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世界摄影年鉴》评析

赵娜 李甍

摘 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纯粹主义摄影、新客观主义摄影使西方摄影开始打破传统摄影美学的束缚，在构图、用光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1939年，西方占据摄影界的主导地位，纪实摄影、风光摄影、人像摄影等等摄影门类百花齐放。1939年，民国人选取世界各地摄影年鉴中的优秀作品编纂而成《世界摄影年鉴》，其中以民国人视角选取的大部分作品偏向传统摄影美学。笔者通过文献和图像归纳彼时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摄影的特征，以此探索民国时期中国摄影向西方摄影学习的进程。

关键词：世界摄影年鉴；图像叙事；色彩光影；特征

1839年，英国人托尔伯特和法国人达给尔把前人的摄影成果集结成册并且公开展览。从1839年到1939年，历经百年，摄影从上层阶级用作把玩之乐的活动进阶为艺术的门类之一。尽管在1939年，不同学者对于其身份的认定持不同观点，我们不可否认摄影对于世界历史与文化的推进性意义。小到显微镜下的细菌，大到各国文化的传播交流，摄影在自身美学意义之上，其图像的传播性所带来的社会意义不容小觑。而摄影展览、摄影年鉴正是推进摄影发展，放大其社会影响力的众多渠道中极具公众意义的一项。

目前专门针对民国时期摄影年鉴的研究存在空缺，本文笔者对1939年《世界摄影年鉴》进行个案分析。本研究时间界定：《世界摄影年鉴》发行于1939年；其中的作品发行时间为1900-1939年。笔者将1939年《世界摄影年鉴》中的作品，按照体裁分为纪实摄影、美术摄影、风光摄影，其下存在以人物、活动现场、静物、景物为被摄主体的摄影作品。笔者提取摄影作品中极为重要的三个元素：图像叙事、用光、构图，分别研究不同体裁的摄影作品在这三方面的特点。通过文献分析，笔者认为其存在图像叙事的情节性、色彩光影的对比性、构图比例的突出性的特征。在三大体裁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以人物、活动现场、景物为被摄主体。笔者将结合这些代表性作品，对1939年《世界摄影年鉴》中的作品特征进行解析。

一、图像叙事的情节性

摄影通过图像的形式讲述故事，表达主题。1939年《世界摄影年鉴》选取的作品中，以纪实摄影、人像摄影为代表的摄影作品具有较强的图像叙事的情节性。相比于情景性，摄影的情节性在图像叙事中具有更强的延伸感，使观众能够更为深刻地感知到画面之外的力量。其中的纪实摄影之所以具有情节性，一方面纪实摄影所拍摄的对象，本身即为正在发生的一个故事；另外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优秀的摄影师们很善于抓住摄影的“决定性瞬间”，利用合理的视觉构图表现主题。摄影师Schuh Zollikon的纪实摄影作品《前进》，其拍摄对象为一名正在骑车的士兵装束的人，所抓取的瞬间恰巧为他将双臂一前一后甩开的时刻。本作品想要表达一个军人的斗志昂扬。被摄对象的动作除了本身所具有的鼓舞性之外，其引导的对角线构图既描绘了前进的方向，又使画面整体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状态。本作品最具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其视角，摄影师从被摄对象前进的后方并以高机位进行拍摄，配合侧逆光的戏剧性效果，打造了一种“前方一片光明，我心斗志昂扬”的叙事情节性。人像摄影的图像叙事情节性则主要来源于“抓拍”，G.Grohmann的人像摄影作品《孩儿面》，其拍摄对象为两名女童，一名女童侧脸凝望另外一名笑意盈盈的正脸的女童，摄影师所抓取的瞬间成功地表达了正脸女童的欢快感和侧脸女童的好奇感。

二、色彩光影的对比性

摄影是光的艺术，光之于摄影师相当于画笔之于画家。恰当的光影对比性、色彩对比性令摄影作品更为抓人眼球。1939年民国人所编著的《世界摄影年鉴》中的光影对比性主要通过富有层次感的影调表现出来，适宜比例、适宜强度的光影配合成就了不少优秀作品。摄影师M.Fhlert的纪实摄影作品《探空灯》描绘了夜晚航天作业时的场景。光柱和黑色夜空形成强烈的对比，不同亮度、不同远近的光柱影调颇有层次感。配合正在作业的人群，他们既是观看者，又是被观看者。双重身份和光影的对比性相得益彰，共同营造了戲剧化的航天作业的场景。光影的对比性影响影调的层次感，除此之外，色彩的对比性对于影调亦具有重要影响，色彩的差异越大其对比性越突出，但是这不意味着色彩差异越大影调的层次感越好。摄影师H.Matter的人像摄影作品（1939年《世界摄影年鉴》[1935-1936卷，76-77页]）被摄主体为一名黑人女性，作品为头像摄影，其肤色颜色较深，摄影师在其眉毛、眼睛、嘴巴处涂上较亮的妆容，使黑色的皮肤和亮色的局部形成了较为鲜明的色彩对比。同时，由于亮色区域和暗色区域的面积比例不同，亮色区域只占据整张脸的小部分，使色彩对比更为突出，皮肤的黝黑、唇部的丰厚、神情的惬意一目了然。

三、构图比例的突出性

构图是一幅摄影作品的框架。笔者所谓的“构图比例的突出性”是指1939年《世界摄影年鉴》中的摄影作品不论是横构图、竖构图，还是对角线构图、三角构图及其他构图等等都通过恰当的构图突出了被摄对象。被摄对象的形状及走向是影响构图形式的最重要因素；被摄对象位于画面中的位置、被摄对象在画面中所占的比例是决定其在构图中是否突出的最重要的因素。摄影师R.Duval对于手部特写的摄影作品《手》，按照手的形状和走向本幅作品属于对角线构图，手部占据了整个画面使整幅作品具有较为强烈的视觉冲击感，同时对角线构图和放松的手部动作使整个画面突出、柔和而不呆板。摄影师E.Gos的风光摄影作品《独木》，本幅作品的被摄对象为田野中的一棵大树，田野的地平线大约位于画面的四分之一处，使田野和天空的比例得当，天空作为主体背景更为干净，更容易突出树的主体地位、营造空旷孤独的感受；大树大约位于画面的三分之一处，处于视觉中心且特写的形式烘托了树的孤独。

四、结论

1939年《世界摄影年鉴》中以民国人视角选取的摄影作品门类较为丰富。通过文献分析法，笔者认为其包含图像叙事的情节性、色彩光影的对比性、构图比例的突出性几大特征。在民国摄影师向西方摄影学习的过程中，《世界摄影年鉴》是民国人以其自己的视角选取的“媒介”。对于民国时期的摄影师而言，一方面其是向西方摄影学习的良好媒介，在图像表达、构图、用光等方面吸收西方摄影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由于视角的单一性，容易造成对西方某些先进大胆的摄影成果未消化吸收，在审美表达上偏向传统。对于民国时期的普通人而言，《世界摄影年鉴》在提高其审美情趣之外，是大众了解西方文化与生活的良好途径。这股学习的风潮，是中国摄影史第一次高潮的延续。

参考文献：

[1]世界摄影年鉴[M].1939年.

[2][英]格雷汉姆·克拉克.照片的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3]夏勋南.时代的肖像—世界人像摄影解读[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1年.

[4]冯令刚《从他者观看到自我观看》[D].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