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发展视域下福州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基于鼓楼区的调查

陈盛兰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政治教研部，福建福州350001)



经济与社会

共享发展视域下福州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基于鼓楼区的调查

陈盛兰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政治教研部，福建福州350001)

共享发展理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发展于效率和公平间的动态博弈，它内含全民性、全面性、共建性、差异性的特征，是指导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思路。鼓楼区是福州市的核心区，以鼓楼区的社区治理现状为样本进行福州市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在共享发展视域下，低效的网格化管理、粗放的社区服务、缺位的共建格局、孱弱的共享文化阻碍了鼓楼区社区治理效能的提升。对此，需要在“渐进式共享”的基础上，以信息互通、服务产业化、多元共建、社会资本增值等方式提升福州市社区发展的内在可持续性和外部均衡性。

共享发展；社区治理；鼓楼区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新旧常态转换的关键时期，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顺利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十三五”规划建设的核心任务。对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共享发展理念是五大发展理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内含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其本身就是着力于民生领域的一种极佳的研究视角。社区治理是民生建设的基本单元，也是践行共享发展的现实路径，因此，从共享发展理念切入，我们可以准确认识到当前地方性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其化解途径。

一、共享发展理念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

(一)共享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共享发展新理念推向了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位置。实际上，共享发展理念并非无本之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人类活动和人类关系的最高范畴，这为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目标指向。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奠定了共享发展的制度优势，这恰是资本主义国家“管理型共享”所无法超越的。换言之，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段性成果：从“平均主义”到“先富带动后富”，再从“兼顾效率和公平”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共享发展，共享理念始终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体现的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步迈向“共同富裕”的理论路径。与此同时，共享理念在不同时期又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当前，中国正面临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双重挑战，共享发展理念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行动纲领，又是获取国际话语权的“中国话语”。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共享发展理念，其内涵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全民共享，这是就共享的覆盖面而言的。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二是全面共享，这是就共享内容而言的。共享发展就要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三是共建共享，这是就共享的实践途径而言的。只有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四是渐进共享，这是就共享发展的推进进程而言的。共享发展必将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即使达到很高的水平也会有差别。”[1]

(二)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现状

“社区”概念可追溯至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于1877年发表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原指由有相同价值理念的同质人口所形成的一种极具人情味的社会团体。西方发达国家的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均早于中国的社区实践。在经历了市场与国家双重失灵危机后，西方社区治理研究方向有所转变，合作治理超越了“社区内部互动论”，西方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国家“元治理”在社区治理中的提供外部治理环境、制定特定社区政策等关键性作用。[2]与内生于“公民社会”的西方社区不同，中国社区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是作为“单位制”替代品的外生性产物。从1986年民政部倡导探索“社区服务”到1991年民政部提出“社区建设”，再到全国性的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中国社区发展及相关研究刚刚起步。作为治理理论在社区领域的应用，社区治理的核心议题理应表现为“如何建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相比于研究初期的国家-社会二元框架，成功的地方性实践经验启发学者用新形态来模拟国家和社会间的微妙关系。何艳玲用“柔性运作”来比喻国家权力在基层的运作形态，将社区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概括为“权变的合作主义”。[3]桂勇则认为，转型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既非失控的“断裂”，也非强力渗透基层的“嵌入”，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粘连状态，即国家对社会拥有一定的动员控制能力，但受到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相当大的限制。[4]实际上，国家与社会间的不同关系带来完全不同的社区治理模式，国外的城市社区治理典型模式可概括为三种：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社区自治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混合模式，分别对应于中国实践中的上海模式、沈阳模式和汉江模式。除了上述国家-社会视角外，社区治理研究的理论视角呈现多元化，集体选择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均可应用于社区治理的实践性研究。此外，现有社区治理研究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如政府主导下的社区治理模式研究不足、地方性社区治理经验研究以偏概全、社区治理的分析范式单一等等。总之，中国化的“社区治理理论”尚未成型。

二、共享发展视角下福州市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以鼓楼区为例

鼓楼区是福州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素有“八闽首善之都”的雅称，其社区治理创新做法在福州市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强大的示范效应。近年来，鼓楼区以“和谐社区”建设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成效显著，不仅荣获第二届“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称号，而且被民政部确认为2015―2018年“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鼓楼区的鼓东街道、军门社区也分别荣获“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街道”“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称号。鼓楼区在社区治理中的具体成果包括：独创以“党建带动社建”的“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强化社区党组织一个核心，建设社区工作者、党员、志愿者三支队伍，健全共同参与组织、民主管理监督、基本建设保障、长效服务群众、党建责任落实五项机制。、建立“一老一少一普”*“一老一少一普”：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少儿成长服务站、文化普及服务站。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实现网格化管理平台全区覆盖等。社区治理是践行共享发展理念的现实路径，面对共享发展理念在改善民生方面的精细化要求，鼓楼区的社区治理虽然成绩不俗，但也暴露出诸多结构性问题。

(一)“全民共享”受限：福州市社区发展整体失衡

共享发展理念的第一大特性便是“全民共享”，即既不是“少数人”的专享，也不是迁就于“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最大化，而是所有人各得其所。“全民共享”为共享发展设定了以物质条件为基础的全民共享底线，因此，如何“守住底线”就成为践行共享发展的第一步。作为实践共享发展的现实路径，社区治理同样需要“守住底线”，除弱势群体的专项扶助外，要在社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等层面实现人人共享。鼓楼区的社区发展情况基本符合“全民共享”要求，在社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等底线层面优先做到全区共享。根据2016福州市鼓楼区政府工作报告，“鼓楼区69个社区用房面积均达500平方米以上，实现了‘一老一少一普’的基本社区服务全覆盖”；此外，鼓楼区的网格化管理平台早已完成全区覆盖，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老人日托所等新型社区服务项目正在按既定计划试点、改进，继而全区拓展，换言之，鼓楼区的社区治理已经迈入共享发展轨道。但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鼓楼区、台江区的示范点，福州市其它区域的社区治理水平较弱。从社区基础设施来看，大部分社区仅仅拥有社区工作服务站，未开设社区网站、居民活动室，一些“难点社区”甚至连基本的社区工作服务站都没有；从基本社区服务来看，大多数社区的社区服务仅仅停留在针对孤寡老人、伤残人士等弱势群体的专项扶助之上，难以提供能够被全体社区居民共享的便民利民服务，与鼓楼区的社区标准化建设相去甚远。因此，虽然鼓楼区的社区共享能力较强，但从福州市层面来看，全市社区资源配置不均衡，整体社区发展水平难以达到全民共享底线，社区发展区域分化较大。

(二)共享层次不高：社区服务现状滞后于公众需求

依据共享资源的差异，共享发展可划分为不同层次：低层次的共享致力于保障百姓基本生存条件，主要包括精准扶贫、提高最低工资、救济标准等保护弱者权益的行为，属于救济型共享；中等层次的共享致力于为百姓提供基本发展条件，完善服务于全民的基础型社会保障以及基本公共服务；高层次的共享则致力于提升百姓的生活水准，以资源优化配置来满足不同阶层的个性化需求，属于社会福利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共享发展的共享并非“平均主义”，而是“各得其所”，即“基本权利完全平等和非基本权利比例平等”[5]的“差异型共享”，这也意味着，较大的阶层分化和有限的物质资源使得共享层次难以实现各阶层同步提升。因此，如何在保障全民“基本权利”平等的前提下，给不同阶层的“非基本权利”提供获取路径，成为共享升级的关键。虽然鼓楼区的社区治理已经在基础设施以及基础服务层面实现了“全民共享”，但从实际运行效果上看，鼓楼区所提供的社区服务水平低、共享层次不高；从服务对象上看，主要服务对象依旧集中于弱势群体，缺乏满足中青年人、中产阶层、精英阶层需求的专项服务，即使是作为重点项目的居家养老服务，其服务对象也主要集中于高龄、困难的老人，无法覆盖60岁以上的全部老年群体；从服务质量上看，对于标准化建设的“一老一少一普”，大部分社区仅仅能够做到为居民提供活动的设施、场地等硬件条件，无力提供配套专业指导人员、活动宣传策划等软件条件，使“一老一少一普”的实际服务效果大打折扣。此外，鼓楼区还存在居家养老服务低级化、“四点钟”学校缺乏安全保障等问题。综上，鼓楼区现有的社区共享层次依旧处于中低水平，社区服务类型少、质量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不同阶层的“非基本权利”获取路径尚未打通，较低的社区服务产业化水平导致共享升级的结构型困境。

(三)信息共享困境：网格化管理呈现“高投入低回报”

共享发展的基础是信息共享。在互联网时代，无论是共享经济还是共享民主权利，其实质都是信息共享，信息垄断下的发展注定不可持续。作为共享发展的实践路径，社区治理也要求信息共享，有效的信息流通将大大提升社区资源的整合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网格化管理平台已经成为整合社区信息资源的必要工具，数字化的信息流通渠道为治理主体间的信息共享提供了可能。

鼓楼区是福州市重点打造的网格化管理实验区，政府斥巨资搭建“三级网络，四级管理”的网格化管理平台，但在实际运行中，鼓楼区的网格化管理并未达到预设效果，如社区居民对网格化管理的认知度过低，大部分居民甚至从未听说过网格化，即使听说过也不甚了解；此外，“网格员”对网格化管理工作感到力不从心，原本致力于简化社区工作的管理工具反而增加了社区工作人员的负担。实际上，网格化管理的核心是信息流通，信息共享范围决定网格化管理的效率。鼓楼区网格化管理效率不高的关键在于信息共享存在困境：其一，现有信息资源尚未有效整合。一方面，网格化管理平台难以获取基层计生、公安、民政、城管等职能部门的内部信息资源；另一方面，原有的12345便民服务热线、鼓楼政务网、智慧社区和网格化管理平台同属社会服务管理平台，交叉管理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大大弱化了公众对网格化管理平台的认同度。其二，服务于信息共享的“条块整合”不到位。同一公共问题的解决往往涉及到多个职能部门，但在现有体制下，不同职能部门间难以形成以指挥平台为轴心的责任分担机制和合作协同机制，信息的分类、交换、整合遭遇结构性障碍。

(四)共建格局缺位：社区发展面临“政府失灵”风险

共享发展理念是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之上的对未来社会的合理建构，与以往一系列“共享”理念相比，其超越之处便是深刻认识到共建与共享之间的辩证关系，共建是共享的基础，共享是共建的目的。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时代内涵，共建共享对新时期的社区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如何搭建共建架构、培育共建能力成为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核心议题。回顾中国的社区发展史，作为“单位制”替代品的社区与西方“公民社会”截然不同，这意味着“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共建”或许就是中国特色社区治理的应然状态。从目前鼓楼区的社区治理结构来看，政府不仅是社区治理的主导者，而且是社区治理的单一主体，从构想、投资、运行到示范推广，政府主导了“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一老一少一普”和“凤湖社区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等所有项目。鼓楼区的社区治理正处于政府主导下的初步发展阶段，共建格局尚未成型，理论上的多元主体依旧处于不自觉状态：第一，居委会自治角色模糊。社区工作服务站和居委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繁重的行政任务造成居委会自治功能萎缩。第二，社区居民参与意识不足。社区居民本是社区自治的主体，但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超半数居民从未参加过社区举办的任何活动。第三，社会组织发育不良。鼓楼区的社会组织起步较晚，呈现出数量少、规模小、种类不齐全等特征，无力承接政府推出的服务项目。此外，鼓楼区还存在志愿者组织化程度较低、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没有被纳入社区治理主体范畴等问题。实际上，“多元共建”是优化社区治理效能的理想结构，由于鼓楼区的共建格局缺位，其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失灵”风险大大增加。

(五)“共享文化”先天不足：社区治理创新做法难获“集体性回应”

依据共享发展的全民参与特征，社区治理是社区范围内的多元主体在主动参与、相互协调、合作互补过程中所形成的集体性行动。共享文化是共享发展的灵魂，也是集体性行动得以实行的决定性因素，但中国的共享文化却表现出先天不足。费孝通先生曾对乡土中国“公私分明”特征作过生动描述：“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6]。传统的以核心家庭利益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大大缩小了资源共享的半径，降低了“外人”之间的资源共享可能，破坏了共享文化根基，其结果是中国的社区治理极易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虽然鼓楼区的共建格局尚未形成，社区治理创新依旧是政府主导下的绝对产物，极少涉及社区集体性行动，看似与共享文化并无关联，但实际上共享文化的缺失正在破坏鼓楼区的社区治理创新做法的可持续性，其结果是社区成员拒绝对“政府主导”的“第一轮推动”作出回应。第一，不接受共享权利。近些年，鼓楼区政府投入重金于社区基础建设、社区服务购买，但社区居民对现有的社区服务和社区活动的知晓率和接受度都很低，甚至有些居民将社区工作者的入户访谈、电话慰问、活动宣传视为扰民。第二，不履行共建义务。“135”党建工作模式中的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本应起到动员驻区单位、企业共同治理社区的作用，但实际上，除了军门社区等示范社区外，鼓楼区的其他社区很难说服驻区单位、企业资源共享，此外，无论是居委会选举、业委会选举还是志愿者服务队，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率都很低。共享文化缺失不仅带来个人理性对集体理性的抗拒，而且引发个人理性对政府善意的无端怀疑，政府主导的权宜之策略最终变成政府自导自演的独角戏。

三、基于共享发展理念的福州市社区治理创新路径选择

(一)发展“渐进性共享”：以“合理差异性”促进福州市社区的均衡发展

在共享发展理念解读过程中，习总书记特意说明了社会发展失衡背景下发展“渐进性共享”的必要性：“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思考设计共享政策”“不好高骛远、寅吃卯粮、口惠而实不至”[1]。此论断的目的在于批判某些地方涌现的盲目推行“平均主义”或者强行提升共享层次的“大跃进”现象，强调共享发展的阶段差异性，即共享发展普遍存在从不均衡共享到均衡共享、从低级共享到高级共享的量变-质变的过程。

鼓楼区作为核心区域，其社区治理水平领跑福州市的其它区域，这符合“渐进性共享”的不均衡共享-均衡共享的发展过程，但“渐进性共享”所强调的差异性是建立在基本物质前提之上的。当前福州市不同区域的社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除鼓楼区外，其它社区并未实现社区基础设施和基本社区服务的全覆盖。从共享层级来看，以鼓楼区为例，鼓东、军门等明星社区的共享层级远高于普通社区，在严重倾斜的财政投入和广告宣传放大效应的综合作用下所形成的示范社区模板，不仅面临较高的不可重复性风险，而且偏离共享发展的渐进性特征，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局部社区的“大跃进”将阻碍整体社区的层级跃升。面对福州市社区发展的失衡，其关键在于落实“渐进性共享”，实现社区资源的优化配置。其一，守住社区发展阶段差异性的物质底线。在福州市范围内合理配置社区资源，实现各区域的社区基础设施和基本社区服务的标准化建设。其二，在社区标准化基础建设之上追求不同社区发展的合理性差异。公平高效配置有限资源，谨防政绩工程和密集宣传引导下的局部社区资源的过度集中，致力于构建具有可重复性的社区模板，以宏观资源调控来避免“社区外部发展碎片化”，将社区发展的“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

(二)提升共享层级：以产业化社区服务满足公众的多样化需求

高层次的共享发展主要体现为“在社会福利范畴内不断提升百姓的生活水准”。依据中国现代化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共享升级的现实策略在于“政府和市场合力为百姓提供‘非基本权利’获取路径”，以此实现不同阶层群体生活水准的非同步提升，落实到社区治理领域，即以产业化社区服务打通居民“非基本权利”获取路径。鼓楼区的社区共享层次低级化凸显了其社区服务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政府主体成为绝大部分社区服务的唯一投资者，日益高涨的居民服务需求和愈发严重的老龄化现象导致“政府失灵”的风险激增；另一方面，社区服务的产业化程度较低，其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市场成分都较少，服务种类单一、服务对象局限、服务质量不高，难以满足不同年龄和不同阶层的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因此，鼓楼区的社区服务应当走产业化与非产业化并重之路：一是针对弱势群体以及社区其他成员的以公益性为主的福利型社区服务项目，应当继续实行由政府或民间慈善组织为经营主体的非产业化运作方式，其项目包括“失独家庭”服务系列、孤儿服务系列、“拥军优属”服务系列等；二是在家政、物业、养老等居民专业化和多样化的需求项目上，可以考虑实行市场化方式运作，包括以营利为主的完全产业化经营方式和“以盈利养福利”的半产业化、半福利化经营方式。

以老龄化社会重点关注的养老服务为例，针对鼓楼区养老服务种类少、服务质量低等问题，相关部门应当切实提升鼓楼区养老服务的产业化水平。第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综合运用财政、税收、土地等多种手段来加大养老服务产业的政策扶持，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产业；第二，完善养老服务产业链，探索养老服务和医疗保健等其它相关行业的深度融合；第三，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培育；第四，释放养老服务消费市场潜能；第五，完善养老服务机构的监督体系和养老服务的标准体系。

(三)突破“信息共享困境”：以权力、资源下沉激活网格化管理的多元协同

网格化管理平台是当前社区治理的重要工具。对此，学界颇有争议，争论焦点在于网格化管理平台是否应该成为政府管控公众的工具。调和上述争议的核心就在于能否在网格化管理过程中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实际上，网格化管理内部的信息共享过程同时也是多元治理主体间的权力再分配过程，其难度可想而知。虽然鼓楼区的网格化管理系统已经实现全区覆盖，但其实际运行效果却差强人意，最直接的原因是网格化管理内部存在信息共享困境，而实质即政府“条块内部”、政府与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放权、分权、赋权问题。因此，提升鼓楼区网格化管理效能的关键在于以信息共享为推手，激活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第一 ，加强居委会与社区成员的信息互通。网格化管理的宣传要切实深入网格内部，公开网格化管理流程和网格员信息，采取召开宣讲会、座谈会、走访、典型网格示范等方式加大公众的认知度，建立网格化宣传工作的长效机制。第二，加强现有资源的“互联互通，数据共享”。一方面，推进网格系统内部职能部门的信息公开，实现卫生、计生、房管、公安等系统的基础数据整合，提高网格服务质量；另一方面，整合同质性社区服务管理平台，将12345、鼓楼政务、智慧社区、网格化管理等平台有机整合，避免资源浪费。第三，加强网格化系统平台的信息收集和信息更新，包括计生的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数据、司法矫正人员信息等基础数据以及群众反馈意见。第四，加强横向职能部门间的协同合作，推动民政、司法、公安等职能部门加入网格系统，划定权责边界，做到明晰责任、分工合理、高效协同，同时配套网格化管理的责任机制。

(四)完善共建格局：以“政府主导下的社区自治”抵御“政府失灵”风险

共享发展强调的“共建共享”符合现代社会所致力追求的“善治”架构，“强政府、弱社会”的治理模式必将陷入“政府失灵”的困境，培育多元主体的社区共建能力才是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依据中国国情，政府将长期位于社区共建格局的主导地位，因此，如何在“政府主导”前提下真正实现“多元共建”成为地方性社区治理创新的着力点，其关键是将“培育并发展社区自治能力”设定为“政府主导”的最终目标。任何形式的体制创新都是建立在现有制度优势之上的，鼓楼区政府已具备的较强的主导决策能力和良好的社区治理做法是搭建共建平台、培育共建能力的现实基础。第一，依托“135”社区党建工作模式确立社区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一方面，利用已有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契约制度深化驻区单位与社区之间的互利共赢关系，激发驻区单位的共建意愿；另一方面，在监督党员履责的同时，创新多样互动交流活动提升普通群众对党员示范作用的认可度。第二，还权、赋权于居委会，明确居委会的自治性质，依托居委会平台，通过扩大居委会直选比例、健全民情恳谈、社区听证等居民自治协商议事等方法增强居民的自治能力。第三，以减轻行政工作负担和考评压力的方式强化社区工作服务站的公共服务职能。第四，加快培育社会组织。一方面，以鼓楼区社会组织孵化和培育中心为平台，重点培育自治性、公益性、服务性的社会组织，提升鼓楼区社会组织的服务承接能力；另一方面，加大政府购买社区服务力度，以拓展社会组织服务的买方市场，激发社会组织的发展潜能。

(五)培育“共享文化”：以“社会资本增值”提升社区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

共享文化是社区集体性行动的决定性因素。鼓楼区政府精心主导的社区治理创新做法难以获取公众的集体性回应，其原因是作为转换媒介的共享文化严重不足，导致政府制造出的“政治需求”无法转换为公众的“社会需求”。所谓共享文化，即愿意与他人“共建共享”资源的意愿的集合体，其内核即社会资本。普特南认为,“所谓社会资本就是指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具有诸如信任、互惠关系、交往规范等特性的社会网络,它们能够促进社会合作，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7]。“家本位”的中国人普遍缺乏对“外人”的信任，社会资本缺乏生存土壤，共享文化难以聚集。因此，当前鼓楼区社区治理创新的关键就在于如何“通过社会资本投资，培育和‘制造’出社区成员对于新的社区治理制度的需求和依赖”[8]。实际上，社会资本包括社区信任、关系网络以及社区规范，核心是信任资本，社会资本投资的关键在于提升政府与居民、居民与居民间的信任度，从而实现社区内部的信任资本增值。第一，增加政府主体的公信力。一方面，社区应该通过信息公开、议事公正、结果公示、马上就办等制度设计来增加居民民主决策的透明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社区应通过高效的社区工作、优质的社区服务、密切的交流沟通来培养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度和依赖性。第二，保护现存“熟人社会”。传统的胡同、院落、街巷原本是“熟人社会”的天然载体，老街坊、邻居之间储藏着深厚的社会资本，因此，在城市拆迁改造过程中，鼓楼区政府应当尽力维护并修复现存的“熟人社会”。第三，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实际上，组织化的社区居民在交往、博弈、契约化等过程中可以繁殖出丰富的社会资本，因此，政府应当大力支持如业主委员会等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以培育社区精英、提供场地资源等方式来提升社区居民的组织化水平。

[3] 何艳玲.都市街区中的国家与社会乐街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61.

[5] 周仲秋.平等观念的历程[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444.

[6]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6.

[7]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荣，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7．

[8] 燕继荣.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投资——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理论解释[J].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2010(3)：60.

[责任编辑：郭艳云]

Study on Fuzhou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under View of Shared Development: Based on Survey of Gulou District

CHEN Sheng-lan

(Department of Politics, Fuzhou Municipal Party School, Fuzhou 350001, Fujian，China)

The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originates from Marxist humanistic thought, developing in the dynamic gam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and inclu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al coverage, co-construction, otherness, which is an important idea to guide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Gulou District is the core district of Fuzhou. It’s very representative and demonstrative to use the sample of Gulou district to study Fuzhou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In the view of shared development, inefficient grid management, extensive community services, absence of co-construction patterns, and insufficient shared culture are reducing efficiency of the community governance of Gulou District. Therefore, we should take measures such as information sharing, service industrialization, co-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apital appreciation, to promote the intrinsic sustainability and the external balance of Fuzhou community governance on the base of “gradual share”.

shared development; community governance; Gulou District

福州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2016年度一般课题项目(2016B04)

陈盛兰(1989—)，女，福建福州人，中共福州市委党校政治教研部助教。

D61；D6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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