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心诚意、举贤任能和民为邦本
——政治伦理视阈下朱熹人君之忠的主要内涵

欧阳辉纯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阳 550025)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忠德思想是其理学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人君之忠又是其忠德思想的重要内涵之一。忠德在朱熹忠德理论产生之前，就有广泛的论述。如《左传》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上思利民，忠也。”[1]67还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1]217可以说，忠德是儒家政统论链条上最为重要的政治德性和政治规范。朱熹的忠德理论是其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一心之谓诚，尽己之谓忠。”[2]101朱熹认为，忠是天下所有的人都应当具备的德性，人君自然也不例外。这对人君之忠提出了要求。那么，对于人君(君主)之忠，朱熹的忠德具有什么内涵和表征呢？在朱熹看来，人君应当具有正心诚意的道德正义感、举贤任能的政治措施和奉行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

一、正心诚意

北宋史学家刘敞说：“人君诚有畏天之心，虽有灾害，不残；及其无畏天之心，虽无灾害，残矣。人君诚有恤民之心，虽有灾害，不畔；及其无恤民之心，虽无灾害，离矣。故天之所享，诚也；民之所保，诚也。诚之至，不言而喻，不施而惠，不祷祀而福，是以人道贵忠也。”[3]二程也说：“忠者，天理。”[4]268由此可见，人君忠诚十分重要。朱熹继承了刘敞、二程等前辈的忠德思想。

朱熹认为，正君心是决定政治成败的“大根本”。他说：“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根本。”[2]2678人君，只有心正，天下才能太平，否则，天下事就“无有不邪”。他说：“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5]618所以，正君心，才是天下的“大根本”。

那么，什么是“正”呢？“正”，指正直、公正、正当、正义、不偏不倚。朱熹说：“正是个无所偏主处。”[2]645在朱子看来，人君正心，就是要保持理性，不为诱惑、情欲所动，不丢失对百姓的仁爱之心，要集中精力治理国家。他非常强调《大学》这句话：“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他解释说：“盖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无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则欲动情胜，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6]8因此，在朱熹看来，人君要“正”，必然要正心。

什么是“心”？朱熹认为，“心”，分为“道心”和“人心”。“道心”是“义理”之心，是道德的、纯善的。朱熹说：“发于义理之公者而言，则谓之道心。”[5]3180朱熹的这个解释，很明显受到程颐的影响。程颐曾说：“忠者，天理”[4]124。这也就是说“忠心”就是“道心”，因为“忠”属于“天理”，所以，“忠心”也与“道心”一样是善良的、道德的。什么是“人心”？朱熹说：“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指其生于形气之私者而言，则谓之人心。”[5]3180“人心”是处于“私欲”，是不道德的、恶的。

虽然“道心”和“人心”都是属于人的“心”，但是，因为人有不同的道德修养和气质之别，就产生不同的“心”。因此，“人心”应当服从和顺从“道心”。他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论来只有一个心，那得有两样？只就他所主而言，那个便唤做‘人心’，那个便唤做‘道心’”[2]1462。就算是皇帝也要做到具有“道心”。在朱熹看来，正心诚意，就是人君基本的忠德之心。他在解释《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时说：“壹是，一切也”[6]4。这个“一切”自然包括皇帝在内。然后他接着说：“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6]4依照《大学》“三纲”“八条目”的框架，“正心”以上包括格物、致知、意诚，然后是正心。所以，“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就是要懂得如何正心，怎样正心。

除了“正心”即端正“道心”之外，人君还应当做到“诚意”。朱熹认为，“正心”如果不“诚意”，这样的“正心”就不得其正。朱熹引用杨氏的话说：“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6]200什么是“诚”？朱熹说：“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不尽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赋形气不同而有异耳。能尽之者，谓知之无不明而处之无不当也。”[6]33他又在《大学章句》中说：“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诚，就是不自欺，不欺人，独善其身，表里如一，实事求是。显然，朱熹的“诚”受到《中庸》的影响[注]其实，受到《中庸》“诚”的影响在先秦时期就存在，荀子就是典型。荀子认为，“诚”是一种悄然无形的又化育万物的盛德。他说：“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后来的《文子·精诚》，对“诚”也做了发挥，认为“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说道。……同令而行，诚在令外也。……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于内，感动应乎外，贤圣之化也。”。

什么是“意”？意，就是内心发出来的诚心和正心。朱熹说：“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辞。自欺云者，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谦，快也，足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6]7在朱熹看来，“诚意”是“自修之首”。

君主要怎样做才能体现正心诚意？朱熹认为：“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识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亦皆晓然知其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臣下欲议之者，亦得以极意尽言而无所惮。”[5]680朱熹的意思是，君主不能凭自己的感情处理政事，而是要端正自己的心态，多听听臣下的意见。

朱子认为，人君如果不真心诚意，就很容易独断专行，甚至产生暴政。朱熹反对君主独裁和独断。宋宁宗没有做到这一点。朱子就当面指责宋宁宗：“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进退宰执，移事台谏，甚者方骤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5]680朱熹还指责宋孝宗没有做到正心诚意，所用非人。他指责宋孝宗的朝廷是“疲懦软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7]12760。他对宋光宗说，任用宰相不能凭自己的爱好，要做到正心，不然所用非人。他说：“求其适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爱而不取其可畏。”[5]624如果人君“求适己”而不求“正己”，就没有做到正心诚意。这是人君的失心、失正、失职。朱熹总结说：“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也。……原其所以然者，诚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则天下万事，将无一物得正者，故不得而不谨也。”[5]586

二、举贤任能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汉代之前主要是贵族政府，汉代之后平民参政，中国进入平民政府[8]。这大概与儒家主张仁政，实行贤人治国思想有关。朱熹继承了这种思想。朱熹的思想博大缜密，他包容汇通了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的思想，又继承了孔子、孟子等先秦儒家的思想，同时又在批判道家和佛家的基础上汲取其思想，最终汇成体系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9]。因此，在政治上，朱熹也是主张仁政德治。朱熹说：“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为政，是自家有这德，人自归仰，如众星北辰。”[2]534还说：“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6]53

在朱熹看来，仁政德治的关键之一就是实行“贤人政治”。“贤人政治”的关键是举贤任能，而不是像秦代那样以军功论政绩。所以，朱熹认为，人君之忠的一种重要体现就是举贤任能，不能以军功、爵位等论赏官职。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熹在政治上是反对君主独裁或者君主专制的[10]。因为，君主一个人无法做到“善治”，只有通过举贤任能，才能使得中央政府的施政具有政治正确性，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朱熹说：“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识，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5]680他认为，人君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要“谋之大臣”，“参之给舍”，这样才能使中央政令“扬于王庭”，“而公行之”。所以，君主要忠于自己的职责，就应当举贤任能，不能任人唯亲，营私舞弊，否则就是人君的失职，就会严重危及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因此，举贤任能是人君之忠一个基本的道德素养。这里朱熹看到了人君举贤任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什么样的人才是贤人能人圣人？朱熹认为，只有具备完美的道德人格、博闻强识和深通治国理政之道又仁民爱物之人，才是贤人能人圣人。他在政治上，追求圣人，渴望贤人能人圣人的出现。

在道德修养上，圣人是具有完美人格的人，不是每个时代都会出现的。朱熹说：“圣人万善皆备，有一毫之失，此不足为圣人。……圣人要求备，故大舜无一毫釐不是，此所以为圣人。”[2]232只有舜这样“完善皆备”的人才是圣人。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己都不敢称自己是圣人，他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6]110朱熹作为理学大师，更加不敢称自己是圣人了。他晚年(1192年)自称“沧州病叟”，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他自号为“遯翁”，足见其小心谨慎的为人态度。

在知识方面，圣人是无所不知的人，深通治国理政，仁民爱物。朱熹说：“自古无不晓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2]2830还说：“圣人自是多能。”[2]958圣人知识卓绝，沟通天地人，具有天人合一的境界。

但是，要做圣人很难。朱熹说：“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今方觉得难。”[2]2611他还无不感叹道：“以某观之，做个圣贤，千难万难。”[2]2784

总之，朱熹认为：“圣人，神明不测之号。”[6]99不过，在朱熹看来，圣人虽然很少见，但是我们可以追求。

但如果是常人，那就不足以治理国家，参与政府。什么是常人？朱熹说：“常人终日为不善，偶有一毫之善，此善心生也。”[2]232常人因为受到外在“人欲”“物欲”“肉欲”等的诱惑，“终日为不善”，只是自私自利，他们偶然心生善意，是不足为善的。因此，常人进入政府，就很难治理国家。既然圣人少见，常人多见且“终日为不善”，所以，只有贤人能人才是治理政府最好的人选。

什么是贤人？朱熹认为，贤人是能尽己为人、公正廉明、大公无私、忠心爱民之人。他说：贤人“能正己而可畏，……直谅敢言之士，使为台谏给舍，以参其议论。……陟罚臧否之柄，常存于廊庙，而不出于私门。”[6]624贤人是可学而得的人，是后天教育养成的，是可以培养的。

能人，是贤人的另外一种说法，都是指后天博学有为之人。因此，朱熹主张，皇帝尽忠就应当举贤任能。朱熹在回答“当日之治，当以何为先？”的问题时说：“只是要得人”[2]2682。怎样才能做到举贤任能？朱熹认为，作为人君，举贤任能，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人君要有“天下大公”的用人理念。朱熹认为，君道是万物之一，也是天理的一种体现，自然也是一种“太极”。朱熹说：“皇者，王也；极，如屋之极；言王者之身可以为下民之标准也。”[2]2045-2046还说：“皇，谓君也；极，如屋极，阴阳造化之总会枢纽。极之为义，穷极极至，以上更无去处。”[2]2046人君，是得乎天理，践履太极，是万民的表率。所以，皇帝要做到“盖人君以一身为至极之标准”[2]2048，要“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6]270，同时还要“敬五事，顺五行，厚八政，协五纪”[2]2048。

皇帝是万民的表率，是“纯德”的体现者，因此，皇帝不能私心自用，要把私心变成天下之公心。朱熹说：“问：‘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修德’二字。不知教人君从何处修起？必有其要。’曰：‘安得如此说！只看合下心不是私，即转为天下之大公。将一切私底意尽屏去，所用之人非贤，即别搜求正人用之。’问：‘以一人耳目，安能尽知天下之贤？’曰：‘只消用一个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来。有一好台谏，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2]2679皇帝只要“合下心不是私，即转为天下之大公”，然后“用一个好人作相”，“有一好台谏”，即皇帝举贤任能，就能天下大治。

第二，人君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朱熹说：用贤人“用之唯恐其不速，聚之唯恐其不多”[2]2649。皇帝用人不能出于私心，不能总是怀疑能人贤臣的能力和智慧，而要放心大胆地让能人贤臣去做。朱熹说：“本不是应付人情，又不是交结权势，又不是被他献谀。”[2]2672

第三，皇帝要做到“克己”私欲。朱熹说：“仁者，本心之全德。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又言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之人皆与其仁，极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预，又见其机之在我而无难也。日日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而仁不可胜用矣。”[6]133皇帝不能为所欲为，而是要“存天理，灭人欲”，用道德之心、仁爱之心去选贤任能。朱熹说：“治道别无说，若使人主恭俭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诸道；有言孙于志，必求诸非道’；这如何会不治！这别无说，从古来都有见成样子，真是如此。”[2]2678

总之，朱熹认为，天下大治，必在得人。朱熹说：“以陛下之聪明，岂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可任也哉？”[2]12760

三、民为邦本

如果说正心诚意是人君的个体修养，举贤任能是人君政治统治的措施，那么，民为邦本是则是政治修养的目的和理念。

民为邦本，等同于“民本”。自古以来，中国民本思想就十分丰富。最早的《尚书》就有许多关于民本思想的记载，《尚书·五子之歌》中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根据李大钊的考证，“民本”一词最初是日本学者对“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即“民主”的翻译。李大钊说：“民本主义，是日本人的译语，因为他们的国体还是君主，所以译为‘民本’，以避‘民主’这个名词，免得与他们的国体相抵触。”[11]12也就是说，起初从日本传到中国的“民本”一词，其实就是“民主”。

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专门列有“民本的思想”一章，他将“民本主义”视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亮点[注]关于“民本”与“民主”的区别，张分田教授著的《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上)第一章和第二章有充分的讨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后来随着中国学者的研究进步，才对“民主”与“民本”做了区别。学术界大都认为，“民本”不等于“民主”。

笔者认为，“民主”与“民本”有一定区别和联系。当我们从政治理念上来说，“民本”等同于“民主”。从政治制度、政治程序上来说，“民本”与“民主”具有严格的区别。现代一些学者批判现代新儒家如牟宗三，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现代新儒家试图从古代政治资源中，用“民本”思想开出“民主”，最后走进了死胡同。其主要的误区就是，现代新儒家是想从传统的“民本”的政治理念，开出“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程序。这是找错了方向，用错了地方。打个比方说，现代新儒家是用开箱子的“民本”钥匙用来开“民主”的大门，焉能不失败？

“民本”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追求。“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和政治程序。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古典政治就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民主制度”。既然没有，也就无从谈“中国古代民主”，所以，古代政治更多的是谈其“民本”，因为民本是中国古代政治尤其是儒家政治的基石。

张分田教授指出：“‘民本思想’可以作为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代名词……甚至可以说，中华帝制的政治原理是以民本思想为基础框架而精心构筑的庞大的思想体系。”[12]1民本思想是打开中国古代政治的一把钥匙。离开了民本思想，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体系大厦就失去了赖以依托的根基。这正如张分田教授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全社会普遍政治意识。它具有超越学派、超越阶层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是古今共识、百家共识、大众共识。民本思想的外延相当宽泛，它几乎涉及乃至包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所有重要的内容，并全面回答了政治学说所应关注的所有重要层面的问题。”[12]27

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民本”与“人民”的区别。儒家以“民本”为主体，但是这种“民本”，还不能理解为“人民”。尽管儒家也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说，儒家的“民本”就是为“人民”。因此，儒家在要求君主以民为邦本的时候，坚持的还是“民本”为主体的[注]金耀基先生在《中国民本思想史》一书第11页注释22中说，萧公权先生是强调儒家以人民为政治之本体，法家以君主为政治之本体。此书由法律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

所以，作为新儒学(理学)的最大代表——朱熹，继承的是儒家传统，不可能不重视民本思想。很自然，重视民本思想的主体，主要是统治者，集中代表就是人君。

在朱熹看来，人君要摒弃私欲，以天下万民的利益为重。朱熹说：“‘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修德二字。不知教人君从和修起？必有其要。’曰：‘安得如此说！只看合下心不是私，即转为天下之大公，将一切私底意尽摒去。’”[2]2679人君修德的目的，就是要以“天下之大公”，要“将一切私底意尽摒去”，这样才能算是有德之君。换言之，在朱熹看来，民为邦本才是人君的最终目的。朱熹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7]12753

朱熹认为，君主是否重视民本，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朱熹说：“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6]375因此，君主要时时以天下事为念。朱熹说：“今日之事，第一是劝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为念，然后可以讲磨治道，渐次更张。”[5]1262

在朱熹看来，对于君主来说，天下最重要的事就是重视民本。朱熹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有所系而立。”[7]12753-12754朱熹还多次说到“王道以得民心为本”“平易近民，为政之本”[2]2689。有时候，朱熹还把君主重视民本看作是“天命”的必然性，也是君主获得统治合法性的依据。

那么，君主如何才能做到民为邦本？养民是关键。

朱熹认为，养民就应当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的收入。朱熹说：“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是以国家务农重谷。”[5]4624朱熹认为，“民富”是“君富”和“国富”的根本。他说：“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6]136-137

要增加农业生产，土地的耕种和荒地的开垦，是最基本的。朱熹认为，州县的守卒都应当以劝农为职。他说：“国家务农重谷，使凡州县守卒皆以劝农为职。”[5]4624对开垦的土地，应当免征三年的税收。同时，要遵守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使民以时。他说：“农时，谓春耕夏耘秋收之时。凡有兴作，不违此时，至冬乃役之。”[6]203当然，发展农业生产还包括兴修水利、减免苛捐杂税、创建社仓扶贫赈灾等措施。

一言以蔽之，朱熹的民本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根据汤勤先生的统计，朱熹在为地方官的七年多的时间里，所上的公务文件中，有关农业、水利、赈灾、减税等(不含教育、吏治)国计民生者：“奏状”类占53%、“申请”类占52.54%、“公移”类占75.51%，而涉及理学者仅占3.66%、13.56%、12.93%[11]22。他在上皇帝书中多次提到，人君要重视民本。所以，金耀基先生这样说：“新儒家的思想是儒家的人本思想之最高觉醒与表现，从这个观点去看，宋代亦可以说是中国的文艺复兴。”[13]

总之，朱熹要求人君正心诚意，是从人君道德修养的角度来分析，举贤任能则是从制度伦理的角度来分析，以便保证人君忠德的贯彻执行，而要求人君民为邦本是从政权合法性、合理性和目的性的角度来分析。其人君之忠具有丰富的内涵，对后世儒家忠德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