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突发事件传播的“公共化”演化进路探索
——评《中国突发事件传播模式研究》

文/于 晗

我国突发事件传播的“公共化”演化进路探索
——评《中国突发事件传播模式研究》

文/于 晗

书名：中国突发事件传播模式研究

作者：滕 朋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6月

定价：52.00元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重大生态环境破坏和对全国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政治安定构成重大威胁或损害，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突发事件本身就具有“公共性”，其发生和传播与社会公共环境、公众生活密切相关。在全媒体发展背景下，信息传播的模式发生了颠覆式变革，突发事件的“公共性”更加突出，其信息传播经历了由组织主导的“控制型传播”到媒介机构主导的“大众传播”再到网络媒体发展背景下公众共同参与的“公共传播”的过程，这也是突发事件信息传播“公共化”的演化进路。《中国突发事件传播模式研究》一书是由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滕朋所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6年6月出版的传播学学术专著，该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新闻框架分析法等方法结合的方式，从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概念差异解读出发，对突发事件传播、报道方式进行对比，提取出二者之间渗透、交替和取代的相互关系，进而总结出突发事件传播的“五模式”作为专著的主体。

传播模式研究是西方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西方传播学者在总结传播学理论模式时，分别形成了线性传播模式、控制论传播模式、系统论传播模式等多种模式。经验学派注重实证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中的功用取向突出，而批判学派在研究传播模式时，注重从制度、文化、阶层、性别等视角对大众媒体传播的反思和批判，以麦克卢汉、英尼斯等为代表的传播技术决定论学派认为传播技术的变革是影响传播模式及效果的主要因素。

我国对传播模式的研究基本照搬了西方模式，但理论创新不足，常见的理论研究往往糅合了多种传播理论成果，来解释和指导我国的传播实践。由于我国传播学学科背景中社会学、统计学知识的缺失，实证研究是薄弱环节，这严重阻碍了我国传播学者对传播模式的研究。本书作者对突发事件传播模式的研究这一选题是对本土传播学理论研究的突破。传播技术的革新与传播理念的更迭使得信息传播的模式发生根本变化，作者试图对多种传播模式变化的梳理中探索出我国突发事件传播演化的规律，用以指导当前亟待解决的突发公共事件频发中的传播问题。

突发事件的传播模式研究的现实意义与价值。从社会现实状况来看，近年来，中国每年的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频发，对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公众安全等造成极大损害。网络时代，信息的传播更加快速，由于主观、客观原因，社会可能会发生各种危机，准确的识别和判断危机的传播模式与规律是组织成功处理危机必不可少的前提。研究突发事件的传播模式能够为现实的传播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使突发事件的传播过程能够遵循传播规律、有效疏导公众情绪、及时化解各类矛盾与危机。

对我国突发事件传播“公共化”过程传播实践的梳理。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人类传播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到网络传播的演化，传播理念中的“公共化”倾向也日益突出，在网络传播时代探究突发事件的传播，必须将传播的“公共性”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本书中，研究突发事件传播模式的过程也渗透着“公共化”的理念变迁。本书对1948年以来的突发事件的实践过程进行总结，用传播的“开放过程”来指代传播的“公共化”过程，书中梳理了我国突发事件传播的演化过程，即从1948年的不能客观报道—1950年的救灾转入成绩报道—1989年的有限开放报道—1994年注重报道效果—2003年之后的应急管理式报道，体现出报道理念的开放性和公共化特征。

理论逻辑建构基础上对“五模式”的全面总结。该专著的核心内容是从传播模式演化的视角，综合梳理了突发事件传播的几种常见模式，即“组织传播模式”“依次传播模式”“并行传播模式”“宣传主导传播模式”“大众传播模式”等5种传播类型，并为每种模式配以案例进行解析。其中“组织传播模式”主要以组织内部的信息传播为主要形式，具有层级性、行政性和封闭性的特点，传播过程缺乏组织与外部的信息交换与循环，在突发事件的传播中，“组织传播模式”将信息传播控制在组织内部，是传播“公共化”程度很低的一种模式。“依次传播模式”是指信息先在组织内传播，在妥善处理突发事件的基础上再通过信息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大众媒体公布的传播模式。在突发事件传播中，往往前期需要信息封闭，后期处理结束后才对外传播，这种传播模式的不足显而易见。这种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组织信息的对外传播，但是信息的流向是单向的、不平衡的和缺乏反馈的。“并行传播模式”是组织内部与大众媒体并行传播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较前两种模式已有很大进步，体现在其对大众媒体的信息的控制程度降低，允许大众媒体采访和报道突发事件，这是传播“公共化”程度较高的一种模式。“宣传主导传播模式”一定程度上与“依次传播模式”有共同之处，在传播过程中强化“宣传”的效果，这类“宣传”信息往往是经过筛选、规划和美化过的内容，其形式上具备“公共性”，但是在传播理念上与“公共性”相悖。“大众传播模式”是指依托大众媒体的社会功能，在大众媒体与政府、公众积极互动的基础上，通过有效传播发挥其在应急系统中的作用。这种模式被作者认为是理想化的传播模式，充分发挥了大众媒体的枢纽作用，将官方信息与民间舆论进行有效对接，使传播发挥其社会功能和作用。

研究方法的定量与定性结合。在本书的研究中，作者采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理论验证，对突发事件的演化规律进行解读和揭示。文献研究法是最常规的理论研究方法，可以梳理和总结前人的相关研究，包括著作、论文、新闻报道和法律法规等，在分类、归纳与整理中进行趋势分析、比较分析和意向分析等。个案研究法是通过对突发事件的个案进行深入探索，在对地方志、档案和当事人言行等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究不同传播模式的利弊特征。内容分析法和新闻框架分析法中，作者采用了定量研究的方法，对《人民日报》《山西日报》《新民晚报》《文汇报》等新闻数据的汇总、梳理和计算比较严谨，也是该书研究的一个亮点。

对传播“公共传播”的理论内涵挖掘与阐述不足。书中虽然渗透着传播“公共性”的理念，但是没有明确提出“公共性”的概念，致使研究的理论支撑略显薄弱。网络公共传播时代，传播的“公共性”体现在“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公共领域”“公意”“公益”等方面。书中的理论支撑主要是对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概念的内涵挖掘，这在传播学已有研究中涉及较多，已不是传播学需要创新研究的内容。而“公共传播”是一新兴概念，书中落脚点在“大众传播”，这与网络传播时代的传播实践进程略有出入，当前我国进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传播过程的“公共传播”时代，而“大众传播”是相对滞后的概念，大众媒体已成为公共传播生态中的一份子。

研究内容上过于强化官方“新闻报道”，而忽视了公民生产信息（UGC）对舆论的影响。本书的标题为“中国突发事件的传播模式研究”，这里界定了研究对象为“传播模式”，而“传播”的概念不仅限于“新闻报道传播”。在公共传播背景下，随着微博、微信、直播等新媒体形式的出现，使得信息尤其是突发事件信息能够随时、随地传播，公众对舆情的把握和理解也主要基于对公共舆论信息的获取，而不仅仅是大众媒体，公众的信息生产对舆论的影响作用甚至超过大众媒体。所以本书在研究内容上的偏差体现出当前新闻传播界的一个问题，即对“传播”和“新闻传播”概念的混淆。

由于该书是以2007年作者博士论文为基础而形成的，彼时传播界对网络传播模式及作用的认知尚不充分，所以存在些许不足，但这些不足不能掩饰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该书的系统分析和全面总结了建国至今的传播模式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组织危机传播断代史的价值。后者在此话题的研究中，可适当加入“公共传播”的内容，突出和强化公众、组织、媒体等不同主体在网络传播时代对舆论的影响。

在新媒体发展环境下，突发事件的传播要充分遵循传播的“公共性”原则，认知到多元传播主体的传播背景下，控制舆论是不可取的，要积极与公众对话，在公共领域的空间内，与公众进行平等、双向、对称的沟通，积极吸纳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以公共利益为原则进行决策。在公共传播的背景下，公众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增强，公共突发事件信息传播需要摒弃原有的“宣传思维”“行政控制思维”和“删堵封”等思维，应该以真诚、坦诚的态度与公共传播生态中的各主体进行对话。

作者单位 西安工程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本文系2016年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报刊媒体开发PGC新闻APP提升影响力和公信力的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6Z087）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