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坎坷路 笔下千秋文

陈海浪

【摘要】宋代文学，是继唐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千百年来最吸引人们眼球、最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无疑是大师苏轼。苏轼一生坎坷，但却终生乐观旷达，他乐观与旷达的人生态度，源自于他性格的核心——真率。他一生屡遭贬斥，坎坷多难，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一步一步的走向了人生的辉煌，登上了文学的颠峰，照灼古今，彪炳千秋。

【关键词】苏轼 性格 思想 作品 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2；J2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32-0100-02

宋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中继唐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千百年来，为历代文人所关注，而最吸引人们眼球、最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无疑是大师苏轼。苏轼一生坎坷，但却终生乐观旷达，他乐观与旷达的人生态度，源自于他性格的核心——真率。他的真率是与生俱来的。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他一生的坎坷，仕途蹭蹬，就是他性格真率的最终结果。他一生屡遭贬斥，坎坷多难，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一步一步的走向了人生的辉煌，登上了文学的颠峰，照灼古今，彪炳千秋。王水照先生对苏轼的“真率”性格最有体会，他说：“保持一己真率的个性、追求无饰的人格，是苏轼人生观、文学观构成的核心。 真可谓一语中的。

一、真率——是苏轼的性格核心

天性使然，苏轼的“真率”是与生俱来的。常言道：知子者莫如父。三苏父子，既是父子，更是师友。父亲苏洵早在苏轼少年时，就已经注意到苏轼与其弟苏辙的不同性格，在给兄弟俩取名之时，就把父亲的慈爱和担忧、劝戒和警示，寄语在了两人的名字中，足可见父亲对儿子的了解是深刻的，对儿子的爱也是无处不在的。他在《名二子》一文里解释了给两个儿子取名的缘由：……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辙乎，吾知其免也矣！的确，父亲苏洵的担忧“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是准确的，曾枣庄先生对此言的解释很有见地：“轼是车上作扶手用的横木，是露在外面的，因此说：‘軾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观苏轼的一生，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真率到家，确实是“不外饰。”其结果，一生坎坷，屡遭贬谪，甚至差点被杀。而对于弟弟苏辙，苏父则“辙乎，吾知免也矣！”是何等的放心。他并非不知道这种真率的个性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也曾努力地想晦藏自己的个性，尤其是在“鸟台诗案”后被贬谪黄州期间，过着“深自闭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之间，与渔樵杂处”的生活（《答李端叔书》）。他在黄州，真可谓缩着头过日子，但他的这种“晦藏”的努力，似乎并没有起多大作用。一离开黄州，他的个性就又显露了出来。苏轼始终不能做到象弟弟苏辙那样深藏不露，所以他一生受到的打击比苏辙要大得多，他自己曾说：“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东坡题跋》其性格的真率确实是真得可爱，真的光明，真的磊落。

二、融儒、释、道为一体——是苏轼的思想核心

苏轼的人生观是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又浸染着释、道思想为哲学基础的。宋代的文人由科举而进入仕途，是宋代上层统治阶层的主要成分，受到空前的重视。他们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尤其是象苏轼、王安石、欧阳修等学者型的大家，更善于深刻的思考社会和人生。宋代的儒、释、道三种思想都从注重外部事功向注重内心修养转变，因而更容易在思想的层面上有机地融合起来。到北宋中叶，三教合一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这种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叙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既而读《庄子》，……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二）由此可见，苏轼不仅对儒、释、道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

三、乐观旷达——是苏轼的人生态度

苏轼以儒为体、杂糅释、道的思想奠定了他一生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苏轼怀抱着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在20岁时，就结束了家乡平静、安适的学习生活，在父亲的带领下，与其弟苏辙一起出蜀上京赴试，开始走上了求仕之途。他曾立下“书剑报国”的宏愿，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从而施展自己的才华。他22岁一举中进士，入仕后奋历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并且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苏轼对当时社会现实和政治的看法是颇为深刻的，他认为北宋王朝表面升平，实则危机四伏，社会现实乃是“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他不主张激变，而是主张微变、渐变，循序渐进。我们今天从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的结局来看这一问题，苏轼当时的主张，很有合理的成分。从这些，我们不难看出苏轼那种态度鲜明、善于独立思考而不随风使舵的政治品行。他对现实的批判极为犀利，“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这种作风典型的体现了苏轼的性格核心——真率，他认为，为人要正直，不可随便风倒，“自知其不悦于世”而仍无所顾忌。而这种性格也就成了苏轼一生坎坷的内在因素。这种豪放不羁的性格在他刚刚登上政治舞台时便已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四、黄州——是苏轼人生的巨大转折

黄州，是苏轼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之地。像苏东波这样让中国人享受千年的大文豪，按理说，应该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无上骄傲和荣光，他周围的人们应该十分珍惜他、敬仰他。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乌台诗案”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实际上是一群当时的文化群小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在围攻我们的大师。东坡何罪？为什么会受到群小的围攻呢？最明确的答案，就是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的确，他太出色、太响亮了，他的存在和出现，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了这些人的酸葡萄式的心态——妒忌。人言可畏，众口铄金，苏东坡终于被解往京城。“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的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穷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乌台诗案”苏轼虽然幸免了杀身之祸，这使苏轼向来的政治信念一时几乎完全崩溃，人生信念也有些动摇，陷入了空前的精神危机。然而，正是政治上的失败，却导致了苏轼人生意识的逐渐成熟和觉醒，他变得乐观、旷达而坚强。确实，对人情美的无限怀恋，对人格力量的热情赞颂，对人生意义的反复探究，尤其是他那种超越现实而仍然执着人生的生活态度，使苏轼的鲜明个性得到了最真切，最生动的呈示。《记承天寺夜游》属于杂记，全文短短八十五字，却展现了一个超凡轶尘，空明无滓的艺术境界。那皎然明月，在作者笔下不只是观赏的对象，它简直已化为东坡的知己好友，与那位闲云孤鹤般的张怀民一起，抚慰着东坡的心灵创伤，帮助他在痛苦中恢复了心灵的宁静，步入忘怀世事的自由境地。由于坡公情绪外射，月夜的物境已经变成了他高尚人格的象征。《记松风亭》言简意深，颇似禅宗偈语。他在游松风亭时，忽有所悟，那种身处逆境而心中泰然的人生态度随机触发，得到圆通的表达。这篇名为“记”，实则是一篇论，是苏轼参透荣辱生死得失进退而进入自由境界的人生告白。黄州之后的苏轼，犹如涅槃的凤凰般浴火而重生，更加光芒照彻千古。

五、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的一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在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一住就是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为惠州，62岁时再贬至儋州（海南岛），至65岁才遇敕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时间。他把自己的平生功业归结为“黄州、惠州、儋州。”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无奈的自嘲，但对于作为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千秋文章、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总之，苏轼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把自然现象上升为哲理，把人生的感受升华为理性的反思，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面对沉浮荣辱，持有更为冷静、旷达的态度，同时，也流露出他能够最终战胜黑暗的豪情和宠辱不惊的阔大胸怀、雄放的气势。

苏轼一生，沉浮于宦海，奔走于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关注人生、关注生命，关注人民的心胸不变，创造美、发现美的创作激情未减，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全新境界。贬谪生涯，使他深刻的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的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可以说，屡遭贬谪，才华未展，壮志难酬，是苏轼一生的坎坷与不幸。然而，也许正是这种不幸与磨难，这种逆境成就了苏轼登上宋代文学的皇冠，成为一颗最耀眼的明珠。

今天，每当我想起苏轼的时候，就总会联想到曹丕《典论·论文》最后几句话：“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苏轼，一个近千年前的封建时代的文人，至今，为历代文人所敬仰，为广大百姓所爱戴，绝非因为他当过官，而是因为他的诗、词、文章。他的作品，是带着他真率无饰的性格，带着他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带着他融儒、释、道于一身的思想，穿透了千年的历史时空而来的，人们似乎能感 受到他灼热的温度。而那强烈震撼着我们的心灵的，则是他的千秋文章所闪耀的万丈光芒。

参考文献：

[1]《苏轼》，王水照著

[2]《宋文选·前言》

[3]《苏东坡文集导读》

[4]《中国文学史》

[5]《中华散文珍藏本余秋雨卷》

[6]《三苏文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