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华茶外销对欧洲茶产业的影响※

刘馨秋 王思明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清代华茶外销对欧洲茶产业的影响※

刘馨秋 王思明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主的众多欧洲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建立起直接的茶叶贸易关系之后，华茶大量涌入欧洲市场，极大促进了欧洲茶产业、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体体现在：(1)促进贸易国殖民地茶叶种植与加工业的发展；(2)促进欧洲茶具、瓷器制造业的发展；(3)促进欧洲饮茶习俗的形成。

茶叶外销；东印度公司；清代

茶叶外销在中国海外贸易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其历史之长久、意义之深远，在某种程度上更甚于丝织品。当今世界各国茶文化无一不是在中国茶叶外传之后才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7世纪初，荷兰人将茶从澳门首次运至欧洲。中国茶叶进入欧洲的最初一段时间，并没有被欧洲社会所认知，甚至其已经在市场上出售，也仍然是一种鲜为人知的商品。直到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荷兰人转运至欧洲的茶叶逐渐增加，欧洲社会才渐渐熟知这种来自东方的神奇饮料。18世纪，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主的众多欧洲东印度公司与广州建立起直接的茶叶贸易联系，华茶大量涌入欧洲市场。茶叶贸易不仅增加了欧洲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带动了航海业、蔗糖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繁荣的茶叶贸易直接促进欧洲茶产业的发展，并为独具特色的欧洲茶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 茶叶种植与加工业

以英国为例。英属印度很早就从中国进口茶叶，而且在其国内也发现有野生茶树，但其茶树种植业的发展却一直处于初始阶段。虽然英国自然科学家班克斯在1788年曾主张引种中国茶籽，但当时的茶叶贸易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班克斯的计划因与公司的垄断政策相悖而未能实现。直到18世纪90年代初，东印度公司想要脱离广州十三行的掌控，才开始考虑从中国引种茶籽、茶树，在印度殖民地进行试种。1793年，英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规模庞大的使团访问中国，其成员在中国境内穿行的过程中，特别注意搜集茶树移栽技术，他们把从农民手里购买的茶树树根用泥土培壅成球状，以便带回印度孟加拉试种。不过当时英属印度的茶树种植还仅限于“皇家植物园”内，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茶业。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其与广州的茶叶贸易随之中断。为了继续获得茶叶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东印度公司将商业矛头彻底转向印度殖民地，开始了真正属于英国的茶树种植业。此后的几年中，陆续有样茶在伦敦市场上销售并引起轰动，这大大激发了英印政府对发展茶树种植业的热情。为了提高茶叶品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48年派遣“茶叶经济间谍”罗伯特·福琼进入中国内地，要求他从中国茶区挑选最好的茶树和茶种运至印度，同时招聘有经验的茶叶加工者以发展英属印度茶叶种植业。东印度公司“盗取”茶树和植茶制茶技术的策划非常成功，仅1850—1851年间，罗伯特·福琼就向加尔各答运去了20余万株茶苗和大量茶籽，并培育成1.2万株新茶树，促使英属印度的茶树种植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和模式，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至1858年，英印植茶公司已有30多家，茶园面积和茶叶产量均稳步扩大和增长。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茶叶加工逐渐向机械化过渡，英印茶叶的产量和出口量大幅提升，又进一步推动了茶园面积的扩大(表1)。

表1 1886—1910年英印茶园面积/茶叶产量统计表

注：0.45公斤约合1磅，4 046.9m2合1英亩。资料来源于陶德臣．英属印度茶业经济的崛起及其影响[J]．安徽史学，2007(3):5-12，44．

中国对英国的茶叶贸易直接引发了英属印度茶树种植业的发展和繁荣，但同时也在无形之中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1866—1903年，在英国消费的茶叶中，印度茶所占比例从4%上升到59%，这无疑对中国茶叶出口贸易造成了严重冲击。[1]

18世纪后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将欧洲带入了现代文明。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欧洲的生产方式，现代机器大生产取代传统手工业生产，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厂生产。这场生产与科技的革命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把整个世界纳入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体系。以工业革命为背景，欧洲茶叶加工业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不仅使其自身得到高速发展，而且对世界茶叶机械加工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引发了茶产业的技术革命。1872年，杰克逊发明揉茶机；1877年，沙弥尔·戴维德逊发明了第一台以热气焙炒茶叶的西洛钩式焙炒机，取代了传统的炭炉焙炒；1887年，杰克逊改进压卷机，使其更为快速；而西洛钩式焙炒机也改进成上下通气式。至19世纪末，揉茶、切茶、焙茶、筛茶、装茶等环节均已实现机械化。[2]

在自身茶产业愈发衰落和茶叶加工日益机械化的双重冲击下，中国茶叶加工业也开始尝试机械化。如1893年的温州焙茶公司，1897年的福建焙茶公司，1898年的两湖茶叶公司，1906年的华商砖茶厂兴商公司，1909年的振利茶砖总公司、两湖振兴茶务公司，都是用机器制作茶叶的茶厂。[3]然而，即便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清朝政府和茶商已经意识到中国茶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的茶厂采用机械制茶，但中国近代工业仍然以官办、官督商办以及官商合办为主，不具备近代化企业的性质。与其他产茶国家的机械化程度相比，中国的机器茶厂数量少、规模小、设备旧，分散的工厂力量无法形成近代工业体系，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被取代的结局。

2 瓷器制造业

“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茶具是茶产业与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瓷器更是贮存和品啜茶叶的最佳容器。正因为茶叶与瓷器的密切关系，在欧洲与中国粤港澳茶叶贸易繁荣发展的同时，瓷器的价值也被重新定位。可以说，茶叶贸易不仅引发了瓷器贸易，而且更是欧洲瓷器制造业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

如果说茶叶改变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习惯，那么瓷器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欧洲人的审美。新航路开辟之后，对中西贸易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葡萄牙人首先将瓷器从中国运至欧洲，“海上马车夫”荷兰人紧随其后，将瓷器贸易逐步扩大。例如，1610年，荷兰商船Roode Leeuw met Pijlen号从广州购回约9 227件瓷器；1612年，Gelder land号运回荷兰的瓷器多达38 641件；至161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购得的瓷器数量已经上升到69 057件；迨至1637年，该数量竟高达259 380件。[4]进入欧洲的瓷器数量逐年增多，它和茶叶一起，被列入每个贸易季度的投资计划之中。

与此同时，17世纪的英国还出现了中国瓷器收藏热，王公贵族搜集各式各样的中国瓷器，以显示主人的高贵和品位。伊丽莎白一世将其所藏的一个白瓷碟和一个青瓷杯视为无上珍宝，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都是中国瓷器的收藏爱好者或收藏家，菲利普一人就拥有3 000多件中国瓷器。[5]中国瓷器以坚硬的质地，高雅的品位，以及良好的保温效果获得西方人的青睐。

随着欧洲饮茶习俗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为了配合茶叶的特性，茶具贸易特别是瓷器贸易，也随着茶叶贸易得到发展。据记载，18世纪初，年均约有200万件瓷器从中国进入欧洲；在18世纪后期，进口到欧洲的中国瓷器平均每年超过500万件。[6]对比茶叶贸易，仅就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说，18世纪最初的30年，该公司从广州购买茶叶量年均约8 670担；此后的20年升至12 454担；从18世纪50年代后直至其终止对华瓷器贸易的1792年间，年均购买茶叶量达74 638担。由此可见，茶叶贸易对瓷器贸易的促进作用是相当明显的。

与此同时，中西方瓷器贸易的发展直接促进了欧洲瓷器制造业的兴起。在此之前，欧洲瓷器烧造的发展进行得相当缓慢，高温烧成的真正瓷器始终未获成功。直到17世纪70年代后期，荷兰的陶工才仿制出保温茶壶。随着茶叶与瓷器贸易的繁荣发展，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德国的一些化学家在对中国瓷的研究中发现，可以用长石粉取代玻璃粉作熔剂，最终成功烧制出与中国瓷相仿的硬质瓷。在经历一段时间的研究和探索之后，欧洲的瓷器制造工艺终于发展到较高水平。同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瓷器厂先后建成，为欧洲瓷器工业的继续发展奠定基础。18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各国均掌握了中国瓷器的仿制方法，不仅能够烧制出中国的青花瓷、彩瓷、德化瓷，而且还发明了带有欧洲风格的瓷器，这也为中国瓷器的滞销埋下伏笔。

英国的陶瓷制造业虽然起步稍晚，但由于“英国陶瓷之父”乔治亚·威基伍德在瓷器制造方法及使用原料上的创新和改进，以及将艺术与工业相结合的经营理念之下，英国瓷器制造业取得了巨大成功。在18世纪的进程中，机械化制作的标准化大众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市场。到18世纪末，英国的陶瓷业制造中心——斯托克所生产的陶瓷制品，已经足够销售到英国各地和欧洲国家。[7]英国不仅有乔治亚·威基伍德发明的奶白瓷，小乔治亚·威基伍德发明的骨瓷，还有大乔治亚·斯普特发明的转移贴花装饰技术等高超的制瓷工艺。此后，以威基伍德、斯波德、伍斯特、明顿和德比命名的陶器、瓷器和骨瓷茶具渐渐占据英国及欧洲市场。

欧洲本土生产的瓷器不仅适销对路、供货快捷，且价格也较中国瓷器低廉，面对这种竞争优势，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渐无生存空间。鉴于此，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于1792年起，终止对中国的瓷器进口。由此可见，至18世纪末，欧洲和英国的陶瓷制造业已经发展完备，足以满足其自身的市场需求，而中国瓷器出口贸易则先茶叶贸易一步，逐渐走向衰落。

3 饮茶习俗

3.1 茶叶初传欧洲

在葡萄牙人于15、16世纪开辟新航路之后，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无疑为中国茶叶向西方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威尼斯作家Giambatlista Rarnusio所著的《中国茶》和《航海与旅行记》二书，是最早记述茶叶的欧洲文献。[8]《航海与旅行记》第二卷序文中关于茶叶的记载为，“大秦国有一种植物，或仅就其叶片供饮，人人称之曰中国茶，视为珍贵食品，此茶生长于中国四川嘉州府，其鲜叶或干叶，用水煎沸，空腹饮服，煎汁一二杯，可以去身热、头痛、胃痛、腰痛或关节痛，唯此种汤汁愈热愈佳。并谓此外尚有种种疾病，以茶治疗亦能有效。如饮食过度，胃中感受不快，饮此汁少许，不久即可消化。”虽然内容中提及的“叶片供饮”“用水煎沸”等方法与茶叶的饮用看似相关，但主要还是为了介绍茶叶的药用价值。到明清时期，虽然中国国内的饮茶文化已经相当成熟，但在荷兰人于17世纪将茶从澳门运至欧洲之初，茶叶却仍然被作为药物出现在欧洲市场。据记载，英国第一个有记录的评论说，茶叶是“经过所有医师认可的饮料”。

随着饮茶在荷兰的普及和盛行，到17世纪末，很多上层阶级在自己的寓所建造茶室，妇女们还成立了饮茶俱乐部，饮茶显然已经成为荷兰民众的时尚。阿姆斯特丹甚至上演喜剧《茶迷贵妇人》，以讽刺妇女们沉迷饮茶而忽视了作为家庭主妇的职责。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荷兰，以至整个欧洲的饮茶之风。

3.2 以荷兰为代表的欧式饮茶

随着茶叶不断输入欧洲，荷兰人在经营茶叶贸易的同时，也在吸收中国的饮茶文化，并在其基础上结合本土特点，确立了欧式饮茶的基本程序。刘章才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十八世纪中英茶叶贸易及其对英国社会的影响》中概括了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荷兰人确立的欧式饮茶基本礼仪，“品茶时间多半在下午两点至三点左右；女主人致辞之后以谦恭的态度招呼客人；茶室中四季皆准备暖脚炉以供客人使用；女主人准备若干种茶叶供客人选择，并负责备茶；客人大多会依从女主人的推荐；煮塞夫盖(阿亚美科的球根草)的小型茶具放在一旁，当客人有需要时再把它加入茶中，成为塞夫盖茶；茶中多半会加入昂贵的砂糖，但是不加奶精；品茶时把茶杯放在茶碟上；品饮时要发出声音，并给予赞美；在茶桌上所谈论的话题仅限于茶与即席供应的糕点；每人可以续上十至二十杯茶。”

上述荷兰人的品茶礼仪已经与中国传统饮茶习俗大为不同，虽然同样具备专供饮茶的茶室，但时间的规定则显示欧式“下午茶”的风格已经初步形成。另外，向茶中加入砂糖的饮茶方法，也脱离中式习俗，尽显欧式风格。茶与糖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发产生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糖与茶叶一样，也是代表身份和地位的昂贵奢侈品。而且，正如德国作家贡特尔·希施费尔德所说，饮食文化对经济与社会转变的反应是迟钝的。糖不仅代表声望，也是流行于欧洲的时尚调料，所以即使中式饮茶无须加糖，但如果事关口味，人们往往是多么顽固。另从精神层面来说，荷兰的饮茶方式更偏重于社交活动，而非中国式的精神修行。不论东西方的饮茶习俗存在多少异同，欧洲饮茶习俗都是中国茶叶出口贸易与欧洲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使茶叶在欧洲风尚中逐渐占据显著地位。

3.3 饮茶习俗在英国的发展

荷兰人在17世纪上半叶将茶叶运至英国，但在英国与广州的茶叶贸易联系建立之前，并没有销售茶叶的特定场所，茶叶仍然只是作为新兴商品出现在咖啡馆里。为扩大宣传，伦敦的咖啡馆甚至刊出销售茶叶的广告，“这种被所有医生都称赞的卓越的中国饮料，被中国人称为Teha，在其他国家被称为Tay或Tee，在伦敦皇家交易所之旁的沙特尼斯·汉德咖啡屋有售”，以此扩大民众对茶叶的了解并刺激销售。[9]不仅如此，卖茶的商家对茶叶的饮用方法仍然缺乏认识，当时有伦敦商人将茶叶冲泡之后存放在小桶内，如有客人需要，再倒出来加热。从上述销售方式可以看出，民间虽然把茶叶当作奢侈品以昂贵的价格出售，但对其饮用方法却毫无讲究，甚至还不够了解。不过，茶叶在英国这种不被了解的沉寂状态，很快便被嫁入英国的葡萄牙公主打破。

1660年，流亡荷兰的查理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回到英国，成为查理二世。1662年，查理二世与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的女儿凯瑟琳公主联姻。人称“饮茶皇后”的凯瑟琳公主不仅喜欢饮茶，甚至还懂得在小巧的杯中啜茶。在她嫁到英国时所带的嫁妆中，就包括221磅中国红茶和精美的中国茶具。成为王后的凯瑟琳公主经常在王宫中招待贵族们饮茶，于是贵族阶层争相效仿，饮茶很快成为英国宫廷的一种礼仪，茶叶也成了豪门贵族社交活动中风行的饮料。但当时茶叶价格非常昂贵，只能局限在上流社会，作为富人的饮料。

凯瑟琳公主个人对于饮茶的偏爱，引起了英国社会对茶叶的热情关注，这无疑对茶叶在英国的推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点，通过1664年和1666年，东印度公司两次购买茶叶献给英皇查理二世的事实中可以得到充分证明。虽然公司董事部两次献给英皇的茶叶总量仅有24磅14盎司，但这一举动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式开始茶叶贸易的标志。

17世纪后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和中国还未建立起直接的茶叶贸易关系，但此时英国皇室的饮茶习俗却已呈现出“中国式”。据记载，英皇玛丽二世以及安妮女王也都热衷推广饮茶文化，经常在宫廷内举办茶会，并以屏风、中国茶具等带有中国情调的器具渲染氛围。茶叶仍然属于昂贵的奢侈品，饮茶也自然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和炫富的方式。据记载，当时英国名媛淑女们腰间都藏有一把镶金嵌玉的精致小钥匙，用来开启为保存茶叶而特制的茶叶箱，而且泡茶也是由女主人亲自主持，以防佣人偷盗茶叶，足见当时茶叶在英国的珍贵程度。

到17世纪末，关于茶叶的种类和冲泡方法，英国人已经有了一定认识。例如，塔特在《茶诗》中详细介绍了松萝茶、珠茶和武夷茶的特性，并且谈到了前两种绿茶可以不加或加少量糖，而武夷茶则必须加入较多的糖以更好地调和茶汁的颜色与味道。另外，在17世纪葡萄牙独霸巴西蔗糖生产的时期，英国的砂糖还需仰赖进口，其昂贵程度可想而知。所以，向昂贵的茶叶中加入昂贵的糖，可以说是皇家奢华气度的一种表现。

随着东印度公司与广州的茶叶贸易大规模展开，英国国内茶叶价格稳步下降，例如，1728年红茶的价格在每磅20～30先令，到1792年只需2先令就能买到1磅品质良好的武夷茶了。[10]茶叶价格的大幅下降，再加上英国市民阶层巨大的购买力，以及对高雅时尚的接受能力，到18世纪末期，茶叶在英国社会几乎普及到一般民众，甚至成为农业工人的经常性饮品。与此同时，茶叶在英国的饮用方法，也经过了本土化的磨合过程，形成独具特色的英国茶文化。当然，戴维斯在考察报告中所描述的，“清水上面浮有几片最廉价的茶叶，再加上一点点红糖”，这虽然是属于“穷人”的饮茶方式，但也从侧面反映了英国人饮茶习惯加入调味品的特点。

英国人的饮茶方式虽然受到荷兰和葡萄牙的影响，但在吸收欧洲饮茶礼仪的同时，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创新，其中意义最重大的改变，是在茶汤中加入大量的糖和牛奶。在荷兰人创制的欧式饮茶礼仪中，只在茶汤中加入少量红糖以去除苦涩味，而英式饮茶礼仪则加入大量的糖。虽然当时荷兰莱登大学的科尼利斯·邦提柯耶博士认为，在茶汤中加入糖的做法“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荒唐”，但基于英国充足的糖料来源，喝茶加糖仍然顺理成章地成为英式饮茶习俗中最具特色的形式。除了与糖结盟之外，红茶的兼容性还不止于此，它还能够与牛奶完美结合，成为香气浓郁、滋味醇厚的奶茶。由于牛奶是英国人的传统饮食，所以英国人很自然地创制了在饮茶时添加牛奶的方法，这种方式使英式饮茶文化极具浓郁的英伦本土特色，同时也在18世纪逐渐普及并细化起来。

3.4 法兰西式下午茶

法国，一块三面临海的六边形国土，处于欧洲大陆的最西端，是进出欧洲腹地的门户。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国是欧洲人口最多，经济和军事力量都很强大的国家。然而，在这个对欧洲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的饮料文化中，茶叶最终还是被安置在配角的位置上，即使中国茶叶曾一度风靡欧洲，并成功融入英国文化中。

法国所获得的茶叶，同样是由荷兰人转运的。海牙国家档案馆的助理管理员科朗布朗代认为，“近1667年的时候，茶已经被大规模地进口了。”[11]也就是说，17世纪下半叶，法国人对茶叶已经不再陌生，只是因为价格昂贵，所以并不被多数人所接受。到18世纪，茶叶伴随着欧洲兴起的“中国风”，进一步在法国社会扩散。然而，茶叶终于还是因为高昂的价格等原因，在与咖啡的较量中败北，只能在贵族阶层中小范围流传，发展成为一种“小众文化”。在这个诞生了众多思想家、艺术家的国度，茶叶虽然在最初的时间里曾引发了法国人的浓厚兴趣，但终究未能取代咖啡的位置。饮茶只在上流社会盛行，并未真正被列入日常饮品，也未能像“咖啡文化”一样被赋予人文思想，上升到精神领域。这或许与茶叶过于昂贵的价格有关。据1694年巴黎的一位药剂师所说，“中国茶1磅70法郎”，“对中、上层阶级的人大概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12]虽然茶叶未能成为法国的国民性饮料，然而即使是上流社会的小范围习俗，法兰西式下午茶也注定会褪掉英式的贵族奢华，融入更多超脱的精神和思想。

中华茶文化是在自主性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质和内涵的文化体系，同时也是一个开放性的文化体系，它在不断输出自身优秀成果的同时，也在深刻影响着世界茶文化的发展进程。总结欧洲国家在茶树种植与加工业、茶具制造业以及饮茶习俗等茶产业方面的形成和发展，均是在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主的众多欧洲东印度公司以广州为中心的粤港澳地区建立起直接的茶叶贸易关系，华茶大量涌入欧洲市场之后，才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对于欧洲新兴的茶产业，清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华茶外销无疑起到至为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而以粤港澳茶叶外销作为中外茶业交流的桥梁，探讨贸易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直观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1]何京．中国茶叶被窃秘史[J]．茶叶通讯，2005(1):47-48．

[2]陶德臣．英属印度茶业经济的崛起及其影响[J]．安徽史学，2007(3):5-12，44．

[3]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1580-1581．

[4]万钧．东印度公司与明清瓷器外销[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4):113-123．

[5]赵欣．十八世纪英国汉学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8:57．

[6]艾瑞斯·麦克法兰．绿色黄金[M]．杨书玲，沈桂凤，译．台北：家庭传媒城邦分公司，2005:141-142．

[7]刘章才．十八世纪中英茶叶贸易及其对英国社会的影响[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95．

[8]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上册)[M]．中国茶叶研究社，译．北京：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14．

[9]杨静萍．17—18世纪中国茶在英国[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06:8．

[10]刘章才．茶在英国的普及时间辨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7(19):5955-5956．

[11]亨利·柯蒂埃．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M]．唐玉清，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9-20．

[12]角山荣，玉美，云翔．茶入欧洲之经纬[J]．农业考古，1992(4):257-262．

Effect of Chinese Tea Export on European Tea Industry in the Qing Dynasty

LIU Xinqiu WANG Siming

(Institu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Jiangsu, China)

When the tea trade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an East India firms headed by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a large amount of Chinese tea was exported to Europe, which promot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tea industry and tea cultur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growth of tea planting and processing industry in the colonies of the trad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tea sets and porcelain manufacturing in Europe and the formation of European tea drinking customs.

tea export; East India Company; Qing Dynasty

本文为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的华茶外销与茶文化传播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SKCX2015009。

刘馨秋(1982—)，女，辽宁沈阳人，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农业史、茶史研究。 王思明(1961—)，男，湖南株洲人，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教授、院长，主要从事农业史研究。

TS971

A

2095-7211(2017)04-0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