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秘史”“正史”与辩证法
——从原著看剧版《白鹿原》的主题重构

邵瑞霞

77集电视连续剧《白鹿原》是2017年荧屏的“重头戏”之一。长篇小说《白鹿原》曾获得“茅奖”，秦腔、话剧、舞剧等艺术形式都对其进行过改编，各有所长。电影版《白鹿原》的改编较有影响，但遭到颇多诟病。《白鹿原》博大丰赡，其改编之“难”，在编剧界都形成了共识，因为“那片原太深”。因此，对《白鹿原》编剧来说，既要保留原著的精髓，又要在电视传播的背景下表现其“当代性”，难度可想而知。经典作品的意义在于，不同时代和门类的艺术都能从其中找到自己想要强调的内容。剧版《白鹿原》的编剧通过人物和细节的改编，对原著的主题进行了提炼，从传统、革命两个角度重新叙述了发生在白鹿原上的故事。本文拟讨论，剧版《白鹿原》与当前语境与文化传播产生了怎样的碰撞与互动。

一

无论是原著还是电视剧，《白鹿原》讲述的年代，都是从满清末年到新中国建立之初。这是中国近现代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王罡解钮，西风东渐，传统的价值系统在崩塌，而新的价值观并没有形成共识。“怎么办”的问题，是剧版作品切入人物和事件的入口。电视剧里第一集鹿子霖去县里交公粮结果被剪了辫子，象征着皇帝被推翻，满清王朝结束了统治，确立了时代的时间轴。没有了皇帝，白鹿原开始不太平。“乱世”的含义就是价值失范，翻鏊子一样的世事变迁让白鹿原上的农民们不知何去何从，此时，需要有“模范人物”站出来，从现实行动的立场予以回应。

与原著主要书写“民族秘史”的目标不同，剧版作品更侧重写人物的“现实应对”。面对“乱世”，白鹿原上的人们所推崇建立的价值观，以及在其指导下的实践，显然具有叙述中国现代历史的意义。剧版《白鹿原》通过村里几个被誉为“白鹿精魂”的人物，来展现这种价值观的构成。与之相适应，原著的关于“秘史”的细节被大量删减，适合“正史”的内容则得到加强。

直接作为白鹿象征的是白鹿村的最后一任族长白嘉轩，剧版中他的戏份最充分。他从小在家里被教育要仁义，做事要对得起良心，这是原著中没有的。电视剧开篇就展示了死了六房媳妇的白嘉轩带着粮食去接亲，结果人没带来，却看对方太穷反而把粮食留下的佳话。再次去结亲，却又在路上救了一个逃难女人仙草回家。他没有趁人之危，仙草死心塌地地做了他的第七任媳妇，从此白嘉轩时来运转。电视剧第一集的功能很多，众多主要人物相继出场，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基本确定。但更明确的是，第一集真正的寓意是讲了一个施恩报恩、好人有好报的道德故事。原著里白嘉轩娶七房媳妇的“豪壮”被简化为道德上的仁义和高尚，这固然为之后的白嘉轩做族长、推行仁义白鹿村和乡约做铺垫，却奠定了整个乱世的行事规则：学为好人。这个有点像“三言二拍”里的道德故事教化功能强大，无声地奠定了整个剧集价值观的基调。此后白嘉轩的所作所为就是为这个价值的确立、推行作注脚。

剧版中的白嘉轩是一个超越性的文化楷模。由此，电视剧《白鹿原》完成了自己的价值重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剧版对原著中的白嘉轩形象进行了较大的修改，比如删除了白嘉轩性格里两处容易被人诟病的瑕疵。一是原著中他费尽心机来换地和挪坟，在这个情节里，表现了原作者陈忠实对白嘉轩性格的批判和对儒家文化自身矛盾的困惑；在电视剧里，白嘉轩换地是因为仙草躺过，而等到被看穿是为了活水地时，他略带羞愧地宣布把这两块好地给村里的李寡妇来耕作，反而成就了自己扶危济困的名声。二是原著里他主动引进罂粟，发了大财；电视剧里，之所以种罂粟是白嘉轩当了族长要修祠堂，而且胡掌柜打包票这是药材不是卖去烟馆作鸦片。通过这两个情节的变化，白嘉轩再没有了为一己私利而生发的欲望，他事事为乡民、为宗族鞠躬尽瘁，成为了乡约的化身，成为了白鹿精魂的代表，是剧中价值重建的主要承担者。但从人物性格的真实性上看，白嘉轩却过于高大完美，有失真的嫌疑。“学为好人”这种价值观简单、直接、而坚定，因此编剧不得不去除了很多原著里对这种价值观的怀疑、困惑和挽歌情调，修改了众多人物的结局，甚至性格。

剧版《白鹿原》还有一个人物群落设计上的“创新”，同样是为了弘扬“白鹿精魂”所代表的正能量。编剧饶有深意地设计了白鹿原上的两组师生。一组先生是关中大儒朱先生，学生是鹿兆鹏、鹿兆海、白灵和隐形的学生白嘉轩、最后的弟子黑娃。这组师生可以说是白鹿精魂的集中体现者，代表了壮怀激烈、慷慨悲歌、勇于进取的民族不屈精神。朱先生饱读诗书，深谙世事人心，目光远大，知行合一，不唯官、不畏上，忧国忧民。他身上体现了传统文化滋养下优秀知识分子的傲岸风骨。作为精神上的导师，朱先生教导白嘉轩如何做族长，帮助订立乡约，甚至出谋划策营救遭到土匪绑架的白嘉轩。朱先生也身体力行教导了年轻一代在国家有难时如何挺身而出，多次庇护革命危难中的兆鹏、白灵，痛悼抗战中殉国的兆海，包容回头的浪子黑娃。应该说，在白嘉轩和年轻一代心里，朱先生和他践行的磊落、强健的儒家人格是真正的精神家园，是乱世中恒定的价值系统。与原著相比，朱先生不再是传说中的人格神，而是比较有说服力的现实形象。

另一组师生组合里先生是朱先生的同窗徐秀才，学生则是白嘉轩的长子白孝文。徐秀才一出场就大肆嘲讽仁义白鹿村名不符实。他规矩多架子大，与朱先生谈经论道，却一再讥讽朱先生世俗。这个徐秀才人并不坏，就是固守天理、不通世情。与朱先生相比，他更多表现出僵化呆板，不懂变通，不解世事的书呆子特征。在乱世里，只知死守儒家教条让他与真实的世界和人性充满了冲撞，所以与他相关的情节都充满了喜剧性。编剧把原著里的徐秀才重新包装重点推出不是没有道理，作为朱先生的同窗，他代表着传统文化里业已僵化保守的一面，与现实的脱节使其可笑、荒谬，成为历史的绊脚石。当这种负面文化与人性恶结合起来就是徐秀才的学生白孝文的样子，满口仁义道德的未来族长接班人，实际上却心口不一，被田晓娥一勾引就坠入了欲望的深渊。白孝文自私、冷酷，两面三刀，为了自己仕途不惜陷害黑娃性命，这里固然有其本性懦弱的原因，但徐秀才的教条教育对其伪善性格的培养不得不说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与原著不同的是，在剧版《白鹿原》里真正的反派并不是贪婪、自私的农民鹿子霖，而是阴险、伪善的文人白孝文。朱先生和徐秀才组成了一正一负相对完整的儒家文化，他们的学生白嘉轩与白孝文则构成了真正的正邪对立，在第77集大结局里，以刚强、正直的父亲大义灭亲的情节完成了“邪不压正”的价值选择。

二

剧版《白鹿原》有一条清晰的线索：在回答“怎么办”这个问题时，白鹿原上的第一代选择了“坚守”，第二代选择了“革命”。对于第二代人的命运，剧版《白鹿原》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削，进行了新的阐释。走出白鹿原的第二代渴望在新的文明准则中建立自己的理想王国，这种新的文明准则是新文化运动里传播的科学和民主精神，也是共产主义信仰支持下的理想信念。第二代的杰出代表是为革命百折不挠、出生入死的鹿兆鹏，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实践者白灵，抗战中殉国的鹿兆海。电视剧通过鹿兆鹏和白灵这对革命情侣及其周围的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革命感情完成了对革命的再讲述，这种叙述与原著的“去革命”化主题相反，以神话的方式强化了革命的必然性。第二代和第一代的惺惺相惜显示了代际的承传，第二代终于以自己的方式与前辈的追求殊途同归。

剧版中，能与白嘉轩对话的是鹿兆鹏，他们引为知己，惺惺相惜，构成了具有传帮带效果的隐形父子关系，这是原著中没有的。鹿兆鹏少时聪慧，小小年龄就知道冲破儒家教条，成功激将冷先生，救助了朱先生难产中的妻子，这点连朱先生都自愧不如。编剧增加的这个情节凸显了兆鹏机智、仁爱、灵活变通的性格底色。成年后鹿兆鹏以博学、睿智、善辩的教师形象出场，在白灵、兆海这些年轻学生崇拜的眼神里高大无比。剧版如此改编，就是为了把兆鹏塑造为走出白鹿原的第二代的正面形象代表。剧版中，有过一个走出白鹿原的第一代乡人白石头。编剧塑造了原著中没有的白石头的形象，一是来显示白嘉轩对族人的宽容、仁慈，二是构成了白鹿原与外面世界的对立。出去的人都乱了方寸，受到诱惑，也会受到惩罚，白石头就是例子。家破人亡后发疯的他，只在祠堂里才能获得安静，这样的情节是为了强化白嘉轩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力量。但是到了鹿兆鹏、白灵、鹿兆海这一代人就不一样了，他们走出白鹿原并有了抗拒传统的武器——新式知识、思想和信仰。从白灵为走出白鹿原与白嘉轩斗争的激烈程度，就可以预见到未来新旧两种价值系统的冲突。

新旧交替的转型时代，越是承载着多重身份和使命的人物，越难以抗拒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这样的人物塑造往往更加迷人。与白灵这样没有任何历史负担的天生的“新人”不同，鹿兆鹏一出场的成熟实际是付出巨大代价之后的收敛，是与旧世界和现实碰得头破血流之后的坚强。在鹿兆鹏身上，编剧着力塑造的不仅是一个早期共产党人反抗的坚决与彻底，更显示了革命者多重身份与使命之间的矛盾与平衡。在白鹿村小学当校长时的鹿兆鹏既是地下共产党员又是进入祠堂跪拜过的白鹿村的子弟；他既是得意洋洋的乡约鹿子霖光宗耀祖的儿子，又是不愿意屈服于封建包办婚姻的新青年；他既心疼向他下跪逼他结婚的爷爷又不愿伤害他根本不认识却属于他的妻子冷秋月。这之间最主要的矛盾就是鹿兆鹏所秉持的新思想在他的血亲鹿子霖、鹿泰恒那里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天方夜谭。这种不可沟通性在鹿兆鹏和白嘉轩那里有了奇异的变化，他们在共同的“事业”中产生了理解和共鸣。为了战胜原上的乌鸦兵，鹿兆鹏与白嘉轩并肩合谋而成一串“计中计”。姑且不说“计中计”的设计是否可行，单就这二人的合作，就可看出编剧的苦心：革命与传统并不只是对抗，在更大的目标之内其实二者殊途同归。这在白鹿原大饥荒和大瘟疫横行的时候，白灵及其周边的共产党人奋不顾身筹粮和买药可以更加清晰看到这二者之间是如何相濡以沫，同甘共苦。这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白鹿”这句话的最好解释，也是新旧冲突里新的正当性的最好阐释：必须而且能够继承传统中优秀的因子并把它发扬光大。

为了完成革命神话的讲述，编剧改编了白灵之死的情节，没有让白灵死在极左的自己人手里，而是在战役中和极左的政委一起牺牲，最大限度地消弭了原著对革命的质疑，保持了革命神话的完整性。大结局中，代表政府与白嘉轩合作逮捕白孝文的，正是从天而降的鹿兆鹏。编剧否定了原著里革命成功了兆鹏却不知所踪的结局，让一身戎装的鹿兆鹏作为白嘉轩的战友，帮助他完成了大义灭亲的壮举。在这个意义上，革命与传统文化里的最优部分在愿望上合二为一。书写革命神话的另一面，是对田小娥形象的彻底改写。这个原著里欲望的化身，对传统文化最大的破坏者和受害者，在电视剧里去除掉妖媚的性感，变成了义无反顾的反抗者和复仇者。剧版中，她的一切反传统的行为都是被逼的，与黑娃的结合被革命者鹿兆鹏和白灵深深地羡慕和赞美。在剧版添加的情节中，白灵逃离家庭时被田小娥所救，两人在破窑里惺惺相惜，俨然革命同路人。黑娃被鹿兆鹏鼓动起来闹革命后，最终起义，成为了顺应革命正确道路的势力。小娥、黑娃两个在原著中性格最复杂的人物，在电视剧里被简化了，成为顺应革命神话的符号。

三

如果说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电视剧《白鹿原》则用“正史”的方式重写了白鹿原的故事。令人称道的是，在原著中几乎是不能兼容的“传统”和“革命”，在剧版中得到了统一。究其原因，是剧版《白鹿原》的编剧站在“当代”，让白鹿原上发生的故事更适合目前讲述的需要，而运用的方法，则是二元对立，发掘和弘扬“传统”与“革命”中的“善”，摒弃了其中的“恶”。虽然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对小说艺术是大忌，但对于大众文化传播来说，则是喜闻乐见。

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人格，显然具有两面性。他们能以怎样的立场坚守，就会以同样的理由破坏。白嘉轩在原著中，有意志坚决、维护乡规民约，在动乱中站稳脚跟的“狠”的一面，但是这一面又导致他拒绝黑娃进入祠堂，并且给田小娥订上“淫乱”的标签。如果这两面性同时存在，白嘉轩这个人物就立体化了，同时，他所实践的道路也并不能完全被认同，这正是原著中所秉持的态度。到了剧版这里，则是强化了白嘉轩的单面性，目的还是让白嘉轩成为理想人物和“示范”。有趣的是，原著《白鹿原》对“示范”人物的处理则是虚化的。朱先生身上，体现着“示范”人物的特点，但陈忠实故意把他写得半人半神，说他能够预测天气、自己的生死，甚至能够知道多年以后他的墓穴会被挖掘。从传奇的角度，原著实际上是对传统的“示范”人物做出了“敬而远之”的处理。随着剧版《白鹿原》让朱先生“落地”，就不得不减少他天马行空的戏份，增加“接地气”的细节，如砸碎给他送来的匾，把钱赈济灾民。在剧版《白鹿原》中，白嘉轩、朱先生被定位为民族精神的化身，就不免要带上很多正面人物的面具，与此同时，他们身上的一些缺点，就被隐去了。

对“革命”线索的书写同样如此。在1990年代初期问世的《白鹿原》中，对“革命”的反思贯穿其中，多处渲染了革命暴力。以革命和以反革命的名义，带给白鹿原的都是杀戮。革命最终的目的和意义，却是普通的人们看不到、也想不到的。白灵和鹿兆海掷币参加国、共两党的细节，更是消弭了革命的正当性。有论者精当地认为，“《白鹿原》是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无意识与情感结构的凝聚表达”，在充满质疑精神和解构形式中以后革命时代的意识来讲述“去革命化”和“再传统化”的主题。在一些评论者眼里，陈忠实是以大刀阔斧的手笔颠覆和改写了“十七年”以来的红色革命历史的政治书写，为地主乡绅正名，为革命叙事翻案，以宏大的文化意识讲述了文化的神秘、厚重和混沌。这当然与陈忠实所处的后寻根时代的时代潮流有关，他确实是以文化之名来破除了政治书写，但对红色革命历史的书写也走向极端。这不由让人想到文革中如何利用红色革命的狂热来清除传统文化的疯狂举动。剧版《白鹿原》在叙述革命时，更为强调理想，并把这种理想同个人性格联系起来。白灵参加革命的动机，是受到鹿兆鹏的影响，也是酷爱自由、反对束缚、同情弱者的性格使然。剧版用青春、理想和希望包装了革命，使革命焕发出时代交汇处“新青年”带来的新文化气息。

有意味的是，在剧版《白鹿原》中，从五四以来就势不两立的“传统”和“革命”，达成了和谐统一。剧版《白鹿原》的主题是讲述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价值重建和革命神话的殊途同归，讨论的仍然是传统文化与革命的关系，但讲法已经发生了变化。讲述历史的时代在变化，讲述中的历史也在不同的视点之下不断变化。2012年公映的电影《白鹿原》放弃白鹿精魂，突出田小娥的症候式欲望叙事，白嘉轩的仁义与鹿兆鹏的革命都成了无关紧要时代插曲，这种改编实际是当时后现代中国碎片式思想及其表达出现问题的写照。而当时间进入到2017年，中国迫切需要能在全世界展示独特的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符号。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文化再一次强势回归，并深层次进入教育、传播渠道，曾经与其断裂的红色文化只能调整角度尽力融合。剧版《白鹿原》在这时横空出世，把传统与革命进行调和，正面讲述传统价值观念和革命神话的一致性。破也是立，立也是破，这就是主题重构的辩证法。

陈忠实《白鹿原》的名世，是以“秘史”解释、发掘“正史”叙述中曾经被遮蔽的成分，完成新的对时代历史的阐述，这也是《白鹿原》在“新历史主义”角度的意义。在大众文化视野的改写中，剧版《白鹿原》改换为“正史”视角，将陈忠实打捞出来的细节重新过滤了。两版《白鹿原》互为倒影，不仅再一次验证了“讲述话语的时代”的重要，更证明，《白鹿原》原著的精髓，恰是难以进入到大众文化叙述的那部分。

[1][2][3]李杨.《白鹿原》故事——从小说到电影[J].文学评论，2013(2)：172-180.

[4]朱水涌.《红旗谱》与《白鹿原》：两个时代的两种历史叙事[J].小说评论,1998(4)：2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