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实践理路

刘洁琼, 巩宝平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从西周末至春秋，推崇德性的思潮渐兴，《诗》《书》所载德论，比比皆是，且在不断嬗变中发展。有关德性的理论水平至春秋时期达到空前之高，德行思想“渐渐从‘行’的规范描述向‘德’的抽象提炼发展”[1]318，即由注重仪式行为的“德”转向注重心性发展的“德”。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孔子有志于弘扬仁礼之德、先王之道，广收门徒，大兴私学，以六艺施教育人，博之以文，约之以礼，提出知德、据德、修德、崇德、尚德、怀德等丰富的德育观点，初步形成具有一定体系的道德教育思想。如他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理论基础开创了下学艺文、中继仁德、上达人道的德育实践理路，形成以礼为根本、以仁为核心、始于艺而终于道、涵养仁德于其中的道德教育思想。古今学者对于孔子道德教育思想多有阐发，当代学者刘和忠先生的著作《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研究》全面阐述了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和理论基础、主体内容(为人处世之道、君子人格表现、政治理想期望)、方针方法、历史影响等[注]详见刘和忠《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颇具代表性。不过，相较而论，以往研究多从理论上分析，而很少从实践理路的角度探讨。众所周知，“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主张“敏于行”“行笃敬”“力行近乎仁”“躬行君子”，博学而力行天人之道，无不突出“行”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故从践行的角度探求孔子道德教育思想大有必要。职是之故，笔者踵武前贤，谨以《论语》所载资料为主，立足于对“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述而》一章(简称“志于道章”)的理解，从下学文游艺、中依仁据德、上志道达道三个方面探析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实践理路，敬请同仁指正。

一、志于道章旨

在《论语·述而》中，志于道章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分析此章主旨时，有学者将其视作孔子所示“为学之要”[3]、“学问阶段”[4]、“讲修身治学的次序”[5]、“自言生平”[6]等。但细而绎之，此章亦关乎孔子教学，故又有“言人之为学”[7]94、“孔门教学之条目”[8]170、“孔子教学总纲”[9]、“孔子对弟子们的学习提出的总要求”[10]、孔子教学的“成德进路”[11]诸解。另外，杨朝明先生认为“本章乃孔子述为学之方，既是夫子自道，又为弟子开启法门”[12]。综观《述而》篇诸章，所载多为夫子自言自况、修己化人之语，上述时贤的解说皆言之有理，窥豹一斑，其中又以杨朝明先生之说更为周全，今采之。如果单从教学方法和路径的角度言之，笔者认为本章是对孔子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进路的双重涵括，至为精辟。

从本章词义来看，就名词而论，“道”，《说文·辵部》曰：“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13]75，原意指人走的路，儒家则引之为内圣外王的修身大法、崇德之后的至高境界，居于孔子道德教育思想体系的最高级层次。“德”，《说文·彳部》曰：“升也”[13]76，含升至某种境界之意，此处指行仁进升至德之境。“仁”，《说文·人部》曰：“亲也”[13]365，指亲近爱人，居于诸德之首，既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准则，又是孔子学说和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范畴。“艺”，《说文·丮部》曰：“埶，种也”[13]113，古同“埶”，本义指种植，后引申为某种具体技能，此处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处于孔子道德教育思想体系的最基本层次。就动词而论，钱穆先生释“志”为“心所存向”，“据”指“固执坚守”，“依”指“不违”，“游”指“游泳”，即“人之习于艺，如鱼在水，忘其为水，斯有游泳自如之乐。故游于艺，不仅可以成才，亦所以进德”[8]170，颇为允当。

从本章整体而观，它在理论维度上显示了孔子道德教育思想遵循着“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的进路，先后有序、本末相应，如朱子所论“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闲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7]94。同时，教书育人，立德立人，首先要引导学生立志悟道，所谓“学以致其道”[2]《子张》、“学道则爱人”[2]《阳货》、“下学而上达”[2]《宪问》。但是，悟道之初又恰始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日用之事——“艺”之中，即贵族官学教育中的六艺。因此，在实践的维度上，我们从中发现孔子道德教育思想又遵循着一条与前所论相反相成的进路，即“游艺”→“依仁”→“据德”→“达道”。综而察之，孔子道德教育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遵循着一个志于道、始于艺、终于道、涵养仁德于其中的理路。就此而论，这两条相反相成的理路在朱熹、钱穆等学者著述中皆有阐述，看似“朱子对于孔子成德进路的总结并未符合圣人之意，而钱穆先生认为应‘逆转此四项之排列’倒颇具说服力”[11]，实则不悖。如执于一端，甲乙前人，判定是非，结论恐失公允。

总之，志于道一章涵括、揭示了孔子涵泳道艺以修德行教的理论与实践进路。就实践而论，其所示游艺、依仁、据德与达道的理路，在很大程度上与孔子所言“学以致其道”“下学而上达”的求知达道之路暗相契合，可互相发明，彰显夫子教诲之精义。约而言之，孔子道德教育的实践理路可大致分为下学文游艺、中依仁据德、上志道达道三个环节，兹依次论述如下。

二、下学文游艺

下学文游艺，指从小处着手，在生活、行为、技能方面合乎礼仪规范，并以文献知识修性进德，它是孔子道德教育思想实践的初级台阶。

学文游艺涉及范围广泛，内涵丰富。据《史记·孔子世家》中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大致而论，孔子所言之学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首先是生活之学。据《论语》载，有一次子游问:“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听闻后说:“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2]《子张》就是说传道内容有先后，先从生活日常这样的小道学起，进而才能领悟大道。《礼记》中亦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14]《大学》

其次是技艺之学。此学主要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周朝官学要求当时贵族掌握的六项基本才艺与技能，并由专人负责教学，据《周礼·保氏》载：“掌养国子，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多服务于当时上层社会的日常或重要礼仪活动。

再次是文献之学。西周末期，随着尚德思潮高涨，大夫士人都在寻求一种道德理性，随着“礼”的概念由礼节仪式扩展为社会等级制度和行为规范，教育内容也在发生巨大变化，以传习礼仪为中心的旧“六艺”技能的训练，逐渐演变为伦理道德的培养和儒家经籍的传授[15]。孔子偕时而行，重视学习上古三代礼乐文明时代的经典，如《诗》《书》《礼》《乐》，强调诗礼之学的重要性，如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2]《阳货》，“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2]《季氏》。

需要注意的是：孔子所倡之学实为君子仁人之学，“学文游艺”的最终目标是学做君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论语》就是一本教人学做君子之书，“孔子全部的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君子之道’”[16]。孔子教导弟子“君子学道则爱人”[2]《阳货》，“笃信好学，守死善道”[2]《泰伯》，爱人就是要立人达人，最终立己达己，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亦即荀子所言“美其身”，按今人理解就是“使自己的人格完善”[17]。在学习方法上，孔子提倡“博学于文，约之以礼”[2]《雍也》，通过学习不断提升道德素养，故有“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2]《阳货》之言。由此可见学习在孔子道德教育实践中的独特作用与重要地位。

三、中依仁据德

仁德既是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更是其连接理论与实践的关键环节。如果说“下学文游艺”是修德达道的初级台阶，那么此处的“依仁”与“据德”则是中级台阶，“依仁”是学艺之后彰显的德性行为，“据德”是在依仁基础上升华的思想境界。

(一)依仁

首先是爱人。《论语》中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2]《颜渊》，这是孔子对行“仁”最直观的解释。孟子也强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18]《公孙丑上》，但孔子所讲的“爱人”又是从“亲亲之爱”外延开来的，将孝悌曰为“仁之本也”[2]《学而》，由此“泛爱众而亲仁”[2]《学而》，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8]《尽心上》。可以说“爱人”是践行仁道之根本，同样亦是“君子之道的基本内容”[19]。孔子言：“仁之以德，此君子之大务也”[20]，即指明仁、德与君子的密切关系，而爱人则是二者的应有之义。

其次是克己复礼。《论语》中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2]《颜渊》“克己复礼”指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言行、道德。礼是行事为人要掌握的一种“度”，使其一切行为都合乎“仁”的规范要求。如果不循礼而为，可能会出现一些言行思虑上的错乱，所谓“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2]《泰伯》。在今人看来，礼是孔子教育伦理方法论的核心，体现于学生的学习顺序与教师的教育教学顺序中[21]，查之于《论语》等文献，事实确然如此。孔子时刻以“博学于文，约之以礼”[2]《雍也》来教导他的弟子们，使其行为不违“仁”，可见“克己复礼”是为“仁”的必备条件。

再次是忠恕而行。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雍也》，意即自己想树立的会帮助别人去树立，自己想达到的会帮助别人去达到。“忠是发自内心，而且能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1]345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2]《雍也》“能近取譬”的意思就是“推己及人”，这种道德教育途径与孔子所主张的“亲亲”原则、爱有等差完全一致，可以说是“孔子开创的一种开放式的思维方式”[22]。而诚恳地帮助别人也只有心怀仁心才能做到。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卫灵公》，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2]《颜渊》，意指自己不想得到或不想做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唯有宽以待人，才会有仁而无怨。此外，孔子所言“刚、毅、木、讷，近仁”[2]《子路》、“仁者必有勇”[2]《宪问》等都是依仁实践的某种表现和具体理路。

(二)据德

首先，据德要“徙义”“行义”。孔子言：“主忠信，徙义，崇德也”[2]《颜渊》、“行义以达其道”[2]《季氏》，“行义”是达道崇德的重要践行途径。如“君子义以为质”[2]《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2]《阳货》等，可以说义是君子的一种道德标准。而它又是仁内化成德的一种自觉行为，如孔子所言“君子喻于义”[2]《里仁》、“见利思义”[2]《宪问》。可见“行义”是据德的基本要求。

其次，据德要恪守中庸之道。孔子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2]《雍也》“中庸”即折衷于平常、中和之意，不偏不倚。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引程颢语:“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7]91孔子强调在日常道德实践中要恪守中正、中和的中庸之道，追求德行的完美，避免“过”与“不及”。

再次，据德要谨慎于言。孔子非常厌恶巧言令色的人，所谓“巧言乱德”[2]《卫灵公》，“巧言令色，鲜矣仁”[2]《学而》。故他教导其弟子要“敏于事而慎于言”[2]《学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2]《为政》，“欲讷于言而敏于行”[2]《里仁》等。

四、上志道达道

孔子教导弟子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主张“君子学道则爱人”[2]《阳货》，“就有道而正焉”[2]《学而》。学习的最终指向是道，而道又是为弘扬仁爱之德服务。道既是孔子道德教育的最初出发点，也是其最终归宿和至高追求。

就志道而论，孔子非常重视立志教育。他认为人首先要立志，只有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才会有动力向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他曾自白“十五志于学”[2]《为政》，教导弟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2]《子罕》。他一生在志于学，更志于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2]《泰伯》，把道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故有“朝闻道，夕死可矣”[2]《季氏》、“杀身成仁”[2]《卫灵公》之论。后儒对此又加以发挥，如曾子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2]《泰伯》孟子讲“舍生取义”[18]《告子上》，都是把仁当作自己的责任，看作自己的信仰，诚挚地去践行、推扩、弘扬。唯其如此，方能达“道”。若只是听一听、说一说，而不是内心真正地志其“道”、信其“道”，也终归与德无缘，所谓“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2]《阳货》，遑论达道。

就达道而论，孔子认为先志道，后弘道，最终方可达道。弘道要求学者时刻躬行践履其君子之道，见贤思齐。弘道不能受志之外其他私欲的影响，所谓“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2]《子路》，孔子教导弟子“行义以达其道”[2]《季氏》，要心中有正义，才可能“就有道而正焉”[2]《学而》，中道而行。如以道事亲，“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2]《里仁》；以道会友，“道不同，不相为谋”[2]《卫灵公》，“以友辅仁”[2]《颜渊》，“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2]《颜渊》；以道事君，“陈力就列，不能者止”[2]《季氏》。由此可见，道是君子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这种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违背，即“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里仁》。唯有如此，方可达道，继而使学生以道为指导，“据德”“依仁”“游艺”，成德成人。

综上所述，孔子在道德教育理论上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道德教育实践中综合道德仁艺，遵循“下学文游艺、中依仁据德、上志道达道”的理路，形成志于道、始于艺、终于道、涵养仁德于其中的道德教育途径。孔子以道德仁艺教化后进，弟子四科十哲，英才辈出，七十二贤身通六艺，其他受教者成百上千，形成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学术团体。他们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不断丰富和发展儒家思想，成果卓著，影响深远。孔子因其卓越的教育成就、光耀千古的教育思想与智慧，被后人称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23]。他提倡道德仁艺相成、恪守中庸之道、学道爱人等思想，为后世乃至当今道德教育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