，中国基本处于一个比较低水平、平稳的对外直接投资局面；2001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逐渐地上升；2007年开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突破了千亿美元水平，2014年末，中国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的份额提升到3.4%，位居第8，首次进入世界前10位对外投资大国行列。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跃度不断显现、良性化。从表1中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看，1991-2004年间，直接投资活动并不活跃，规模处于100亿美元以内；2005年起，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超过100亿美元水平，并呈现飞跃式的递增，投资活跃度大增。即使出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到了延缓的影响，但比2007年翻了一番，2009年依然处于正增长的态势，到2014年中国投资流量已经达到1231.2亿美元，连续12年实现增长，1991-2014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6.8倍。上述阶段数据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活跃程度有增无减，已经成为抵御世界金融危机的坚强力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存量与地区流量存在着一致性。如图1所示，2013年中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额为4474.1亿美元，占67.7%，而这些主要投资中国香港、韩国等地；对非洲地区的直接投资额为261.9亿美元，占4%。对欧洲的直接投资额为531.6亿美元，约占8.1%，其中主要的国家和地区为：英国、德国和俄罗斯；对于拉丁美洲的投资额为860.9亿美元，占比13%，其中主要的投资国家和地区为：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等；对于北美洲的投资额为286.1亿美元，占4.3%，其中主要国家为美国、加拿大。大洋洲为190.2%，占2.9%，其中主要的国家和地区为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地区存量投资与上述2013年流量投资区域基本一致，大致是亚洲、拉美和欧洲共占据88.8%的比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世界辐射力在逐年增加。从国家和地区来看，截至2013年底世界国家和地区数量为224个，2009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覆盖了其中的122个国家和地区。此后逐年扩张增加，2010年扩大到129个，到2014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范围已经扩大到186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近90%的覆盖率，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权国。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不断加码。在2003-2013年期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存量绝对值和比重在不断攀升（见图2）。2003年仅有13.4亿美元，2013年达到720.2亿美元，年均增速4.79倍，而同期中国在世界范围的增速只有1.64倍；2003年占整个世界范围的比重为4%，2013年为11.7%。这种数据的变化和对比，说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不仅在不断增加筹码，而且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遵循“中心-外围”路径，特别是“一带一路”投资路径明显。从表2看，2013年中国对亚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直接投资流量达到了959.1亿美元，占了近89%的投资。亚洲地区作为中国第一外层得到了中国的大部分投资。2013年底，中国对亚洲的直接投资流量金额为756亿美元，占全年总额的70.2%。拉丁美洲仅有太平洋之隔而成为中国的第二大投资地区，占13.3%。离中国较远的欧洲、北美洲、大洋洲、非洲则分别占据第3-6位，欧洲尽管占据第3位，但占比只有5.5%，较排位靠后的其他地区占比优势不明显。“中心-外围”路径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征明显。亚洲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起始点，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为136.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1.1%，仅2016年一季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35.9亿美元，同比增长40.2%。中国当前“一带一路”国际化战略的布局和中国主导的亚洲开发投资银行的成功设立，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新的世纪，不仅关注中国自身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发展，也以开放包容心态关注亚洲其他国家和欧洲、澳洲、美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出现大国“伙伴化”倾向。2013年中国对主要的七个经济体的投资额达到654.5亿美元，这七个经济体为中国香港、欧盟、东盟、俄罗斯、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对中国香港、欧盟和日本的投资有所下降。以欧洲为例，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2013年比2012年下降了15.4%；对俄罗斯和美国的投资分别有518.2%、125%的增长；对澳大利亚的投资增速为82.4%，对东盟的投资增速为29.9%。中美俄是当前国际最大的三个主权国家，中国分别对俄罗斯、美国的直接投资增速超越其他国家和地区。这反映了中国资本开始以大国“伙伴化”战略意图重视世界上三个最重要国家之间共生共荣的经济关系，也反映了大国政治关系博弈对中国资本的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出现多元化，行业触角越伸越远。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在流量和存量方面的分布反映国家资本溢出效应。从表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流量分布上看，2013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金融业是中国主要投资行业。这四项行业的投资额为816.16亿美元，占总投资的75.67%。这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由以较为单一化的租赁商贸为主的传统投资行业迈向了科技、金融服务等多元化的新兴行业，中国资本对这方面的行业投资兴趣度越来越高。从对外投资的行业存量上来看。由图3可以看出，行业投资占比排序前几位的投资情况如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金额最多，为1957.34亿美元，占总量的29.64%；其次为金融业，投资额为1170.8亿美元，占比17.73%；第三位的是以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以及有色金属方面为主的采矿业，投资为1061.71亿美元，占到了总量的16.7%；第四位是批发和零售业，投资额为876.48亿美元，占比为13.27%；以制造业为傲的中国却在国际上的投资仅占第五位，投资为419.77亿美元，占到总量的6.36%。上述存量比例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领域仍然局限于大服务业和采矿业，为国内加工制造提供便利，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中国在一些公共事业和高新技术行業直接投资涉足不多，进入程度较低。2016年一季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制造业54亿美元，同比增长125.9%，特别是对装备制造业的投资为26.5亿美元，同比增长176%。

四、有关概念及相互逻辑关系的解释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项中国资本进行国际投资的活动，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开放自信程度、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衡量指标，往往受到政治、经济、制度、文化、国际交往等各方面因素的交叉影响，而这些因素大多不容易量化，导致不能科学地回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是否适度、速度是否合理、未来趋势是否可控等问题，结论也莫衷一是。因此本文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界定，然后将这些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作相关性分析。

本文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是非金融类的，是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和实施时期发生的，因而数据选取的时段为2009-2014年，此阶段中国正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肆虐。一些文献采用年度数据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宏观经济体量因素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这些年度数据相对于季度数据过于粗略，不能敏感地反映这些变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原打算选取月度数据，但由于月度数据过于微观，有的难以收集和统计，结果作罢。

在因素取舍方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体量因素有很多，不局限于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外汇储备这三个。选择多少因素才算足够？这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问题分析不在于因素数量的充分，而在于因素的恰当。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外汇储备这三个因素都是宏观经济体量性质的，它们都有明确的、易获取的统计数据作支撑，且它们分别代表对外直接投资的社会经济环境、资金来源和动机、资本数量。在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分析中，尽管有文献将汇率、利率等价格因素参夹于其他宏观经济因素分析之中，但这些分析与纯粹的绝对值之间的比较分析相比，缺乏直观和数据同步共振。

上述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外汇储备之间的关系分析，道出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体量因素的逻辑关系，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果受制于一国总体经济环境、实际储备的资金量和国际交往程度。理论上的分析是否与现实验证一致，则需要进行实证分析检验。

五、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体量因素的实证分析

为了解决已有文献没有明确地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关键性的宏观经济体量因素的内在经济逻辑关系这一问题，本文建立一个OLS回归模型并运用协整和Granger检验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宏观经济体量因素之间关系的对这一关系进行验证。

变量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经验性地假设OFDI、PGDP和FER这些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有直接的影响。OFDI代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亿美元），PGDP代表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亿美元）、FER代表中国外汇储备额（亿美元），DFT代表对外贸易依存度（%）。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宏观体量经济因素而没有选择其他因素作为分析变量，原因在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各变量都是宏观统计数据，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它们经常出现在一起，试图看看司空见惯的指标之间具有什么样的相关性；二是这些因素的计量单位一致，变量值差距不大，不需要数据处理，可以直接使用。

本文从中国统计局数据库中截取了这些变量在2009-2014年间中国的季度数据，一共获取了24个。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外汇储备（FER）、对外贸易依存度（DFF）的季度数据，这些季度数据或许比以前的年度数据更能够敏锐地感知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到近几年来宏观经济体量因素的影响程度，也能够看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季节变化。

模型的设定

为了有效地消除异方差性及保持变量的主要特征不变，对变量选取对数，上述变量重新命名为lnOF-DI、lnPGDP、INFER、lnDFF，建立如下OLS回归模型：

lnOFDI=α+β1lnPGDP+β2lnFER+β3lnDFT+μ

模型中，OFDI（对外直接投资）为被解释变量，P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FER（外汇储备余额）和DFT（对外贸易依存度）为解释变量，α代表常数项，β1、β2、β3代表变量系数，μ代表随机误差。

序列平稳性检验

本文利用Eviews4.0软件，检验假设是否成立。对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通常都应该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只有得到平稳性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才有意义。因此可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通过检验原序列是不平稳的，因此对变量进行一级差分后检验其平稳性，运用PP检验法得到表4的结果：

从表4的检验结果来看，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OFDI）、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外汇储备（FER）、對外贸易依存度（DFF）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是平稳的。

相关性回归分析

由以上的平稳性检验可知，各变量为一阶单整。由于数据来源真实，对数据进行量化处理后得到平稳序列，避免了伪回归的现象。既然对外直接投资额（OFDI）、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外汇储备（FER）、对外贸易依存度（DFF）之间相互关系是平稳的，它们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就不需要进行协整关系分析，而直接对平稳序列进行本文所需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

lnOFDI=-0.085493+3.2469141nPGDP+1.236914INFER+3.0413961nDFY

从表5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PGDP和lnDFT值是显著的，INFER值不显著；由变量的系数值和t检验值可知，人均GDP和对外贸易依存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外汇储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但不是很明显。

回归分析结果的结论：

结论一：人均GDP是支撑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最强力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弹性系数为3.246914，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的人均GDP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这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也与一些已有文献结论一致。该数值说明：人均GDP每增加1个单位，会引起对外直接投资相应的增加3.246914个单位，人均GDP对对外直接投资有倍增的作用。

结论二：外汇储备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必要条件。外汇储备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系数为1.236221，它们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是由t检验值的结果可知，中国的外汇储备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这一结果与已有文献认为它们有显著关系的分析结论不完全一致。导致这个结果的可能原因是：对外直接投资中大多数都为私人投资，但中国的外汇储备是掌握在政府手中，国家的外汇管制比较严格。同时政府利用外汇储备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易受到国外政府的审查与阻碍，因此没有发挥好外汇储备的作用；其次对于自由开放经济体国家，外汇储备作为资本存量能发挥效用，但中国经济受管制比较严格，资金的自由流动不充分，会受到各种干扰。所以，外汇储备对于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就会不太明显。不显著的关系并不代表外汇储备不重要，相反外汇储备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池，池中量的多少是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活跃程度的基本必要条件。

结论三：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力量。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系数为3.041396，并且t值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结果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正向作用，对外贸易依存度每提高1%就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增加3%。这一结果与已有文献分析结论完全一致。相应的解释在于，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会使得资本的流动变得更加的容易，这样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才会得到更加方便的渠道，受到的阻力才会变小。一国要想融人世界群体中，只有提高自己的开放程度，这样也就更加方便本国对外进行投资。

总体分析看来，通过引入季度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体量因素最大的是GDP，其次是对外贸易，再次是外汇储备；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是显著相关的，外汇储备与对外直接投资相关不显著但正向。

结论启示：要发挥人均GDP和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拉动作用，就必须提高人均GDP和对外贸易依存度。人均GDP的提高，一是增加GDP总量，二是减少现有人口数量。提高对外贸易依存度在于开放更大的国内市场和同时增加出口与进口。外汇储备的绝对量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首要追求目标。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基本因素，GDP量越大，对外直接投资就越有底气，同时越少的国内人口的资本占用或者消耗，越能够提升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对外贸易能够明显地带动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对外扩大出口规模同时增加进口量，实现双向贸易量的增加，就能够有效地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外汇储备量只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增加的一个必要条件，不能直接导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张，财富聚集多的国家不一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国。

六、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结论及其启示知道，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带来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更大，外汇储备为中国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资金支持。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先遣队”，为顺利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进一步提高人均GDP、进一步拓展外贸依存度、进一步盘活外汇储备。

建议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减少现有人口数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减少现有人口数量进一步提高人均GDP的必由之路。中国的经济总量尽管位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仍然位居第三世界。增加人均GDP水平有賴于现有产业结构的重构和升级。为改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比重较小的不足，国家应该放松管制，鼓励成本能耗高的企业转移投资，向劳动力低廉的国内中西部和产业梯度下游的亚洲地区转移，让传统企业资本获得再生。为改变一些产业已经处于边际收益为零的困境，国家应调整产业结构政策，鼓励技术创新，促进中国产业的优化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增加人均GDP水平有赖于现有人口数量的减少。在不能通过非自然方式减少人口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现有人口向境外转移和继续控制人口增长的一胎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

建议二：同时增加进口和出口。对外贸易依存度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面促进作用。为了做好出口和进口的加法，国家应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和深化的力度，促进对外贸易条件好的行业与产品的出口，开拓服务类出口业务，重视金融类和文化类产品的出口；对资源型、技术型、生活改善型的产品，国家应放宽进口限制，扩大进口量；对贸易壁垒严峻、“双反”严重的出口产品和行业，企业应通过转口贸易或者境外直接投资来规避。国家要摒弃“出口为王、顺差为先”的观念，重视进出口数量的动态平衡，不刻意追求静态绝对量大的外贸顺差。

建议三：在保证一定量的外汇储备情形下盘活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作用，但并不是外汇储备越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也越大。目前中国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储备量已经不是问题，但外汇储备利用率不高，机会成本较大。为了降低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国家不能将外汇储备“备而不用”，而要花出去；在谁去花外汇储备的问题上，国家不要有过多过严格的限制，可以适当放松外汇资本往来账户的管制政策，通过汇率和利率市场化，让外汇储备藏之于民，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大额度利用合法的外汇进行海外非金融直接投资，让静态的令政府束手无策的低效率外汇储备灵活起来，化解外汇储备贬值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