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公安民警挫折应对方式研究*
——以湖州市为例

□张 芷，熊升东，徐 冉

（1.浙江警察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3）

（2.德清县公安局，浙江 德清 313200）

（3.湖州市公安局，浙江 湖州 313000）

○警察教育训练

主持人：郭建华

基层公安民警挫折应对方式研究*
——以湖州市为例

□张 芷1，熊升东2，徐 冉3

（1.浙江警察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3）

（2.德清县公安局，浙江 德清 313200）

（3.湖州市公安局，浙江 湖州 313000）

为考察基层公安民警挫折应对方式，从而为民警心理危机干预提供依据，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中的说谎量表对湖州市155名基层公安民警进行心理测试。调查结果表明，湖州市基层公安民警在应对挫折方面普遍具有较高的心理素质。在今后对基层公安民警进行心理健康相关培训时，可从培养公安民警形成恰当的归因模式入手，进一步提高其积极应对挫折的能力。

湖州市；基层公安民警；挫折应对方式；心理防御

一、引言

公安民警是我国社会中一类特殊的职业群体。基层公安工作具有危险性、不可预知性、时间不确定性以及环境的恶劣性，使得基层公安民警长期处于极大的工作压力之下，精神状态持续高度紧张，一旦工作负荷超过心理可承受范围，则容易出现心理危机。[1]此外，基层公安民警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挫折，如群众不理解公安工作、侦查线索中断、无法确定或抓获犯罪嫌疑人、无法突破嫌疑人口供等，都会成为民警心理压力增加的潜在因素。

心理压力和心理危机是否会影响到个体的心理健康，关键在于其心理防御机制是否完善。心理防御机制是一种缓解情绪紧张、维持心理平衡、调节行为表现的应对方法和手段。[2]Lazarus认为，应对方式是指人们为了对付内外环境要求及其相关的情绪困扰而采用的方法、手段或策略。[3]研究表明，积极的挫折应对方式有利于缓解民警的心理压力，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而消极的挫折应对方式不但无法解决问题，还可能导致民警产生负向的自我认知，降低自尊和工作满意度，从而影响其工作效率。孟雪梅等研究了警察心理健康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发现警察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其应对方式有关，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警察其症状自评量表（SCL-90）各项指标均高于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警察。[4]潘程在对新入职警察的心理压力、应对方式及工作倦怠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工作倦怠很可能受到应对方式的影响，越是积极主动地应对各种应急事件，就越能提升自我效能。[5]

因此，本研究拟以湖州市为例，以问卷形式了解基层公安民警的挫折应对方式，探讨其在面临挫折时产生的认知评价，以及为平衡应激环境或事件导致的紧张心理状态而采取的行为，从而提出公安民警心理危机干预的建议和对策，以提高公安民警心理健康水平。考虑到警察职业承受的社会期望较高，个别民警可能具有过度的心理防御，即有意按照社会期望作答。因此，本研究引入了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中的说谎量表（MMPI-L），以探讨过度心理防御对应对方式的影响。

二、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为湖州市基层公安民警，共发放问卷166份，回收有效问卷155份，回收率93.4%。其中男性145人，占93.5%，女性10人，占6.5%；年龄21-30岁77人，占49.7%，31-40岁52人，占33.5%，41-50岁21人，占13.5%，超过50岁5人，占3.2%；警种包括刑侦、经侦、网侦、技侦、治安、交通、禁毒、国保、特警等。

（二）研究工具。

1.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组成，共20个条目。积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12组成，消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3-20组成，分别重点反映了积极和消极应对的特点。[6]

问卷为自评量表，采用多级评分，在每一项目后，列有不采用、偶尔采用、有时采用和经常采用4种选择（相应的评分为0、1、2、3），由被试根据自己情况选择一种作答。结果为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和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问卷常模的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为1.78，标准差为0.52；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为1.59，标准差为0.66。[6]

2.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说谎分量表（MMPIL）。使用说谎量表的目的在于区分完成MMPI时有意按照社会期望作答的被试。量表包含15个陈述，都是一些常见的但不符合社会期望的态度和做法。量表所有条目均为答否记为说谎，得分大于等于8时提示存在刻意的自我表现。[6]

（三）研究方案。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依托湖州市公安局教育训练处进行。在湖州市基层公安民警培训班培训期间统一发放问卷。主试在施测前向被试详细说明问卷填写注意事项，要求被试明确指导语后开始作答，填写时间为10分钟，填写完毕后由主试当场收回。

（四）数据分析。

数据采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过度心理防御被试与非过度心理防御被试在应对方式得分上的差异。采用相关分析考察SCSQ和MMPI-L之间的关系。采用单样本T检验比较应对方式得分与常模的差异。采用多因素方差对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工作年限、平均每日工作时间的显著性进行检验分析，比较上述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应对方式的影响。显著性差异水平为p＜0.05。

三、研究结果

（一）过度心理防御对应对方式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共27人的说谎量表得分大于等于8分，提示其存在过度心理防御，占所有被试的17.4%。如表1所示，过度心理防御被试在应对方式积极维度上得分与普通被试无显著差异，但在消极维度上显著低于普通被试。

表1 普通被试与过度心理防御被试在应对方式得分上的差异（n=155）

相关分析表明，过度心理防御与应对方式消极维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即MMPI-L得分越高，SCSQ消极维度得分越低，但与应对方式积极维度无显著相关（见表2）。

表2 MMPI-L与SCSQ相关分析（n=155）

（二）基层公安民警挫折应对方式现状。

由于过度心理防御对应对方式得分存在显著影响，因此将问卷中过度心理防御被试剔除后，基层公安民警应对方式得分如表3所示。

表3 基层公安民警SCSQ得分（n=128）

题项 平均值 标准差15 16 17 18 19 20总计积极维度消极维度1.08 0.89 0.74 1.34 0.95 1.62 1.83 1.06 0.81 0.85 0.69 0.91 0.87 0.86 0.51 0.48

（三）基层公安民警应对方式与常模比较。

单样本T检验表明，在应对方式积极维度上，基层公安民警得分与常模无显著差异，而在消极维度上，基层公安民警得分显著低于常模（见表4）。

表4 基层公安民警SCSQ得分与常模比较

（四）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基层公安民警应对方式的影响。

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基层公安民警应对方式的影响如表5所示。调查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工作年限、平均每日工作时间在积极和消极应对方式上的主效应均不显著。但事后检验表明，在应对方式消极维度上，21-30岁民警得分显著小于41-50岁（p=0.015）民警得分；工作年限小于等于5年的民警得分显著小于工作年限21-30年（p=0.027）的民警得分。

表5 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基层公安民警应对方式的影响（n=128）

四、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湖州市基层公安民警的挫折应对方式以积极应对为主，最常采取的积极应对方式为“尽量看到事情好的一面”，即对挫折进行认知重构，将挫折进行合理化解释以缓解其带来的负面情绪。其他较常采取的积极应对方式包括“不把问题看得太严重”“尽力克制自己的失望悔恨悲伤和愤怒”“寻求业余爱好，积极参加文体活动”“找出几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等。但也存在一些消极的应对方式，如“自己安慰自己”“试图休息或休假，暂时把问题烦恼抛开”“接受现实，因为没有其他办法”等。与常模相比，基层公安民警积极应对方式得分与常模无显著差异，而消极应对方式得分则显著低于常模，表明相比于一般群众，基层公安民警遇到挫折或困难时更少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该结果与潘程的研究结果部分相符[6]。然而，本研究发现少部分民警存在过度心理防御现象，其消极应对维度得分显著低于非过度心理防御的被试，提示其在问卷作答时可能存在刻意的自我表现。人民警察作为正义的化身，承担着较大的社会责任，也背负着较高的社会期望，不排除少部分民警不愿意将一些消极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该研究结果提示，在以人民警察为对象的相关研究中，需要尽可能地区分过度心理防御的研究对象，以在最大程度上确保研究的真实性。

本研究比较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工作年限、平均每日工作时间等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在基层公安民警应对方式上的差异，结果显示，上述变量在应对方式上的主效应均不显著，该结果与潘程及郭薇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5][7]该结果表明，湖州市基层公安民警在挫折应对方式上具有较好的同质性，遇到挫折均以积极应对为主，体现出湖州市基层公安民警普遍具有较高的心理素养。然而本研究也发现，在消极应对方式上，21-30岁民警得分显著小于41-50岁民警得分，工作年限小于等于5年的民警得分显著小于21-30年的民警得分，表明相比于年龄较大、警龄较长的民警，年轻且警龄较短的民警更少采用消极方式应对挫折，该结果也支持了郭薇和刘畅等人的研究。[7-8]个体面对挫折时采用何种应对方式，很大程度上与其对挫折的归因有关。海德（Heider）的归因理论认为，行动是由人的力和环境的力相作用而成，如果人的力强于环境的力，会作出对人的归因，反之则会作出对环境的归因。[9]因此，推测年轻民警因刚进入工作岗位不久，工作的激情和积极性相对较高，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与挫折时，更倾向于对其进行个人归因，更愿意从自身而非环境中寻找原因，故较少采用消极方式应对挫折；而年龄较大、警龄较长的民警由于受到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等的影响，遇事态度更倾向于顺其自然，因此有时会从环境中寻找原因，从而采用消极方式应对挫折。

本研究结果提示，在今后对基层公安民警进行心理健康相关培训时，可加入归因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内容，培养民警形成恰当的归因模式，从而能够积极看待和应对工作与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此外，还可通过工作、培训及业余生活等增进年轻及年龄较大民警之间的交流，以期在业务水平及待人接物上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五、结论

本研究以湖州市为例，以问卷形式探讨了基层公安民警挫折应对方式及心理防御情况，得出以下结论：

1.湖州市基层公安民警挫折应对方式以积极应对为主；

2.相比于一般群众，基层公安民警遇到挫折或困难时更少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

3.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工作年限、平均每日工作时间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在基层公安民警挫折应对方式上无显著差异，但年轻且警龄较短的民警比年龄较大、警龄较长的民警更少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

4.少部分民警存在过度心理防御现象。

[1]陈爽.论公安民警心理危机干预与预防[J].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4）.

[2]王丽杰，徐承金等.357名军队医务人员心理防御方式和应对方式调查分析[J].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08（3）.

[3]Lazarus，R.S.Coping theory and research:Past，present，and future[J].Psychosomatic Medicine，1993，55:234-247.

[4]孟雪梅，李剑英等.警察心理健康问题及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4）.

[5]潘程.新入职警察心理压力、应对方式及工作倦怠关系研究[D].西南大学，2014.

[6]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

[7]郭薇，但彦铮.警察应对方式现状研究——以重庆为样本[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6（6）.

[8]刘畅.监狱警察应对方式问卷的编制及对其心理健康和应对方式的干预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0.

[9]郑全全.社会心理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D631

A

1674-3040（2017）06-0099-04

2017-10-20

张芷，浙江警察学院侦查系讲师，应用心理学博士；熊升东，浙江省德清县公安局禹越派出所主任科员；徐冉，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教育训练处民警心理训练服务中心主任。

*本文系2015年浙江警察学院校局合作项目“基层公安民警挫折应对方式与心理防御机制研究——以湖州市为例”（编号：20150630）成果。

钟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