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第98窟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服饰图案研究

崔 岩 刘元风 郑 嵘

引言

敦煌莫高窟第98窟是五代时期的代表洞窟，亦名大王窟，建于五代后梁贞明至后唐同光年间（915～925年），天福五年至九年（940～944年）增绘，窟主为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是归义军曹氏开凿的第一个大型功德窟。在这个洞窟的甬道和主室四壁下部均绘制供养人像①，现存224身②，包括曹氏父子、姻亲张氏家族、于阗国王夫妇及侍从、回鹘公主及曹氏眷属、归义军节度押衙等，充分反映了曹氏家族之兴盛、势力之强大，不仅集中体现了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基础，还体现了当时以和亲政策为主的与当地世家大族和周边政权的和睦关系。对于主室东壁门南侧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的服饰图案进行研究，将进一步探求其体现出的政治性、宗教性和世俗性的综合特征。

一、于阗国王李圣天事迹

李圣天为五代宋初时于阗国的国王，于阗语名字是本名为尉迟沙缚婆③。从《旧唐书》中的《尉迟胜传》可知，天宝中，于阗国王尉迟胜曾入唐觐见，“玄宗嘉之，妻以宗室女”④。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尉迟胜曾亲率五千兵赴唐救援。因为这一段与唐朝的交往历史，所以李圣天“自称唐之宗属”⑤，即使唐朝灭亡后仍沿用“李”姓。

据学者研究，于阗国王李圣天即位时间约为912年，并于966年去世⑥。其在位期间，与沙州归义军曹氏政权联姻，娶曹议金长女为皇后，第三女适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并通过与归义军政权的交好实现了与后晋王朝的邦交。据《新五代史》记载：后晋天福三年（938年），“于阗国王李圣天遣使者马继荣来贡红盐、郁金、牦牛尾、玉㲲等，晋遣供奉官张匡邺假鸿胪卿，彰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为判官，册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⑦。其后，天福七年、八年（942、943年），开运四年（947年）、后汉乾祐元年（948年）、宋建隆二年（961年）也曾多次遣使入贡中原。

于阗国王李圣天不仅是敦煌曹氏归义军政权的重要政治联盟首领，而且是曹氏家族的家庭成员，因此他也理所当然的出现在敦煌莫高窟供养群像当中，并因为其身份高贵、与曹氏家族关系密切而成为众多供养像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尊。

二、敦煌莫高窟第98窟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概述

敦煌莫高窟第98窟主室东壁门南侧第一身为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图1），画像身高2.82米，宽1米余，旁侧题记曰“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即是窟主”⑧，意味着他与归义军节度使窟主曹议金同为第98窟的窟主。从画幅尺寸来看，这是莫高窟中最大的供养人画像，也是莫高窟中最大的君王肖像画；从供养人身份和画像绘制效果来看，这是一幅极具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画像。

图1：第98窟东壁南侧于阗国王供养像，五代。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五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图13。

五代时期，因为受到中原前蜀、后蜀的影响，曹氏归义军在敦煌设立了画院，负责石窟造像的规划与实施。画院内有一批水平高超的肖像画家，并有各自的官衔和分工，如敦煌榆林窟第23、25窟题记中提到的“都画匠”、“都勾堂（当）知画院使”、“知画手”“画师”⑨等，应是绘制李圣天供养像的主要力量。沿袭着邈真像⑩的绘画传统，画家们追求着对人物形象的神情、气质、姿态、着装的刻意表现。

除了窟主的信仰和权利以及画家的绘画技巧对供养人像的表现效果产生主要影响之外，观看画像者的身份也是对其评判的重要尺度。根据现存的敦煌文书可知于阗与沙州归义军之间使臣往来频繁，此外还有往来与居住于敦煌的于阗太子、公主、僧侣、商人和工匠等。作为彰显于阗和曹氏归义军姻亲关系和政治联盟的标识，第98窟的李圣天供养像必然要接受来自于阗国众多人员的参拜，所以画家以尽量接近人物的真实形象为画像准则，然后通过尺度放大进行美化。基于李圣天供养像的真实性和着墨刻画的服饰冠带，我们可以对画像中表现的服饰图案进行直观的图像化研究。

三、敦煌莫高窟第98窟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的服饰图案

根据出使于阗的后晋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在于阗的见闻记述：“圣天衣冠如中国，其殿皆东向，曰金册殿，有楼曰七凤楼。以蒲桃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酿，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园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圣天居处，尝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号同庆二十九年。”[11]可知李圣天的衣冠服饰类似于中原汉族帝王，除了本民族的特色，还有佛教的影响，这些特点在敦煌莫高窟第98窟李圣天供养像的服饰图案中充分体现出来。

1、冕冠

供养像中，于阗国王李圣天头戴冕冠，为横向佩戴，其大体造型犹如中原汉族帝王冕冠，但是在细节上却有诸多不同。以阎立本所绘《历代帝王图》之隋文帝杨坚像[12]（图2）与莫高窟初唐第220窟维摩诘经变中所绘帝王像（图3）为例，将画像中帝王所戴冕冠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几点特别之处。

图2：《历代帝王图》，唐，阎立本。高春明，《中国历代服饰艺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第22页。

首先，中原汉族帝王冕冠的首要特征为顶部有一块长形冕板，又名“綖”，所以冕冠又被称为平顶冠，按照《释名·释首饰》卷四的说法为：“冕，犹俛也。俛，平直貌也。”[13]第98窟中李圣天供养像所戴冕冠冠顶平直，上面有北斗七星、宝珠等装饰。与《宋史·舆服志·三》中“冕版以龙鳞锦表，上缀玉为七星”[14]和“金轮等七宝，元真玉碾成，今更不用”[15]的记载相符。此外，于阗国王的冕板上还有双龙戏珠的装饰，其龙纹体态细长，作走动状，形态与唐代的鎏金铜龙（图4）和鎏金走龙（图5）类似。

李圣天所戴冕冠与中原汉族帝王一样，冕板前后均垂旒，每旒由二十至三十颗金、绿玉珠相间穿缀。按《周礼·弁师》郑注所言，旒的多少由戴冠者的身份决定，以十二为贵，专用于皇帝。以下按照等级不同而递减为九、七、五、三旒等数。李圣天供养像中冕板前后垂以六旒，与 《周礼·弁师》和《通典》中所载天子与官员冕服旒数和玉数的记录均不符，相信此为于阗国王冕冠的地域特色。

图3：第220窟东壁维摩诘经变中帝王听法图，初唐。谭蝉雪，《敦煌石窟全集·24·服饰画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5，第89页。

图4：鎏金铜龙，唐，河南省洛阳市关林大道出土，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作者拍摄于首都博物馆“美好中华”展览现场，2017。

图5：鎏金走龙，唐，1979年征集。作者拍摄于西安博物院，2016。

图6：铜坐龙，唐，北京市丰台区史思明墓出土。作者绘制。

其次，于阗国王所戴冕冠所用材料与中原不同。中原帝王的冕冠上的冕板和冠身都以木或铁丝、细藤为体，并用织物覆盖冕板和冠身。正如《论语·子罕》所载：“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集解：孔曰：‘冕，缁布冠也。古者，绩麻三十升布以为之。纯，丝也。丝易成，故从俭。’”[16]也就是说上古时代用麻，中古时代开始用丝。可是李圣天所戴冕冠外表为金质，冠盖下为缠绕的盘龙，且通体装饰绿玉，正是于阗本地“山多玉者”[17]的物产体现。

此外，除了没有中原汉族帝王冕冠的衡、纽、笄等部件之外，李圣天所戴冕冠下还系有红色长带，垂至肩背部。按《宋云行记》记载于阗国“王头著金冠似鸡帻，头后垂二尺生绢，广五寸以为饰”[18]，说明于阗国王头后垂有绢带作为装饰，因此壁画中所绘恰恰也证明了于阗国王传统装束的重要特点。

2、衣裳

第98窟李圣天供养像服饰款式与穿搭方法与中原汉族帝王冕服衣裳基本相似，着玄衣纁裳，腰围蔽膝，足登赤舄，并沿用了代表中原汉族帝王及官员服饰等级标志的十二章纹。

（1）上衣

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中上衣为玄色，两肩绘日、月，衣襟上有对称的黻纹（两弓相背），左右两袖上分别饰龙纹、虎纹，其中一袖下侧为黼纹（斧形）和粉米纹。其数量虽与《后汉书·舆服志》所载十二章内容[19]不完全一致，但这六种[20]章纹已充分体现出于阗国王的冕服威仪。

在上衣所饰图案中，极有特点的是左右两袖上的龙纹与虎纹。其中龙纹为三爪升龙纹，肩生两翼，与出土于北京史思明墓的铜坐龙（图6）类似。这类双翼龙纹又名应龙纹[21]，出现于秦汉时期，与羽化升仙思想的流行有关，至唐、五代时仍在延续使用[22]。与龙纹相对的另一侧袖子上的图案为虎纹，并不属于十二章纹范畴。而在这里，龙纹与虎纹的配置更接近中国古代四神纹中青龙与白虎的组合。四神纹的使用非常广泛，自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出现蚌壳摆塑龙、虎纹的先例，到西汉未央宫遗址出土的四神瓦当，以及汉铜镜、唐铜镜和隋唐墓志盖，都可以见到它的应用。从图案造型上看，于阗国王两袖上的龙纹、虎纹及四周环绕的云纹与唐代懿德太子墓石棺纹样（图7）如出一辙。可见李圣天的冕服图案不仅采纳了传统的十二章纹，而且体现了古代中原地区天文学和阴阳五行学说的传播与影响。

李圣天像所着上衣的领缘和袖缘装饰的一整二破式二方连续团花纹，是唐代丝绸图案中一种常见的主题和排列形式。它是对茶花、如意纹等元素进行融合，形成正面放射状的圆形图案，尺寸和层次上都较宝相花简练。供养像中在浅土黄地色上勾土红线的图案表现手法和效果不禁令人联想到同时期的暗花丝织物。诚如《大唐西域记》所载，于阗是西域地区较早传入中原地区养蚕缫丝技术的王国，又“工纺绩絁䌷”[23]，而絁和䌷本是较为粗厚的丝织物，这与于阗本地“蚕蛾飞尽，乃得治茧”[24]的缫丝传统有关。除絁和䌷之外，于阗本地还生产精美的绵绫[25]，如S.4359题作《谒金门·开于阗》的曲子曰：“开于阗，绵绫家家总满”[26]，夸赞于阗的特产将进入敦煌百姓家。此外，检索关于敦煌与于阗丝织品往来的藏经洞文书，其中提到“楼机绫”、“小绫”、“绯绵绫”、“紫绵绫”、“紫盘龙袄子”、“大紫帛绫”[27]等品种，可见两地绵绫生产的发达和对此类丝织品的喜爱。结合藏经洞出土的采用绵线织成的黄色菱纹绫（MAS.938）和白色素绫（L.S.402）等实物，说明了壁画中的服饰图案实际上是以当时的纺织品实物为描绘基础和模拟对象的。

（2）蔽膝

蔽膝，又作“芾”、“祓”、“韨”等，因其多垂至膝前而蔽障膝盖得其名。一般认为，蔽膝起源于人类蔽体遮羞的羞耻观，保留在冕服中是对远古服制的纪念。按《礼记集解》郑注谓“凡韠，以韦为之”[28]的说法，蔽膝的材料最初为皮革，后来才改用布帛，且中原汉族帝王的蔽膝大多为朱色。蔽膝上所饰纹样历代不同，“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29]，后逐渐固定为帝王皆用龙、火、山三章。

图7：懿德太子墓石棺纹样（上：龙纹；下：虎纹），唐，现藏陕西省乾陵博物馆。杨建军、崔笑梅，《中国传统纹样摹绘精粹》，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第57页。

第98窟于阗国王供养像中的蔽膝依中原汉族帝王服制，加饰三爪龙纹和云纹，未见团形火纹和山纹。用土红线直接勾勒，无地色。其中龙纹与上衣袖上之龙纹不同，为无翼龙纹，身形短而四肢细长，与前述冕板上的龙纹身形相似。但此处龙纹昂首挺立，张牙舞爪，其激烈的动态表现，如同唐代的鎏金铁心铜龙（图8）和金龙（图9）一般。

图8：鎏金铁芯铜龙，唐，1975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草场坡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国家文物局，《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第341页。

图9：金龙，唐，1971年西安市东郊郭家滩出土。作者拍摄于西安博物院，2016。

另据《礼记·杂记》的记载，蔽膝的四边有缘饰，其中下缘称为“纯”，材料为素（生帛）[30]。而图1中蔽膝下缘为绿地菱格花纹，从其单体花卉呈方形、花纹外缘有色晕、花瓣与花芯套色关系等诸多纹样特点来看，所绘效果与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唐代十样花纹夹缬绢（MAS.931）（图10）十分相似。

（3）舄

舄是中国古代贵族男女参加祭祀、朝会等礼仪场合所穿着的鞋子。按 《周礼》的说法：“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为上冕服之舄。诗云：‘王赐韩侯，玄衮赤舄’，则诸侯与王同。下有白舄、黑舄。”[31]可见中原汉族帝王凡穿用冕服时，皆穿赤舄，此外还有白舄、黑舄两种。舄与履最大的区别在于下层加木做重底，以达到“干腊不畏泥湿”[32]的效果。

第98窟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着高头双齿履，虽然因壁画模糊而无法看清履的色彩，但是对比天平胜宝四年（752年）由日本圣武天皇穿着参加大佛开光典礼的赤舄（图11），二者造型一致，可见李圣天所着之履应是模仿中原汉族帝王的赤舄而搭配的。

3、佩剑

隋代以来，帝王冕服均佩玉剑，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也不例外。比较奇特的是李圣天佩剑的柄端呈一拳形，表现的是密教手印中的四种拳印之一：莲花拳。

密教在修法时，行者双手与手指所结的各种姿势称为手印，又称印相、契印、密印。密教认为佛菩萨及本尊的手印，象征其特殊的愿力与因缘，所以学习结手印是密教修行的重要形式。密教中对结印的双手和十指有特殊的称呼，将双手配于金刚界与胎藏界[33]，或配于定与慧、理与智等，而将五指配于五蕴、五佛顶、五根、五字、五大等，例如小指为地、无名指为水、中指为火、头指[34]为风、大指为空[35]。莲花拳便是将地水火风之四指握之，以大指腹捻风（头指）之侧。又称为胎拳，常被用于胎藏部的印母，多指未敷之莲花。其象征意义在《大日经疏》中解释为莲花象征菩提心，“如莲种在坚壳之中，枝条花叶之性已宛然具足，犹如世间种子心，从此渐次增长。”[26]可见此佩剑所示拳印在于彰显于阗对佛教信仰的尊崇和对国王人格品德的映射。

据季羡林先生的研究，公元前一世纪时佛教已传入和田地区[37]，《大唐西域记》中玄奘法师也记述到在于阗有“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38]，可见此地深沐佛法的宗教传统。而在此时莫高窟第98窟壁画上出现代表密教的拳印且用于国王冕服的佩剑，相信与密教在于阗的传播密切相关。近代在和田地区古寺遗址中曾发现一大批于阗文、梵文、汉文、藏文佛教文献，其中不乏密教经典，如《善门陀罗尼经》《金刚乘赞文》《白伞盖陀罗尼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39]。相信在盛唐时期于阗已有密教传播，其影响在于阗受到吐蕃统治期间又进一步扩大。

图10：十样花纹夹缬绢，盛唐-中唐，敦煌藏经洞出土，大英博物馆藏。赵丰，《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第198页。

图11：赤舄，唐，日本正仓院藏。高春明，《中国历代服饰艺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第139页。

4、配饰

第98窟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中，可见其佩戴耳环，双手小指均佩戴指环，这与中原地区的传统习俗不同。

受儒家与道家所倡导的身体全形观的影响，中原汉族的男子自先秦之后便不再穿戴耳饰，而汉族女性普遍佩戴耳饰要从宋代开始。[40]儒家经典《孝经》开篇即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41]汉族将保持身体的完整和自然形态作为遵从孝道的评价标准之一。而纵观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和异域民族的佩饰习俗，因未受汉族思想的影响，所以往往保持着穿耳戴环的习惯。

同耳环一样，戴指环并不是中原汉族的传统习俗，尽管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已有骨指环出土，有的指环上还嵌有绿松石，但是宋代以前戴指环仍然主要流行于胡文化地区和西方国家。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便已流行在指环上镶嵌宝石，并在戒面上刻字作为印章使用。在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勒克言林台墓地出土的镶红宝石金戒指（图12）亦属此类。此外，佛教中菩萨造像常常佩戴指环，如《佛说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里解释为七俱胝佛母准提的画像法曰：“一一手上着指环”[42]。而且，密教中还有续草作环、穿于右手无名指上，以达到罪障除灭、手得清净的修行目的。

图12：镶红宝石金戒指，前5世纪～前3世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勒克吉林台墓地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作者拍摄于首都博物馆“美好中华”展览现场，2017。

自第98窟壁画分析，李圣天供养像所佩戴的耳环和指环均镶嵌了大颗绿玉，这不仅源于阗本地传统的身体装饰，如同冕旒一般，也是国王身份、财富和于阗特色产物的体现。

四、敦煌莫高窟第98窟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中的坚牢地神

在敦煌莫高窟第98窟的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中，除了丰富的服饰图案，其脚下涌出呈双手托举状的女神也非常引人注目，前辈学者已指出这与于阗的毗沙门天王信仰关系密切。[43]

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对于阗建国传说记述道：“王甚骁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门天之祚胤也’。”[44]原来是因为于阗国王建国后一直未有子嗣，所以向毗沙门天王请嗣，毗沙门天便从额上剖出婴孩，赐予与国王。但是婴孩不肯吃奶，于阗国王只好再到神祠祈求养育之法。这时，神像前土地忽然隆起，像乳房的形状，孩童吃地乳长大，后成人智勇双全，更为毗沙门天王立祠。因此，才有“瞿萨旦那国，唐言地乳......地乳所育，因为国号”[45]的说法，毗沙门天王自然成为于阗的重要护国神之一。

毗沙门天原为古代印度施福之神，后被佛教奉为四天王之一，即守护北方之神。在敦煌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绘画中，也曾多次出现毗沙门天王像，其中也有被坚牢地神托举的立像，如中唐第154窟南壁西侧毗沙门天王像（图13）、唐代兜跋毗沙门天立像幡（EO.1190）（图14）、五代兜跋毗沙门天立像（Pelliot tibétain2222）（图15）等。毗沙门天王与坚牢地神的立像组合形式与李圣天供养像类似，究其原因，《北方天王传》中解释曰：“唐立像仪。令身被金甲而足踏女人之肩下。作云以拥之。或云乃其母也。”[46]而日本学者认为坚牢地神的出现与《金光明经》信仰有关[47]。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天王传》提到《贤愚经》中记述毗沙门天王赠与优婆夷宝物、请舍利弗食斋的故事，突出了毗沙门天王作为财神、福神的属性。因此，敦煌莫高窟第98窟李圣天供养像中出现坚牢地神，不但是为了说明于阗国王为毗沙门天王后裔的神化身份，同时也象征于阗国王得到二位神祇的护佑和资财。

图13：154窟南壁西侧毗沙门天王，中唐。罗华庆，《敦煌石窟全集·2·尊像画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2，第225页。

图14：兜跋毗沙门天立像幡（EO.1190），唐，敦煌藏经洞出土，大英博物馆藏。大英博物馆，《西域美术·Ⅰ·敦煌绘画》，东京：讲谈社，1982，图74。

图15：兜跋毗沙门天立像（Pelliot tibétain2222），五代，敦煌藏经洞出土，大英博物馆藏。大英博物馆，《西域美术·Ⅰ·敦煌绘画》，东京：讲谈社，1982，图95。

结语

通过上文对敦煌莫高窟第98窟于阗国王李圣天供养像服饰图案的分析和研究，可以看到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的影响和融合。其中有中原汉族帝王冕服的影响，如冕冠图案和衣裳上装饰的十二章纹，以及青龙白虎纹所代表的古代中原地区的宇宙观和阴阳五行学说；此外还有佛教的影响，如佩剑柄端呈现的莲花拳所代表的密教信仰，坚牢地神形象所暗含的于阗地区对毗沙门天王的信仰；当然还有许多图案源自于阗本地特色，如红绢、耳环和指环的佩戴，以及绿玉的使用，无不体现了于阗地区的服饰传统和丰富物产。因此，在五代这个政权林立的特殊时期，在敦煌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丝路重镇，在敦煌与于阗交流史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李圣天供养像服饰图案中，充分反映了作为于阗国王的政治性、作为佛教信徒的宗教性和作为曹氏归义军家族成员的世俗性三者融合的典型特征。

注释：

① 佛教术语中的“供养”，特指信奉佛法的人对佛法僧三宝的尊敬和爱护的传统。布施供养者为了表示对佛教虔诚的信念和求福祈愿的心声，在窟内画上个人及家族的形象，这些画像便称为供养人像。供养人是出资或赞助敦煌洞窟开凿、佛教造像和壁画绘制的主体。

② 据笔者2016年7月实地调研所见。

③ 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363页。

④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四·列传第九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24页。

⑤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九〇·于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06页。

⑥ 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4、55页。

⑦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6页。

⑧ 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32页。

⑨ JAO Tsong-yi, Pierre RYCKMANS, Paul DEMIéVILLE, Peintures Monochromes De Dunhuang(Dunhuang Baihua),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78:17.

⑩ 画家根据人物形象进行描摹与塑造的肖像作品称为邈真像，画史上又称为“写貌”“、写真”“、素影”、“真容”等。

[11][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7页。

[12]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13][东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清]王先謙补：《释名疏证补·卷第四·释首饰第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54页。

[14][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五十一·舆服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22页。

[15][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一百五十一·舆服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24页。

[16]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卷十七·子罕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72-574页。

[17][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录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7页。

[18]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1页。

[19]即“凡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三十·舆服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61页。

[20]虎纹不计在内。

[21]郭廉夫、丁涛、诸葛铠：《中国纹样辞典》，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22]邢捷、张秉午：《古文物纹饰中龙的演变与断代初探》，《文物》，1984年，第1期，第77页。

[23][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01页。

[24][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22页。

[25]采茧丝直接纺成绵线，织成的斜纹地暗花织物。

[26]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词·正编卷四·敦煌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49页。

[27]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21-241页。

[28][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三十·玉藻第十三之二》，北京：中华书局， 1989年，第811页。

[29][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三十一·明堂位第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56页。

[30]崔圭顺：《中国历代帝王冕服研究》，东华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234页。

[31][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天官冢宰第一下·屦人》，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20页。

[32][晋]崔豹撰，王根林校点：《古今注》。收录于《博物志（外七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2页。

[33]略称两部。于“一心法界”之上，立理平等与智差别二门，以显其理智之应用无穷。诠说智差别之经轨为金刚顶部，诠说理平等之经轨为胎藏部。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佛光大辞典》，台湾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年，第3531页。

[34]即食指。

[35]全佛编辑部：《佛教小百科·17·佛教的手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页。

[36]（日）栂尾祥云著，高洪、辛汉威译：《曼荼罗之研究》，香港：志莲净苑文化部，2013年，第106页。

[37][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12页。

[38][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02页。

[39]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52-359页。

[40]李芽，《汉魏时期北方民族耳饰研究》：《南都学坛》，2013年，第4期，第15-22页。

[41][春秋]孔子著，张广明、张广亮释评：《孝经》，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2页。

[42]《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0册，东京：大藏经刊行会，1924-35，第178页。

[43]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敦煌学大辞典》，第179页。

[44][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06页。

[45][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000-1008页。

[46]《卍新纂大日本续藏经》，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1989年，第88册，第425页。

[47]（日）松本文三郎著，金申译：《兜跋毗沙门天考》，《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第36页。

1、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2、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佛光大辞典》，台湾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年。

3、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

4、郭廉夫、丁涛、诸葛铠：《中国纹样辞典》，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8年。

5、常沙娜：《中国敦煌历代服饰图案》，北京：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

6、谭蝉雪：《敦煌石窟全集·24·服饰画卷》，香港：商务印书馆，2005年。

7、崔圭顺：《中国历代帝王冕服研究》，东华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8、沙武田：《敦煌画稿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

9、[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10、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1、高春明：《中国历代服饰艺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

12、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