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景蒙《嘉靖颍州志》的特色及价值

岳 冰



吕景蒙《嘉靖颍州志》的特色及价值

岳 冰

（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阜阳 236037）

吕景蒙《嘉靖颍州志》是成书年代较早的一种颍州志，也是今皖北地区现存的且价值较高的明代方志。该志不仅保存了明代颍州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其完备的体例和忠于史书的纂志精神还对后世颍州志的修纂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此外，该志完备的体例、考订精审的内容以及鲜明的议论特色，都为其打上了名志的烙印，使其成为了嘉靖时期淮河流域志书修纂的代表性成果。

吕景蒙；嘉靖颍州志；特点；价值；影响

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可知，现存关于颍州（今安徽阜阳）的志书共有20种（包括颍上、太和、临泉、阜南四县县志），其中成化年间所修的《正德颍州志》（以下简称《正德志》）为最早的颍州志，其次就属吕景蒙所修《嘉靖颍州志》（嘉靖十五年）和李宜春所修的《嘉靖颍州志》（嘉靖二十六年）为最早，这里为了区分两种《嘉靖颍州志》，以《吕志》代指前者，《李志》代指后者。《吕志》虽不是成书最早的颍州志，但其在体例的完备性、内容的精审程度、思想性等方面都比此前处于草创期的《正德志》影响更为深远。以下笔者在整理和校释《吕志》的基础上，从该志的修纂过程与保存情况着手，进一步探讨《吕志》的特点、影响与价值。

一、《吕志》的编纂及成书

（一）编纂人员

《吕志》的编纂，有一个12人的编纂团队。其《凡例》中对12个成员在修志过程中的分工情况有较详细的说明，即时任颍州判官的吕景蒙为之订定，儒学学正胡衮为之编次，训导长兴韦孚、郑堂为之校正，生员赵富、顾学诗、杨世楷、刘爵、唐宠、崔昆、黎鹗、黎凰为之采摭。由于吕景蒙和胡衮对《吕志》的编纂起决定性作用，以下将分别对二人的生平作简要考述。

吕景蒙（1486—？），字修饬，又字希正，广西象州（今广西象州县）人，举弘治十七年（1504）举人，官至监察御史。曾游学于湛若水的“甘泉之门”，对理学有较深入的研究，还著有《定性发蒙》《象郡学的》《藏用集》《柳州府志》。除《嘉靖颍州志》外，其它著作均已佚失。《康熙广西通志·人物·乡贤》载：

吕景蒙，字希正，象州人。弘治举人，历监察御史。以直言谪颍州判官，转汲县知县。后升福州府通判、大理寺评事，俱未就。尝推重柳之先辈周东溪琦、简驾鹤弼，为儒者之学。其所谈理道粹肤一出于正。总督两广张公岳重之，有事于柳，过象州，造其庐，接谈竟日，表其宅曰“理学名儒”。所著有《定性发蒙》《象郡学的》二书，及《柳州府志》十六卷。[4]卷二十八-8

嘉靖十二年（1533），47岁的吕景蒙由御史左迁颍州添注判官。在《吕志》的修纂过程中，吕景蒙主要在三个方面上有重要贡献。其一，主持了《吕志》的编纂工作；其二，确定了一套规整完备的纂修体例；其三，提出并确立了《吕志》“一准于史”的编纂原则。《顺治颍州志·宦业》中对其所修志书有“大有卓识，仿《史》《汉》之遗义，条例整洁，后人更讨不能违其成范，且富有著述，卓尔名家也”[5]330之评语。吕景蒙在任颍州判官期间，除大力修志之外，还有许多为后世所称道的善政。如其不仅在州县重修及新建了如西湖书院、三忠祠、六贞祠、名宦祠、三相祠在内的数十个祠庙，还为州县的学署置办了七百多册的经、史类书籍。因此，《顺治颍州志·宦业》中评其曰：“屈己爱民，勤于其业，安僚佐之分无少崖，等若忘其为宪臣者。”[5]330

胡衮，字补之，自号味莱山人，鄱阳（今江西鄱阳县）人。曾在颍州、武昌、台州等地担任教职，著有《读史质疑》《戊丙樵书》《东水质疑》。《康熙鄱阳县志·选举·明贡士》载：

胡衮，字补之，大梨人。历归州、颍州、武昌教职。著有《读史质疑》、《戊丙樵书》等集。[6]卷十-7

嘉靖十二年，胡衮由选贡任颍州学正。在《吕志》的纂修过程中，胡衮所做贡献仅次于吕景蒙。《吕志》与许多志书不同的一点，在于其志每一类别的内容修纂完成之后，纂者必有一篇议论性的总结附于其后，该志中《礼乐》《过宾》《孝义》《遗逸》《贞烈》后的总结由胡衮一人所写，《食货》《名宦》《乡贤》《死事》《侨寓》《外传》的总结，胡衮也都参与写作。这同时也表明，胡衮在志书纂修的过程，对以上所列十多个类别的内容的修纂做了较多贡献。因此，《顺治颍州志·宦业》中评其曰：“敬以律身，恕以训士，时纂修《颍志》，衮订正之功居多。”[5]1 341此外，胡衮在颍所著，还有《三忠祠记》和《六贞祠记》各一篇。

由于修纂团队的中大部分人员只是协助吕、胡二人，对《吕志》的成书没有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限于篇幅，对这部分人员不再作更深一步的考证。

（二）《吕志》的编纂过程及成书时间

关于《吕志》的修纂过程，吕景蒙在《后记》中有“《颍志》采摭、编次凡三阅月，订定惟尽公余，脱稿随筹诸梓，则越十月。起笔自三月朔，毕工于十有二月终”[1]1 110之语，表明修纂该志大概花费了不少于十二月的时间，但该志究竟何时开始修纂，何时完成，后记中并未有明确交代。笔者结合《吕志》正文前的三篇序文，对了《吕志》的成书时间作进一步考察。

三篇序文中，最早的一篇是吕景蒙于嘉靖十五年五月所作（以下简称《吕序》）；其次为时任颍州知州的黄九霄所作（以下简称《黄序》），时间为嘉靖十五年十月；最晚的为时任江西按察司佥事的王琇所作（以下简称《王序》），时间为于嘉靖十五年闰十二月。首先，关于《吕志》开始修纂的时间，《黄序》曰：

嘉靖乙未秋，予忝奉命守颍，惴惴无以观下风、称上意，旨是惧。视篆甫，既取志阅之，讹舛弗经，凡厥未备……因与同寅吕君议云：惟文与献，乃邦之纪。激发人心，终必赖之。此而弗力，吾党有余愧也……吕君以议有合，慨然自许，据史传，采舆议，编年系事。[1]511—512

根据该文可知，嘉靖乙未秋，知州黄九霄到任，不久之后就与吕景蒙等人商议修志之事，文中所提到的“嘉靖乙未秋”，即为嘉靖十四年秋。可知《吕志》的修纂工作在此时就已经开始了。其次，关于《吕志》的成书时间。通过《吕序》的写作时间，大致可推知《吕志》的初稿约在十五年五月前后完成。由于《黄序》中“今秋九月书成，予三阅之”[1]513之语，可知，《吕志》尚在考订之中。又由写作最晚的《王序》及《吕志·命使》中记载的“孔天胤……进士及第，以王亲改授陕西按察司提学佥事，调祁州知州，复任今职，嘉靖十五年季冬至”[1]953可看出，从该年十月到十二月之间，该志仍然在进行增补，这也表明该年闰十二月之前《吕志》仍然没有刻板成书。

综上，笔者认为《吕志》始修时间应不晚于嘉靖十四年季秋，最终成书时间不早于嘉靖十五年季冬。该志从开始修纂到结束，前后用时应不少于十六个月，其间至少进行过两次增补与修改。而《吕志》的刻板，最早也只能在嘉靖十六年进行。

（三）《吕志》的保存情况

在《吕志》修成后，为了防止志书散佚毁坏，吕景蒙采取过一些保护措施，其在《后记》中自言：“今置厨一座，用板藏于儒学尊经阁上之右面，东与史厨并列。凡游于斯、生于斯之贤士大夫，有欲印者，当计纸张，命工就印。”[1]1 110其对所修志书的看重，与保护意识可见一斑。刘九光在《万历颍州志·序》中也有“颍志凡三修，州判吕公景蒙之《志》独行于世”[7]卷首-5之语，可见，吕景蒙的这种保存刻板的方式对《吕志》的传播和保存有一定的效果。

明嘉靖十五年所刻《颍州志》的刻板现已不存，其时刻本现也只存一本，藏于宁波天一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藏有据该本所制胶卷，安徽省图书馆藏有据该本所抄得的抄本。1990年，上海书店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吕志》被收录在第三十五册。需要说明的是该本《名宦》中记载的关于归旸、李添祐、王敬、方玉、游兆、孙景名、李悦、张贤、刘珮、车诚、王皞、孔克耕、郑文廉，共11人的相关材料均已缺失。

通过以上考述，关于《吕志》的修纂团队构成、编纂过程、成书时间及保存情况已经较为清楚了，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讨论《吕志》的特点及其成因。

二、《吕志》的特点及其成因

明永乐年间，朝廷为修《大明一统志》，颁布了《纂修志书凡例》，为地方修纂志书提供了可参照的准则。但是《纂修志书凡例》中除对所修内容有规范外，对地方多久要重修一次志书，体例上要如何，组织还是个人修纂等诸多方面都未有说明。因此地方在修撰志书时，具有较大的自由。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吕志》在修纂时，首先要提出了一条“仿诸迁、固，据诸史传，而参诸旧志”[1]532的原则，在践行这条准则的过程中，《吕志》形成了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独特的书写方式

该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纪传体的书写方式。《吕志》正文共20卷，十万余字，分纪一（郡纪）、表五（郡县、封爵、人物、职官、人物）、志八（舆地上、舆地下、建置、食货、沟洫、礼乐、学校、兵卫）、传十二（命使、名宦、乡贤、过宾、名将、死事、孝义、遗逸、贞烈、侨寓、方伎、外传），占全文篇幅比例分别为6%、14%、50%、30%。其中用30%的篇幅，将地方历史名人的事迹，分十二个类别，展开较为详细的记录，与《正德志》中只设“名宦”“流寓”“人物”“烈女”四类“传”和《南畿志》中只设“宦迹”“人物”“烈女”“方伎”四类“传”，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以人为核心的修纂志书方式放映出该志的修纂受史书的影响非常大。关于这种做法，胡衮在《吕志·志论》中曰：“今之《郡志》，古国史也。”[1]534这种纪传体式的志书编纂体例的形成是二位作者有意模仿《史记》《汉书》体例结构的结果，而这对完善颍州志修纂框架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其二，该志对引用材料均注明来源。宫为之在《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嘉靖二十六年]寿州志》中说：“水利、学校、古迹诸目内，每条之后，皆附记述文字，叙事颇详，名志引据资料均标出其典，在明代方志中尚不多见，甚为特色。”[8]12-42《嘉靖寿州志》表现出的“引据资料均标出其典”的特点，在《吕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首先，《吕志·凡例》中列出其志引用的文献有：《尚书》《诗经》《尔雅》《春秋》《左传》《国语》《二十一史》《通鉴纲目》《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一统志》《续通鉴纲目》《中都志》《历代舆地图》三十五种。其次，在《吕志》的正文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标注引据资料出处的情况。《吕志》中“郡纪”“舆地”“沟洫”“礼乐”“名宦”“乡贤”“孝义”“方伎”“外传”，皆存在标注资料典出的情况。其中“舆地”“名宦”“乡贤”中的标注资料出处较多，其它类别中标注得较少。尤其是“舆地上”中标注资料出处的情况最多，如在记录颍州的沿革时，从唐虞到明，所书的每一条内容后，均注有史料的典出情况。这种做法，一方面是体现了修纂者严谨的修志态度；一方也保存了一些散佚的文献资料，例如《舆地·疆域》中所引的晋代伏滔的《正淮论》、南朝梁陶弘景的《信州记》，现在都已散佚。

（二）鲜明的议论特色

一方面，在《吕志》中，除“表”以外，其它类别内容在撰写时，都是按照“叙—正文—论”的结构操作的。其中“叙”的内容主要是交代该类别的原因，“论”则是对颍州该方面史料所反映出的经济、社会、风俗、文化等方面状况的评说。“叙”“论”并用的情况在方志中并不普遍，一般志书中不使用，比如《正德志》中，即无“叙”也无“论”，李宜春《嘉靖颍州志》中也只有“论”，《顺治颍州志》中只有“叙”，其所占篇幅也比《吕志》中的要少的多。笔者将《吕志》中的“叙”“论”部分单独辑出，约有8000字，占《吕志》篇幅的8%。这些“论”的篇幅大多都在200—500字之间，也有少数近千字的，内容上一般都是修纂者在引用《周易》《尚书》《论语》《左传》《孟子》《西铭》等著作中某一观点的前提下，结合修志时的心得所发的一些议论，带有较强的个人思想倾向。

另一方面，这种议论性还体现在为有争议的人物立传上。《吕志》中列有《外传》一卷，收有陈胜、邓宗和刘福通三人，分别记这三人起义事迹。以刘福通为例，此前皆称其人为“颍州妖人”，称其在元末的起兵事迹为“作乱”，而吕景蒙在《吕志•外传》中，只记刘福通事迹，没有做道德上的主观评价。但是在《吕志•外传》结尾处，对陈胜、刘福通两人事迹却有一段评论：

秦政暴虐，元政酷乱，非一日矣。秦至二世戍及闾左，元至顺帝后兴河夫，当时百姓困苦极矣，莫不欲死中求生，此陈胜、福通所以能造乱也。胜、通皆颍人，迹其所言所为，亦豪杰耳……不有陈胜首事，何以收汉高祖之功？不有福通倡乱，何以成我高皇帝之业？乱极当治之时，天生仁义之主出乎其间！此群雄所以败亡，而天下所以平定也。[1]1 107-1 108

这段篇幅不长的论述，语言犀利有气势，逻辑连贯。在人物的议论和品评上，也体现出了吕景蒙在史学观念有意向司马迁学习的倾向。

（三）完备的体例

《吕志》在修纂时参考的旧志主要有《中都志》《正德志》《南畿志》这三种，为说明该特点，笔者将以上三者的体例与《吕志》对比后，制如下表：

表1 ：《中都志》《正德志》《南畿志》《吕志》体例对比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吕志》中“纪”“表”“志”“传”的体例结构不是一般的志书修纂结构，《中都志》《正德志》《南畿志》都不是这种体例结构。《吕志》的结构是对《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表”“志”的结构，以及《汉书》的“纪”“表”“志”“传”的一种模仿。也就是说，《吕志》是在借鉴《史记》《汉书》的体例结构的基础上，参考《中都志》《正德志》《南畿志》等体例的前提下，搭建了一个以“纪”“表”“志”“传”为基本框架的新的颍州志修纂结构。上表中《南畿志》与《吕志》成书时间前后只差两年，《南畿志》的体例中已经出现了“南都纪”“畿土世代表”“志命官”等类目，也就是说“纪”“表”“志”“传”的体例结构在该志中已经有所体现，只是还尚未形成能统领全志的结构，到了《吕志》修纂的时候，修纂者结合纪传体史书的体例结构，对《南畿志》中的这种不明显结构进行了改进后，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纪传体式体例结构的《吕志》。

对《正德志》和《吕志》的内容结构进行进一步分析还以看出，《吕志》的核心部分在于“志”，该部分超过5万字，占全文篇幅的50%，其下包含有“舆地”“建置”“食货”等7个类别，分别对颍州的地理、经济、民生、教育、军事等诸多方面进行记载。而《正德志》全文约6万字，其中除去“题咏”“文章”“欧公诗文”三类内容所占35%和“名宦”“流寓”“人物”“烈女”所占15%的篇幅外，用来记载颍州地理、经济、教育等方面的篇幅不足3万字。结合上表看，《吕志》中的“志”门类下基本上涵盖了《正德志》中除州图、名宦、流寓、人物、烈女以外的28个类别的内容。尤其是《吕志》中“舆地志”一个部分就整合了《正德志》中“建置沿革”“城池”“疆域”等15个类别的内容。相比《正德志》在体例上的冗杂，《吕志》更为简洁明晰；相比于《正德志》内容上的简要，《吕志》更加充实。此外，《吕志》用14%的篇幅，列出5张“表”，清晰地展现了颍州历史中“郡县”“疆域”“职官”“封爵”等方面的时代更替变化情况，这也是《正德志》中多没有的。而《吕志》中占全文30%篇幅，分成十二类别的“传”，除凸显该志以人为叙述中心的特色外，同时也是该志完备体例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上述特点外，《吕志》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该志虽参考过《历代舆地图》，正文中却未见有一幅与颍州相关的地理、城池图。又如，《吕志》中对李谷这样虽然官位很高，事迹又见于正史的颍州人，因其前后仕后晋、后汉、后周及宋四朝有失士大夫气节的行为，故于志书中不载其人事迹。综合来看，《吕志》虽然存在着一些瑕疵，但其独特的书写方式、鲜明的议论性以及完备的体例仍是该志非常突出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又是形成《吕志》的独特价值和长久的影响的重要原因。

三、《吕志》的价值与影响

《吕志》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其作为一本记载详细的颍州地方志书，对于明代皖北地区方志研究来说，一样具有它志不可取代的价值。同时，该志有多处内容展现了明代理学名家吕景蒙的理学与史学思想，使其在思想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一）《吕志》的价值

地方史料文献价值。其一，《吕志》较详细的记载并保存了成化十八年（1477）至嘉靖十五年，共54年间的颍州人口、田地、贡赋、课税等地方史料。其二，对《正德志》中记载但未能详细记载的史料进行了较多增补，如：《吕志·食货》在《正德志》卷三贡赋、物产、孳牧三部分内容的基础上，除增加了成化十八年至嘉靖十一年（1532），共五十年间颍州的人口、田地、贡赋、课税部分内容外，补足了孳牧部分所缺内容，又新增了庸调部分的内容。其三，《吕志》首次系统化地记录并保存了嘉靖十五年以前的颍上县与太和县的相关史料，为后世修纂二县县志和研究二县明代嘉靖以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其四，《吕志》中收录了一定数量的与颍州相关的明人文学作品。虽然吕景蒙在《吕志•序》中有“其中不志《艺文》者，以后世之文浮于实，垂之不远，不敢与经史并列也”[1]535之语，但是该志的《舆地志》《学校志》《礼乐志》中夹有包括杨荣、王九思、商辂、吕景蒙、胡衮、欧允庄、潘仁等的十多篇诗文作品，这对今后整理和保存颍州地方文学作品和明人作品的辑佚和校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皖北方志研究的价值。明嘉靖时期，凤阳府（相当于今天的皖北）所辖五州：亳州、宿州、颍州、泗州、寿州，都有修纂志书，其中修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四卷本《亳州志》体例庞杂冗滥，所录资料既未广征，又未暇考订，是一本较为粗糙的志书；修于嘉靖十六年（1537）的八卷本《宿州志》较《亳州志》稍显工整，其正文虽列八门三十七目，但一般记录的史料都非常简略；相较前两本志书而言，修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八卷本《寿州志》，在体例上要显得完备些，没有那么冗杂名目，内容考订也较为详实，但内容较为简略。这些志书在体例的完备性、资料考订的精细程度、纂志时的严谨态度方面，与《吕志》都有一定的差距。在明代志书修纂普遍都不太成熟的时期，与同时代其它方志相比，《吕志》在体例的完备性上、资料考订的精细程度上，乃至其思想性上，都更为优秀。因此《吕志》对于研究明代中期皖北一带方志修纂的发展史，有难以取代的价值。

此外，由于吕景蒙、胡衮二人都兼有学者的身份，尤其是吕景蒙，不仅在理学上师从湛若水，还撰有不少理学著作，其在明代中期的学坛上被称作“理学名儒”。然而其著作中除《颍州志》外，其它诸作均已佚失。由于《吕志》中保存了吕景蒙在颍任官期间，对当时社会各层面的认知与论说。因此，《吕志》也就成了认识与研究吕景蒙理学和史学思想的珍贵文献资料。

（二）《吕志》的影响

《吕志》对后世颍州志的修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在体式和体例上，《吕志》采用的纪传体的编纂方式，全书分纪、表、志、传四个部分，由纪一，表五，志八，传十有二，通二十卷组成。这种做法在之后所修的《李志》《顺治颍州志》《康熙颍州志》等中得到了继承，如《顺治颍州志》的篇幅是由纪一，表四，志六，传九，共十六卷，再增艺文（上、中、下）及丛谈四卷，通二十卷组成。虽然《顺治颍州志》增加《艺文》与《丛谈》两个部分，但总体的结构与《吕志》有较高的相似性。《康熙颍州志》也是在参考《吕志》的基础上修成的，《康熙颍州志·凡例》中曰：“此《志》参酌吕、张二本及考功刘先生颍记，复采诸家典籍成书。”[7]凡例-1不同于《顺治颍州志》，《康熙颍州志·凡例》中曰：“纪、表、志、传全者，惟国史当然。郡邑乗止宜称志，故删纪、表，不敢与国史同。”[7]凡例-1《康熙颍州志》的整体结构中取消了“纪和表”这两类别，将这部分的内容归入其它类，或者再单列一类。

其二，吕景蒙在纂修《吕志》时，所提出的“一准于史”的严谨负责的修志态度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也是值得一提的。后世颍州志的修纂者在修志过程中，一方面是对吕景蒙的严谨负责，忠实于史的态度大加赞赏；另一方面也继承并发扬着这样一种修志严谨的态度。刘九光中评张鹤鸣所修《万历颍州志》“包罗疆宇，囊括古今，表里人事，精核赋役，持例发凡，一准于史，犁然备矣”[7]卷首-3，张鹤鸣的这种纂修颍州志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吕景蒙修《吕志》思想的继承。

综上所述，《吕志》作为成书年代较早、体例较为完备的颍州志，不仅是皖北地区明嘉靖时期所修的代表性方志，还为历代颍州志的编纂提供极具参考价值的范本，对研究历代颍州志的编纂况状和皖北地区明代志书修纂状况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吕景蒙，等.嘉靖颍州志[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5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

[2]刘节，等.正德颍州志[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24册.上海：上海书店，1963.

[3]李宜春.嘉靖颍州志[M]//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30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4]郝浴修，等.康熙广西通志[M].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

[5]王天民，等.顺治颍州志[M]//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2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6]王克生，等.康熙鄱阳县志[M]//清代孤本方志选：第16册.北京：线装书局，2001.

[7]张钫，等.康熙颍州志[M].康熙五十五年（1716）刻本.

[8]金恩辉，胡述兆.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中册[M].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

[9]柳瑛，等.成化中都志[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33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

[10]闻人诠，等.南畿志[M]//中国方志丛书：第45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2007.

[11]庄威凤，等.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刘洪芹.《正德颍州志》的编纂过程及其特点与价值[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02).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ofby Lv Jingmeng

YUE B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Anhui)

compiled by Lv Jingmeng is one the earliest local chronicle of Yingzhou. It is also one of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north of Anhui provinceearly which is of higher value. It saved abund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Yingzhou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its complete compilation style and adherence to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had much influence upon the compilation ofin the later years. In addition, its completed compilation principle, exactly compiled content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discussion make it the representative achievement of chronicles in Jiajing period at Huaihe River Basin.

Lv Jingmeng;; characteristics; value; influence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7.05.07

K297

A

1004-4310（2017）05-0036-06

2017-06-25

岳冰（1992- ），女，安徽淮南人，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2015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