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对输出地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研究——以皖北六村庄为例

龚光明



农民工对输出地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研究——以皖北六村庄为例

龚光明

（阜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不可缺少的元素，对社会各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通过调查及参考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系统总结了农民工现状。进而，以近几年国家统计局对农民工的检测调查数据为基础，深入剖析农民工对输出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认为农民工为输出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为输出地农业机械的使用提供了理由、为输出地提供了人力资源，并开始转变传统子女教育观念，重视子女教育。希望以此研究推动学界更多地关注农民工和输出地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

农民工；输出地；经济社会发展；影响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他们对中国经济及社会的整体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于农民工输出地而言，农民工不仅带来财富、减轻农村劳动力富余问题等，也推动了输出地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一、以皖北六村庄为例看中国农民工现状

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09-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数分别是22 978万人、24 223万人、25 278万人、26 261万人、26 894万人、27 395万人、27 747万人[1]，总量上逐年递增。对皖北地区的调查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现象。皖北以农业为主，每年都输出大量农民工。如阜阳市，2010年阜阳火车站发送旅客172万人次，2011年164万人次，2012-2016年间每年基本在150万人次左右，2017年春运期间就达到166.5万人次。发送的主要是外出务工人员。2016年全市转移就业农民工320万人。通过对皖北阜阳、亳州、宿州、蚌埠等市所辖的六个村庄234户1 051人的调查（共有农民工441人，男性282人，女性159人），分析所得数据，总结出以下特点：

1.以青壮年为主，男性为多。皖北六村庄农民工中，年龄最小的17岁，是个刚毕业的初中生，在电子厂工作；最大者62岁，为男性，在建筑工地打工。据表1，六村庄农民工以20-45岁为主，其中男性222人，占总数的50.34%；女性133人，占30.16%；两者合计达80.50%，是六村庄总人数的33.78%。他们中年龄稍长者大多在年轻时即已开始打工，少有农事活动的经历或经验，很多人不熟悉甚至不会做农活。

20岁以下农民工14人，都是刚毕业的初高中生。调查结果证明，各年龄段基本都有曾辍学人员，他们因父母长期打工而成为留守儿童，缺少父母的管教与关心，学习成绩慢慢下降，失去学习兴趣，在外部美好世界的诱惑下，辍学步入打工的行列。那些初高中毕业生放弃复读或到技术类学校学习，同样也是因为这种吸引。同村年青人带回来的新鲜之物，描述的外面世界都诱惑年青人甚至初中还未毕业，便急不可待地外出务工[2]。这种现象当前依然存在，已成为了常态，中高考失利后，很多人把随同村人进城务工作为眼下首选。

表1 皖北六村庄农民工性别、年龄统计表

从性别看，20岁以下女性人数多于男性，其他年龄段均以男性为多，51岁以上仅有一女性。这种现象并非皖北独有。据统计，2012年女性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数33.6%[3]，2013年占35%[4]。这种差距与女性某些性别特征有关。农民工大多没有技术优势，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只能选择技术含量较低的如建筑工地小工、搬运货物等工作。但这些工作需有一定体力，女性体力的不足制约了她们从事此类工作。此外，农村早婚现象较普遍，四五十岁的女性很多已是奶奶，儿子媳妇外出打工，孙辈需要照看，这也是女性农民工较少的原因。

2.农民工学历较低，从事的工作技术含量低。总体上说，农民工普遍文化程度较低，打工前很少有相关工作经历，因此从事的工作以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为主。以下是皖北六村庄农民工从事的几种主要工作统计表，按人数由多到少排列工种。

表2 皖北六村庄外出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种类统计表

附：本表人数一栏，括号中的数字为女性人数。

由表2可知，进厂农民工人数最多，占总数30.6%，这些工厂包括服装、电子、食品、鞋厂等，大多没有太高技术要求。很多工厂的农民工认为不需要技术，很少需要岗前培训，老师傅稍加指点即可工作。据调查，参加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25.6%[3]；即便到2015、2016年参加非农技能培训的也不多，都是30.7%[5]，参加过非农技能培训的增加5.1个百分点。因此，企业对农民工的技能要求相对宽松。工厂多以操作机器为主，需要动作灵敏，跟得上机器运行速度，因此他们基本在40岁以下。且以女性为多，共86人。因这些工作相对于其他工作较为轻便，不需要过多体力。而且工作多需要细致、耐心、时间观念，女性较为适合。

建筑、搬运工作人数处于二、三位。建筑农民工主要负责搬运材料、搭建脚手架、扎钢筋笼等活计，少数会做些需要相应技术的工作，即所谓“大工”，97个建筑工人中仅6人为“大工”。据统计，2009-2015年全国建筑业农民工各年人数分别为3 493万人、3 900万人、4 474万人、4 832万人、5 970万人、6 109万人、5 854万人，各占当年总数的15.2%、16.1%、17.7%、18.4%、22.2%、22.3%、21.1%[1]。除2015年少于上年外，其他都多于上年，在总数中占比也较高。皖北也如此，建筑农民工达总数的22%。搬运工主要搬运货物、家具等，需要体力大，但对技术没有要求，所以全部为中青年男性。建筑和搬运工作有一定共性，都以男性为主。两工种合计138人，超过进厂人数。

人数第四的是服务类，主要在饭店、宾馆等。这类工作相对女性比较适合，尤其宾馆前台、饭店迎宾等岗位，女性的年龄、气质等都较适合。在饭店洗碗、洗菜、拣菜等女性大多年龄较大。人数第五的是司机，全是男性。以货运司机为主，需要长途送货，很多人要承担驾驶员、卸货员双重工作，非女性所能胜任。人数第六、第七的是销售和清洁人员，销售包括超市导购员、收银员，产品推销员等；清洁主要是街道和小区清洁。也都以女性为主，其原因和服务类工作相似。

除以上几大工种外，还有些人数相对较少的工种，包括电工、保安、导游、业务员等。还有一些开小饭店、卖煤球、修车，甚至有收废品、捡破烂及算命等人员。这些行业人数都较少，除保安8人外，其他最多5人，有的仅1、2人。

皖北六村庄441位农民工整体学历较低，以初中以下人员为主，高中以上较少，本科更少。胡同泽等对重庆九个主城区农民工调查结果显示：小学以下文化者21.5%，初中43.2%，高中与中专25.3%，大专及以上9.7%[6]。尽管时隔七八年，皖北六村庄农民工文化程度仍低于以上数据。441个农民工的学历大体与其所做工种相对应，前三项以初中以下学历人员为主。虽然某些电子厂也招聘了少量专业技术人员，但以刚毕业的大中专学生为主，实际操作技术有限。尤其建筑和搬运人员很多仅小学毕业甚至文盲。货车司机也以初中学历为主，仅6人为高中学历。清洁工、饭店洗菜、洗碗的女性农民工年龄相对较大，这种年龄的女性在其学龄阶段，农村很多家庭没有让她们上学，故以文盲为多。相对来说，宾馆迎宾、前台及销售类人员等，学历层次较高，大多在专科以上，还有10来个本科生。2007年熊彩云调查武汉部分农民工，认为文盲、半文盲占430份收回问卷的6.0%，初中49.3%，高中为23.3%，中专及以上1.8%[7]。与皖北地区大体相当。

3.农民工收入较低。大多数农民工认可技术、学历与工资收入的正相关关系，认为有无技术在工资、待遇等方面有很大差异。服装厂女缝纫工月薪2 000-2 500元，但如有设计、裁剪技术，可达4 000元左右，而且当班组长等机会较多。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农民工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工作，技术含量较低，因此收入也不高[8]。皖北六村庄农民工除少数具有中专及以上文化水平外，超过九成为高中以下学历，其中又以初中、小学及文盲为多。因此，其工作缺乏技术含量、需要较大体力。虽然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体力透支大，但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很多农民工打工的季节性，也是工资较低的原因之一。他们农忙时回家完成农活，农活结束后重返城市工作，缺乏稳定性和长期性，很多工厂不愿意招聘这种工人。据调查，工厂农民工月薪大致2 000-3 000元，打假期工的在校大学生一般2 500元左右。建筑工地常按日计算工资，大工120-150元/天，小工70-100元/天。酒店农民工多是年轻并有较高学历的女性，她们认为如果业务熟练，有一定技术，月薪在3 500元左右。但若是学徒、新手，仅在2 000元左右。

驾驶员工资相对较高，A1照月薪约6 000元，A2照约4 500元，B2则在3 000元左右，这与驾驶员经常长途送货较为辛苦及带有一定的风险有关。

从皖北来看，农民工进城务工已成为常态，几乎家家都有，他们以青壮年为主，因为学历低缺乏相应技术，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又脏又累的工作，由此也导致其收入相对较低。

二、农民工对输出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影响

农民工大量进城务工对输出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打工收入为输出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资金；因家中劳动力缺乏为农户选用农业机械提供了理由；打工提高了人们的素质，为返乡创业、就业准备了人力资源；打工引起人们传统教育观念变化，很多人开始重视子女教育，为输出地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准备后续人才。

1.打工收入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经济条件。打工是为了获取经济收入，以补贴农业难以满足的家庭经济需求。取消农业税、加大农业补贴等兴农富农政策改善了农户的经济条件，但由于各种复杂因素，我国农民的家庭收入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加上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较高，成为农户一笔较大支出，一年下来农业生产所获净利相对有限。这不仅降低了农村家庭经济生活水平，也制约了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同时，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使农业收入也带有季节性，只有等农产品收获并卖出去，才具有相对宽松的经济条件添置家庭生活用品及生产资料。民工潮的出现，众多农民离开农田。打工所得月薪可随时用于老家购置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或租用农业机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之前仅靠农业收入的限制。

据表3，农民工收入大体呈逐年增加趋势。2012年至2016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较上年增加两三百元，增加最少的是2016年，比2015年增加203元；增加最多的是2013年的319元。但根据调查，不同地区农民工收入存在一定差距。相对来说，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如2016年，东部地区农民工人均月工资3 572元，中部地区是3 132元，西部地区为3 117元[5]。

表3 2012-2016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统计表（单位：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对全国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

皖北地区农民工近几年的收入也在递增。如2012年纺织厂农民工月工资2 000元左右，建筑工地小工日工资50-90元；2015年，纺织厂为2 500元/月左右，建筑小工约为110-150元/天。农民工数量及收入的增加，给其家庭生活和生产资料的改善创造了条件。数据证明，农民工收入相当一部分被带回家中。2016年阜阳市外出农民工人均年收入36 327.6元，人均带回或寄回的18 336.6元，超过全部打工收入半数[9]。成为家庭生活及生产所需资金的另一可靠来源。

2.农业劳动力的短缺为机械化耕作提供了理由。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又以男性占比较大。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对农民工的调查，尽管青壮年在农民工总数中的占比下降，但仍然很高。2016年农民工平均年龄是39岁，40岁以下占53.9%，50岁以上仅占19.2%。而且，近五成是新生代农民工[5]。青壮年农民工中，一部分从未有过农业生产经历，尤其新生代农民工更是如此。这些人缺乏相应的农业生产技术，对农活一知半解，甚至厌恶农活。因此，他们本就不是农业生产依赖的劳动力资源。

还有一部分青壮年农民工原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在打工潮的带动下以及不满足于农业收入，逐步离开土地，开始打工。他们有过农业生产经历，是农业生产的好手、主力，拥有娴熟的农业生产技术。他们长期外出打工，造成输出地农业劳动力的相对不足。尽管农忙时一些人会返乡参与农忙，但有限的时间使其难以按照传统方式完成农活。因此选择租用农业机械，以提高效率及时完成返回城里工作。这便为农业机械的大量使用提供了条件，提高了农业机械化程度，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3.农民工素质的提高为返乡就业创业准备了人力资源。不管农民工从事哪种工作，都会引起其传统劳动观念的变化，从而促进素质的提高。对于长期务农的人们来说，在劳动时间安排、生产布局制定等方面都有充分的自主权，可以自行决定安排每天的活动内容。在生产布局上也是如此，农田种植哪种作物都是自己说了算。但走上打工之路后，这种情况发生改变，必须绝对遵守企业的作息时间，按时上下班。在劳动过程中亦须严格执行企业各项制度规定，遵守生产计划，否则就会受到处罚甚至被解雇。由此改变了他们做农民时那种自由散漫的工作态度与观念，训练了他们的时间观念和遵守劳动纪律的意识，提升了相应的素质。

尽管很多企业对农民工的技术技能没有太高要求，但这些工作毕竟不同于农活，只是技术要求低而降低了就业门槛，并非一点技术含量没有。因此，某些企业还是要对农民工进行相应的非农技能培训。表4显示，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农民工参加非农技能培训。2012年参加培训的人数占总数的22.3%，2013年增加到29.9%，提高了7.6个百分点，是2012至2016年中培训比例提高最大的。2013年到2014年提高了2.1个百分点，2015年、2016年持平，都是30.7%。2013年以后几年，培训占比变化不大，大体维持在30%左右的水平。这些针对农民工的非农技能培训，无疑提高了农民工的专业技术水平，相应地提升了其专业素质。

表4 2012-2016年农民工非农技能培训统计表（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对全国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

同时，农民工的打工生活亦不同于农村，与工友的相处方式、遵守城镇交通规则、交流的文明语言、改变了的生活习惯等，都在引起他们发生变化，以便与打工的环境相适应，从而提升了其某些素质。因此，总体上来看，打工对农民工素质的提高有一定积极作用，对于他们以后返乡就业创业提供了人力资源。

4.打工者传统教育观念的改变为重视子女教育提供了条件。农民工整体上学历较低。近些年针对农民工的调查反映了这点。

表5 2012-2016年农民工非农技能培训统计表（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对全国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

从表5可以看出，2012-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体学历水平较低。每年都有一定不识字的农民工，2012年为1.5%，2013年1.2%，2014年与2015年都是1.1%，2016年1.0%，文盲数量虽在递减，但减幅较小。2012-2016年间，小学文化程度农民工在13.2%至15.4%之间。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最多，最少的2016年是59.4%，最多的2013年达60.6%，2012年60.5%。2012-2016年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占比分别是76.3%、77.2%、76.2%、74.8%、73.6%，占比较高。最少的2016年是73.6%，该年全国农民工总数28 171万人，有20 734万人在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

农民工打工收入与其技术水平、文化程度有一定关系。技术水平、文化水平高，工资、待遇也高；反之，工资、待遇也较低。农民工对这种情况深有感触。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无法挽回。因此，寄希望于后代，期盼这种悲剧不要发生在子女身上。因此，打工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之前的子女教育观念。据调查，大部分农民工对子女教育较为重视，会尽可能为子女教育创造良好的条件。有些本来夫妻一起打工，把学龄前儿童留在家乡，但当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夫妻俩会留下一人在家带孩子上学，部分农民工还直接把子女带到打工所在地上学。如夫妻都打工，则会在经济方面为孩子提供方便，文具的准备、复习资料的购买等都尽可能提供支持，而且经常打电话回家询问孩子学习情况。因此，原本那种子女上不上学无所谓、有没有文化都能打工挣钱等观念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于培养农民工输出地未来人才有一定益处，这些未来的学子无论工作于外地，还是回到家乡服务，都会给农民工输出地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一股活力。

结语：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一种常态，深刻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城市、农村等各方面，城市与农村的发展与进步都离不开农民工。总体上，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主要从事技术要求较低、体力要求较大的工作，因此相对收入也较低。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在为输出地农村的进步作出贡献。对于输出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产生较大影响，为输出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资金，打工为返乡就业创业培养了相应的素质，农民工亲历了文化程度低带来的弊端，引起很多人改变了传统的子女教育观念，开始更加重视投资子女教育。

[1]沈淑娴.建筑业农民工发展现状分析[J].中外企业家，2016，548（30）：225-226.

[2]贺雪峰，等.农民工返乡研究：以2008年金融危机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为例·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3]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EB/OL].http://www.stats.gov.cn/ tjsj/zxfb/2013 05/t20130527_12978.html.

[4]雷欢，王百玲.女性农民工就业歧视现状及成因分析[J].现代农业科技，2015（6）：279-281.

[5]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EB/OL]. http://cn.chinagate.cn/ news/2017-04/30/content_ 40721463 _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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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熊彩云.农民工城市定居转移决策因素的推-拉模型及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7（3）：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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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安在线阜阳新闻网.阜阳：2016年外出农民工将近半收入带回家[EB/OL].http:// mt.sohu.com/20170227/ n481804157.shtml.2017-2-27.

The Effect of Migrant Workers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ir Source Places: A Case Study of the Six Villages in Northern Anhui

GONG Guang-ming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00, Anhui)

Migrant workers have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in China, as they have an deep effect on every social aspect. Based upon relevant research,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Then, drawing on the data from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se year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migrant workers on the economic society of the source places, and holds that migrant workers afford capital for the source places, reasons of using agricultural mechanics, and human resources; they begin to change traditional ideas about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children’s education. It is hoped that the study promotes academia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ociety of the sources places.

migrant workers; source places;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ociety; effect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7.05.06

F241.22

A

1004-4310（2017）05-0030-06

2017-04-03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SK2015A136）（SK2017A0291）。

龚光明（1968- ），男，安徽滁州人，理学博士，史学硕士，阜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农业文化史、农民工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