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运达把反叛与创新注入动画片

钱运达把反叛与创新注入动画片

主要作品：《天书奇谈》《邋遢大王奇遇记》《草原英雄小姐妹》等

带着一颗对动画懵懂的心，钱运达踏上了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工艺美术学院动画电影专业学习的道路。学成归来后，1959年，钱运达带着从捷克动画工作者身上学来的“民族化”与“幽默感”，加入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这位仍然有着“朋克”思想的老人，如今讲起他年轻的创作历程依旧神采奕奕。反英雄人物的《邋遢大王奇遇记》、打破传统的“新剪纸片”《金色的海螺》……钱运达的身上，始终带着创新的标签，就像他自己所说：“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TALK 对话钱运达

Q： 您去捷克学习动画，那里的氛围有没有对您产生影响？

A：捷克的动画工作者很强调民族化，还有一个就是幽默感。当时我们带了部自己的作品《骄傲的将军》去捷克，然后他们看了之后说，“你们的《骄傲的将军》也有很幽默的地方，时刻都很滑稽，你们中国有自己很好的东西。”所以当时回国的时候，我的捷克朋友就和我说，“我希望能很快看到你们的作品，但是希望不要有捷克的味道，你们要坚持做自己民族的东西。”所以我回来以后做片子，就坚持一定要做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做到民族化。另外一个就是要多样化，就是动画要各式各样，不能重复。所以当时老厂长特伟有一个口号：探民族风格之路，敲喜剧样式之门。他希望动画能够民族化，另外他还提倡喜剧，提倡幽默。而且那时候美影厂还有一个口号叫：不模仿别人，不重复自己，要创新。艺术如果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所以之后我的作品虽然并不多，但是每一部从主题思想到造型风格，再到表现形式都力求不同。

Q： 您对于民族化是怎么看的？当时的创作情况是什么样的？

A：当时美影厂的同事都注意到了民族化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动画片作为美术片来说，既有木偶片，又有剪纸片；既包含表演，又包含美术、音乐等各种艺术。我们始终在找属于民族的东西，题材内容要民族的，表现形式要民族的，绘画要民族的，音乐也要民族的，所有的都是在做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东西。

Q： 您刚才一直在讲创新这样一个概念，那《邋遢大王奇遇记》是不是在当年本身的概念就很创新？您能讲讲当时怎么会想到要按照这个方向去设计的吗？

A：当时我们就考虑，我们不要做一些都是“高大全”的角色，就想表现一个有些不完美，但有特点、有性格的角色。我就想到创作一个性格有点怪、调皮捣蛋的小孩儿，然后我们就想出了邋遢大王。《邋遢大王奇遇记》的剧本是凌纾写的，因为他女儿那时候有些邋遢，他就有感而发。我们对此都很有兴趣，我们在设计“邋遢大王”的人物形象的时候，把他往调皮捣蛋的男孩子的方向靠拢。他的发型像鸟窝一样乱七八糟的，然后穿着条纹衫，挽着裤脚。我们当时想的就是既然要搞怪，那就要怪得特别，一开始挽裤管这个想法并没有受到大家的认可，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Q： 我觉得您胆子很大，当时会不会因此遇到一定的压力和阻力？A： 对，相当一段时间里确实存在压力，但我后来就想反正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你看，我们拍《邋遢大王奇遇记》的时候，同时期的《葫芦兄弟》都很完美，一根藤长出七个葫芦，每个葫芦都有它的特点，帮助老爷爷解决问题，是比较传统的故事。《黑猫警长》也是描绘英雄人物，整个案情很好玩，每一集都有特点。然后就有人说，谁愿意做“邋遢大王”啊？谁都不愿意做这种有缺点、不完美的人物。在当时看来，我们做《邋遢大王奇遇记》确实算有点剑走偏锋，但我们还是想做就去做了。

Q： 您一辈子都在从事动画事业，那动画行业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A：动画它就是一种表现的手段和形式，它可以衍生为各种产品，可以为商业服务，拍摄广告；可以为宣传服务，拍宣传片……它可以很简单，一两个人就可以做一个短片，也可以很复杂，好多人一起大规模地做一部大制作。动画它不像其他的形式，只要有什么想法大家谈得有劲了，就可以做了，这点最吸引我，特别容易产生动力。

Q： 您在创作上有没有一些您个人必须要遵守的原则或标准？

A：当时我们美影厂就动画片的特性这个话题，有各式各样的说法，当时我们美影厂有一个编剧，他就说动画片其实就三个字，叫“奇、趣、美”。我们就觉得他这个总结挺好玩的，我们就应该追求这三个东西。内容要比较奇，要和别人不一样，这就是独创性。然后要有趣，动画片如果严肃得不得了，认真地讲道理，那就没有意思了。另外要美，美可以有各式各样的风格，各式各样的美，这个美不是正儿八经的学院派那样的，可以变出各式各样的花样。我觉得这三个字总结得挺好的，后来也就照着这三个字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